今天是冼星海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这位“人民音乐家”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始终将音乐化作唤醒民族、抗击侵略的锐利武器，用旋律承载着对故土的深情、对革命的赤诚。本文通过《顶硬上》《风》《到敌人后方去》《保卫黄河》《神圣之战》等5首歌曲，回顾他的光辉人生，传承他的革命精神。
早年求学
冼星海原籍广东番禺县（现广州市南沙区），1905年6月13日生于澳门一户贫苦的船工家庭，出生前父亲就去世，靠母亲做佣工和祖父接济生活。祖父去世后，与母亲黄苏英流落到马来西亚。
冼星海的家乡（图片来源：《冼星海全集》）
冼星海从小喜爱音乐，13岁时回广东考入岭南大学附中学习小提琴，后升入岭南大学。冼星海以半工半读维持学业，当过乐队指挥，教过工人夜校，与母亲在岭南大学对岸一个小岛上搭起茅屋艰难度日。多年后，母亲经常哼唱的家乡民歌，被冼星海重新谱写成《顶硬上》《疍民歌》等歌曲，成为他献给母亲和家乡的作品。
1926年，冼星海前往北京求学，在北大音乐传习所专修小提琴及音乐理论，同时任图书馆助理员。传习所被军阀解散后，冼星海又于1928年考入刚成立的上海“国立音乐院”，翌年7月在院刊上发表了著名的音乐短论《普遍的音乐》，提出“中国所需求的是普遍音乐”。
冼星海在广州岭南大学附中（图片来源：《冼星海全集》）
1939年，冼星海在《致中共“鲁艺”支部的自传》中，讲述了早年求学的经历：
“父亲死时，我是一个怀腹子！祖父养我长大，到七岁时祖父死了。我和母亲靠着双手去奋斗，经过了将近三十年的惨淡生活，飘流无定的生活，到现在我和母亲还是为着生活奋斗……大革命时，我年纪还小。我在广州岭南大学附中念书，当时我是半工半读的一个学生，但我是时常接近学校里面饭堂的伙夫、工人和学校外的疍民，我并且组任过村童的工作。工人夜校我也去教过……在北平，我曾入‘北大’音乐传习所，专修音乐理论和提琴，也曾在‘北大’听过鲁迅先生的小说史，我又学过古琴和其它的中国乐器。我并在图书馆任管理员的职，这样的去学习音乐。在上海学习音乐，这时期相当的苦，学费全是借贷戚友的钱去学习，欠债累累，颇苦痛。当时又找不着适当工作来维持，母亲已年老，不忍她过于劳累。但在经济万分困难时，我仍不断地向上努力，求得我所需要的学识。”
留法深造
1929年，冼星海赴巴黎勤工俭学，师从著名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斯。1931年考入巴黎音乐学院，在肖拉·康托鲁姆作曲班学习。留法期间，冼星海创作了《风》《游子吟》《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十余首作品。
1935年，巴黎音乐学院作曲班师生合影（右二为冼星海）（图片来源：《冼星海全集》）
在巴黎，冼星海一面做工一面学习，干过餐馆跑堂、理发店杂役、咖啡店服务员、乐队演奏等各种工作，生活困苦。巴黎的寒夜中，冼星海摊开谱纸，乐思奔涌，凝成了一首悲愤的旋律——《风》。这是冼星海在巴黎时期最满意、最成功的作品，正是这首作品打动了杜卡斯教授，让他得以进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成为该班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留学生。
留法期间的困难，和祖国水深火热的苦难，让冼星海满怀悲愤。他决定待到学有所成后，要回国用音乐作为武器，投身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团结起受苦受难的同胞来抗战救国。
冼星海在法国巴黎（图片来源：《冼星海全集》）
1940年3月，冼星海在《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中讲述了他留法深造期间，忍受着生活中的困苦和对祖国的思念，创作了《风》的艰苦过程：
“在困苦的生活的时日，祖国的消息和对祖国的怀念也催迫着我努力。在一九三二年，东北失陷的第二年，到那些节日（法国国庆节、贞德节），我照例去看游行。但是那次群众爱护他们祖国的狂热，和法国国歌的悲壮声，猛烈地打动了我。我想到自己多难的祖国，和三年以来在巴黎受尽的种种辛酸、无助、孤单，悲忿抑郁的感情混合在一起，我两眼里不禁充满了泪水，回到店里偷偷地哭起来。在悲痛里我起了怎样去挽救祖国危亡的思念……我把我对于祖国的那些感触用音乐写下来，像我把生活中的痛楚用音乐写下来一样。我渐渐把不顾内容的技巧，用来描写与诉说痛苦的人生和被压迫的祖国……我写自以为比较成功的作品《风》的时候，正是生活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那时，我住在一间七层楼上的小房子里，这间房子的门窗都破了。巴黎的冬天本来比中国冷，那夜又刮大风，我没有棉被，睡也睡不成，只得点灯写作，哪知，风猛烈吹进，煤油灯（我安不起电灯）点着了又吹灭。我伤心极了，我打着颤，听寒风打着墙壁，穿过门窗，猛烈嘶吼。我的心也跟着猛烈撼动。一切人生的、祖国的苦、辣、辛酸、不幸，都汹涌起来。我不能自已，借风述怀，写成了这个作品。以后，我又把对祖国的思念写了《游子吟》《中国古诗》和其它的作品。”
抗日救亡
1935年夏，毕业的冼星海放弃了优厚的生活待遇和美好的艺术前景，回到上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此后两年间，他参加过南国社、业余剧团、四十年代剧团、中苏文化协会、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等团体，创作了300多首大众救亡歌曲，如《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拉犁歌》《夜半歌声》《在太行山上》《游击军》《到敌人后方去》《救国进行曲》《流民三千万》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冼星海和洪深、金山等组织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到江浙、河南、湖北等地宣传，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抗战歌咏运动。翌年春，冼星海前往武汉，被聘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音乐科主任，与著名音乐家张曙共同负责音乐工作，推动当时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日歌咏运动。
1938年春，冼星海教士兵唱救亡歌曲（图片来源：《冼星海全集》）
武汉“三厅”时期，冼星海在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组织起100多个歌咏队，亲自带队到街头演出，站在车上教群众歌唱。一次，周恩来对“三厅”文艺宣传全体人员作形势报告，号召大家到敌人后方去开辟根据地、将抗战进行到底。赵启海连夜赶写了《到敌人后方去》的歌词，冼星海看后非常振奋，立即构思谱曲，创作出一首雄壮豪迈、极富号召力的战歌。这首歌传遍全国，人人传唱“敌人从那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那里灭亡”的句子。
1938年4月，冼星海在武汉（图片来源：《冼星海全集》）
1937年11月，冼星海在《救亡音乐在抗战中的任务》中，讲述了他创作一系列救亡歌曲的心情：
“中国近年来的救亡歌咏运动随着时代迫切的需要而开展了。它具有伟大雄厚的力量，这力量不特可以慰藉前方英勇的战士，同时也可以巩固后方民众的团结……为着给侵略者以一个迎头猛击，因此，在抗战期中，一切文化部门都积极地战斗地负起了抗日的伟大任务。救亡音乐在抗战中的任务，不仅要像其他的文化艺术一样，组织民众和激发民众抗敌力量，而且更要有目的地唤起不愿作奴隶者的内在的斗争热情……同胞们：这是我们争自由的日子！我们要利用救亡音乐像一件锐利的武器一样的在斗争中完成民族解放的伟大任务。”
延安岁月
1938年11月3日，带着对自由和进步的向往，冼星海与新婚妻子钱韵玲奔赴延安。他在延安先后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鲁艺”）音乐系教师、系主任，讲授音乐理论、音乐史、指挥、作曲等课程。在这片抗日根据地上，冼星海每天都跟着“鲁艺”师生一起上山开荒，手上打满了水泡。与此同时，冼星海也进入创作的巅峰期，谱写了《黄河大合唱》《生产运动大合唱》《军民进行曲》《九一八大合唱》《牺盟大合唱》等大量作品。
1939年3月，冼星海被诗人光未然的长诗《黄河吟》打动，用六天时间，在“鲁艺”的一个小窑洞中创作出了不朽名作《黄河大合唱》。1939年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鲁艺”成立周年纪念晚会上举行公演，观众席上的毛泽东激动地站起来鼓掌，连喊了三声“好”，还特意接见了冼星海，予以热情称赞和勉励。自那以后，《黄河大合唱》成为抗战主旋律和时代最强音，无数人唱着《保卫黄河》中的“风在吼，马在叫”，走上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1939年夏，冼星海指挥“鲁艺”合唱团排练《黄河大合唱》（图片来源：《冼星海全集》）
1939年5月15日，《黄河大合唱》公演结束后不久，冼星海郑重地写下入党申请书，提交中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支部；6月14日，冼星海成为中共候补党员，他在日记中将这一天称为“生命上最光荣的一天”；12月3日，冼星海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这一天，他的日记只有一句话——“永远不能忘的日子”。
1939年，冼星海在窑洞中创作（图片来源：《冼星海全集》）
1940年底，冼星海在《创作杂记》中，讲述了《黄河大合唱》创作后演出的盛况和对文艺事业的崇高追求：
“这首大合唱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写，三月三十一日完成，写于陕北抗日根据地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四月十三日第一次在延安“陕公”大礼堂演出，其后“鲁艺”周年纪念晚会在五月十一和十二日举行了两次表演，均得延安各界的好评。以后延安遇到有大的晚会，如欢迎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邓宝珊将军，茅盾和沈志远，蒙古代表及国民政府的调查团，慰劳队，西北摄影团等，都是以《黄河大合唱》为中心……我还在延安的时候人们就告诉我，重庆和国内各报都有说及《黄河大合唱》是抗战期中新音乐的创举……我当然不是因为这样就满足，尤其是有一天，吴玉章同志当全体“鲁艺”学生教员集合时说及我的努力和《黄河大合唱》得到国际上的嘉许，我听了之后，自己自问惭愧……一个《黄河大合唱》的成功在我不算什么，我还要加倍努力，把自己的精力，把自己的心血贡献给伟大的中华民族。我惭愧的是自己写得还不够好，还不够民众所要求的量！”
英年早逝
1940年5月，冼星海接受中共中央安排，前往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年底辗转抵达莫斯科。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冼星海取道蒙古回国，因在边境受阻，不得已折回乌兰巴托，1942年底返回哈萨克共和国。
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冼星海因战争、交通阻隔而羁留不归，生活艰苦，疾病缠身，但始终坚持创作，写下交响曲《民族解放》《神圣之战》，管弦乐组曲《满江红》，管弦乐《中国狂想曲》等大量作品。
1940年12月，冼星海到达莫斯科（图片来源：《冼星海全集》）
1945年10月，冼星海在《致格里艾尔的信》中写道：
“我为建立中国的新音乐奋斗了多年，这种音乐必须真实地表现人民的心灵和具有新的形式、新的和声。我是一个很不幸的作曲家，我的不幸在于至今还没有在欧洲大城市的交响音乐会中听到自己作品的演奏。我想把自己的作品交去出版，但至今还是一个幻想。例如我的《第一交响乐》从开始创作到现在，已经过去十年了，但始终没有公演过，其余的作品写成有三、五年了，也是同样的情况。我的《第一交响乐“民族解放”》是中国音乐史上较早出现的交响乐之一。它是我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在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中，又在缺乏乐器的条件下写成的。我不知疲倦地创作，但是至今没有听到自己作品的音响，真是非常遗憾。我在病中完成了《中国狂想曲》和六十首中国歌曲，在此期间创作欲望一直没有丧失。”
1945年10月30日，由于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致使肺病加重，40岁的冼星海在莫斯科病逝。噩耗传回祖国，延安各界为冼星海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毛泽东为追悼冼星海题词（图片来源：《冼星海全集》）
1983年，中国政府将冼星海的骨灰迎回祖国。1985年，冼星海被安葬于广州麓湖星海园内。同年，广州音乐学院更名为星海音乐学院。2009年，冼星海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如今，在珠江环绕的二沙岛上，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的星海音乐厅，无数次奏起悠扬的音乐。这位伟大人民音乐家的革命精神，在时代长河中奔流不息、代代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