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逸斌）清季同治光绪年间，丁日昌的名字始终与洋务运动的浪潮紧密相连。作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之一，他以福建巡抚之职督办船政，擘画海防，为晚清飘摇的江山社稷奔走呼号，试图以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宦海浮沉，世事磋磨，这位洋务干将终究难逃病体的拖累与朝堂的非议。晚年的丁日昌辞官归里，（史载丁日昌于1877年8月因病离职回籍休养。）蛰居于广东揭阳，在病榻之上，他写下一封致船务大臣黎召棠的信札。这纸尺素，饱含沉郁，道尽了一位老臣心系社稷却又病魔缠身、屡遭误解的委屈与无奈，也为后人窥见晚清士人在时代夹缝中的挣扎与坚守，打开了一扇窗。
丁日昌写这封信时，已是58岁之后的暮年。彼时的他，卸去了一身的官场繁冗，却并未换来身心的安宁。远离了京城的喧嚣与船政的繁忙，揭阳的庭院里，只剩下病骨支离的他。信的开篇，便满是人情的温度与遗憾：“顷奉复函，敬悉一切。嫂夫人仙逝，兄以道远竟不克亲奠灵帏，殊深歉仄。”寥寥数语，既是对友人丧亲之痛的慰藉，也暗含着自身病弱无法远行的无奈。这份遗憾，是暮年之人对人情世故的珍视，也为整封信奠定了沉郁感伤的基调。
紧接着，信中谈及黎召棠春初赴闽之事，丁日昌的笔触陡然多了几分细致与热忱。他主动为友人规划行程，提及此前福建船局吴维允“济安船极熟，由粤到闽水路并熟，由汕头到揭阳水路来过敝处三次”，建议黎召棠预先知会济安船，乘此船携家眷从粤出发，经香港、汕头、揭阳、厦门，最终抵达马尾。他甚至贴心地补充，“是船可装家眷，似瀛眷亦可附乘此船也”。这番絮絮叨叨的叮嘱，绝非寻常的客套。于丁日昌而言，船政是他半生心血所系，济安船更是他熟悉的“老伙计”，提及船政相关的人与事，他便不自觉地流露出当年督办船政时的干练与热忱。这份热忱，是刻入骨髓的职业本能，更是他对船政事业难以割舍的执念。
然而，这份对船政的热忱，终究抵不过病体的拖累与朝堂的误解。信中最动人也最令人扼腕的部分，便是丁日昌对自己“引病不出”的剖白。黎召棠曾劝他出山，这份美意，他感念至深，却只能无奈回绝：“弟委实病不能行，并非能行而不欲出。”为了佐证此言非虚，他特意提及李鸿章的来信——“都中有良材者，两宫颇怪，弟引病偃蹇不出等情，即都人士亦多疑弟是假病者”。寥寥数语，道尽了他的委屈与心酸。
丁日昌作为晚清洋务运动的实干家，从办理江南制造总局到督办福建船政，从整顿海防到倡设电报，他的一生，都在为富国强兵的理想奔波。壮年之时，他未尝不是意气风发，渴望以一腔热血报效国家。即便是暮年病卧，他也坦言“兄此时一出，必可稍展平生所学，岂有不愿出之理”。这份报国之心，炽热而赤诚，从未因岁月流逝与病痛折磨而有半分消减。可叹的是，朝堂之上，流言蜚语如影随形。两宫的责问，士人的猜疑，像一张张无形的网，将他紧紧缠绕。他只能苦笑着邀请黎召棠“公明春到敝寓，亲见即可知兄之真病矣”。这一句恳切的邀约，背后是不被理解的孤独，是英雄迟暮的苍凉。
更令人心酸的是，丁日昌对自己的仕途早已心如明镜。他坦言，“比地高燥，足疾从此或能少愈也未可定”，病愈之后，若蒙恩赏以闲散京秩，尚可勉力趋公，若是外官，则“自揣精神衰惫，断不能胜任矣”。这番话，不是推诿，而是对自身状况的清醒认知。晚年的他，早已不复当年的精力充沛，缠绵病榻的苦楚，只有自己知晓。他所求的，不过是一个能稍尽绵薄之力又不至过劳的闲职，这份卑微的期许，却在“假病避事”的流言中变得遥不可及。
在信中，丁日昌还袒露了自己进退维谷的深层原因：“兄五月间疏辞海防六不胜任中有不知兵一条，其言极为结实，此何不能作督之明徵。总之，兄未尝不欲以一死报国，无如都中物议纷纭，一事尚未办成而谤书业已盈箧。”这才是他“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根源。晚清的朝堂，早已不是实干家的舞台。派系倾轧，流言四起，一件事尚未开始推行，弹劾的奏章便已堆满了书箧。丁日昌深谙此道，他怕的不是辛劳，而是一腔热血付诸东流，反落得满身污名。他不是看破了富贵功名，而是看透了朝堂的荒诞与凉薄。这份看透，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历经沧桑后的无奈与悲凉。
当谈及朝廷命黎召棠整顿船政、不欲仍造旧船时，丁日昌的笔触又多了几分期许。他说“公到任后想必有一番规模也”，简单一句话，饱含着对船政事业的殷切期盼，也暗含着对后继者的信任与鼓励。他虽已远离朝堂，却始终盼着船政能走出新的道路，盼着大清的海防能日益坚固。这份拳拳之心，感人至深。信的末尾，他写下“公见过时当畅谈三日三夜耳”，这是老友重逢的热切期盼，也是压抑许久的心事，渴望一吐为快的迫切。而那句附言“闻惟允有辞差之意，公留之否”，则又将思绪拉回船政人事，尽显他对船政事务的牵挂。
纵观这封信札，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激昂的论调，却字字句句皆是肺腑之言。这是丁日昌晚年心境的真实写照，也是晚清一代士人命运的缩影。他们怀揣着富国强兵的理想，在时代的浪潮中奋力前行，却终究难逃病体的拖累与朝堂的倾轧。心怀赤诚却身不由己，志在报国却病榻难赴，这份委屈与无奈，在历史的长河中，化作一声悠长的叹息。
除却文字间的沉郁心境，这通信札的书法亦颇具品鉴价值。丁日昌的书风根植于颜体，深得颜真卿楷书宽博雄浑、骨力洞达的精髓，却又不为碑帖所缚，尽显尺牍书写的自然意趣。信中笔画丰腴沉稳，起笔收锋间无刻意雕琢之痕，转折处圆劲浑厚，兼具筋骨与气度；章法排布随文势流转，字距行距疏密得当，虽为病中执笔，却笔意连贯，不见滞涩，将一位洋务重臣的刚直性情与暮年心绪，皆融于笔墨起落之间。这份自然天成的书写状态，让信札超越了单纯的文献载体，成为兼具史料价值与艺术审美价值的翰墨遗存。
这通信札更具非同寻常的文物价值与艺术价值的是，此信原为民国南社名士李沧萍旧藏。李沧萍（1897—1949），原名绍基，字菊生，广东丰顺县小胜乡羊公坑人。早年就读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中文系，1924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归国后历任教育部秘书、北京大学讲师，长期担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李沧萍得此信札后，精心装池，又邀晚清翰林，番禺张学华，以及岭南文史学家汪兆镛题跋。张学华出身科甲，曾任金山书院主讲，与潮汕因缘不浅；汪兆镛博通文史，尤擅金石考据。他们在题跋中讲述了其父辈与丁日昌的交善，不仅对丁日昌其人其藏书的品评，更以自身的声望与学识，为这件信札提供了权威鉴定。一纸信札，集名人手迹、名家递藏、学人题跋于一身，既承载着晚清洋务重臣的心境剖白，又兼具文献价值与收藏价值。
丁日昌一生对洋务的实践，为近代中国的发展埋下了火种；而他晚年的这封信札，则为后人留下了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士人形象。纸短情长，尺素之上，是一位老臣的耿耿孤忠，是一段历史的沉沉回响。当我们拂去岁月的尘埃，重读这封信，依然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委屈与无奈，也更能读懂晚清士人在时代变局中的坚守与悲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