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精神抗击疫情

在疫情防控斗争中彰显伟大中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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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防控斗争中彰显的伟大中国精神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强大动力,为抗击疫情坚定必胜信心、凝聚强大合力、注入持续动力。中国人民在疫情防控斗争中续写了中国精神的崭新篇章。面向未来,我们要继续大力弘扬伟大中国精神,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姿态,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勠力前行。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疫情发生后,我们怎么应对、应对效果如何,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人民在疫情防控中展现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展现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伟大的中国精神在疫情防控斗争中得到充分彰显,也在这次疫情大战大考中熔铸得更为熠熠生辉。中国精神向国际社会昭示,中国必将最终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也必将信心百倍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伟大的中国精神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强大动力

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既是物质力量的较量,更是精神力量的比拼。在历史磨难中千锤百炼铸就的中国精神,与病魔短兵相接,必然放射出穿透疫情阴霾的“高光”。在伟大中国精神的激励下,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不断巩固和拓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的前景愈加光明。

中国精神为抗疫坚定必胜信心。信心比黄金更宝贵。在严峻复杂的疫情面前,唯有坚定必胜信心,才能挺起脊梁、迎难而上、赢得胜利。中华民族在发展进程中曾经遇到过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困难和风险,但总是心怀希望、不懈奋斗,激流勇进、度尽劫难,最终战胜千难万险,同时也锻造了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民族英雄气概和自强品格。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吓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反而激起中国人民昂扬的斗志。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决策、指挥若定,领导中国人民谱写了感天动地、荡气回肠的抗疫壮歌。在中国精神的鼓舞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必胜信心,振奋起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气神,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汇聚起强大的抗疫正能量。

中国精神为抗疫凝聚强大合力。精神无形,却往往能对各方面力量产生重要影响。人同心,则力同向;力同向,则战必胜。自古以来,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中就存在着万众一心的特质和禀赋。那种共同的对民族命运的拳拳之心、对国家富强的殷殷之望,熔铸成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把亿万中国人民紧紧地维系在一起,融汇成同心同向、无坚不摧的强大合力。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中国精神把中华儿女的心汇成最大同心圆,把中国人民的力集成最大向心力,犹如千里奔涌、万壑归流的伟力竞相迸发,推动抗疫形势不断向上向好。

中国精神为抗疫注入持续动力。历史表明,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往往是一场精神耐力的比拼。具有奋斗不息、抗争不止的强大精神,才能成为最终的胜者和强者。“人比山高、脚比路长”的信念,诠释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奋进的坚韧品格;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古代神话,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执着精神;“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等箴言警句,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定力。正因为有这样的坚韧品格、执着精神和强大定力,中华民族才能创造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使民族的生命活力不断臻于更高境界。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全国上下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不麻痹、不厌战、不松劲,必将一步一步走向最后的彻底胜利。

中国人民在疫情防控中展现的中国精神具有鲜明时代特质

伟大精神在波澜壮阔的历史中铸就,又在新的时代获得新的精神资源、沐浴新的胜利荣光。中国人民在疫情防控斗争中书写着气壮山河的不朽史诗、续写着中国精神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对疫情防控斗争中广大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广大科技工作者拼搏奉献的优良作风、严谨求实的专业精神,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武汉人民不怕牺牲、勇于担当、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精神等,都作了全面深刻的揭示。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精神在疫情防控中表现出的一些重要特质提供了基本依据。

不怕牺牲、顾全大局。我国疫情防控斗争的重中之重是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武汉人民识大体、顾大局,不畏艰险、顽强不屈,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局需要,主动投身疫情防控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武汉不愧为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中国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巨大的牺牲,内防扩散、外防输出,用中国速度为世界防疫争取宝贵时间。随着一些国家疫情日益严重,中国及时向有关国家提供各种帮助,共享防疫经验。

勇当先锋、敢打头阵。疫情如火,号令如山,行动如风。党中央一声令下,各条战线动如闪电、迅如风雷。许多医务工作者闻令而动,终止春节休假,主动请战,全国各地医疗队源源不断驰援湖北,医疗战线数以万计的医务工作者火速集结,奔赴抗疫一线。党员、干部挺身而出,一支支“党员突击队”、一个个“党员先锋岗”挺立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一名名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哪里最危急就冲向哪里,哪里最艰苦就坚守在哪里,哪里最需要就战斗在哪里,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正因为有这么多冲锋陷阵的先锋,才有力遏制住了疫情蔓延势头,有效扭转了战局。

主动担当、拼搏奉献。危急时刻显初心本色,大事难事看使命担当。在疫情十万火急的关键时刻,担负抗疫任务的各条战线敢于啃最硬的骨头、挑最重的担子,成为不负初心、不辱使命的“劲草”“真金”,成为党和人民最放心的力量。他们的责任担当,是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的硬核担当,是用生命挽救生命、用生命履行使命的大义担当。在最危险的地方,医疗队加大收治重症患者力度,医护人员奋战在一线,舍生忘死救治危重患者;科技工作者尽锐出战,产学研紧密配合,争分夺秒推进药物研发、抗体制备、疫苗研究、病毒溯源等工作;广大公安民警、疾控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等坚守岗位、日夜值守,广大新闻工作者不畏艰险、深入一线,广大志愿者等真诚奉献、不辞辛劳……各条战线各个岗位的人们,都以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的高度责任意识,履职尽责,拼搏奉献。

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和文化基因。在疫情防控斗争中,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安排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市外的16个市州及县级市。全国各省份从大局出发全力支援湖北、支援武汉,为国家分忧、为人民解难,形成同心协力、共克时艰的抗疫局面。医疗战线超强阵容的“国家队”“地方队”驰援荆楚,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克服重重困难高速建成并迅即投入使用,无数防控物资日夜兼程向武汉聚集,彰显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爱精神和手足情谊。全国各族人民群策群力,社会各界慷慨解囊、捐款捐物,公益组织和志愿团体积极行动、竭尽所能。基层社区、家家户户严防严控、精诚合作,每一个社会网格都融入到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大系统中,展示着团结互助的社会风尚。

从抗疫斗争中汲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恩格斯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这种历史的进步,既得益于在抗击灾难中积累的经验与智慧,也得益于在抗击灾难中积聚形成的强大精神力量。当前,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我们要在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维护好来之不易防控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大力弘扬伟大中国精神,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姿态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勠力前行。

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凝聚中国精神。党的领导是夺取疫情防控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国精神发扬光大的关键所在。在疫情防控斗争中,党中央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神州大地形成统一号令,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提振中国精神,展现新时代新气象,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弘扬中国精神的特有优势。

坚持在伟大斗争中激发中国精神。“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与重大风险挑战的斗争,往往能最大限度激发精神潜能,成就力挽狂澜的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必然贯穿着伟大斗争。我们越是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面临的阻力和压力就越大,就越需要发扬有利于进行伟大斗争的中国精神。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们要大力发扬中国精神特别是斗争精神,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坚持在重大斗争中磨砺意志品质,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战士,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推动“中华号”巨轮行稳致远。

坚持在铁肩担当中彰显中国精神。精神的强大威力,从来都是在实践担当中发挥出来的。在疫情防控斗争中,正因为有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英勇担当,有无数平凡人的非凡担当,才有了中国精神的夺目风采,才有了抗击疫情的卓有成效。回望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民族复兴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是靠一个个铁肩膀担起来、顶上去的。前瞻未来,要跑好民族复兴接力赛中我们这一棒,同样要以铁肩担当弘扬伟大中国精神。

(执笔:刘光明 刘铭) 

2020.04.07

来源:人民日报

化危为机,促进发展

化危为机 中国发展必将“春色满园”

“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科学分析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新机遇,进一步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为我们正确认识发展形势,在大战大考中实现双胜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普遍联系和发展的,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会互相转化。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指出的:“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疫情,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较大冲击,但在应对中趋利避害,在逆境中“强身健体”,就有望化危机为机遇,变挑战为动力,进而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获取更强劲的成长力量。

时光飞逝。眼下,我们已迈进4月的门槛——要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做好第二季度工作至为关键。我们必须以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按下“快进键”,尽快把疫情耽误的进度抢回来,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而这,势必有赖于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无疑对“化危为机”提出了更高要求。

化危为机,要先把“危”的影响降到最低。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写字楼里灯光闪烁,工厂车间热火朝天……截至3月28日,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已达98.6%,人员平均复岗率为89.9%——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波”正逐渐缩小。接下来,置身防疫的“下半场”,有力有序推动复工复产提速扩面,这是各地各部门面临的迫切任务。该防的坚决防住,该放的妥善安排,继续在破解企业痛点、难点上下功夫,进一步根据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精准施策,才能加快实现“满工满产”、达产补产,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

化危为机,要把“机”的利好放到最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疫情对产业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疫情之下,众多传统行业主动踏上“云端”,不少新业态、新模式驶入“快车道”,数字经济、生命健康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前景可期。新冠肺炎疫情既是“黑天鹅”,也是“风向标”。化危为机,要改造“老”——强化政策推动、市场拉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把复工复产的过程变为转型升级过程。要培育“新”——疫情下的行业百态再一次证明,科技创新型企业抗风险能力最强,我们必须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内,总投资超5800亿元的项目“云签约”;在上海,152个重大产业项目集中落地。这都是化危为机的务实举措,是培育新动能的“大手笔”。

化危为机,要把“化”的根基打深打实。化危为机,“化”是动词,是一个过程,归根结底还是要从体制机制着眼,向深化改革要空间、要动力。透过疫情这面镜子,我们看到一些体制机制的障碍愈发凸显,一些短板和不足暴露得更加充分。各地各部门要以疫情为契机,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加大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和魄力——加快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尤其要聚焦优化营商环境这一重点,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开拓新空间、注入新动力。

危中有机,事在人为。历史上,新中国每前进一步,无不靠披荆斩棘,无不是化危为机。面对疫情,我们抢抓时机,主动应变,攻坚克难,把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细,就一定能化险为夷,中国发展必然是“春色满园”,在化危为机中实现双胜利!

文/广言

2020.04.03

来源:广州日报

对外交流时提升话语权

在讲好中国故事中提升话语权

核心阅读

在新形势下,我们需要更加敏锐、更加充分地把握时代变化赋予的机会和条件,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既有助于增强我们自身话语的主动权和影响力,也有助于推动国际舆论更为真实、均衡地反映世界发展趋向。

一个不断改革创新、持续扩大开放的中国,一个矢志让全体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不愁没有好的国际口碑。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众多有识之士对中国发展成就真诚赞叹。不过,也有一些人对中国发展不甚了解,有的还存在误解甚至偏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拥抱世界、学习世界、融入世界、贡献世界,希望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在与世界的联系互动中发展。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准确表达中国主张、发出中国声音,让更多人倾听、理解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外传播工作,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我们要把握中国故事的深刻内涵,掌握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方法,积极争取国际话语权,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发展的认同,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国际形象要靠自己来塑造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我国对外传播工作有声有色,取得长足进步。我们在许多场合提出中国的政策主张和重要倡议,彰显对经济全球化、多边主义的支持,向世界有力传递中国声音。中国不少专家学者、媒体更加积极主动走上国际舞台,发出中国声音,回应外界关切。我国的对外传播方式更加多样,不仅有面向全世界的传播,也有“一国一策”的精准传播,传播手段加快从单一传统媒体转向多种媒体融合。

我们在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同时,积极宣示自己的立场和主张,不仅政府在外交场合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企业界和学术界也走上前台发挥重要作用,用自身实践助力大国外交,澄清了不少外界模糊认识。这些在实践中取得的成效、积累的经验,让我们有信心通过自身更大努力,通过主动发声,让外界更好了解中国,塑造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

提升对外传播能力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外界对中国的认知与判断会随着中国自身话语和行为方式的变化而变化。我们要及时总结经验,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和时代发展特点,不断加强话语能力建设,探索更加符合国情、体现世情的方法,使我国对外传播更具针对性、时效性,增强感召力、穿透力,加快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积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增强文化传播亲和力,让当代中国形象在世界上更加靓丽。比如,当前我们要主动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就要运用多种形式在国际舆论场及时发声,讲好中国抗击疫情的故事,讲清楚我国疫情防控的积极作为和进展成效,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把握时代变革赋予的机会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在国际传播理论中,话语一词体现的是一种思维符号和交际工具,人们借助话语在传播者和倾听者之间进行有意义的交流,传递特定价值观念。一国的国际话语权不仅指其在世界上说话的权利,更指其话语的有效性和影响力。

从理论上看,话语包含的要素比较复杂。一是话语的内容和质量。话语要有影响力,需要以高质量的内容作为支撑。二是国际议题设置能力和传播能力。在现实国际关系中,国际议题设置能力和话语传播能力强的国家,往往更能塑造和引导舆论,掌握话语主动权。三是话语包含的事实和实践。成功的话语需要以丰富的事实和实践为依托,空泛的概念和宣示不足以打动人,也难以提升话语权。四是对话语的认同和反馈。只有赢得受众的认同,形成正向反馈,话语影响力才会逐渐增强。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人士愿意了解中国、客观看待中国,探究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中国声音随着自身影响力的增长而不断扩大。不过,总体上看,“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还没有完全打破,我们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仍有待提高。同时,我们对已经拥有的话语权运用还不够充分。应当看到,国际舆论场是非常多元和多视角的,不同背景的受众接纳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仅仅靠官方、外交传播不足以通达所有场合,需要更多人到国际上参与表达。

与过去相比,现在国际社会更为关注中国在各种问题上的政策主张和应对之举,希望看到来自中国的第一手信息和深度解读。而国际舆论场中源自中国的第一手信息还比较有限,不足以反映当代中国丰富的社会实践和文化,无法满足国际上了解中国的渴望。在新形势下,我们需要更加敏锐、更加充分地把握时代变化赋予的机会和条件,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既有助于增强我们自身话语的主动权和影响力,也有助于推动国际舆论更为真实、均衡地反映世界发展趋向。

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通过友好方式平等交流和对话。一个成功的国际话语主体既善于用自己的麦克风说话,又善于用别人的麦克风说话。也就是说,要获得话语主动权,更多时候需要积极参加讨论、主动传播思想,通过言语的穿透力、观念的渗透力、事实的说服力,争取受众的理解、尊重、认同。我们要立足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秉承谦虚、包容精神,坚持交流、学习、开放,通过通俗易懂、接地气的叙事风格和表达方式,既透彻解读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也客观评判中国以外发生的事情,在与国际话语的交互传导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风格。

注重沟通民心民意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的人身体进入了21世纪,脑袋还停留在旧时代,习惯于用旧眼光观察新事物,维护多边主义与推行单边主义的声音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较量一直存在。我们需要发出强有力的正面主张,让世界明白中国的发展终归是为了广大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也是为了让世界更公正、更美好。我们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需要注重沟通民心民意,获得更多理解和信任。这就需要我们创新理念方法,坚持不懈讲好中国故事。

阐发中国精神。现在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不仅关注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也关注不断发展的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看到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上总有一些人或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或出于强权政治的傲慢,别有用心地套用西方一些国家的发展逻辑来歪曲、抹黑中国。人类文明源远流长,国强必霸不是历史铁律。那些用落后、狭隘、片面历史观揣度世界的人,既看不到历史的进步,也看不清时代的潮流,更看不清人类的未来。改变他人的偏见不能只靠批驳和辩解。我们需要向国际社会展示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更有说服力地阐释中国的意图和目标,把叙事重点更多放到展现中国与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行动上去。我们要积极尝试用中国的理论、视角去诠释国际问题、世界趋势,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世界对中国多一分理解、多一分支持。

形成传播合力。一国的国际形象是立体和多维的,要鼓励各行各业和各个社会群体广泛参与到对外传播中去。积极构建大外宣格局,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形成官方和民间相结合、中央和地方相结合、外宣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相结合、机构和个人相结合的全方位、多元化、立体式对外传播体系。在深化专业和战略层面对外传播的同时,也需要扩大人文和公众层面的对外传播,大家共同努力,形成全社会、宽领域、多角度的完整叙事。加强对外传播知识和技能的普及,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让不同人才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发挥自身专业特色,将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最大传播合力。

增强亲和力。讲好中国故事,既要讲好中国制度故事,也要讲好中国人的故事。有时候,一个小故事就可以把很多问题都说明白。我们的故事很多是讲给外国民众听的,因此故事中也可以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可以创新对外传播方式和话语表达,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努力增强文化传播亲和力。可以从中国老百姓身边的小事出发,用国外民众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的途径和方式,讲述真实生动的“中国生活”,让他们从中了解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

新时代,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向世界介绍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一个不断改革创新、持续扩大开放的中国,一个矢志让全体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不愁没有好的国际口碑。我们需要把握好自身,修炼好内功,更加出色地推进对外传播工作,为实现提高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目标而共同努力。

(作者:傅莹,外交部原副部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2020.04.02

来源:人民日报

动物保护 生命健康

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法治屏障

3月31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修订通过《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2月就全面禁食野生动物作出相关决定后,率先将其写入省级地方性法规。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严重威胁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再一次向人类警示了滥食野生动物之害,也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立法短板。全面禁食野生动物,是时代潮流、民心所向、当务之急。省人大常委会及时修订《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的具体行动,展现了立法机关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的主动作为,为推动我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依法有序开展,防范重大公共卫生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纵观新修订的《条例》,体现“全面”要求是鲜明特点。我省野生动物资源丰富,是野生动物资源贸易、消费利用大省,早在2001年就出台了《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推动野生动物保护事业快速发展。但应该看到,受社会观念、饮食习惯、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我们在立法禁食野生动物的涵盖范围、强化野生动物保护执法等方面还存在欠缺和不足。《条例》立足我省实际,突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的立法宗旨,明确坚持“普遍保护、严格监管、全面禁食、限制利用”的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原则,将条例保护管理范围扩展到“其他陆生野生动物”,落实全面禁食野生动物规定,细化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相关制度,体现了从源头上防范重大公共卫生风险、依法实现全链条保护管理野生动物的现实针对性。

全面禁食野生动物,是关系公共卫生安全的重大现实问题,禁的是个人口欲,保障的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根本性整体性利益。从立法上筑牢安全防线,强化法律制度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保护闸”“安全阀”的作用,必须“严”字当头。《条例》分别设置专章对人工繁育、猎捕、交易、食用作出严格规定,注重与畜牧法、渔业法等法律的有效衔接,明确相关标准、管理要求和法律责任;明确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交易,依法取缔或者查封、关闭违法经营场所和违法经营者;对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禁止猎捕、交易、运输、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在现行法律规定基础上予以加重处罚,在推动保护从严、执法从严、处罚从严三个方面下功夫,为实施严而有效的保护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全省各级政府和执法部门要强化《条例》实施,健全执法管理体制,落实执法管理责任,加强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严格查处违法行为,建立常规化、规范化的长效联合执法机制;司法机关要依法履职、公正司法,严厉查处涉及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行为,震慑违法犯罪分子。同时还要看到,一些地方野生动物养殖业具有一定规模,产值较大,从业人员众多,甚至是重要的扶贫产业。推动《条例》顺利实施,相关部门要加强宣传引导,高度重视、妥善解决与此相关的后续问题,按照要求为受影响养殖户提供相应保障,根据实际情况及时给予一定补偿,积极主动支持、指导、帮助其调整、转变生产经营活动,尽量减少损失。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即将于5月1日起施行的《条例》无疑从立法上开了一个好头。以最严厉、最严格的制度,依法治理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的行为,坚决刹住滥食野生动物的不良风气,引领健康文明生活新风尚,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必将推动我省野生动物保护事业迈上新台阶,更好地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文/南方日报评论员

2020.04.01

来源:南方日报

“新基建”助复工复产

“新基建”激活复工复产新动能

疫情当下,“新基建”正成为2020年中国经济的一大热词。前不久,工信部新闻发言人谢少锋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加大数字新基建的建设力度,充分发挥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头雁效应。3月29日,广州开发区推出《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广州高新区加快“新基建”助力数字经济发展十条》(简称“新基建10条”),标志着全国首个区县级“新基建”产业政策正式出台。

一段时间以来,以5G基站、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基建”领域热点频出、动作不断,和当下推进复工复产、应对疫情冲击的各项工作息息相关。疫情防控期间,尽管线下消费旺季转淡,如交通运输、文化旅游、酒店餐饮和影视娱乐等服务业均受较大影响。但与此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需求增长显著,线上消费、线上教育、线上娱乐等众多新模式新业态迅猛发展,为把短期压力化作转型动力提供了良好契机。

因此,加快“新基建”发展、普及、应用的要求应运而生。对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以“新基建”促投资、促转型,释放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也是顺势而为的选择。从长远来看,“新基建”建设势在必行,做得越早,受益越大。美好畅想如何变成现实,具体推动和落实中,仍需精准施策。

一方面,要抓住数字基建这个核心。数字基建是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可直接拓宽数字经济广度,挖掘数字经济深度,延展数字经济长度,并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其中,5G基站、数据中心等重点设施,是未来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应用服务的直接载体。在“新基建”建什么的问题上,这些打基础的设施建设,必须首先考虑,并从布局合理、有序加快的角度制定全面规划。特别要确保全面覆盖的同时,使人力、物力、资金、技术等建设成本得到合理利用。

另一方面,要凸显应用服务这个关键。“新基建”的价值,在于用而不在于建。如果建设成果无法在应用端体现,那么规模再大、建得再快,也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起不到应有作用。这意味着,在“新基建”怎么建的问题上,还得因地制宜,考虑到各地区各行业的不同情况。有的要盘活存量,比如农村地区在现有网络设施、物流条件下,已足以买卖全球、货销各地,那么在数字基建上要更多考虑优化、协调,提高效率的问题。有的要做强增量,比如打造系统化多层次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让更多制造业企业实现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推广5G+VR/AR、赛事直播、游戏娱乐、虚拟购物等应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信息消费需求等。

当前,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已成为战疫情、稳经济的紧迫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新基建”步伐加快,将更好地服务于复工复产,对冲疫情影响。相应地,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理应进一步加大。比如,广州开发区的“新基建10条”,不仅做出了考虑周全的制度设计,而且在重奖高端项目和人才上,也拿出真金白银的诚意,其单个项目奖励总额最高达5亿元。这些做法和经验,不妨多加推广,从而为推动“新基建”发展汇聚更强合力。

文/广言

2020.03.31

来源:广州日报

经济制度学术体系建设

构筑中国经济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

核心阅读

党的领导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重要经济制度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

党的领导制度是根本制度,具有统领地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规范我国经济基本关系。重要经济制度是由党的领导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派生的,在国家经济治理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是被实践证明具有显著优越性的制度体系,既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又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


习近平同志指出,“构筑中国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为坚定制度自信提供理论支撑。”构筑中国经济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为中国经济制度建设提供学理支撑,是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经济学者的光荣使命。

马克思主义经济制度理论,为构筑中国经济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提供科学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制度理论为构筑中国经济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经济制度的基础和核心是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包含在生产、分配和交换等过程中的社会关系总和,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最基础的、具有决定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生产形式内部的生产制度和分配制度。“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决定的生产、分配、交换等制度,决定社会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的经济制度。因此,社会生产关系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和核心。

经济制度变化和演进表现为经济制度随着社会形态和阶段的变化而变化。首先,经济制度变化和演进的最终推动力量是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变化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因此,经济制度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形态和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其次,上层建筑对经济制度具有反作用。恩格斯指出,“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因此,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阶段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经济制度也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内容。

经济制度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表现为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和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同时,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也反作用于生产力,促进或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经济制度的变化对社会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或制约作用。当经济制度符合生产力状况时,就会促进、推动生产力发展;当经济制度不符合生产力状况时,就会阻碍、制约生产力发展。因此,经济制度改革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其次,经济制度决定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马克思指出,“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经济制度改革不仅对社会生产力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对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经济制度具有统一性和多样性。不同的社会形态,必然有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与之相适应。而处在相同社会形态乃至阶段的国家,其经济制度也不会完全相同,而是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统一性体现社会形态的本质和经济制度的性质;多样性由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经济制度在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具有差异性。从历史上看,同样是奴隶制,在西欧国家,“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其土地是私有的;而在东方社会则形成了“家庭奴隶制”,其土地是国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历程也是不同的,在不同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经济制度表现出多样性。马克思指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意味着,任何国家都不能将自己的经济制度强加于别的国家;即使处在相同社会形态和阶段的国家,也不能盲目照搬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制度,是符合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经济制度,因而具有历史必然性和时代优越性。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构筑中国经济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构筑中国经济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提供了思想指引、确定了基本架构。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制度理论为基础,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进行深入研究,一定能够完成构筑中国经济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这一重要任务。

党的领导制度是根本制度,具有统领地位。人类社会发展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其中就包括社会制度的实现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造福人民的美好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这个伟大事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胜利实现,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现规律。只有尊重这个规律,包括经济建设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建设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中的根本制度。正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我们才成功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资源高效配置;我们才能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持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创造经济发展奇迹。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地位。社会生产关系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和核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首先,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构成我国经济制度的根本基础。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其次,在分配制度方面,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遵循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允许和鼓励其他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极大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这样的分配制度有利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第三,在经济体制方面,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具有更高经济效率,能够彰显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经济制度在国家经济治理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经济制度是由党的领导制度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派生的,同时也是贯彻、执行和实现根本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经济制度。这些重要制度包括:宏观经济及其管理的相关经济制度,如金融制度、财政制度、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和政府科技管理制度等;社会经济微观主体的相关经济制度,如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产权制度、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等;市场及其运行的相关经济制度,如资本市场制度、要素市场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等;国际经济的相关经济制度,如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外商投资管理制度等,这些制度协调配合,共同为我国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党的领导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重要经济制度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党的领导制度是根本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中具有统领地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规定我国经济基本形态,规范我国经济基本关系。重要经济制度是由党的领导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派生的,在国家经济治理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是被实践证明具有巨大优越性的制度体系,既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又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

(作者:白暴力,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王胜利,西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2020.03.30

来源:人民日报

精准施策 脱贫攻坚

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坚

核心阅读

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会对脱贫攻坚造成影响,但这种影响是短期的、可控的,不会影响脱贫攻坚整体进程。

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具备多方面有利条件,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的态势不会改变。

采取有效措施,将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不放松、不停顿、不懈怠,尽锐出战、精准施策、狠抓落实,努力实现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双胜利。


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脱贫攻坚取得的成绩,深刻分析了脱贫攻坚面临的形势,明确提出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进一步坚定了全党全社会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决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科学分析、正确看待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坚,确保取得最后胜利。

正确看待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工作艰苦卓绝,收官之年又遭遇疫情影响,各项工作任务更重、要求更高。”我们要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坚定信心、顽强奋斗,以更加扎实有效的举措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各地区各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有效控制人口聚集流动,有效防止了疫情扩散传播,但也给脱贫攻坚带来新的挑战。一是外出务工受阻。据国务院扶贫办统计,2019年全国有2729万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在外务工,这些家庭2/3左右的收入来自外出务工,涉及2/3左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当前,一些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受到影响,如不采取措施,短时间内收入就会减少。二是扶贫产品销售和产业扶贫面临困难。贫困地区农畜牧产品一时卖不出去,农用物资暂时运不进来,生产和消费下降会影响产业扶贫增收。三是扶贫项目停工。易地扶贫搬迁配套、饮水安全工程、农村道路等项目存在开工不足的问题,会影响按计划推进。四是帮扶工作受到影响。一些疫情严重的地区,挂职干部和驻村工作队暂时无法到岗,在岗人员也无法像往常一样进村入户帮扶。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会对脱贫攻坚造成影响,但这种影响是短期的、可控的,不会影响脱贫攻坚整体进程。从疫情发展态势看,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战,目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不断巩固和拓展。贫困人口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将逐步恢复增长;已脱贫人口受疫情冲击,收入暂时会有所降低,但绝大多数不会出现因疫致贫、因疫返贫的情况。

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具备有利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脱贫攻坚政策保障、资金支持和工作力量是充足的,各级干部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只要大家绷紧弦、加把劲,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具备多方面有利条件。

脱贫基础牢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贫困群众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贫困治理能力明显提升。我们在脱贫攻坚领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如期实现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到今年2月底,全国832个贫困县中已有601个宣布摘帽,179个正在进行退出检查,未摘帽县还有52个,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从目前情况看,脱贫进度符合预期。按照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速度和势头,结合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巩固脱贫成果,今年一定能够完成剩下的脱贫任务。

制度优势彰显。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些成就集中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比如,我国充分发挥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显著优势,建立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扶贫体制机制,强化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为扶贫开发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又如,充分发挥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格局;等等。这些显著优势是我们创造脱贫奇迹的根本保障所在,也必将进一步发挥作用,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政策红利释放。为攻克脱贫攻坚的最后堡垒,党中央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强化政策供给和要素投入。一方面,资金投入力度不减。28个省(区、市)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预算已于2019年11月提前下达,继续重点加大对“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支持力度。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强调,2020年中央财政将继续较大幅度增加专项扶贫资金规模,新增资金分配测算时向受疫情影响较重地区适当倾斜。另一方面,保证扶贫力量稳定。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进一步加大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支援、定点扶贫、社会扶贫力度,稳定扶贫工作队伍,强化基层帮扶力量。近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开展挂牌督战工作的指导意见》,将对2019年底全国未摘帽的52个贫困县,以及贫困人口超过1000人和贫困发生率超过10%的共1113个贫困村进行挂牌督战,及时解决制约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突出问题,确保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这些政策红利的释放,有利于增强脱贫信心,提供脱贫保障,加快脱贫步伐。

努力实现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双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将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不放松、不停顿、不懈怠,尽锐出战、精准施策、狠抓落实,努力实现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双胜利。

加强科学研判和动态管理。贫困地区要依法依规,根据当地疫情防控形势对风险等级作出科学动态研判。利用建档立卡进行大数据分析,把解决剩余贫困问题、巩固提升脱贫成果、加强产业就业扶贫、强化搬迁贫困群众后续帮扶、做好特困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情况,作为脱贫攻坚全面排查工作的重要内容。重点监测排查受疫情影响存在返贫风险的已脱贫人口、存在致贫风险的边缘人口、存在脱贫困难的贫困人口,及时掌握疫情对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影响情况,聚焦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做到心中有数,做好相应预案,因户因人精准施策、及时帮扶,严防疫情影响稳定脱贫。

组织贫困劳动力返程返岗和外出务工。建立到户到人的就业台账和贫困劳动力滞留应对机制,加强劳务服务。抓住重大项目建设和企业复工复产的时机,优先组织贫困劳动力返程返岗和外出务工。对受疫情影响无法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就业困难群体等,要结合脱贫攻坚和当地建设实际,利用扶贫车间、公益岗位等促进贫困人口就近就地就业。同时,把依靠产业扶贫的贫困户数量和产业类型、产品滞销原因摸清楚,做到“账上有底、心中有数”。利用“互联网+”拓宽销售渠道,开展消费扶贫专项行动。畅通物流通道,加强贫困地区生产基地、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与农产品物流企业、物流集散中心和批发市场的合作,提高物流配送效率。

推动扶贫项目开工复工。在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前提下,支持和推动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等扶贫项目开工复工,实时跟踪项目进展,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工期的影响。一时达不到开工复工要求的,应积极采取措施,提前备工备料,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开展扶贫项目设计、评审等项目实施前期各项准备工作。采取以工代赈方式,组织贫困劳动力参与扶贫项目建设。提高工作效率,加快建设进度,小微扶贫项目可以按规定程序实行“一事一议”。充分考虑项目开工复工后防疫物资需求将大幅增加的实际,强化物资保障,确保安全有序施工。

兜牢贫困人口保障底线。全面落实贫困群众防疫措施,随时关注受疫情影响的特殊贫困群体,统筹发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综合保障作用,全面落实低保、医保等社会保障政策,对因疫情在家隔离的孤寡老人、困难儿童等群体,加强走访探视和必要帮助。做好对因疫致贫返贫人口的帮扶,及时落实好兜底保障等帮扶措施,可适当增加贫困家庭的收入转移,确保贫困户收入达到基本标准。及时将受疫情影响的就业困难人员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确保失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

(作者:章文光,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农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2020.03.27

来源:人民日报

脱贫攻坚工作提速

脱贫再提速,确保攻坚战圆满收官

当前,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和冲击逐步得到缓解,各地正努力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造成的损失补回来,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势头较好。截至3月20日,东西协作协议资金已经超计划拨付到位,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和扶贫项目、扶贫车间、扶贫龙头企业开工复工等工作进一步提速。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正当全国人民朝着既定目标前进,疫情突然暴发,而且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下子把各种节奏都打乱了。一系列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的操作,对生产生活秩序造成较大冲击,对脱贫攻坚也产生了影响。

有的扶贫车间无法按时复工复产,影响贫困地区收入;有的贫困劳动力无法外出务工,导致家庭收入锐减;有的地方采取限制措施,致使部分生产资料进不来、农产品卖不出;有的饮水安全提升工程、道路建设等扶贫项目进度延后,难以如期完工;有的金融机构暂停服务,影响扶贫项目运作;有的扶贫干部无法准时返岗……突如其来的疫情,确实给脱贫攻坚增加了压力。

此时,需要只争朝夕,最怕缓一缓、等一等。必须明白,立下的“军令状”不能改,如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的任务不能动摇,要把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造成的损失补回来,难度可想而知,非快马加鞭、倍道而行不可。比如,贫困劳动力在家待了这么久,可能“谷种”都吃光了,再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在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确保出行和劳动安全的前提下,应尽快组织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让他们早一天返岗、早一天心安。扶贫车间、扶贫企业复工复产亦如此,再困难也要想办法克服,尽早让机器响起来。

此时,需要超常发挥,最怕墨守成规、不敢作为。必须清楚,战“贫”至此,前面的“敌人”还有谁,战术要做哪些调整。脱贫攻坚越往后,脱贫成本越高、难度越大,战胜深度贫困成为“硬仗中的硬仗”。叠加疫情不利因素,使得这场战役变得异常艰巨。时间短、任务重、要求高,战非常之敌、收非常之功,必须用非常之力、行非常之举。因循守旧、不敢创新,是不可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要根据脱贫攻坚工作需要,在法律法规许可范围内,大胆创新工作手段、敢于突破条条框框。

此时,最需要求真务实,最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脱贫攻坚是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容不得半点虚假。脱贫攻坚是否做到了如期脱贫、脱真贫、真脱贫,基层群众最清楚,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让群众反感。面对脱贫攻坚的艰巨任务,有的地方扶贫政策不落地、举措不精准、效果不明显;有的地方“造盆景”“垒大户”,或“巧算账”搞“数字脱贫”。虚假式脱贫、算账式脱贫、指标式脱贫、游走式脱贫等现象,既降低了脱贫效率,又损害了政府形象,危害性极大。与此同时,各种会议文件、统计报表、检查评比,大大加重了基层工作者负担,分散了他们的扶贫精力。脱贫攻坚越到紧要关头,越要发扬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把工作做细做实,让脱贫成果经得起考验。

脱贫攻坚本来就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持久战,对参战者是巨大的挑战和考验。随着收官时间越来越近、任务越来越重,对扶贫干部的要求越来越高。此时,一些人容易出现厌战情绪。硬仗打到今天,胜利在望,再难也要挺住,咬紧牙关、一鼓作气,战“贫”到底。

文/广言

2020.03.26

来源:广州日报

差异化防控 有序恢复

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不断巩固和拓展。同时也要看到,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主要表现在工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剧、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延缓、商务经贸活动受到抑制、稳就业压力加大等方面。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的《关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区分级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做好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做好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是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前提。要以县(市、区、旗)为单位,依据人口、发病情况综合研判,科学划分疫情风险等级,明确分级分类的防控策略,制定差异化的防控和恢复经济社会秩序措施。低风险地区要实施“外防输入”策略,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风险地区要实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策略,尽快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高风险地区要实施“内防扩散、外防输出、严格管控”策略,根据疫情态势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各地在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比如,根据疫情风险等级,有的省份把辖区县域划分为重点防控地区、非重点防控地区、一般防控地区三类,有的省份将辖区县域按无现症病例区、散发病例区、社区暴发区和局部流行区等进行划分,并以此为基础,在医疗救治、交通、卫生检疫、人员排查和人群聚集限制、应急物资保障、经济运行等方面明确施策标准、细化防控方案,取得积极成效。目前,各地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动态开展分析研判,在病例数保持稳定下降、疫情扩散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后,及时分地区降低应急响应级别,进一步提高了疫情防控的针对性、精准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不能长时间停摆。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推动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关系到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物质保障,关系到民生保障和社会稳定,关系到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完成“十三五”规划,关系到我国对外开放和世界经济稳定。应建立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确保交通运输网络畅通,保障交通运输企业和从业人员防护物资供给,维护客流物流运行秩序,有序推动复工复产,使人流、物流、资金流有序转动起来,大力接续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畅通经济社会循环。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防止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性变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在落实落细已出台各项政策的同时,继续研究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加大对一些行业复工复产的支持力度,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灵活适度,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创新完善金融支持方式。比如,为防疫重点地区单列信贷规模,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民营和小微企业提供专项信贷额度;调整完善企业还款付息安排,加大贷款展期、续贷力度,适当减免小微企业贷款利息;等等。实施好就业优先政策,根据就业形势变化调整政策力度,减负、稳岗、扩就业并举,抓好社保费阶段性减免、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就业补贴等政策落地,针对部分企业缺工严重、稳岗压力大和重点群体就业难等突出矛盾,因地因企因人分类帮扶,提高政策精准性。

(作者:杨宜勇,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2020.03.25

来源:人民日报

统筹防疫与经济发展

夺取双胜利关键在统筹

核心阅读

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双胜利,需要运用辩证思维、掌握辩证法,坚持统筹兼顾。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完成既定目标不仅是年度任务、也是历史任务。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能不能如期实现,既关系当前,又关乎长远。

我们要在深入把握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做好统筹工作,突出重点,把握着力点。


2月23日,党中央召开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分析当前疫情形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明确提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了根本遵循。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双胜利,必须做好统筹工作,坚决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抓实抓细抓落地。

统筹是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的科学方法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尽管疫情防控已见成效并呈向好之势,但“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获全胜决不能轻言成功。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能不能如期实现,既关系当前,又关乎长远。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双胜利,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科学方法。

运用辩证思维、掌握辩证法,统筹做好各方面工作,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重要经验,是处理各方面矛盾和问题的重大方针,也是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兼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科学方法论。它的哲学内涵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统筹兼顾。”早在1957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邓小平同志也曾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而且这种冲击体现在各个方面和领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系统思维、统筹方法来应对。只有统筹,才能充分调动并有效配置各方面资源;只有统筹,才能形成全国一盘棋,协调各方、上下一心;只有统筹,才能分清轻重缓急,重点突破、兼顾其他;只有统筹,才能充分发挥制度优势,补齐短板、堵塞漏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断取得成效,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筹各方力量协同作战的结果。接下来,我们还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在深入把握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辩证关系的前提下做好统筹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它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检验,不仅检验我们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而且检验我们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疫情防控必然是一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为了打赢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而实施的全面严格管控,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较大冲击。但二者又具有相互促进的统一性:经济社会正常动态循环的恢复以疫情的有效防控为前提,疫情越早得到控制,经济社会发展受到的影响就越小;同时,复工复产和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可以为疫情防控提供重要物质保障和有力社会支撑。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看,前者是阶段性任务,后者是持续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时强调:“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不能长时间停摆。”

如果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如何在较短时间内整合力量、全力抗击疫情是很大的挑战,那么在疫情形势趋缓后,如何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也是很大的挑战。各地区各部门在毫不放松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决不能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无所作为,更不能对实现既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丧失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综合起来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只要我们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强化‘六稳’举措,加大政策调节力度,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就能够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把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着力点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突出重点、把握着力点。

加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可以统筹兼顾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即使在疫情最为紧张的时候,与疫情防控相关的生产和交通运输活动、抗疫设施建设、抗病毒药物和疫苗科研工作也没有停摆,而是开足马力、加班加点,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支持。甚至有不少企业迅速反应,在条件和资质具备的情况下改产疫情防控急需的医用产品和设备。可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可以创造条件统筹推进。在疫情趋稳的当下,复工复产的基本思路就是把中央“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的要求落到实处,即低风险地区尽快将防控策略调整到外防输入上来,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中风险地区依据防控形势有序复工复产;高风险地区继续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应当认识到,复工复产是事关就业稳定和经济社会稳定、事关全局和未来的硬任务。比如,目前正值春耕时节,若错失时机,就可能“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影响国家粮食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即使是疫情最重的湖北和疫情较重的省份,也要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农民开展农业生产。”切实推进有序复工复产,必须健全和完善相关机制,鼓励领导干部勇于担当,从本地实际出发主动作为,创新工作方法。

加强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和非重点地区统筹。统筹的着力点是人口流动的管控协调及医疗力量和重要物资的科学调配。从全局上说,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打好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必须紧紧扭住城乡社区防控和患者救治两个关键,切实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要完善社区防控措施,有序扩展无疫社区居民活动空间。北京是疫情防控的另一个重点。北京作为首都,其安全稳定直接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北京疫情防控重在抓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两大环节,尽最大可能切断传染源,尽最大可能控制疫情波及范围。非重点地区应从大局出发,全力做好配合工作,加大支持力度。符合条件的非重点地区,还应适时下调疫情响应级别并实行动态调整。

加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相关政策统筹。疫情发生以来,各地区各部门相继出台了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政策规定,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这些政策规定特别是应急性政策规定需要根据形势发展变化进行调整。各地在制定新的政策时,应顺应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趋势,考虑东部地区、国有企业、大企业率先复工复产且已达到较高比例,部分中西部地区、民营和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相对滞后的现实情况,进一步调整相关政策,更加注重宏观与微观、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协调,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及不同类型企业政策统筹,既立足于年度目标任务实现,又着眼于促进经济社会长期正常动态循环。

加强国内国际统筹。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人员国际交流受限、经济循环受阻,稳外贸、稳外资难度明显加大。疫情在部分国家蔓延,世界经济发展前景更加不确定。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也可能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要加强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分析,加强国内和国际经济统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加大政策调节力度,用足用好出口退税、出口信用保险等合规外贸政策工具,简化通关手续,推进通关便利化,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稳定外商预期。兼顾疫情防控和对外经贸合作,在落实防疫措施的前提下为商务人员往来提供便利,保持国际供应链畅通,创新招商引资、展会服务模式,保障各类经贸活动正常开展。

文/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赵长茂

2020.03.24

来源:人民日报

新基建 新思维

“新基建”需要新思维

3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即所谓“新基建”,主要包括: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5G基站、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其中,5G基站、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可归为数字经济,围绕这四项展开的基建可称之为“数字基建”。在这次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数字基建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下一步推进新基建投资提供了新的思路。

新基建需要抓住“数字基建”这个核心

我国疫情防控现已进入新阶段,复工复产稳步推进,防疫和复工都已取得初步成果。但在全球范围内,疫情扩散超出预期,重创了全球金融市场,并将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冲击,也给中国经济全面恢复带来新的挑战。受疫情影响,一季度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增速急剧回落,目前国内供应链正在修复,但是提振消费需求仍需时日,未来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为了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必须发挥投资在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

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基建投资占比高达三成。经过多年狂飙猛进,基建中的结构性矛盾和潜在风险已经显现。老基建的边际效用和收益递减。总体而言,扩大老基建投资对经济会有短期刺激效果,但长期发展不可持续。正因如此,基建中的七个新型细分领域被寄予厚望。从产业链特点看,扩大这七大领域的投资既可短期创造就业和增长,也可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动经济中长期健康发展;其中又以数字基建更具底层价值。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产值占GDP三成,增速是GDP增速的两倍多,从业人员约2亿。数字经济成为驱动增长、吸纳就业的新引擎。数字基建是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可直接拓宽数字经济广度,挖掘数字经济深度,延展数字经济长度,并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互联网+”和“+互联网”方兴未艾,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加速融合,特高压、轨道交通、充电桩分别对应数字电力、数字交通和互联网汽车,传统基建焕然一“新”。2019年,我国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比重已超八成;用数字技术驱动传统产业增产提效,正在形成中国经济的新特色和新优势。

新基建需要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各自作用

政府规划建设新基建项目,必须尊重数字经济规律,打破陈规,转换思路,大胆创新。一般而言,老基建的发起者、投资主体、运营主体以各级政府、国企为主。新基建则遵循“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原则,不同主体运用市场机制,灵活地开展多种形式合作。

数字基建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通讯网络服务属于底部基础层,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属于中间技术层,微信、钉钉、健康码等则属于前端应用层。三层中的任意一层都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政府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以人工智能为例,2019年,中国人工智能发明专利申请量排名前10位的机构中,有1家央企、2所大学、5家民企和2家外企,呈现百花齐放的良好发展态势。但在残疾人无障碍研发等领域,存在市场失灵情况,有赖政府投入资源,发挥政策引导作用。

新基建需要提升应用创新能力

在这场全民抗疫行动中,数字技术得到全面应用,为我们科学理解新基建提供了鲜活样本。

在疫情防控方面,创造性地推出健康码,从局部试验到全国推广,对春运期间复杂人群进行精细化管理,堪称数字技术创新应用的典范。钟南山院士领衔的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携手阿里云,加速攻克新冠肺炎救治关键技术与药物疫苗研发。其人工智能诊断技术可在20秒内判读疑似病例CT影像,准确率达96%以上;向全球免费开放“云”上病毒比对服务,60秒即可完成任意病毒的基因对比,可大幅提升病毒基因检测效率,为跟踪病毒变异提供有效依据。在复工复学方面,基于远程数字化协同平台,全国各地停工不停产,停课不停学。比如,钉钉承接1000多万家企业组织、2亿人在线办公,1.2亿学生在家上课,1.5亿人健康打卡。其背后是一整套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属于典型的数字基建。

要使前端应用与中间技术发挥作用,前提是夯实底部基础层。2019年末,我国三大运营商宽带用户数达4.49亿,4G用户数达12.8亿;5G问世还不久,用户数就已达千万级。网络提速降费广获好评,通讯扶贫扎实推进,数字红利惠及广大低收入人群。目前,全国通讯网络基本实现全覆盖,几乎人手一部手机,使得健康码的创新应用成为现实,为全民在线办公、在家上课奠定了基础。

新基建价值不仅在“建”,更在“用”。用好用活已有新基建,同样可以抢占发展先机。目前全国有4000多个淘宝村,农民没写过一行代码,通过现有物流体系,照样把农产品卖到全球。疫情初期,有人担心春运往返迁徙的巨量人流将导致疫情失控、经济崩溃。但事实证明,三层数字新基建赋予全社会强大的数字化协同能力,所表现的高效救治、有序防控、安全复工,已经赢得广泛赞誉。

新基建需要实施新的产业政策

新基建涉及新的产业链重构,其上游是基站、天线、芯片、传感器、存储器、光纤光缆,下游是智能手机、智能汽车、智能家居、智能机床等终端硬件,以及软件开发服务,呈现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特点。可以说,每一细分领域都有巨大发展空间。当前,中国健康码解决方案引起了全球关注,日本一些学校已经启用钉钉在家上课,新基建领域的“中国制造”和“中国方案”正在兴起,迫切需要新的产业政策扶持。

地方政府规划数字基建要找准定位。老基建附着于土地,项目推到哪里,土木就兴到哪里。数字基建不同,它突破物理空间局限,具有“云”化特点,可以做到“一处设施供全国”,甚至“一处基建供全球”。比如,华为、腾讯总部在广东,阿里总部在浙江,但三家数字基建企业的服务都在云端,能够覆盖全球。

“在云端”带来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可以拓宽数字经济边界,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因此,政府在投入资源时,应积极拥抱竞争,树立全局性战略眼光,全国一张图,全球一盘棋,集中资源办大事,不搞重复建设,不撒“胡椒面”。目前,我国已有阿里、华为、腾讯等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经济航母,它们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引领整个数字经济体系臻于完善。地方政府在规划数字基建时,不必急于另起炉灶,搞低于已有水平的重复建设,不如先扎扎实实推广应用已有数字化成果,提升全域数字化水平,主动接入数字世界,分享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红利。

从老基建到新基建的转型迭代,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选择,也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机遇。国家应完善相关立法,欢迎外商积极参与中国新基建,同时鼓励境内企业参与全球竞争,以高水平竞争推动高质量发展,打开一片充满希望与机遇的新蓝海。

(作者:徐洪才,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

2020.03.23

来源:广州日报

疫情防控 对外经贸合作

打好“组合拳” 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要加强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分析,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3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兼顾疫情防控和对外经贸合作,保障各类经贸活动正常开展。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加强对外经贸合作,事关重大。尤其我国是贸易大国,也是利用外资的大国。外贸、外资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足见稳外贸、稳外资的重要意义。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这是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的内在要求,也是落实“六稳”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题中之义。

大招频出,攻坚克难。近来,从中央到地方,纷纷打出稳外贸、稳外资的政策“组合拳”,力道十足,成效明显。在广东,一个个重大外资项目签约落地;在上海,外资行业复工率接近“满格”;特斯拉在复工复产后计划扩大产能……根据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超六成受访企业今年会考虑增加在华投资;英中贸易协会的调查也显示,多数英国企业依然看好中国市场。事实证明,我国吸收外资的综合竞争优势没有改变,外贸长期向好的态势没有改变。

当然,国际风云多变幻——随着疫情在全球快速蔓延,世界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我国外部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正在上升。仅以外贸来说,接单难、履约难、国际物流不畅、贸易壁垒增多,诸多问题或将给外贸企业带来更大挑战。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压力更大,风险更多,必须坚定信心,继续精准施策、攻坚克难。

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要管当下。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断深化,且“深”不可测。各地要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做好打硬仗的准备。眼下,要用足用好国家各项政策措施,狠抓政策落实,精准精细为外贸、外资企业解决突出问题,保障各类经贸活动正常开展。在此基础上,还要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对稳外贸、稳外资工作的统筹协调,加强国际经济形势研判,准备好政策工具箱,充分应对各种风险,积极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正如日前,广东省政府召开全省稳外贸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拿出超常规工作力度和工作措施,建立完善稳外贸专题协调会工作机制,坚决打赢稳外贸攻坚战。

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更要谋长远。应对疫情冲击,也是提升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的契机。面对疫情,商务部加快压减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加快修订《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拓展开放广度和深度。在各地,北京对外资金融机构提供一站式注册咨询服务和“管家式”企业服务;广东着力提升金融财税服务外贸水平,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流程,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环境和条件……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让中国对全球产业的吸引力更加强劲,更显示出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决心。

踏平坎坷成大道。中国经济具有打逆风球、走上坡路的能力,具有充足的韧性与活力。随着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加快恢复,中国对外经贸合作的航船亦将破浪前行,为国际企业提供中国机遇,为世界贸易运行提供“中国引擎”。

文/广言

2020.03.20

来源:广州日报

以国际合作应对疫情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抗击疫情

核心阅读

■ 新冠肺炎疫情与世界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密切相关。中国同世界携手应对疫情,生动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合作抗击疫情树立了标杆。

■ 中国的有力行动和果断措施减缓了疫情传播,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展现了负责任大国形象。

■ 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疫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只要国际社会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精诚合作、共克时艰,就一定能夺取抗击疫情的最后胜利。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本着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最全面、最彻底、最严格的防控举措,已经取得积极成效,疫情防控呈现良好态势。中国针对疫情采取强有力措施,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充分肯定。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将继续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战胜疫情。”病毒无国界,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抗击疫情。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前所未有,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与此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的负面效应显现,地区热点不断涌现,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世界是一个地球村,人类共有一个家园。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

习近平主席立足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变化趋势,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超越了西方一些人所奉行的国强必霸、零和博弈观念,主张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齐心协力应对挑战,开展全球性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精神,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呼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积极开展与相关国际组织和国家的合作,同舟共济进行防控。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通报,积极主动同国际社会开展合作和信息交流,迅速分享部分毒株全基因组序列,研制成功快速检测试剂盒,努力防止疫情在世界蔓延,为全世界防控疫情赢得宝贵时间。中国人民在疫情防控中展现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许多国家的人士表示,中国同世界携手应对疫情,生动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合作抗击疫情树立了标杆。

抗击疫情需要国际社会守护好人类共同的家园

新冠肺炎疫情与世界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密切相关,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携手合作,守护好人类共同的家园。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是个负责任国家,我们要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同时也要处理好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既争取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努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如何应对、应对效果怎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时刻把维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统一指挥、分类指导各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推动有关地方全面加强防控一线工作,同时及时向疫情防控重点地区调拨医护力量和医用物资。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多个部门和单位联合成立科研攻关组,组织协调全国的优势科研力量全力攻关,系统部署抗病毒药物的研发工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军全国上下艰苦努力,当前已初步呈现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与果断行动,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展现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170多个国家领导人、4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以电话、信函、声明等方式对中国表示慰问和支持。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采取了坚决有力的防控措施,展现了出色的领导能力、应对能力、组织动员能力、贯彻执行能力,为世界防疫树立了典范。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中国的很多有力行动和措施减缓了疫情传播,为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窗口期。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表示,整个世界都感谢并赞赏中方应对疫情的努力与成效。德国外长马斯认为,中国政府采取的公开、透明、合作态度以及有力、有效措施令人钦佩。

战胜疫病需要各国加强团结合作

在当前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信心比黄金更可贵。面对人类共同的挑战,我们要坚定信心,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携手共渡难关。一方面,抗击疫情需要客观、理性的科学态度,确定传播途径、优化诊疗方案、完善信息公开机制等需要依靠专业化手段,坚持依法有序推进,这是坚定信心的前提;另一方面,抗击疫情需要各国坚定信念,发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精神,这是坚定信心、战胜疫情的关键。

对中国来说,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把握战胜疫情。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力以赴抓好疫情防控,同时有序推动复工复产,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经历了许多磨难,不仅没有被压垮,反而彰显出更加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这次疫情应对中,中国政府一手抓紧疫情防控,一手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及时出台了一系列有力政策扶企业、保民生、稳外资,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有充足的政策空间应对疫情的短期冲击。

习近平主席指出,“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疫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中国同相关国际组织和国家开展的合作实践表明,越是团结合作,越能凝聚共识,防控疫情的效果就越明显。中国邀请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赴中国实地考察。专家组成员涵盖临床管理、病毒学、疫苗、药物开发、生态调查、流行病学、公共卫生、风险传播等多个领域,他们与中国同行一起研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思路和举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相信中国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做的努力将取得显著效果,对中国抗击疫情充满信心。

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许多国家和人民给予中国无私援助,不同国家人民喊出“中国加油”“武汉加油”,让我们感受到跨越国界的理解、支持与信任。我们将继续同世界卫生组织保持良好沟通,同有关国家分享防疫经验,加强抗病毒药物及疫苗研发国际合作,向其他出现疫情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体现负责任大国担当,与各国人民共同见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抗击疫情中的积极效应。

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是发挥我国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体现。我们将同相关国家密切沟通,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公共卫生安全。只要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精诚合作、共克时艰,一定能夺取疫情防控斗争全面胜利。

(执笔:许利平) 

2020.03.19

来源:人民日报

全面辩证长远地看发展

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看待我国发展

■ 从现在情况看,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主要在今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还会有一定的后续影响,但我国经济会逐渐回归正常发展轨道。

■ 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发展基础、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潜力和动能、体制和制度条件、发展战略、宏观政策、发展目标等共同决定的,是长期起作用的基本格局,不会因疫情冲击这种短期因素而发生改变。

■ 我们要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越要增强信心、坚定信心。综合起来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这一重要论述和判断,为我们正确分析当前复杂经济形势指明了方向,增强了变压力为动力、化危为机的信心。

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生活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交通运输、旅游、餐饮住宿、娱乐文化、商贸会展等服务业受到较大冲击。今年春运40天期间,全国铁路、道路、水运、民航累计发送旅客14.76亿人次,与去年春运期间的29.8亿人次相比下降50.3%。今年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疫情对服务业的影响还会通过产业之间的关联效应波及一、二产业。二是由于春节假期延长和人流、物流受阻,不少行业、企业在一段时间停产停业,营业收入和利润下降,国家税收相应减少,职工收入也受到影响。部分企业支付工资、租金以及还贷付息的现金流紧张,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较为困难。疫情期间农产品销售、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以及饲料、禽苗、活禽等因运输物流不畅而受到一定影响。三是受工业、基础设施、房地产部分投资延后等因素影响,今年1—2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4.5%。四是受国内外交通、物流不畅和企业开工不足影响,今年1—2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下降9.6%,其中出口下降15.9%,进口下降2.4%。五是全球许多国家相继发生疫情,国际航空、航运、旅游、贸易投资受到冲击,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使我国稳外贸、稳外资的难度加大。

尽管疫情既程度不同地影响总需求的三个方面即消费、投资、出口,又程度不同地影响总供给的三次产业生产经营,但综合起来看,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这是因为: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及时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迅速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构建联防联控、群防群控防控体系,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展现了出色的领导能力、应对能力、组织动员能力、贯彻执行能力,在较短时间遏制住了疫情在全国蔓延。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当前已初步呈现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为把疫情对经济冲击控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创造了根本前提。

第二,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部署,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作为,主动担责,同时间赛跑,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积极推动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奋斗,千方百计把疫情冲击的损失降到最低。从现在情况看,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主要在今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还会有一定的后续影响,但我国经济会逐渐回归正常发展轨道。

第三,疫情冲击只是影响一段时间需求和产出减少,而有效需求和生产供给能力并没有削弱。从消费需求看,虽然旅游、餐饮、住宿、娱乐等部分服务消费有时间窗口,过后难以完全弥补,但这部分购买力可能转移到其他方面消费。耐用消费品等消费只是推迟了购买时间。从投资需求看,工业、基础设施、房地产等部分投资延后,从全年看会补上。制造业不少行业一段时间的部分减产,过后增产可以弥补,而且由于补库存需要,从全年看产出不会受太大影响。零部件等出口减少,只要产业链没有转移,疫情过后出口还会补上。经济运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只要支撑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条件没有削弱,一段时间的需求和产出减少,会由过后的反弹对冲掉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所以,这次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

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发展基础、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潜力和动能、体制和制度条件、发展战略、宏观政策、发展目标等共同决定的,是长期起作用的基本格局,不会因疫情冲击这种短期因素而改变。我国具有保持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的充足条件。

从发展基础看。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近100万亿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超过16%,对全球经济增量的贡献约占三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性地突破1万美元。我国已成为居世界第一的工业制造大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总里程均居世界第一,通信业实现赶超。对外经济跨越式发展,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分别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是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外汇储备连续14年居世界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为巩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宏观经济看。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宏观经济的显著特点是没有发生过经济衰退和危机,经济增长率除了1981年的5.1%、1989年的4.2%和1990年的3.9%,其余38年都是高速度和6%以上的中高速,而且多数年份实现了就业、经济增长、物价、国际收支的良好组合。以最近5年(2015年至2019年)为例,虽然面临经济下行压力,但每年城镇新增就业都在1300万人以上,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0%、6.8%、6.9%、6.7%和6.1%,保持在合理区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1.4%、2.0%、1.6%、2.1%和2.9%。经常项目顺差逐渐缩小,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消费和服务业的贡献率持续上升,城镇化快速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我国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探索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和机制,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为保持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创造了良好宏观经济环境。

从发展潜力和动能看。我国正处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人均收入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对发展的需求是全面、巨大和持久的。同时,我国具备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我国有14亿人口,超过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仍在扩容,国内市场规模巨大且不断发展,潜力无限;国内储蓄率高,是少有的资本净输出国和债权国;人力资源丰富,有9亿劳动力,其中超过1.7亿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有1亿多个市场主体,蕴藏着巨大的创业创新潜能。这是保持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的重要条件。

从体制和制度条件看。我国有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市场经济活力结合在一起,并根据生产力发展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开放不断优化这种组合,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的体制和制度保证。

从财政、金融体系看。我国2016、2017年财政赤字率均为3%,2018、2019年分别为2.6%和2.8%,在国际上处于较低水平。近两年多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采取有力措施加强金融监管,遏制了宏观杠杆率2009年后连续多年持续攀升的势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重大成效,金融风险趋于收敛、总体可控。我国拥有世界最大的信贷市场,世界第二大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保险市场。我国财政、金融体系抗风险的韧性强,有足够的政策空间和工具应对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这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的有力支撑。

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只要我们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强化‘六稳’举措,加大政策调节力度,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就能够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变压力为动力,化危为机,这是极为重要的战略思想。唯物辩证法认为,对立统一规律即事物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挑战和机遇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关键是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善于把握时机,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事物朝着好的、进步的方向转化。只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的有序复工复产8点要求,就能化危为机,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提高发展质量。具体来看,实现化危为机,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今年新形势新任务,继续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上下功夫。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当前重点是在降成本、补短板上加大力度。要落实好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研究出台新的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轻企业负担举措。我国企业的能源、电信、物流、融资等成本较高,相关行业可以通过改革降低企业的相关成本。当前,应适当减免小微企业贷款利息,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补短板对于拓展消费和投资需求、对于提高供给质量和稳增长等都有重要意义。要加快补齐“三农”、民生、环保短板,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长期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相关支出占比、医院床位及医护人员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均偏低,县以下医疗资源更为短缺。这次疫情冲击也暴露了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应急管理体系和医疗机构建设以及医疗废物、危险废物收集处理设施等方面的明显短板,需要加快补齐。

增强微观主体活力。这对于抵消疫情冲击、稳就业稳增长至关重要。要继续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加大深化市场化改革力度,破除妨碍各类生产要素流动的壁垒;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对民营经济、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企业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他们的创业创新活力,克服疫情带来的暂时困难。

提升产业链水平。以应对疫情冲击为契机,强化科技创新,大力培育新动能,推动传统产业改造优化升级,积极发展智能制造、无人配送、在线消费、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推动生物医药、医疗设备、5G网络、工业互联网等加快发展,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这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条件。当前,要建立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打通“大动脉”,疏通“微循环”,使人流、物流、资金流有序转动起来,畅通经济社会循环。坚持全国一盘棋,维护统一大市场,促进上下游、产供销、大中小企业整体配套和全产业链协同复工,切实提高复工复产的整体效益和水平。

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把被抑制的、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使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回补。加快在建、新开工项目和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度,加强用工、用地、资金等要素保障,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债券资金和政策性金融,优化投向结构,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发挥好有效投资对稳增长和优化结构的关键作用。

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策部署,努力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用足用好出口退税、出口信用保险等合规的外贸政策工具,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稳定国际市场份额。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落实好外商投资法,积极帮助外资企业解决复工复产中的困难。鼓励各地促增量、稳存量并举,抓好重大外资项目落地。扩大金融等服务业对外开放。落实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外商长期投资经营的信心。

(作者:林兆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2020.03.18

来源:人民日报

统筹防疫与社会发展

深刻认识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核心阅读

■ 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根本要求。

■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我们必须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双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出现的积极变化,明确提出了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讲话,通篇贯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我们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坚持人民立场,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对这次疫情如何应对、对这个事件如何处置,对我们党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也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理政能力的一次大考。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制定周密方案,组织各方力量开展防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根本要求。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在疫情防控中,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是我们党坚持人民立场、践行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

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最大关切,指明了疫情防控工作的正确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一盘棋,各项防控措施快速、有力、有序实施。实践证明,这些部署是及时的、果断的,举措是有力的、有效的,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的战略格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坚持统筹兼顾,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也事关我国对外开放”;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到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物质保障,关系到民生保障和社会稳定,关系到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完成‘十三五’规划,关系到我国对外开放和世界经济稳定”。我们必须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坚持统筹兼顾,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唯物辩证法要求将事物发展作为一个过程来对待,坚持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善于抓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必须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首先要集中精力打好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当疫情势头得到遏制时,就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推动复工复产。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面对不同形势、不同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内涵和外延是有所不同的,必须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和确定目标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变化,各项工作也不断面临新情况新问题,要密切跟踪、及时分析、迅速行动,坚定有力、毫不懈怠做好各项工作。”

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当前已初步呈现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当前形势,明确提出了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努力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这场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当前疫情防控正处在最吃劲的关键阶段。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鼓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勇气。要咬紧牙关,高度警惕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继续毫不放松做好各项防控工作,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深刻认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努力把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

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按照精准施策原则,以县域为单元,确定不同县域风险等级,分区分级制定差异化防控策略。低风险地区要尽快将防控策略调整到外防输入上来,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中风险地区要依据防控形势有序复工复产。高风险地区要继续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符合条件的省份要适时下调响应级别并实行动态调整。

加强领导,统筹兼顾。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复工复产,都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反对地方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增强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针对当前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采取有效措施。要打通人流、物流堵点,放开货运物流限制,确保员工回得来、原料供得上、产品出得去。区域之间要加强上下游产销对接,推动产业链各环节协同复工复产。要加大对一些行业复工复产的支持力度,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要加强用工、用地、资金等要素保障,加快在建和新开工项目建设进度。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履行领导责任特别是抓落实的职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抓实抓细抓落地。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奋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十分艰巨繁重。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许多不利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亲自指挥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时刻关注经济社会发展和脱贫攻坚战进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不能长时间停摆。”“今年脱贫攻坚要全面收官,原本就有不少硬仗要打,现在还要努力克服疫情的影响,必须再加把劲,狠抓攻坚工作落实。”

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地强调这个问题呢?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和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全力以赴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始终不渝抓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全局,意义重大。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疫情特别严重的地区要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其他地区要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特别是要抓好涉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战略目标;在14亿多人口的大国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对中华民族、对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截至2019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551万人;截至今年2月底,贫困县还有52个未摘帽。我们既要看到胜利在望、光明在前,也要看到时间紧迫、任务繁重。习近平总书记通盘考虑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强调要聚焦攻克脱贫攻坚战最后堡垒,结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以疫情防治为切入点,加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先做好贫困地区农民工返岗就业工作,做好因疫情致贫、返贫农户的帮扶工作;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要精准对接,帮助贫困劳动力有序返岗,支持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尽快复工,吸纳当地就业;组织好产销对接,抓紧解决好贫困地区农畜产品卖难问题;加快建立健全防止返贫机制,对因疫情或其他原因返贫致贫的,要及时落实帮扶措施,确保基本生活不受影响;不失时机抓好春季农业生产,即使是疫情最重的湖北和疫情较重的省份,也要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农民开展农业生产;等等。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要求,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奋力冲刺。

(作者:曲青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

2020.03.17

来源:人民日报

全面脱贫衔接乡村振兴

以脱贫摘帽为新起点 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3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京出席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系统总结我国脱贫攻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阐明打赢脱贫攻坚战面临的困难挑战,提出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坚定了我们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他强调“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明确了脱贫摘帽以后怎么干,为持续推进脱贫攻坚指明了方向。

脱贫摘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战略安排。其标志性的指标就是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完成脱贫摘帽并不是现代化建设的最终目标,只是我国推进现代化的一个阶段性胜利。按照党的十九大战略规划,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第二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从我们党规划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来看,脱贫摘帽、稳定脱贫是基础、前提,建成现代化强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目标,也是稳定脱贫的保障。所以,脱贫摘帽是迈向现代化强国新的起点。

脱贫摘帽意味着我们将彻底消灭困绕中国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但是,它并没有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绝对贫困问题解决后,反贫困将从针对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并妥善解决。为此,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奋斗创造一切,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脱贫摘帽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立足当前,面向未来,继续奋斗,推动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经济社会发展。

以脱贫摘帽为新起点,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针对主要矛盾的变化,理清工作思路,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这就是说,在脱贫摘帽后,要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转变工作方式,建立完善的体制机制,推动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脱贫摘帽是以消灭绝对贫困为目标的阶段性任务,它具有特殊性、局部性、紧迫性和突击性特点。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对“三农”问题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它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渐进性和持久性特点。乡村振兴战略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实现农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目标,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因此,脱贫摘帽了不能松劲,不能停顿,不能懈怠,要以此作为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从实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破解新问题新矛盾,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继续奋斗向着乡村振兴目标冲刺。

首先,坚持精准扶贫思想。继续做好帮扶工作,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稳定,严格落实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的要求,加快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由精准帮扶、脱贫脱帽转移到精准巩固、全面提升帮扶质量上,激励干部不松懈,确保群众不返贫,稳步推进脱贫攻坚成果。第二,疏导思想,提高内生动力。坚持扶贫与扶志相结合,不仅摘掉“穷帽子”,更要挖掉“穷根子”,不仅做好眼前的物质扶贫,更要做好长远的精神扶贫。要以乡村振兴战略激发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内生动力和外在活力,充分调动他们的致富积极性,助力破解相对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第三,要以脱贫攻坚在产业、生态、组织、文化、技术和人才等方面取得的成效为基础,推动要素配置、资金投入、公共服务、干部配置向农业农村倾斜,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第四,坚持分阶段有序推进和分地区逐步推进。脱贫摘帽完成前,要以脱贫攻坚夯实乡村振兴基础,把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融入具体的脱贫攻坚行动。脱贫摘帽后,以乡村振兴引领扶贫工作,为巩固提升脱贫成果提供新要求、新动力和新保障。从实际出发,分区分类制定差异化策略、精准施策,逐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作者:李永胜,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0.03.16

来源:人民日报

医保改革

以医保改革应对疫情大考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赢得这次大考,要求我们既立足当前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放眼长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深入研究如何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等重大问题,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医保制度是民生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次战“疫”中,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为病人救治和抗击疫情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疫情开始不久,国家医保局就迅速反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国医保系统按照“两个确保”做好救治保障,即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得不到及时救治,确保定点医疗机构不因医保总额预算管理规定影响救治;广东、浙江等省份及时出台了特殊报销政策;同时,医保还在“医疗弱势群体”保障、医院预付资金拨付、药品供应保障、互联网+医保服务等方面及时跟上。可以说,这些措施免除了病人的后顾之忧,也为疫情防控减轻了压力。

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而从全局与长远来看,医保制度的持续改革和保障能力的持续提高才能为人民群众的健康提供更可靠的保障,为今后应对突发疫情提供更强大和更完备的制度支撑。

中国目前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医疗保障网,可是,传统的医疗保障以“病有所医”为目标,致力于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如果仅停留于此,无疑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也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对医保体系的应急处理与保障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日前发布,新一轮医保制度改革大幕开启。此轮医保改革为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描绘了“路线图”,内容丰富,意义重大。在全国抗疫的背景下,如何“强保障”尤其引人关注。

增强医保制度的保障能力,要完善重大疫情医疗救治保障机制。在突发疫情等紧急情况时,确保医疗机构先救治、后收费。健全重大疫情医疗救治医保支付政策,完善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制度,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探索建立特殊群体、特定疾病医药费豁免制度,减轻困难群众就医就诊后顾之忧。统筹医疗保障基金和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使用,提高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支付比例,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有效衔接。

增强医保制度的保障能力,要更好发挥出健康服务的功能。医疗保障与健康服务是相辅相成的。医疗保障提高后,可以促进医药服务更加有效,帮助人们养成更健康的生活习惯,提升人们应对疾病与风险的能力。要增强医保、医疗、医药联动改革的协同性,增强医保对医药服务领域的激励约束作用。要通过医保改革,不断促进基层医疗的发展,促进分级诊疗,促进医养结合的实现。

新冠肺炎疫情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人民健康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前提。深化医保改革,加强疫病救治保障,不断提高健康水平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才能实现社会治理的长治久安。

(作者:广言)

2020.03.13

来源:广州日报

脱贫攻坚

决定性成就 世界性意义

今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将有1亿左右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脱贫,这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我国脱贫攻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强调脱贫攻坚工作艰苦卓绝,收官之年又遭遇疫情影响,各项工作任务更重、要求更高,号召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顽强奋斗,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坚决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党中央确定的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任务,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这些年,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成就举世瞩目。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脱贫故事”。目前看,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接近完成,贫困群众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贫困治理能力明显提升,中国减贫方案和减贫成就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我国在脱贫攻坚领域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凝聚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心血,是广大干部群众扎扎实实干出来的。

反贫困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党初心和使命的必然要求。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大规模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决定性成就,无可辩驳地向世界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历史性地得到解决。现在,脱贫攻坚到了最后关头,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履职尽责、不辱使命,努力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奋力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消除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改革开放40多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减贫进程,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的崭新篇章。我们在扶贫脱贫领域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赢得了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表示希望分享中国减贫经验。在发展中国家中,只有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减贫同步,1亿左右贫困人口共享改革发展成果,14亿人共同迈向全面小康。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间奇迹,是中国对人类发展事业的伟大贡献,值得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之骄傲和自豪!我国脱贫攻坚取得的成就理当载入人类社会发展史册!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一鼓作气、尽锐出战、攻城拔寨,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书写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传奇!

文/人民日报评论员

2020.03.12

来源:人民日报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抓好兜底保障 织密社会安全网

昨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民生稳,人心就稳,社会就稳。不久前,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要切实做好兜底保障工作,更好解决疫情防控期间部分群众面临的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生活困难,以及特殊困难人员基本照料服务需求,织密织牢社会安全网,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疫情就是一场大考,能验出民生保障工作的成效。毕竟,突如其来的疫情,带给每个人的影响不尽相同。有的只是工作稍歇,有的只是行动受限,有的只是生活不便,可还有些群众和家庭,却因疫情的冲击而陷入窘境。比如,亲人离逝,这是情感心理上的创伤;粮油肉菜没有备足,这是生活物资上的困难;无法外出务工、就业,这是收入来源上的困难。加之疫情期间,很多社会服务均告暂停,有些老人、小孩的生活照料也成了问题。总的来说,这些困难和问题是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的,必须以有力救助、有效帮扶,将之尽快解决。

当前,疫情防控出现积极势头,复工复产有序进行。许多地方纷纷出台“暖企”政策,给中小企业发展注入信心。然而,这些工作不仅要面向企业,还要面向个人。人心暖了,干劲来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活力就会用之不竭。抓好兜底保障,是防控所需,更是发展之要。

因此,一方面要按《通知》要求,坚持应保尽保、保障到位。做好兜底保障,关键在于细致。既要摸清底数,搞清楚有多少群众生活出现困难,其诉求和需求又是什么;也要加大力度,让物资、服务、补贴、救助及时到位。比如,及时足额发放各类救助金和社会福利补贴。特别是对受疫情影响无法外出务工、经营、就业,收入下降导致基本生活困难的城乡居民,符合条件的要及时纳入低保。 

另一方面要加大新冠肺炎患者及受影响家庭救助力度。这次疫情中,患者及其家人已承受太多痛苦。身体的病痛有之,心情的悲痛有之,亲友的别离亦有之。对于这部分困难群众的保障,要更暖心、更贴心,尽最大努力减小疫情给他们造成的影响。比如,对确诊病例中的社会救助对象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可一事一议加大救助力度;对因家庭成员被隔离收治导致基本生活出现暂时困难的家庭,由当地街道(乡镇)或县级民政部门实施临时救助;对生活困难的患者及其家庭,按规定及时纳入低保、特困供养或给予临时救助;对其中的病亡人员家庭,加大临时救助力度。

当群众的困难越来越少,这场战“疫”的胜利便会越来越近。做好兜底保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也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一环。这方面工作做得充分细致,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安全感才会更加充实。接下来,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属地责任、资金保障、监督检查和社会支持,坚决按《通知》要求抓好落实,把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织得更密更牢。

(作者:广言)

2020.03.11

来源:广州日报

决胜脱贫攻坚

力克疫情影响 决胜脱贫攻坚

“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凝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向全党全国全社会发出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总攻号令。

战鼓声声之中,一个个硬骨头被坚决啃下;旌旗猎猎之下,一家家贫困户走出了绝对贫困的境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战役全面打响,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锐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决定性成就。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脱贫攻坚,艰苦卓绝。收官之年,不可能轻轻松松;决战决胜,不是一冲锋就能赢。今年,本就要啃下硬中之硬、攻克坚中之坚,如今又遭遇疫情影响,各项工作任务更重、要求更高、难上加难。怎么办?“良好的精神状态,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前提”,越是形势逼人,越是挑战严峻,我们越要坚定信心决心,越要摆正心态,提振精神,鼓足士气。我们要深刻认识到,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坚决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越到最后越要绷紧弦、加把劲,坚决防止松劲懈怠、精力转移。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强化紧迫感——此时距离“交卷”,还有不到10个月的时间,按日子算也就300天。每一天都无比重要,每一天都堪称宝贵,我们必须以更强的紧迫感,咬定目标、一鼓作气,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当务之急,就是将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新冠肺炎疫情这只“黑天鹅”,仍在脱贫攻坚领域“扑腾”,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还在持续:直接影响贫困人口务工收入,一些地方的春耕生产、农产品销售遇到困难,部分扶贫项目不能按计划推进,帮扶工作受到影响……应当看到,这道考题不仅面向贫困地区,而是面向全国;不仅可能加剧老问题,还会滋生新挑战。对贫困地区而言,要用一切办法尽快解决务工人员返工、农产品销售等痛点、难点、堵点,尤其要注意已脱贫人口的返贫风险。对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支援工作来说,则要进一步强化政治担当,全面梳理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强化与受援地区协作互动,尤其着眼于疫情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加强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精准对接,逐村逐户逐项,精准实施产业扶贫、消费扶贫等举措,有力有效克服疫情影响。

着眼长远,则要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收官之年,既要聚焦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也要着眼未来,长远谋划,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这是更高的要求,且事关重大,影响深远。各地要不满足于解决现有问题,更要全面梳理总结经验,加快探索完善稳定脱贫和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着力在增强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建立可持续的增收模式等方面下功夫、求突破;要深化区域合作,推进东部产业向西部梯度转移,实现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共同发展。

一双双泥鞋,丈量着山村的路;一本本工作簿,记载着扶贫的大小事……决胜脱贫攻坚,这是一场硬仗。能否高质量完成,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队伍作风。进一步加强扶贫领域作风建设,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减轻基层负担,至为关键。德国诗人海涅曾说:“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重大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社会向前推进一步。”消除贫困依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全球性挑战。继续绷紧弦,再加一把劲,拿出最好作风,共同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一起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全人类都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作者:广言)

2020.03.10

来源:广州日报

疫情防控 脱贫攻坚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

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本来就有许多硬骨头要啃,新冠肺炎疫情又增加了难度,打赢脱贫攻坚战面临的困难挑战更为艰巨,必须高度重视,决不能松劲懈怠。

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入分析脱贫攻坚战面临的困难挑战,深刻阐明打赢脱贫攻坚战具备的有利条件,明确提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对于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党全国全社会共同努力下,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行百里者半九十”,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打赢的。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还要走最后一段最艰难的路,还要啃下最难啃的硬骨头,剩余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巩固脱贫成果难度很大。特别是疫情造成一些地方外出务工受阻、扶贫产品销售和产业扶贫困难、扶贫项目停工,一些疫情严重地区帮扶工作受到影响等。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必须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以责任担当之勇、统筹兼顾之谋、组织实施之能,凝心聚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要坚定信心,绷紧弦、加把劲。从实践看,疫情或灾害对减贫进程会产生影响,但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当前,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只要我们完善相关举措,巩固和拓展这一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就能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创造条件。更要看到,脱贫进度符合预期,我们取得的决定性成就为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现在,脱贫攻坚政策保障、资金支持和工作力量是充足的,各级干部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关键是要防止松劲懈怠、精力转移,加强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的弦都不能松。要深刻认识到,这是一场硬仗,越到最后越要紧绷这根弦,不能停顿、不能大意、不能放松。只要我们坚定必胜信念,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就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要落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策略,将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加强疫情防控必须慎终如始,继续抓紧抓实抓细。疫情严重的地区,在重点搞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创新工作方式,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做到两手抓、两不误。没有疫情或疫情较轻的地区,要集中精力加快推进脱贫攻坚,优先支持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多渠道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要支持扶贫产业恢复生产,加快扶贫项目开工复工,促进扶贫产业持续发展。要做好对因疫致贫返贫人口的帮扶,确保他们基本生活不受影响。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减轻基层负担,让基层扶贫干部心无旁骛投入到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中去。

脱贫攻坚工作艰苦卓绝,收官之年又遭遇疫情影响,各项工作任务更重、要求更高。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顽强奋斗,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坚,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

文/人民日报评论员

2020.03.09

来源:人民日报

中国制度优势

疫情大考彰显中国制度优势

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举国上下闻令而动,各地医疗队星夜驰援,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神速”完工……中国,再一次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展现了出色的领导能力、应对能力、组织动员能力、贯彻执行能力。中国力量何以如此巨大?中国精神何以如此伟岸?中国效率何以如此之高?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2月23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优势始终是我们党和人民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一)

制度,人类的智慧发明。在数千年乃至上万年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中,不断有各种各样的制度产生、发展、兴盛、消亡。这正是人类社会生生不息、进行伟大创造的过程。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何而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制度不断发展、日臻完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顶层谋划、全面部署,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显提高。

衡量国家制度管不管用、有没有效,实践是试金石。新中国成立7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具有独特的显著优势,显示出强大的治理效能。

一套制度管不管用、有没有效,还要看能否经得起各类风险考验。新中国一路走来,筚路蓝缕、风雨兼程。地震、台风、泥石流、雨雪冰冻等重大自然灾害,天花、血吸虫病、疟疾、“非典”等重大疫情——这些风险考验我们都克服了,都战胜了,靠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磅礴之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显著优势,是经过长期历史锻造、经过历史反复检验的结论。

(二)

中国制度优势从何而来?从党的领导中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纵观中国共产党成立99年的历史,不难发现,党的领导这个显著优势,被革命、建设和改革所一再证明。中国共产党历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永远是中国人民在困难和灾难面前的“主心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凸显了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再次彰显了党的领导的伟大力量。

力量,来自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重大斗争,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政治决断,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和工作安排,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充分发挥了集中统一领导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多次召开会议、多次听取汇报、作出重要指示。与疫情对垒,形势如棋。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

力量,来自无可比拟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党。这一组织体系可以确保有令即行、有禁即止,能够确保各项决策部署快速落地生根。党的基层组织覆盖各行业各领域,组织调动起亿万群众的力量。9000多万党员分布于社会各行各业,一面面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的样子,不仅是超大规模、庞大的组织体系,更是共产党人的大胸怀、大担当、大格局、大能量。正是得益于党的领导,我们在困难挑战面前一次次将“不可能”变成“一定能”;正是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次次充分显现。

(三)

中国制度优势从何而来?从集中力量办大事中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重大战略实施、重大科技攻关、重大工程建设、重大灾害防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为何要“集中力量”?集中力量,才能保证重点;集中资源,才能实现突破。一个国家、一个区域,资源总是有限的。哪些矛盾和问题优先解决,需要统筹规划;如何确定发展重点、次序,必须合理安排。

上下同欲者胜。此次疫情,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在数千台工程机械轰鸣中,在10天之间便建成投入使用;疫情防控所有紧缺物资由国家统一调度,诸多部门单位迅速“拧成一股绳”;集中力量救治患者,确保应收尽收、精准救治;集中力量外防输入,确保交通检疫“滴水不漏”;集中力量内防扩散,确保社区防线织牢织密……从人员物资调配、交通运输管理到社会秩序维护,从城市社区、乡村网格化管理,到对每一户家庭的发动引导,方方面面的人力、物力等被调动起来,动力澎湃。难怪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作出这样评价——“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 “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

疫情下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正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制度优势最硬核的展现。

(四)

中国制度优势从何而来?从以人民为中心中来。

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立场。

实践反复证明,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否具有持续的生命力,关键取决于这一制度安排能否充分有效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能否善于从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动力。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历史,是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攻克险阻、取得胜利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就没有战胜不了的艰难险阻”。一直以来,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尊重和维护人民的主体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获得人民认同拥护而具有生命力的动力源泉。

人民有力量,得益于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抗击疫情为了人民,抗击疫情依靠人民。在这场人民战争中,从城市到乡村,从内陆到边疆,14亿人民响应党中央号召,自觉听从疫情防控安排,行动起来、组织起来、凝聚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构筑起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

人民有力量,得益于激发人民创造。战“疫”中,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充分迸发。模式创新者,由村居干部、基层民警和医务人员结成“三人小组”,上门入户、全面摸排;管理创新者,借助网格化管理的独特优势,资源下沉、服务就位;参与创新者,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令行禁止、有呼必应……

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先进,是否得到人民拥护是一个重要指标。举国动员,全民参与,众志成城,团结奋战,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正是我国制度优势的生动体现。

“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在推进事业的征程上,困难和挑战就像拦在我们面前的一座座险峰、一道道沟壑。越是面对艰难困苦和重大斗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愈是彰显得淋漓尽致 。

(作者:夏振彬 毛梓铭,广州日报评论员) 

2020.03.04

来源:广州日报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亟待健全野生动物管理与保护制度体系

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法律实施,加强市场监管,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我国野生动物管理与保护方面的短板和不足,亟待建立健全野生动物管理与保护的制度体系。

建立野生动物交易管控体系

诸多传染病来自“野味”,即食用野生动物。而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及相关法规禁止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三有保护动物”(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但是,包括蝙蝠、鼠类、鸦类等约1000种陆生脊椎野生动物、大量水生野生动物与人工养殖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未列入野生动物禁止交易与食用的范围。现行动物防疫法对动物防疫的范围规定,针对的是家畜家禽和人工饲养、合法捕获的其他动物。但实际上,野生动物的交易和食用已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由于野生动物种类繁多、情况复杂及缺乏相应的检疫规程等因素,防疫检疫在实际操作中很难监管到位。

疫情期间,全国实施最严厉的野生动物管控措施,全面禁止人工繁殖场所野生动物转运贩卖,禁止一切形式的野生动物交易。严查违法出售、购买、利用、运输、携带、寄递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不得为出售、购买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发布广告及提供交易服务等。这些是疫情期间的非常规措施,下一步应根据这些措施实施的情况与经验,总结形成相关制度,并据此修订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法律体系。

健全野生动物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保护野生动物是维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领域,是保护生态系统和谐的重要一环,是建设美丽中国、推进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管理和保护野生动物需要把被人类挤占的自然生态空间还给野生动物。

我国60多年自然保护地建设成绩巨大,留下了珍贵的自然遗产,积累了宝贵的建设和管理经验。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功能多样的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在保存自然本底、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由于条块分治的现实,以往由部门主导、地方自下而上申报而建立的自然保护地模式,因顶层设计不完善、空间布局不合理、分类体系不科学、管理体制不顺畅、法律法规不健全、产权责任不清晰等问题,出现空间分割、生态系统破碎化现象,严重影响了保护效能的发挥。因此,2013年12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要着力建设国家公园,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要整合设立国家公园,更好保护珍稀濒危动物。因此,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推动野生动物保护一项重要制度。

2013年,我国开启了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下一步,应使国家公园逐步取代自然保护区成为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体,把占总面积近五分之一的国土空间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这将把更大量的自然生态空间还给野生动物,大大促进野生动物的管理与保护。

建立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的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而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方面。迈向生态文明,人类应更合理地保护野生动物,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

建立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的体系,首先培育人类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离不开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的完善、野生动物保护知识教育和宣传,需要社会强有力的践行和监督,并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同时,还要明确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体系中对人类利益的保障。生态系统的基本规律之一是生态平衡。管理和保护野生动物也要使野生动物的数量控制在生态平衡的界限之内。对特定的野生动物要进行种群调控。比如,一些地方出现的“人兽冲突”事件,就多是因为当地某种群数量过量,超过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所致。这一方面应建立健全赔偿补偿,还可以推动保险机构开展野生动物致害赔偿保险业务;另一方面也应根据科学要求合理猎捕一些野生动物,控制其种群数量,以实现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

(作者:郭兆晖,中央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部生态文明建设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

2020.03.04

来源:广州日报

基层党组织

基层党组织引领,筑牢抗疫防线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要害在“防”。只有“防”到位了,才能切实控制病毒传染源,切断其传播途径,有效遏制疫情蔓延。“防”做得好就会事半功倍。做好“防”的工作,关键是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动员群众,坚决严防死守,构筑起疫情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打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为此,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疫情群防群治的全过程。

基层党组织要在疫情群防群治中发挥好政治引领作用

基层党组织要加强政治建设。要把疫情防控斗争作为党内政治生活主题,加强政治动员,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投身疫情防控第一线。要发挥党组织负责人“头雁”作用,带领党员干部发扬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当先锋作表率的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体现责任担当,在疫情防控斗争中锤炼党性修养、经受风浪考验。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做到令行禁止、服从命令听指挥,把党组织锻造成为团结带领群众全力以赴、严防死守的坚强战斗堡垒。

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宣传鼓劲。要广泛深入宣传疫情防控斗争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激发党员干部和基层群众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坚决战胜疫情的决心信心。

基层党组织要做好群众工作。要积极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加强疫情防控措施和防护知识宣讲,提高基层群众的公共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消除群众的恐慌心理和焦虑情绪,做群众的贴心人和主心骨。要密切关注舆情动态,引导群众在各种纷繁复杂的战“疫”信息中增强辨别能力,做到不信谣、不传谣,相信党和政府、相信医护人员和科研工作者。

基层党组织要在疫情群防群治中发挥好组织引领作用

基层党组织要成为疫情群防群治的组织者。疫情群防群治是对广州超大城市基层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防”要到位必须关口前移,抓好源头防控,而主战场就在城乡基层社区。要以构建市、区、镇(街)、村(社区)、网格五级疫情防控责任体系为契机,着力增强镇(街)和村(社区)党组织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使其成为城乡基层疫情群防群治的组织者。

基层党组织要成为疫情群防群治的参与者。面对当前依然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基层党组织必须迅速、全面动员党员积极参与疫情群防群治工作。镇(街)和村(社区)党组织要组织党员落实联防联控措施,结合社区网格化管理完成城乡社区疫情监测、排查、预警、防控等工作,做到精准防控、不留死角;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两新组织”党组织要按照统一安排,坚持守土有责,扎实做好本单位本部门本行业的疫情防控工作。

基层党组织要成为疫情群防群治的推动者。要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动员党员在医疗救护、科研攻关、疫情排查、人员隔离、生产供应、交通检疫、宣传报导等疫情防控的急难险重任务面前迎难而上、勇挑重担,真正做到“哪里任务险重哪里就有党组织坚强有力的工作、哪里就有党员当先锋作表率”,以敢于担当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部署落到实处。

基层党组织要在疫情群防群治中发挥好作风引领作用

基层党组织要坚持深入实际。要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全面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认真履职,坚守岗位,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加强调查研究和情况摸查,及时准确弄清患者救治、疫情预防、物资供应等疫情防控工作的实际情况,为上级党委和政府精准把握疫情、进行科学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基层党组织要坚持群策群力。对于广州这座人口众多、人流巨大的超大城市来讲,加强源头防控面临很多挑战。基层党组织要坚持依靠群众,充分调动党员干部和基层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善于集中群众智慧,及时总结好的经验做法,不断提高科学防治疫情工作水平。

基层党组织要坚持服务群众。要按照省市委的工作部署,组织党员干部努力做好生活必需品供应、交通运输、能源供应等服务群众工作,依法严厉打击哄抬物价行为,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要组织动员在职党员进社区参加入户排查、体温监测、卫生消毒、宣传引导等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工作,把服务做到群众的心坎上,提高服务群众水平。

(作者:武三中,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副教授)

2020.03.04

来源:广州日报

优化营商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夺取“双胜利”

广州是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承担着国家经济建设主力方阵和参与国际竞争重要主角的双重责任。一方面,我们要对汹涌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广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城市营商环境带来的挑战和损害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千万不可麻痹大意;另一方面也要凝聚信心,奋力作为,化压力为动力,进一步发挥广州营商环境领先优势,积极抗击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确保市民生活稳定,倒逼科技创新与经济稳定发展,切实履行广州之于国家发展大局的主体责任,真正实现广州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要发挥广州营商环境领先优势,积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维持城市正常运营和社会安宁稳定。城市营商环境既是市场主体的经营环境,也是广大市民的生存环境。广州经过改革开放的成果积累和近年来营商环境改革的突出效应,不仅在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服务体系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和骄人成绩,而且在构建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和城市保障体系等方面也形成了丰厚的积累。在全市全民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任务面前和特殊关键时期,亟需发挥广州营商环境领先优势,尽快释放城市保障体系的综合效能,释放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服务职能,释放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托底功能,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夺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全面胜利。

其次,要发挥广州营商环境领先优势,实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胜利后招商引资的突破和经济增长的稳定。目前广州在已获得营商环境全国之冠的基础上,正向世界银行确定的营商环境更高的国际标准冲击刺,可谓前景可期。但是,考验一个城市营商环境是否优良的关键指标,应该是在特殊关键时期是否具有领先的招商引资能力和支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广州在夺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全面胜利后,仍需坚定不移实施商事制度改革3.0版,在逐项对标世界银行指标找差距、抓紧补齐短板弱项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营商环境领先优势,拓宽全方位招商引资的渠道,争取重大项目尽快落户,通过国际招才引智方式推进广州创新驱动战略,既要尽快恢复生产,稳定经济发展,也要为广州未来可持续发展积累后劲,打下坚实基础。

再次,要发挥广州营商环境领先优势,服务国家大局和国家战略,履行广州应该担负的政治任务和主体责任。一是发挥广州营商环境领先优势,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纲”,举全市之力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努力构建和形成“双核联动、比翼双飞”的发展格局。二是发挥广州营商环境领先优势,全面落实省委支持广州推动“四个出新出彩”行动方案,全面提升广州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三是发挥广州营商环境领先优势,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打造推进广州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和增长极;四是发挥广州营商环境领先优势,完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体制机制,强化广州省会城市功能、服务产业创新发展、服务宜居环境,着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健全高质量公共服务制度体系。

发挥广州营商环境领先优势,夺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面胜利,决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必须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夯实党的全面领导,把实施营商环境改革3.0版作为重要抓手,把迎接世行评估作为重要工作;我们要切实履行广州冲刺国际营商环境标杆的主体责任,按照世界银行评价标准分解任务,针对不足补齐短板,尽早出台相关改革政策文件,加快落实改革举措并形成有效案例,切实做到分兵把守、守土有责;我们要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社会共识,动员一切社会力量持续改善和优化广州营商环境。就政府而言,要把营商环境改革任务纳入干部考核体系,推行“一票否决”机制;就企业而言,要把企业信用纳入社会诚信体系,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企业信用约束机制,着力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就社会公众而言,要形成人人都有改善营商环境主体责任的社会共识,整合全社会力量打造广州优良的营商环境,把广州营商环境领先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广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作者:谭苑芳,系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2020.03.04

来源:广州日报

广州战“疫”

广州战“疫”,让世界看到中国“韧性”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以及一座辐射力日益强大的国际大都市,在抗击新冠肺炎的全民战“疫”行动中,广州正承担特殊作用。

从经济地理来讲,“中国制造”的核心地带珠三角是抗疫物资的主要生产地,广州作为珠三角物流、人流和资金流的配置中心,承担好配置和枢纽作用,对战胜这场战“疫”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对广州自身来说,在非常时期抵御风险,实现经济平稳发展,同样事关大局。广州成功战“疫”并实现经济平稳发展和结构调整显得格外重要。这既是支援全国人民的战“疫”行动,也是向全球彰显中国实体经济的强大韧性。

经济战“疫”的广州速度

在疫情暴发之后,广州反应迅速。从腊月廿九开始,广州的口罩厂企业主和员工便纷纷放弃休假,提前复工无条件支援全国战“疫”。2020年1月26日,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通告,决定在全省公共场所实施佩戴口罩的控制措施。第二天即大年初三,广州便已有5家口罩企业全面复产,广州率先大规模启动了抗疫物资生产。

如果说广州快速复工,是鼓舞了士气,那么着手应对疫情冲击,让经济实现平稳发展则是在构建面向长期发展的信心。一开始,广州即着力于夯实实体经济的根基——广大中小微企业。2月6日,广州审议通过了15条措施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这些措施犹如一张安全网,覆盖了从房租、融资成本、社保费率到税收等主要成本项,扶持主要面向了餐饮、商贸、交通等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企业和105万户个体工商户。

“两个作用”捍卫市场机制

广州的各项“护企”措施始终贯彻着一个原则,即发挥好“两个作用”,一是让巿场起决定性作用,二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市属国有产权主体的减租和市属金融机构调低利率,以政府力量对中小微企业进行必要和及时的“输血”,更好地发挥了政府作用。同时,也以政府的决心来营造一种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的社会氛围,带动其他金融机构和大企业来帮助中小微企业。这个带动过程,很大程度采取了一种市场激励的手段。比如,为加强激励引导,广州市财政统筹安排5亿元,对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保障中小微企业运转工作中的金融机构和各类企业给予财政奖励。

近年来广州经济稳中有进,很大程度来自于对产业结构的成功调整。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为主导的IAB产业,已成为广州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引擎。其中,新旧动能的成功转换,得益于厚积薄发。2018年,广州印发《广州市加快IAB产业发展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年)》,明确发展目标。之后,随着一大批集成电路、生物制药、显示终端和智能汽车等大项目的落地,IAB产业底层架构已完成构建。

疫情终将过去,发展才是永恒。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广州深谙经济发展的市场规律,更懂得在国际贸易形势依然充满变数,国内结构调整还在继续推进的时点,一座国际大都市应该怎么做,怎么走。

“系统工程”打造经济韧性

内需、出口和投资这“三驾马车”的经济增长框架,在今天依然不过时。每一驾“马车”的快速突进,都会带来经济增长的加速,如过去中国的增长有赖于“出口加投资”。然而,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或者说韧性,就不能单兵突进,而是有赖于三驾马车的平衡。唯有平衡,才能打造一个经济增长的强大推进系统。

2月6日,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州市贯彻落实〈政府投资条例〉的实施意见》,着眼于提升政府投资质量效能,规范政府投资行为,既能在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时,促进投资稳增长,也有利于点燃民间投资的热情。在出口方面,广州2019年12月即审议通过《广州市建设外贸强市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提出8个方面、32项举措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

内需始终都是广州的强项。本次“护企”的诸多措施,很多都指向了内需,既为了对冲疫情影响,更着眼于三驾马车平衡,打造广州实体经济坚实的基本面和强大的韧劲。

经济的韧性也来自于微观主体的转型升级。以制造业为例,在面对疫情的时候,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工业企业通过“机器换人”和“工业大脑”,以技术代替人力,往往能降低企业在疫期的风险。2019年,广州工业机器人制造业产值增长9.8%,居全国前列。广州既是工业机器人的应用高地,也是研发和制造中心。

机器人产业只是一个截面,它让所有人相信,广州经济韧劲十足,更充满想象力。

同时,在全球共同战“疫”的非常时期,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广州果断应对,并尊重市场,无疑是在告诉全世界:中国经济的韧性既来自于企业家的灵活、劳动者的坚韧,也来自于良好的治理。

(作者:谭德波,系南风窗传媒智库研究员、南风窗常务主编,广州市金融高级专业人才)

2020.03.04

来源:广州日报

我国经济发展向好趋势不会改变

当前,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得到初步遏制,湖北以外地区企业都在安排有序复工。自疫情暴发以来,国内和世界经济无不遭受冲击。我国经济将会受到疫情的哪些影响?在当前经济承压下行的大背景下,政策、市场、社会等各层面、各主体该如何应对?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徐洪才接受广州日报《理论周刊》独家专访,深入分析战“疫”之下,今年经济怎么看、怎么办,以及疫情之中的危与机等问题。

防控和复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广州日报:如何看待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

徐洪才:短期冲击是不可避免的,但长期向好趋势不会改变。中国经济有很大的韧性,不会因此出现有些人所担心的衰退。这次疫情应对,充分暴露了我国经济和社会治理中的一些短板,可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换。一定要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方针不动摇。

当前要紧的是在防控疫情的同时,要做好有序复工复产。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致使一些企业处于休眠或半休眠状态,正常的供应链和分工体系遭受一定程度的破坏,如果不能及时修复,将会对经济发展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近日,各地疫情出现分化,湖北以外地区新增确诊人员连续下降,有些地区出现了零增长,但总体疫情防控任务仍然繁重。因此,在防控疫情的前提下,各行各业都要从实际出发,做到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但如何才能做到不搞复工复产“一刀切”,又不防控疫情过度?知易行难!我认为,西部和东北地区疫情影响较小,就无必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恰恰是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受疫情影响大一些,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而这些地区企业的及时复工,又尤为迫切。如何把控好复工的节奏和力度,是当下的一大挑战。

同时,也要避免陷入一个误区,寄希望于一复工,就能把以前的损失找补回来。这是“沉没成本”,既然已经发生,就必须理性去面对。一定要遵循客观规律,修复产业链、供应链是当务之急。疫情冲击之下,尤其突显小微企业困境。供应链一断裂,可能会导致一批处于低端的中小微企业陷入生存危机。值得庆幸的是,过去一个多月,正逢春节,大家手中都还有点存货;关系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菜篮子”工程,还有水电气等公共服务产品保持了基本稳定。

未来要继续重点保障服务于医疗卫生系统的生产企业能够满负荷地开工运行,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保障。近期中央和各地根据疫情影响,因地制宜快速出台了一系列纾困政策,比较及时到位帮助扶持了小微企业,起到了缓冲负面影响的作用。当前物价总体稳定,来之不易。供应链修复需要在供给和需求两侧同时发力,但整体经济修复仍需假以时日,不能操之过急。

经济修复会是V型反转,但各地情况不一样。一季度,经济肯定要受到较大冲击,二季度以后会逐步恢复。我认为,各地千万不要刻意为了完成增长任务而硬拉经济,而是要顺势而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复工率,修复供应链;下半年,一些基建项目,特别是补短板的项目可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疫情对经济有负面影响,但属短期冲击

广州日报:此次疫情会对国际关系、国际贸易产生怎样的影响?

徐洪才:全球伸出温暖之手,我们心存感激之情。病毒不分国界,疫情是人类的共同挑战。应该看到,这次疫情也能凝聚人心,促进各国之间的协作,共同应对挑战。从积极的角度理解,这也不失为改善国际关系的契机。

疫情对全球贸易投资都有负面影响,但也是短期冲击。去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近32万亿元,其中,出口17.23万亿元,外贸依存度在30%以上。疫情之下,不难预料,肯定会有一些企业丢掉出口订单,必然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我相信,疫情也会促使企业调整思路,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复,中国外贸发展将会逐渐恢复正常。

广州日报:中国经济将面临哪些挑战?同时,经济市场可能发生哪些变化、带来哪些发展机遇?

徐洪才:目前来看,长三角、珠三角已经出现用工难的问题,部分工人返工受阻,企业生产经营无法正常运转。从整个产业链来看,环环相扣的供应链一旦出现断裂,必然会对整个行业产生影响。当务之急,就是要修复供应链、产业链,先保运转,哪怕是低负荷运转。同时,也不要急于求成,一哄而起都开工。期望经济有一个大幅度飞跃,出现大幅反弹,这是不现实的。同时要谨防疫情出现反弹。

借此契机,还是要大力扶持民营企业,推进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释放民营经济的发展活力。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让企业轻装上阵,这方面仍有很大空间。同时,关注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土地制度改革。目前,城市和乡村之间生产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还不够,还存在体制机制的障碍。统一的土地市场并没有形成,户籍制度改革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仍需不断探索,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仍要加大投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还没有实现,城乡差距依然存在。未来要加大力度推动城镇化,弥合城乡之间的鸿沟,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潜力之所在。推进应急管理、公共卫生、后勤保障、国家治理机制等,都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拿出实际行动。

打好三大攻坚战,顺势而为完成目标

广州日报:2020年是关键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何确保如期实现?

徐洪才:疫情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会有一定影响,但我们仍要尽力而为,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同时,对于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也要争取完成。只要今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5.7%,两个“翻一番”目标是可以完成的。目前的防疫形势还未到足够乐观的时候,如果疫情能在上半年结束,努力一把,是可以完成两个“翻一番”目标的。总之,要遵循客观规律,要顺势而为。

广州日报:降低疫情冲击,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政策、市场、社会等各层面、各主体,需要做出哪些调整和应对?

徐洪才:近期,央行货币政策仍是朝着边际宽松的方向,但总的基调是不搞大水漫灌,继续保持稳健。同时,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和减税降费双管齐下。要加强补短板重大项目储备,加快项目审核进度,积极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强化社会政策兜底的保障功能,无论是困难户还是企业,都要采取定向帮扶。尤其是对一些困难家庭,不光在经济上帮扶,在心理上也要加以疏导。

总而言之,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社会政策要发挥民生兜底作用,改革政策要加大力度。与此同时,加快落实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金融开放,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不动摇。企业也要因势而变,调整经营思路,尽量减少损失,同时谋求新的出路。

广州日报:从经济发展全局看,此次疫情留下哪些思考和启示?

徐洪才:第一,要把风险防控放在突出位置,警钟长鸣。黑天鹅事件让人猝不及防,未来还会有新的不确定性,要未雨绸缪,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风险防控意识。第二,改变生活方式,不胡吃海喝,不吃野生动物。摒弃陈规陋习,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第三,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坚持生态保护、污染防治并举。生态修复关系着人们的食品安全和健康,加强环境保护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第四,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官僚主义、互相扯皮推诿责任等情况,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得以暴露,包括一些社会组织,都要痛定思痛,加大改革力度。第五,多难兴邦,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坚持改革开放方向不动摇,启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最后,振奋精神,中华民族有着不屈不挠、团结协作的优良传统,这些精神都要发扬光大。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谢绮珊

受访者/徐洪才,著名经济学家,金融学教授,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曾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副总经济师。

2020.02.24

来源:广州日报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始终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

(一)

沧海横流,更需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党是一个有着9000多万名党员、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党,是一个在有着14亿人口、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长期执政的党。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一出生就铭刻着斗争的烙印,一路走来就是在斗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党的领导是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关键所在。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仅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也夺取了抗击自然灾害的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正是因为有党的坚强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有力应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关注疫情形势,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及时制定疫情防控方针政策,加强对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确保疫情防控有力有序推进,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各地区成立了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挂帅的领导小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果断科学号令下,全国上下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迅速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国奇迹、中国力量、中国速度再一次让世界瞩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评价:“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

(二)

船载千钧,掌舵一人。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邓小平同志指出,“党一定要有领袖,有领导核心”,“领袖就是团结的核心,他本身就是力量”。在国家面临危难的关头,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的重要地位更加鲜明地显现出来。有了核心,全党才能万众一心、步调一致,全国人民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历史是最有力的证明。走进西柏坡纪念馆的电报长廊,“嘀嗒、嘀嗒”的电报声不绝于耳。解放战争时期,中央一不发钱、二不发粮、三不发枪,只是靠发出408份电报,就打败了国民党。为什么仅凭“嘀嗒、嘀嗒”就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让全党全军行动如一人?就是因为全党都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决贯彻党中央指令,坚决听毛主席的指挥。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在审视和把握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发展大势中,在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战略判断高瞻远瞩,政治领导娴熟高超,人民立场鲜明坚定,历史担当自觉强烈,充分证明不愧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得到全党全国人民衷心拥护。有了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就有了坚不可摧的主心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会议,多次听取汇报,作出重要指示,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军队要牢记宗旨,闻令而动,勇挑重担,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贡献”;“要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要以更坚定的信心、更顽强的意志、更果断的措施,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要毫不放松做好疫情防控重点工作,加强疫情特别严重或风险较大的地区防控”;“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为民的情怀,刚强的品格,必胜的勇毅,科学的精神,为战胜疫情鼓舞了强劲的士气、激发了昂扬的斗志、汇聚了不可战胜的力量。全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的工作局面迅速形成。

(三)

关山万千重,山高人为峰。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当代中国一路跋山涉水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英雄史、精神史。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近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正是由于始终坚守这个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才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才能在濒临绝境中突出重围,才能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党员干部带头冲在前、干在先,是我们党走向成功的关键。革命战争年代,喊一声“跟我上”和吼一声“给我上”,一字之差、天壤之别。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疫情大考面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疫情防控工作成效来检验和拓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投身防控疫情第一线,把初心使命、责任担当化为冲锋在前、迎难而上的实际行动。大医精诚,大爱无垠。“身为共产党员、医务工作者,非常时期,必须坚决顶上去!”湖北省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这样说。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一面面党旗飘扬在第一线,一座座战斗堡垒矗立在最前沿,一个个“硬骨头”奋战在岗位上。从喊出来“我是党员,我先上”,到按下红手印的一封封“请战书”,再到一个个“最美逆行”、勇敢接近“死神”的身影,平凡而伟大的他们,用挺身而出筑牢了坚实的战“疫”屏障,以实际行动擦亮“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称号。“你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样子”“虽然我无法叫出你的名字,但我知道你为了谁!”人们用这样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着对战斗在疫情一线普通党员的崇高敬意。

(四)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疫情防控是一场复杂严峻的战斗,不只是涉及医药卫生领域,而是涉及各个方面;不只是武汉、湖北的问题,而是全中国甚至是世界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谭德塞时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制度优势的发挥,离不开党的坚强有力领导。面对疫情,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坚持全国一盘棋。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司其职,一盘棋大局分明。在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下,不过短短数日,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东西南北中,都紧急动员起来,31个省区市根据各自实际情况,依法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一支支医疗队不畏艰险、驰援武汉,多地工厂迅速恢复医用物资生产、全力保证供应,铁路、航空、公路、航运和海关等为救援物资开通“绿色通道”,火神山、雷神山、一座座“方舱”,真实展现中国速度、中国力量……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尽快查明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密切跟踪病毒变异情况,及时研究防控策略和措施,非常时期各项非常措施依法依规迅速出台,全国上下快速形成一体联动、联防联控的局面,形成共克时艰的强大合力,这样的组织动员能力、动员规模、动员效率,史无前例、世所罕见,这是我们党领导下的制度伟力,也是坚定必胜信心的底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同志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的强大政治优势,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我们坚信,当疫情阴霾扫尽,扑面而来的必是光明!

(作者:岳理)

2020.02.24

来源:广州日报

打赢疫情防控战

打赢疫情防控战呼唤科学与理性共鸣

疫情防控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安全,是退无可退的生死战,必须坚定信心、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现在疫情防控斗争仍未到拐点,形势仍然严峻,全社会需要以更加理性的思维和心境来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以增强彻底打赢这场阻击战的信心和力量。

不恐慌:相信科学,以理性态度应对疫情

从科学理性的角度来看,新型冠状病毒虽然致病性很强,其引发的疫情传播当然不容忽视,但人类在它面前并非无能为力,而是可以借助科学的力量战而胜之。一方面,因为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是不断认识“未知”的过程,人类文明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取得进步。从历史走来,人类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提升了自己认知世界的能力并彻底改善自己的生存境遇。今天,我们应当相信人类具有利用科学拯救自己的能力,相信科学家有智慧和能力可以凭借科学的手段揭开新型冠状病毒的神秘面纱并消除它对人类带来的危害。另一方面,因为有钟南山等现代医学专家和大批医务人员冲锋在前,他们是战斗在抗疫的第一线、用科学手段守护我们健康的英雄。疫情肆虐下,我们相信科学就应当相信医生,相信“白衣天使”能够祛除病魔、为患者带来恢复健康的福音。

目前,科学家们对新冠病毒的研究正在夜以继日地进行,现有的治疗手段已让不少患者健康出院,防治药物和新型疫苗估计不久也会问世,这无疑是我们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最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要用科学理性来应对疫情,相信科学、相信医生,以必胜的信心静等降魔之后的春暖花开。

不猜疑:相信党和政府,把斗志激昂出来

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社会信任最坚实的基础就在于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这也是打赢防控阻击战最有力的组织保证和最强大的信心所在。从历史走来,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我们无数次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和艰难险阻。实践表明:党和政府是人民的靠山,也是最值得信赖的主心骨。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明确提出,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在防控疫情斗争中“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如今全国一盘棋的力量已经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各级党委和政府也积极行动起来,共产党员更是冲锋在前。所以,我们都完全有理由相信:不论形势多严峻、困难有多大,只要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就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不添乱:相信自己,为战胜疫情贡献力量

应对疫情的肆虐、打赢防控之战,既是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责任和使命,也是每个公民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因为新冠病毒的传染性极强,不控制传染源、不阻断传染途径,放任其肆意传播,最终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严格落实防控措施是每个公民必须履行的责任和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控疫情不能简单理解为只是党和政府的事、医疗机构的事或医务人员的事,打赢疫情防控之战其实是每个人在为自己的生命健康而战。这就要求,每个人都不可懈怠、不能妄为,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履行自己的义务,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要牢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把每个人的自觉行动汇聚成阻击疫情蔓延的磅礴力量。

当前,普通公民在疫情防控中的首要任务是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各级党委政府出台的具体措施,认真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各项防护工作。要充分认识保护自己对保护家人和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保护好自己不仅是对家人负责,也是对整个社会负责。少一个传播源,疫情防控阻击战就多一分胜算。

(作者:李仁武,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部主任、教授)

2020.02.24

来源:广州日报

广州战“疫”

广州战“疫”:制度保驾,温度护航

2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会议上指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强调“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现代城市的应急管理体系是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的统一、是精密制度与执行温度的统一,一方面要求制度预案严谨合理、配备有序,另一方面要求执行团队及时决策、合理落地。

广州自1月21日通报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防控措施取得积极成效。从收治首例病人以来,近1个月过去了,广州目前尚无一名患者因感染新冠肺炎死亡。这对于一个实际人口近2000万、外来人口众多,尤其是湖北籍务工人员聚集的工商业、交通物流枢纽中心城市,非常难能可贵,其关键就在于:制度保驾,温度护航。

应急制度不断完善,防控能力大步提升

广州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起始于2003年抗击非典时期,建立起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机制,17年间进行了不间断的从无到有、从粗到精的修订完善。目前,广州市共有各级各类应急预案3万多个,基本建立了以总体应急预案为核心,专项应急预案、部门应急预案、地方应急预案、重点企事业单位应急预案、重大活动应急预案为基础,涵盖“一案三制”(应急预案、体制、机制和法制)和“一网五库”(应急工作联络网、预案法规库、救援专业队伍库、专家库、典型案例库、救援物资储备库)的应急预案体系,走在广东省乃至全国的前列。

广州市突发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始终坚持“平战结合”、坚持“将日常工作和应急救援工作结合起来”,持续加大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2014年—2018年广州市政府在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上的财政支出分别为:116.35亿元、134.88亿元、173.89亿元、202.35亿元、224.33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7.84%,远高于同时期的GDP增长速度。经过多年的累积滚动发展,广州现在是中国三大医疗中心之一,医疗卫生资源丰富。以此为基础,广州仍然在出台专项政策不遗余力地吸引培养医学领军人才和骨干人才,为医疗实力的进一步壮大养精蓄锐。

各路人马热血配合,疫情应对温情暖人

广州市于2008年4月组建了第一届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专家库和专家组,2011年和2017年分别进行了第二届和第三届的调整换届,钟南山院士一直担任首席顾问专家,公共卫生事件类专家组成员覆盖了卫生行政部门管理者、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管理者、医疗救治机构和相关研究机构的知名专家。他们都长期工作在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的一线,是其所在领域的佼佼者,且都具备多次参与成功处置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丰富经验。在包括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多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广州都第一时间成立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快速集中最优救治,快速做好各级救治准备,展现了“广州速度”;统筹安排收治医院,加强流行病学调查,做好隔离医学观察,体现了“广州专业度”;院士领衔救治,医护人员主动请缨,深切关怀病人,反映了“广州用心度”;权威部门及时辟谣,权威专家及时发声,每天通报疫情信息,彰显了“广州透明度”。这无疑就是广州带给全体市民安心安全的温度。

尽管广州在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方面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是随着人口、物资、设施、资本和信息流动性加大和高度集中化,近年来突发性、高传染的病毒疫情对人类的侵扰并未停止,输入性、原发性、输出性风险都可能大幅度增加,广州至少还应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精细制度+抬升温度”:

一是出台专门的紧急征用预案。当出现突发事件波及的人员规模扩大导致现存医疗机构的设施不足时,一些公共或民用设施和空间可以被政府按照预案征用,明确列明征用范围及顺序,各级政府投资运管的党校、培训中心、体育场馆、展览馆等优先征用,数量仍然不足时可征用酒店宾馆、房产商闲置的房产等。这对快速及时应对突发事件非常重要,都不能是临时决策,而是要有预案、有准备的。

二是继续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提高对区一级疾控中心的财政投入和建设标准,统筹增强农村、社区等基层防控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基层传染病防控监测水平和综合救治能力,将预防关口前移,避免小病酿成大疫。创新探索区以下疾控机构与区级二级医院的院所合一模式,试点将区级层面的疾控和重大传染病监测逐步融入到区级二级医疗机构。

三是科学优化分级诊疗模式与机制。优化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结构,健全执业人员培养、准入、使用、待遇保障、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夯实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有效引导优质医疗资源有序有效下沉,支持社区医疗机构增加床位数、提升医疗救治水平,创新破解医疗卫生体系“倒金字塔”困局。

四是推动科学研究、疾病控制与临床治疗有效协同。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进一步发挥科技手段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研究、紧急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的支撑作用。促进科学研究、疾病控制与临床治疗之间的人才流动和成果共享,推进研究、预防与治疗的高效协同、无缝衔接,完善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协同机制。

五是加强公共卫生与防疫的人才培养和基础科研工作。支持广州地区的高校建设高质量的公共卫生学院,教学、科研与实践并重,为广州乃至全国培养高端的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同时集中力量建立公共卫生与防疫的研究体系、实验室体系,吸纳海内外高端专业人才,承担广州乃至更大范围的公共卫生领域的前沿研究工作。

(作者:柳立子,广州市社科院城市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博士;刘佳,广州市社科院城市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020.02.24

来源:广州日报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七个结合”

当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必须坚持七个紧密结合。

第一,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与发挥各级党组织硬核作用紧密结合。在这个重大疫情面前,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落实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全面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牢固把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第二,坚持全国一盘棋与地区系统防控紧密结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要坚持科学方法论。全国是一盘棋,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要从国家总体安全这个大局综观,制定周密方案,调动全国医治研防的中坚力量,全面从严布控;也要从湖北、浙江等重点省份,武汉、黄石、温州等疫情严重地区着力防控。在防控疫情升级蔓延中保障国家总体安全,又在阻击病毒疫患中消解次生疫情,真正把守住国家安全关口和锁住疫情扩散端口统一起来,加强省际、市际之间以及不同领域、部门之间的全面合作。

第三,坚持科学救治与群防群治紧密结合。防控疫情要坚持科学真理,支持科学探索,尊重科学规律。一些省区市的医疗专家依据科学研究和治疗经验,提出了诸多应对疫情的宝贵建议;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提出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环节发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疫情的能力。在科学救治新冠肺炎患者过程中,也需要坚持防治结合原则,要通过联防联控织密防护网,通过群防群治筑牢防控墙。

第四,坚持军队支援与地方力量共同投入紧密结合。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军民一家亲,军地鱼水情。在危害人民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的重大疫情面前,党中央英明决策,及时派遣军队最强医疗和护理力量,投入防控疫情战斗最前线,彰显了人民军队为人民、守江山的宗旨与使命。

第五,坚持最严防控举措与疫苗研发应用紧密结合。任何级别的应急响应和治理举措都需要物质力量与创新科技做支撑。强大的物质基础,先进的医疗科技,都是打赢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先决条件。在疫情“拐点”出现之前后,各省区市既要坚持落实最严的防控举措,也要把防控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工作及相关药物成果应用推向前进。

第六,坚持舆论引导与心理疏导紧密结合。抗击疫情不能忽视舆论引导和心理疏导工作。需要依法做好疫情报告和发布工作,让社会公众知情,增强防护能力。要在各类媒体宣传新冠疫情及相关心理健康知识,在基层社区、农村发放其宣传简本,扩大心理疏导覆盖面,消解市民和群众的心理恐慌和精神焦虑,增强全社会免疫力。

第七,坚持国内救治防控与国际支持合作紧密结合。只有守望相助、共克时艰、联合攻关、战胜疫情,才能更好地共享发展成果。当前,既要立足国内全力救治患者、防控病毒进一步蔓延,也要推动国际合作,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使命,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

(作者:杨竞业,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2020.02.24

来源:广州日报

“中国之治”

在疫情大考中淬炼“中国之治”

“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2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如此强调。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时,再次强调这是“一次大考”。这是深刻的揭示,也是铿锵的宣言、殷切的期待。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管不管用、有没有效,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疫情当前,全国上下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闻令而动,英勇奋战,攻坚克难,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展现出显著优势和强大生命力。

闪耀真理光芒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方向

治理,是人类有组织地处置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治理不可或缺,且意义非凡。尤其随着原始社会解体、国家出现,奴隶制国家治理、封建制国家治理、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先后登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正是在这些预测性的原理中,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方向、实质和基本规律,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国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正是得益于这一制度、这一体系的磅礴伟力,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举世瞩目的“中国之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强烈的历史担当,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部署,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显提高。无论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今昔对比”,还是世界范围的“中西对比”,都充分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势。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

在利益分化、诉求多样的现代社会,如何形成集体行动?这被称为又一个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

疫情是一场大考,也是一面镜子。透过它,我们得以管窥这道问题的答案。

答案,正是来自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古人云:“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对中国而言,治国之“本根”,就是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鲜明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纵观中国共产党成立99年的历史,不难发现,党的领导这个显著优势,被革命、建设和改革所一再证明,在历次抗击重大灾害中体现得尤为明显。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2008年对抗罕见雨雪和冰冻天气,2008年汶川发生大地震……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经受住了一个又一个考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就没有爬不上的坡,就没有过不了的坎。

在疫情防控中,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政治决断,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和工作安排,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充分发挥了集中统一领导的作用。与疫情对垒,形势如棋。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全国上下就有了向心力、“主心骨”。

答案,来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原则,有利于反映各方面的意志,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汇聚更加广泛的力量、资源和智慧。此次疫情,各省包干、对口援助,医务人员星夜驰援,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火速完工,一大批科研工作者加快科研攻关,无数企业为物资保障加班加点……从城市到乡村,从内陆到边疆,各个地方、各个领域、各条战线,都迅速动员起来,全国各地与疫情发生地区同频共振,再一次展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超强威力。

应对疫情,中国的“操作”再次证明,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有如此组织动员能力、动员规模、动员效率,这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

也难怪,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对中国疫情防控作出这样评价:“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我们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有关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基层治理在疫情大考中推进“中国之治”

观察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既要看全局也要看细节,既要“致广大”也须“尽精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的具体要求,这为扎实开展网格化管理、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都要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阻击作用”“要完善社区联防联控体系”“强化社区防控网格化管理”……面对疫情大考,网格化管理大显身手,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迸发出强大能量。

能量来自社会化。“一线岗位全部换上党员,没有讨价还价!”“我是共产党员,这个时候必须顶上去”……所谓“网格化”,就是将管理辖区划分为单位网格,以基层党建为引领,充分整合网格内的各类资源,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志愿者、社区居民,公安、卫生、环卫等部门多方协作,人人参与、人人尽责,让一面面党旗高高飘扬,构筑起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

能量来自精细化。疑似感染者如何及时发现?居家隔离者如何予以妥善照顾?周边居民的疑虑怎样化解?网格化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从摸查“全覆盖”、防控“全方位”到服务“全天候”,从为重点人员解决生活所需到提供心理抚慰,网格化将防控措施落实落细到每一楼栋、每一户、每一人,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使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

能量来自智能化。在小区、城中村等出入口设置红外体温探测器、消毒喷雾等设施,采用电子围栏、电子门禁技术手段加强管控……面对疫情,新技术在基层社区崭露头角,信息化工具大量应用,实现了对重点人员信息的精确采集、精准管控,为疫情防控、民生服务等提供了有力支撑。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心,也是党的执政基础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基层治理的生机活力,为应对疫情大考提供了坚实基础,更为“中国之治”提供了强力支撑。

依法治理是疫情防控的有力保障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四个全面”中,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基础性、保障性作用。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2月5日召开会议,传递出了极为明确的信号,宣示了依法防控的决心。

依法做好疫情报告和发布工作,依法规范捐赠、受赠行为,打击暴力伤医、制假售假、造谣传谣等破坏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严厉查处哄抬物价的违法行为,强化疫情防控法律服务……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既没有因为事发突然、刻不容缓而让权力凌驾于法治之上、法治之外,也没有拘泥于常态化背景下的“繁文缛节”而影响遏制疫情的有效作为。这正是紧急关头更好发挥法治力量、充分体现法治精神的有力举措,确保社会在风险挑战中既动力澎湃又井然有序。

治国理政须臾离不开法治。常态时期是如此,非常时期更是如此。依法防控,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也是我国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一个缩影。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迅速有力的举国动员、联防联控的有效措施、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和强大治理效能的生动体现。当然,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个动态过程,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我们要在防控疫情中冷静思考、全面审视、深入总结,以问题、目标为导向,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在疫情大考中淬炼“中国之治”,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完善、更健全,让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文/广州日报评论员 夏振彬

2020.02.17

来源:广州日报

疫情防控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不只是医药卫生问题,而是全方位的工作,各项工作都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支持。这对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这样强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

于法有据才能依法有序。立法是依法防控疫情的首要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法律体系日臻完善,与此次疫情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有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条例、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为抗击疫情提供了重要法律保障。当然,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相比,与瞬息万变的疫情相比,相关法律法规还存在不完善、不适应的地方。如何把防控疫情的相关法律法规更好衔接起来、形成合力,如何根据形势发展需要进行修改完善、堵塞漏洞,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健全应急管理体系、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交易等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需要从法律层面进行深入研究、及时作出回应。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性也在于实施。非常之时,要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法律法规,加大对危害疫情防控行为执法司法力度。比如,对于那些抗拒疫情防控、暴力伤医、制假售假、造谣传谣等恶劣行为,必须依法依规进行惩处。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一些哄抬口罩等紧缺物资价格的商家被立案调查,一些生产假冒伪劣口罩的犯罪嫌疑人落网,群众拍手称快。须知,制售假冒伪劣药品和医用卫生材料是严重犯罪,哄抬物价、囤积居奇是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相关部门的果断行动,彰显了依法治国的威严,也是依法防控疫情的题中应有之义。

依法防控疫情是一场人民战争,群众的知晓和理解、关注和参与至关重要。一些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出台,可能会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不便。相关部门出台这些措施时,严格依法合规很重要,及时向群众做好信息发布和解释说明也必不可少。要让公众清楚认识到,遵守法律法规不只是为了社会、为了他人,也是为了自己。疫情当前,谁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对于个人而言,遵守法律法规是约束也是保障,是限制也是捍卫。

还应看到,目前公众热议的许多问题,已经不只是道德问题,而是要放到法律层面来审视。近日,一名新冠肺炎患者故意隐瞒旅行史和接触史,致使68名医务工作者和其他49名人员被隔离。根据我国刑法等法律法规,故意传播突发传染性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的,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对这样一些典型案件及时处理、及时公布,以案释法、做好普法,既可以避免出现有的人“不知法而犯法”的现象,也有利于社会公众了解法律、敬畏法律、尊崇法律、相信法律。要通过扎实细致的工作,使人们深刻认识到:疫情防控时期在特定场合不戴口罩,不只是个人习惯问题,很可能会违法违规;堵塞道路交通,妨碍执行疫情防控任务车辆通行,不只是举措不当,更是违法行为;等等。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依法科学有序抗击疫情,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最终必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作者:杨学博)

2020.02.17

来源:人民日报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我们完全有信心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多次主持召开会议,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研究部署,提出明确要求。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时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全面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经过艰苦努力,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防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这是来之不易的,各方面都作出了贡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国上下同心同德、众志成城,扎实做好各项防控工作,我们对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充满信心。

信心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仅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也夺取了抗击自然灾害的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正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有力应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进行专题研究,党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多次开会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中央指导组积极开展工作。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协调调度,及时协调解决防控工作中遇到的紧迫问题。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军队积极支援地方疫情防控。各地区成立了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挂帅的领导小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我们看到,疫情发生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到令行禁止;各地区各部门不断增强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坚决服从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及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指挥。正是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国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党员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是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也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我们党现有基层党组织460多万个、党员9000多万名。越是困难时候,越是检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战斗力的时候,也越是锻炼提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战斗力的时候。每逢紧要危急关头,共产党员都会冲在最前面。哪里危险多、哪里困难大、哪里群众需要,哪里就有共产党员的身影、哪里就有共产党员在奋斗。在当前防控疫情的严峻斗争中,无论是在救治病人的第一线还是在保障物资供应的后方,无论是在城市社区还是在乡村集镇,无论是在车站、机场还是在街道、楼宇,都有共产党员在坚守。正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奋不顾身,连续作战,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的强大政治优势,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信心来自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要靠广大人民群众齐心协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带领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战胜一切困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一路走来,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紧紧依靠的力量。

防控疫情是一场人民战争,人民群众正在彰显伟大的力量。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社会各界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形成了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合力。疫情发生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迅速迸发,全社会立刻行动起来。大批医护人员放弃春节休假,奔赴疫情防治第一线,成为最美“逆行者”;相关企业迅速复工复产,加班加点生产疫情防控物资;很多个人和企业捐款捐物,积极为一线人员提供支持保障……正是广大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团结奋战,形成了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在疫情面前,广大人民群众展现出深厚爱国情怀、良好道德风貌,积极参与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坚决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这场人民战争。面对党和政府为防止疫情扩散蔓延而采取的必要限制措施,人民群众积极支持配合。人们从自身做起,放弃传统拜年习俗和春节团聚,自觉减少外出,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和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成为疫情防控最深厚的基础。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伟大奋斗精神的人民、伟大团结精神的人民、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如果说疫情就是魔鬼,那么在中国人民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努力下,这个魔鬼终将无处藏匿、彻底覆灭。

信心来自强大物质技术基础和国家治理效能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需要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作为支撑,需要强大国家治理效能作为保证。凭借新中国成立70多年积累的强大物质技术基础,凭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及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治理效能和不断改善的法治环境,我们完全有信心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在灾难和危机面前,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和高效的后勤保障是我们保持定力和底气的重要原因。经过70多年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积累了雄厚物质基础和强大建设能力。2月2日,武汉火神山医院正式交付使用;2月8日,武汉雷神山医院开始收治首批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两所医院从决定建造到交付使用,所用时间之短令人赞叹,彰显了中国速度、中国力量。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科技发展也取得重大成就,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疫情发生后,我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甄别出病原体并第一时间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基因序列,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实力。目前,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已经更新到第五版,科技在疫情防控和患者治疗中的支撑和保障作用不断凸显。

疫情发生后,党中央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机制,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把疫情防控作为全方位的工作,确保各项工作都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支持,有效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战胜疫情筑起了一道道牢固防线。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各地区不断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密切跟踪、及时分析、迅速行动,坚定有力、毫不懈怠做好各项工作,推动疫情防控工作有序有力开展。

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面对疫情,我们加强法治建设,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加大对传染病防治法的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依法行动、依法行事,确保疫情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确保人民群众生活安定有序,确保疫情防治信息准确、公开、透明,为最终战胜疫情提供强有力法治保障。与此同时,加强治安管理、市场监管等执法工作,加大对暴力伤害医务人员的违法行为打击力度,严厉查处各类哄抬防疫用品和民生商品价格的违法行为,依法严厉打击抗拒疫情防控、暴力伤医、制假售假、造谣传谣等破坏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我们不惧风雨,也不畏险阻。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定冲击和影响,但我们有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有强大国家治理效能。只要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真正做到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就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作者:唐洲雁 林瑜胜,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山东社会科学院基地研究员)

2020.02.17

来源:人民日报

高质量发展

“稳”是打好硬仗的基本前提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尽管面临防控疫情的突发情况和艰巨任务,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十四五”发展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基础,做好经济工作仍无比重要。

为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特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张立群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谢鲁江教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林江教授,围绕2020年经济工作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全面把握好“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平稳提高

广州日报:如何看待2020年经济形势?

张立群:对于新时期经济运行的认识要进一步深化,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下,必须全面把握好“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平稳提高。光有“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提高,就满足不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仅强调“质”的提高而不重视量的增长,则“质”就没有载体。实际上,如果没有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整个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就保证不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状态就保证不了,提质增效的任务也难以完成。所以,“量”和“质”总是紧密统一在一起。我们对整个经济运行过程必须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加以全面认识,才能把握好发展方向,确定好政策目标。

鲁江:看经济形势眼光要放远一点,要把握住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和核心任务。要特别明确地认识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要紧紧把握新时代的发展特征和发展方向。我们要同时关注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问题,要摆正两者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但内容和涵义又不一样。经济增长主要是突出国民经济量的增长,而经济发展更加强调国民经济质的提升。新时代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核心就是突出抓提质增效,推动国民经济质的提升。

林江:一是“稳”。2020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字当头”。这表明,现阶段的经济工作面临着国内国外的风险挑战;同时,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关键之年必须确保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平稳运行。二是“统筹”。统筹实际上也是为了“稳”。当前,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日益凸显,迫切需要统筹内外,即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如果改革不到位或不够深化,可能就会出现“打开市场却也无人光顾”的情况。此外,“统筹”还体现在区域协同发展与城乡协同发展上。要让全部人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就需要统筹发展。

“稳”是关键之年打好两场硬仗的基本前提

广州日报:我们如何认识“稳”字当头?

张立群:把“稳”字放在第一位,是由于当前我们面对着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从内部来看,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再加上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增长压力加大。从外部来看,世界经济仍然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全球的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2020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稳”是打好这两场硬仗的基本前提。

从根本上讲,“稳”关系到基本民生的稳定和社会大局的稳定。只有实现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目标,才能稳住基本民生和社会大局,才能为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必要条件。

广州日报如何理解“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各种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上”的内涵?

张立群:要深刻认识到我们仍然面临着繁重复杂的改革发展任务。当前,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和问题仍然较为突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通过长期的艰苦努力,推动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进而大幅度提高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大幅度提升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人均收入水平,才能够最终基本消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和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要正确认识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可高估,同时对我们仍然要完成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任务的艰巨繁重也绝不能够有任何的低估,绝不能有任何缓一缓、歇一歇的想法。我国经济仍然需要持续较快的发展,一定要牢牢抓好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一定要鼓足干劲真抓实干。

谢鲁江:我们要正确理解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真正内涵,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经济增长,中央始终强调要稳增长,经济增长是坚决要的,稳增长是不能怀疑和动摇的;问题在于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我们需要的是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实现比较健康协调的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当经济出现失衡失调时,片面追求经济快速增长,往往会导致重大失误,会对国民经济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甚至带来长期不良的后果。因此,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各种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上,都是在回答: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增长,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而且,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经济增长才是应对各种风险和各种不确定性的强有力的手段。

林江:对广东来说,区域发展不平衡一直是其最大软肋,也是广东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解决的重中之重。近年来,通过一系列重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调整,广东的区域发展结构得到了明显改善,区域发展差距持续扩大的势头得到遏制。不过,“核心”珠三角与“外围”粤东西北的二元空间结构尚未得到根本改变,要让全省人民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目标,仍需付出一定努力。而要从根本上改变“核心-外围”的局面,关键要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上有新突破,加快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以坚定全面深化改革的硬骨气,啃下眼前的“硬骨头”

广州日报:2020年经济工作面临的“硬骨头”有哪些?如何破局?

张立群:“硬骨头”首先是精准脱贫、污染防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三大攻坚战,这方面任务艰巨繁重。例如,全面脱贫之后,如何建立和完善反贫困机制、巩固脱贫成果,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在环保攻坚战方面,要把环保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把环保排放指标定得科学化、合理化、精细化,这都是不容易啃的“硬骨头”;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上,我们在规范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的同时,如何保证流动性合理充裕,如何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稳中向好,如何通过实体经济状况的持续改善、通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状况的持续改善,使得银企之间的债务关系持续改善,进而化解各个方面的风险,也面临很多挑战。

另外,我们要啃的“硬骨头”,更重要的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迈上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关键性阶梯,对我们来说,是需要长时间攻坚克难、爬坡过坎才能完成的一项伟大工程。这就必须持之以恒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持之以恒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在这些方面,我们仍然面对很多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

谢鲁江:我认为,一是推动经济进一步转型的问题,其核心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有强有力的推动力量和支撑力量,这就要求充分依靠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两个轮子来增强新动能。如果没有生产力发展上的新动能,经济发展缺乏动力,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很难解决,增长也很难保证。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年,这意味着一个历史阶段性的变化,过去的已经完成了,对未来来说又是新的起点,新旧的衔接有着更高的目标,发展需要更强大的动力。

二是如何有效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当前经济增长遇到的问题主要来自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一般说来,经济增长主要靠供给的推动和需求的拉动,有效供给有了,市场就有了,企业就活了,经济就增长了。但目前增加有效供给遇到很多问题,比如金融体制上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内需市场,14亿人的消费潜力怎样更充分发挥出来,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就业等,这些都是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且解决了就会带来内需,带来经济的增长。要把经济增长作为解决问题后的成果,而不是作为绕过问题去单纯追求的目标。

林江: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广州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靠的是制度优势、政治优势和改革开放的优势。但是,从长远来看,广东今后的发展不能只是依靠这些“家底”。目前,广东、广州正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让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其中,体制机制的改革十分重要。如何推进好体制机制创新,既是当前的“硬骨头”,又是破局的关键,需要啃下来。

在未来的发展中,要将自身对外开放的优势与对内改革的潜力对接起来。其中,机遇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通过大湾区建设,在借鉴港澳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三地的制度规则衔接的过程也会倒逼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区域协同发展,从而有效推动高质量发展。只要自身有坚定全面深化改革的硬骨气,就不怕眼前的“硬骨头”。

从系统论出发,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

广州日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是2020年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那接下来要重点做好哪些工作?又要注意哪些问题?

张立群:首先要全力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包括做好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工作,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更紧密地配合,切实有效地扩大内需,特别是把增加有效投资的工作抓实抓好,尽快解决内需走弱、总需求不足等困难。同时,要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这是2020年实现两个完满收官非常关键的任务。

从长远发展目标看,最重要的是要按照“巩固、增强、提升、畅通”这8字方针,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抓好,通过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使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性因素逐步增加。要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把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当前与长远、改革与发展等目标统筹协调好。2020年我们正面对很多新的考验和空前严峻的挑战,做好2020年的经济工作非常不容易,对此必须有清醒认识。

谢鲁江:今年更重要的是要补齐短板和打好三大攻坚战。今年的任务很广很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35个“要”,也就是说至少布置了35项任务。这些都要做好,最根本的是新旧动能转换和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解决了动能,解决了阻碍发展增长的问题,那就既能更好地实现当前的目标,也为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打好基础。

林江:消除绝对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但对于广东、广州来说,还应有更高的要求。比如,如何减少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等等。要让每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地享受到改革成果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这一方面要持续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建立健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另一方面,要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更多更公平的社会福利惠及群众。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谢琦珊 于梦江 张冬梅 陈文杰

2020.02.17

来源:广州日报

高质量发展

提升综合城市功能支撑广州高质量发展

近期,北上广深等我国一线城市陆续发布了2019年的经济运行情况,按可比价格计算,广州2019年的GDP比上年增长6.8%,北京、上海和深圳分别为6.1%、6.0%和6.7%。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2019年GDP增长率为6.1%。从增长率数字背后的逻辑关系来看,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些一线超大型城市仍然能够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机制在于综合城市功能在配置境内外市场资源的优势,更好地推动了结构调整及新动能培育。尤其是广州的GDP增长强劲,位列一线城市的首位,充分说明一年多来广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在综合城市功能、城市文化综合实力、现代服务业、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方面出新出彩取得了明显成效,综合城市功能提升为广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应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确保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信心和预期。

首先,中心城市功能不断强化,促进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广州是国家中心城市,中心城市的功能就是发挥综合服务功能,大量的人口集聚、工作通勤和文化旅游能够促进消费服务业发展,中心城市与周边节点城市产业分工优势互补的合作能够促进生产服务业的发展,中心城市代表国家或区域参与全球分工能够促进以高端服务业为特征的总部经济发展。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一步强化了广州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整体服务业和各行业都获得了快速增长。根据2019年广州市经济运行情况的数据,1~11月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1256.50亿元,增长12.6%。2019年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16923.23亿元,增长7.5%,高于GDP的增长率;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增长9.3%,占服务业比重达67.5%,比上年提升1.0个百分点;三次产业比重为1.06:27.32:71.62,服务业主导型经济日益巩固。

其次,枢纽门户功能不断强化,促进了客货运的快速增长。广州是综合性枢纽门户城市,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和自贸试验区战略,近年来围绕白云国际机场、南沙港等重大基础设施加大投资,提升了国际航空枢纽和国际航运枢纽的能级,为境内外要素便捷流动提供了硬件支撑,更好地利用了“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经济增长。随着国铁、城际铁路、地铁、高速公路、港口码头等项目持续推进,广州全市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9.5%、25.5%和21.6%。

最后,科技创新功能不断提升,促进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发展。科技创新功能是世界城市的基本功能,主要的世界城市都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围绕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广州加强创新基础能力,布局建设了动态宽域飞行器试验装置、冷泉生态系统、人类细胞谱系等大科学装置;引进中科院广东空天科技研究院、广东智能无人系统研究院落户南沙,新增国家重点实验室1家,国家企业技术中心2家、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4家,加快建设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等4家省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创新平台加速集聚。科技创新功能的提升促进了先进制造、互联网+、创新创业、跨界综合管理等“三新”活动,“三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成为广州经济增长的新动能。2019年广州市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2万家。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9283家,连续两年排全国城市第一。

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广州,面对全球价值链重构、全球治理变革和新技术革命等全球化新趋势,广州城市综合功能提升和迈向全球城市充满了新机遇和新挑战。综合城市功能培养和城市国际竞争力提升对于广州城市经济持续增长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也有助于我国在推动全球化和参与全球经济体系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广州要继续强化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核心引擎作用,统筹陆海空打造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支撑区。同时,要以高质量建设南沙自贸片区为契机,加快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不断提高广州城市国际化水平。还要加快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城市环境,进一步强化就业、教育、医疗、旅游等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更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造成的影响。

(作者:毛艳华,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0.02.17

来源:广州日报

守初心担使命

守初心担使命贵在做到“五个要”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以这次主题教育为新的起点,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他强调,必须完善和发展党内制度,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落地落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这次教育确定的主题。这个主题既承载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理念、价值追求和红色基因,也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历史担当和为民情怀;既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动力源,也应当成为新时代每一名党员干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座右铭。初心和使命是辩证统一的,初心回答的是“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这是与生俱来、不能改变的;使命回答的是“为了谁、要干什么、应该干什么”,这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实践要求。初心和使命的丰富内涵集中体现在始终保持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追求,始终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始终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要有“任尔东西南北风”的立场

2018年11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说,“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经历了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必然会有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中国必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化危为机,斗出一片新天地。我们要在“两个维护”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上立场要坚定,是非分明,做到对党襟怀坦白、与党同心同德。坚决抵制和纠正一切偏离“两个维护”的错误言行,敢于驳斥各种有损“两个维护”的“低级红”“高级黑”,绝不以和气代替原则、以妥协换取和谐,绝不能做明哲保身的“好好先生”。

要有“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定力

理论千万条,信仰第一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信仰认定了就要信上一辈子,否则就会出大问题。“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历史是一面镜子,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反对中央红军北上决定,坚持分裂主义错误,率领一部分红军南下,甚至另立中央。结果是,“北上”的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并确定北进川陕甘地区,创造革命根据地,进而发展大西北的革命形势。而“南下”的张国焘,损兵折将,难以立足,最终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南下”和“北上”的不同,不仅是部队行进方向的不同,更是政治方向的分歧。其结果的不同也证明,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

通过深入学习这些历史后,我们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为什么总书记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为什么要求把好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无论处于顺境抑或逆境,无论台上还是台下,无论是青春焕发或者耄耋老翁,都必须始终不渝、百折不挠,信仰一辈子,做坚定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有“以百姓之心为心”的人民情怀

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一以贯之体现到党的全部奋斗之中。回顾党的历史,为什么我们党在那么弱小的情况下能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在腥风血雨中能够一次次绝境重生,在攻坚克难中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管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义无反顾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展主题教育前,专程来到江西于都红军长征出发地,追寻红色足迹,叮嘱大家“我们要饮水思源,不要忘了革命先烈,不要忘了党的初心和使命”,强调“现在我们正走在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要继往开来,重整行装再出发!”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永远铭记人民是共产党人的衣食父母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2018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期间,一位村民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您是我们的好领袖,中国人民的福星。”总书记答道:“谢谢,我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一句句朴实的语言、庄严的宣示,彰显了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理想信念,教育我们要始终做人民的勤务员。

要有“学海无涯苦作舟”的终身学习理念

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好像一个铺子,再开就一定要进货。”这里的“进货”,就是要增强学习本领,这是我们许多干部迫切需要的。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到人口红利的“刘易斯拐点”,从政府公信力的“塔西佗陷阱”到百年梦想的“小康突围时刻”,从国际政治的“修昔底德陷阱”到兴衰治乱的“历史周期律”,面对这些挑战,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答案是,要始终把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行为习惯。只有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才能全面准确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质和核心要义。通过读经典著作来寻根问源、掌握立场观点方法、获取智慧和力量。

要有“为官避事平生耻”的工作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敢于斗争,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敢于担当、敢于斗争,是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干部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进行革命性锻造和推进伟大事业的社会革命中发扬斗争精神,就要有直面问题的勇气、“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豪气、啃硬骨头挑重担的担当、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干劲。

(作者:何良苏,广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

2020.01.23

来源:广州日报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如何补短板强弱项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有高质量的制造业为支撑。广州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从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和短板等因素。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研究显示,近十年来广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与国内主要城市比较,优势并不突出,需要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加快推动广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短板

对2008-2017年广州制造业发展质量的评价显示,广州制造业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近十年来,广州制造业在包含经济实效、结构优化、创新能力、社会价值、国际影响、绿色发展六个纬度的综合发展质量得分以年均21.4%的速度提升,向高质量方向发展的态势不断加强。但对包括广州在内的国内制造业发达城市的比较研究表明,广州制造业发展质量优势并不明显。与国内先进城市比较,广州制造业进一步转向高质量发展存在一些短板:

一是制造业发展效益有待提升。对标国内其他先进城市,广州制造业效益优势不显著。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利润率上看,广州与国内先进城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二是产业结构高端化程度不够。IAB、NEM等不少高端产业尚处于孵化和初步发展阶段,制造业新发展动能尚未形成有效支撑。与国内城市相比,广州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比重不高,对制造业提升的拉动作用还不显著。

三是对外开放优势有待强化,短板效应明显。近十年来,广州制造业国际影响表现趋于平稳,对制造业整体质量提升的贡献有限。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市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比重、规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占工业销售产值的比重等面临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

四是绿色发展质量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与一些城市相比,广州制造业绿色发展质量尚有差距,2018年制造业绿色发展质量排名不靠前。制造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和单位增加值废气排放量仍较重。

从六个方面着力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

广州要提高制造业的发展质量,一是要着力扩大制造业发展规模、增进生产效益,提高制造业发展的经济实效。要做大做强一批本地优势企业,建立重点扶持企业清单,按“一企一策”给予扶持;加大用地供给力度,破解先进制造业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优质项目引进落地的土地制约;实施品牌发展战略,鼓励重点领域企业争创著名品牌,通过品牌建设持续推动扩大市场规模,带动制造业增量扩张;加快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通过改进制造技术和效率提高制造业企业发展效益。

二是要大力发展IAB、NEM等先进制造业,聚焦重点领域,进一步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要加快淘汰技术落后的制造行业,推进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大先进制造业在制造业产业体系中的比重;加快推进发展工业互联网,支持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推动工业企业“上云上平台”,构建制造业智慧化生产生态系统;要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如5G、人工智能、区块链、太赫兹等行业,植根培基,抢占先进制造技术发展先机。

三是加强自主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快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要加强自主创新,统筹各方技术优势,开展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的联合攻关,有效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围绕制造业供应链促进创新,在产品设计、生产、运输、营销、服务的全过程进行产学研协同创新,增加创新性技术成果对先进制造行业发展的支撑能力;实施开放创新策略,与国际著名研发机构、世界500强企业开展实质性技术协作,加快布局建设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准的制造技术创新中心,增强关键共性技术供给。围绕重点产业,吸引国内外相关优势科研院所成立面向应用的研发机构,推进产学研合作,引导企业加强多学科集成创新,促进产业技术升级。

四是要提升利用外资质量,推动企业国际化发展,嵌入国际科技产业链,积极参与国际产能合作,推动制造业“走出去”,全方位推动制造业开放发展。鼓励外资企业建设研发中心、企业技术中心,融入集群创新的重点领域和环节;实施国际产能合作行动计划,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园区共建,推动广州智能装备、工程机械、纺织服装等集群重大装备及优势企业走出去;鼓励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积极与国外研发机构加强合作,或直接收购国外研发机构,提高开放发展的技术含量。

五是依靠“智能+”实现“机器助人”,提升制造业税收贡献能力,着力提高制造业发展的社会效益。通过推动“智能+”将劳动者的灵活性和自动化设备的高效率充分结合,实现从“机器换人”到“机器助人”,赋予制造业新的活力。重点针对广州税收贡献较大的传统优势产业进行改造升级,提升企业发展规模和效益,进一步扩大先进制造业的税收贡献比例。深化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提高“两业融合”水平,改善供给质量,实现差异化竞争,有效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双向提升税收贡献。

六是通过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创新绿色低碳发展模式,深化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深度支持企业开发绿色节能产品,积极推行生态设计,减少物质和能源的消耗,减少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加快推广应用循环经济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鼓励工业园区开展集中供热、土地集约利用、企业间废物交换利用、水的循环利用等,推进制造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建设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园区。挖掘温室气体减排潜力,加强低碳发展及节能环保技术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推广清洁生产技术;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采用先进适用节能低碳环保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构建形成绿色制造业产业体系。

(作者:杨代友,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与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

2020.01.22

来源:广州日报

健全文化产业体系

健全文化产业体系 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当前我国经济处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处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和壮大新动能的重要阶段。理论和实践充分表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有利于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利于拉动居民消费升级、有利于扩大城乡就业和创业,是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保持经济基本面不发生改变、促进经济稳中向好的重要保障。

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是衡量经济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是新兴文化产业按照一定秩序、规律和逻辑组合而成的文化生产有机体,以创意为动力,以内容为核心,以技术为手段,是高技术化和高文化化的统一体。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正日益成为衡量地区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基础指标,成为界定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这就要求我们不论是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还是从推动社会整体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都必须大力培育和加快发展文化产业,进一步构建特色鲜明、结构合理、技术先进、品牌名优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努力使文化产业成为转变发展方式和提高发展质量的重要动能。

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有力支撑。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是具有现代元素的文化产业集成,比传统文化产业业态更先进。其依托区位优势、智力优势和资源禀赋的优势,能够源源不断地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产业支持。特别是在以高科技为引擎、以市场化竞争为基础、以大型龙头企业为主体的现代社会,科技、信息和人才等文化要素,正在丰富和扩充原有的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成为决定经济发展潜力和后劲的重要因素。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是高新技术产业体系的有机组成。文化与科技相互融合,既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也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是深化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需要。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能够使具有文化价值的文化资源转变成具有经济价值的生产要素,推动文化产业结构由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变。从需求结构调整看,当前居民文化消费的潜力还远未得到释放。从供给结构调整看,发挥易与新技术对接、创新应变能力强的优势,拓宽服务消费,加强和改善服务业的供给能力,培育新的文化业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现代文化产业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是满足人们多元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路径。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消费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的主流风尚。消费社会的来临及其所导致的大众对于娱乐性、消费性、益智性、休闲性文化产品的需求,在中国也催生出了一种以工业生产方式制造文化产品的行业,即现代文化产业。

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是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的有效手段。现代文化产业本身既是消费服务业,又是生产服务业。在物质消费疲软的时候,文化产品成为消费热点;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文化产业大放异彩,这充分显示出“反周期调节”的特点。当前全球经济的低迷状态对我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出了更新更迫切的要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产业这种“软实力”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如文化产业发展被喻为“经济危机中的一线曙光”。在经济持续发展和技术迅速进步的作用下,现代文化产业必将与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发生越来越密切的关联,并在全球文化市场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大力发展现代文化产业、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是应对世界经济冲击挑战、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举措之一。

现代文化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力。随着物质产品的日益丰富,人们在消费上越来越注重情感满足、侧重心理需求,文化产品在全社会商品构成中的比例将会越来越大。现代文化产业将可能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支撑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更加深入地思考在经济发展中注入文化因素,借助现代文化产业提升经济素质和运行质量,通过明确思路、突出重点,更加有效发挥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中的作用。  

(作者:刘金祥,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

2020.01.21

来源:广州日报

中国精神 中国力量

构筑中国精神 凝聚中国力量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构筑中国精神、彰显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是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强大动力。

“中国之治”的深厚支撑与文化根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对其文化精神的清醒自觉和守正创新,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更基本更深入更持久的力量。中国之“治”体现中国之“制”,“中国之治”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既明确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提供基本依据,又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工作任务与前进方向,在“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统一中守正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沃土,文化自信使道路更加坚定、理论进一步发展、制度成熟定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具有生命力、说服力,使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有了深厚的文化支撑。

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证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而且需要高质量的文化建设;不仅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需要先进文化的引领。它是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的相互促进和相互交融,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相辅相成和相得益彰。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不仅是从摆脱贫困、解决温饱到实现总体小康、走向全面小康的历程,也是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历程。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动力,也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主题和使命。文化自信的本质是精神独立性、文化主体性、理论原创性。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根基和灵魂。坚持文化主体性,坚定文化自信,是时代标识,也是文化共识,既关涉文脉文运,也关涉国脉国运。

弘扬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中国人民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是这样为了伟大梦想而团结奋斗的创造精神,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五千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进步的力量源泉。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是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要求广泛开展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教育,特别是将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学校教育全过程,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一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集中体现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改革创新、革故鼎新、守正创新,我们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主心骨、凝聚正能量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上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和国内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并存,尤其是网络化、信息化、自媒体使人们思想活动和价值判断的独立性、差异性、选择性、多样性进一步增强。因此,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主心骨、凝聚正能量,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中国是一个有着14亿人口和56个民族的大国。如何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大问题。我们要牢牢把握和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发挥好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决定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创造性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并且在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风雨兼程,70年风雨无阻,我国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富强,从温饱不足走向全面小康,从百废待兴走向伟大复兴。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中国力量创造中国奇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广泛激发了各方面的力量。这是一次伟力凝聚、一次豪迈宣示、一次盛大亮相,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实现中国梦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破局、怎样解局?必须牢记初心使命,把握长期大势,抓住主要矛盾,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善于化危为机,办好自己的事。要把人民放在心上,把使命扛在肩上,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打好三大攻坚战。要勠力同心,砥砺奋进,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创造中华文明新辉煌。

(作者:郭建宁,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0.01.20

来源:广州日报

中国之制 中国之治

“中国之制”是“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

中国共产党如何担负起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给出“中国之治”的行动纲领。

方向决定命运,道路决定前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回答的是“往哪里去”的问题。《决定》明确回答了国家治理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也明确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如果不能坚守根本制度、巩固基本制度以及完善重要制度,就会偏离航道,当然也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准确把握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

所谓根本制度,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起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作用的制度。党的领导制度是最为重要的根本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四梁八柱”中,党的领导居于顶梁柱的位置。坚持党的领导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根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具体构成、行动和体现。所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原则不能丢,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应在党的领导下展开。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以坚定的制度自信不断展现党的领导制度的优越性。新中国成立70年来,正是因为坚持党的集中统一和全面领导,才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统一有效地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和全面领导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

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所谓基本制度,就是通过贯彻和体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等发挥重大影响的制度。基本制度也是覆盖和体现在各领域各方面的。比如,在经济领域,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三大基本经济制度。如何把基本制度的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优势,将“中国之制”转化为“中国之治”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课题。但可以肯定地讲,“中国之制”是“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所在,开启“中国之治”的新境界,归根结底都依赖于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过去,我们所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依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未来,我们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也只能通过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来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越自信、越健全、越巩固,国家治理体系也会越科学和完善,国家治理能力就越强大、越现代化。可以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巩固好已经建立起来并经过实践检验的基本制度。

使“建起来”的制度在实践中“转起来”

重要制度,包括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法治体系、党的建设制度等。重要制度上接国家治理之顶层,下连社会生产生活方方面面之基层,通过具体的体制机制和程序设计,巩固重要制度优势、强化重要制度执行、补齐重要制度短板,使“建起来”的制度在实践中“转起来”,才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之间产生“化学反应”,使国家治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成为惠及民众的制度力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的336项重大改革举措大都集中于重要制度层面。经过5年多的努力,重要制度改革成效显著,重要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制度的守正创新、开拓进取、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有利于把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强大根基、历史伟力和未来功能关联统一,也有利于制度的理论形态和治理的实践形态、制度的历史逻辑和治理的实践逻辑、制度的完善逻辑和治理的发展逻辑内在统一起来。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主题鲜明,绘就了我国的制度图谱,接下来更为重要的事情是通过科学谋划、精心组织,远近结合、整体推进,确保各项制度落地,真正发挥其效能和优势。

(作者:魏传光,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暨南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

2020.01.20

来源:广州日报

广州城市更新

在城市更新中寻找老广州风貌

城市更新,首先是土地利用效益提升,即节约、集约利用城市空间。每一个城市,都有破旧的危房,废弃的厂房,濒临淘汰的落后产业,以及低效率利用的老住宅区。而这些空间,发展潜力很大。广州市政府2018年4月公布的《广州市2018年城市更新年度计划(第一批)》,共223个项目,占地4295公顷,可以整合出相当规模的城市空间。其中更新的方式,有拆除重建,在合理设计、调整容积率、调整产业结构、集约用地方面挖潜;有改善环境和设施,在改变功能、完善条件、增加服务、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方面挖潜等。目前,各地城市更新,在以上方面都高度重视,但一些地方忽略了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历史风貌保存和文化特色彰显。

每个城市都处在特定地域文化背景中,都有其历史文化风貌和文化特色。正是基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和特色,才与其他城市区别开来。城市的文化品位,给城市带来活力,使城市具有魅力。在巴黎,人们可以饱览1000多座著名建筑物,可以在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蓬皮杜艺术与文化中心欣赏高雅艺术展览和表演。在莫斯科,有4200多座图书馆,60多个博物馆,530座电影院,1400个体操厅。这些都是以文化双翼引领现代都市的典范。

同样,在我国很多地方的历史文化资源都显示出强劲的辐射力和长久的生命力。比如,唐代诗人王翰在凉州词中感叹“塞外风沙犹自寒”,如今塞外的敦煌莫高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慕名者跋山涉水前往瞻仰;山东的一座孔庙,使曲阜成为天下文人学子的朝圣之地;沈从文的一部《边城》,使湘西凤凰城的古朴民风为世人所知;一曲“洪湖水浪打浪”,使一片湖乡名扬天下。这些都是文化赋予城市的魅力。

广州是岭南文化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中国近现代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前沿地,自身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而且,改革开放40余年来,让千年古城广州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变化,一个美丽的现代化的广州矗立在世人面前。然而,城市发展的背后也给广州在未来的城市更新中提出更多难题。

诚然,广州在历年改造重建中创造了很多奇迹,如珠江新城、花城广场、广州塔、天河商圈、北京路历史文化街、恩平路永庆坊文化街区、长隆欢乐世界等,显示了广州旺盛的活力。广州在城市更新中,利用旧建筑、厂房改造为创意园,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如TIT、红专厂、琶醍啤酒文化创意艺术区、创投小镇、1978电影小镇等。不过,由于广州是一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老城,在迅猛发展的同时,历史的欠账和遗留问题也比较多。城市治理问题、工业污染问题、道路交通问题、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城乡接合部的管理问题、一百多个城中村改造问题、老旧厂房问题、居民危房问题、高层住宅加装电梯等问题,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此外,现如今不少外地游客来到广州,会将广州塔、长隆马戏作为首选旅游项目,但这些都不足以代表岭南文化、广府文化。北京路有千年古道,但商业氛围浓厚,文化氛围有待进一步提升。永庆坊目前规模太小,几乎完全没有停车场。对比上海豫园、南京夫子庙、成都宽窄巷子、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广州对历史风貌的保护与文化特色的彰显还需进一步加强。

人们到哪里寻找老广州的风貌?在哪里能集中体验岭南文化风情?能否有一个区域,让老广州人、新广州人、国内外游客看到广州本土文化,包括骑楼街景、西关大屋、岭南园林、非遗传承、戏院舞台、老字号、街头叫卖、美食厨艺、私伙局、行花街、节庆习俗、婚嫁习俗……

其实,老广州风貌,岭南文化风情,并不抽象,都可以将景观具象化。上海、南京、成都、苏州能做到,广州也可以做到。广州城市更新正在大面积展开,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在城市更新中更多地注入城市文化元素,将使广州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文化异彩。

城市文化风貌和文化特色,有其源头、背景、发展轨迹和现实显现,应该保存和发展这些人文传承。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必须注重城市风貌的延续,城市文化特色的传承,以及时代变迁中人际关系的重建,以增强市民的自豪感、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

城市更新的目的不是将老城市变为冰冷的、割断历史的、无人文氛围的陌生城市。所以,城市更新的思路、目标和计划编制,必须纳入城市历史文化风貌和文化特色方面的内容。

(作者:李明华,文化学者,博士,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2020.01.17

来源:广州日报

绿色金融

完善政策制度设计 促进“绿色金融”发展

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绿色可持续发展、改善环境、节约资源、应对气候变化所提供的金融服务,主要包括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工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对发展绿色金融作出了明确要求,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发展绿色金融助推绿色发展的决心、魄力和智慧。

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实现绿色金融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海洋强国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中均有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全球产业绿色化、智慧化的浪潮中,绿色金融大有可为。目前我国绿色金融属于政策推动型,试点地区通过给金融机构和企业(项目)一定的奖励或补贴等措施来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如果不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将难以实现绿色金融发展的可持续性。

因此,要进一步创新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要继续大力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并在绿色融资租赁、绿色保险、碳资产质押融资、林业碳汇、湿地碳汇、海洋碳汇等领域创新发展。集聚发展绿色产业,倡导绿色消费,壮大绿色金融需求侧。集聚发展绿色产业,激励倡导政府绿色采购和社会公众绿色消费。通过鼓励购买环境标志产品、“三品一标”农产品、绿色建筑、新能源汽车等绿色消费行为支持绿色产业发展,进而壮大绿色金融需求侧。

完善“责任-压力-响应”与“激励-动力-响应”制度

目前绿色金融“自上而下”的顶层政策推动意愿较强,而“自下而上”的绿色金融供给者和需求者的积极性尚待提升,亟需完善相应的责任机制和激励机制。

一要明确金融机构等主体的环境审查义务责任,完善“责任-压力-响应”制度,形成“硬约束”。“硬法”(硬约束)主要通过完善制定国家法律法规的形式。以绿色信贷为例,国家层面应适时修改《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借鉴美国《超级基金法》等做法,明确银行对项目环境影响的法定审查义务和法律责任。同时,银行的责任应有一定的边界,应规定银行尽职免责的法律责任。银行责任应类似于《公司法》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对公司决策经营管理的“谨慎管理人”义务责任。二是改进补贴激励的方式,完善“激励-动力-响应”制度。以绿色信贷为例,国外做法一般不直接对金融机构或企业补贴,而是对绿色项目/产品(例如绿色建筑、低排放汽车等)评估后,给予绿色项目/绿色产品的需求者/购买者优惠利率进行激励,利率差额由政府补贴。在国家层面上,对绿色信贷还可以规定实施定向降准、降低资本充足率等措施;绿色债券可考虑规定免除绿色债券机构投资者的所得税。

完善绿色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保障绿色金融发展并防范化解风险

一是完善制定绿色企业(项目)的评价标准和绿色金融统计制度。通过标准制度,界定企业(项目)的“绿”与“不绿”,区分“深绿”“中绿”和“浅绿”,有助于绿色金融的数据监测和统计,并加强扶持政策的精准性。

二是绿色金融与大数据、金融科技相结合,完善制定绿色融资主体认定系统。企业(项目)的绿色标准制度制定之后,还需要与生态环境部门、税务部门、大数据管理部门等对接,获取和共享相关企业(项目)的清洁生产、环境处罚、环境信用、科技创新等信息,破解信息孤岛、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三是完善建设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促进金融资本与企业(项目)的对接。通过平台集聚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并发布众多金融产品,有助于企业的选择;通过平台共享融资主体的纳税、用水用电、节水节能、环境保护、诉讼、执行、资产等资料信息,有助于金融机构对企业(项目)的风险审查评估;通过平台企业可以发布融资需求,供多家金融机构评估与竞争。通过线上选择+线下服务模式,提升融资效率和融资服务水平。

四是完善绿色金融信息管理系统,强化绿色金融监管以及风险的防范化解。通过管理系统和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强化绿色金融的事前调查评估-事中管理-事后评价制度,全过程监控。

五是开展交流合作,建设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绿色金融中心。加强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银行集团、欧盟等的合作,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的绿色金融发展规则与经验,建设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绿色金融中心。例如同处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等地金融各有优势和特色,应加强互补合作、协同发展,创新机制体制,联动资金、市场和规则,建设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广深港澳绿色金融走廊,并助力美丽湾区建设。

(作者:古小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广州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

2020.01.16

来源:广州日报

打赢脱贫攻坚决胜战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决胜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当前,脱贫攻坚已到了决战决胜、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教授、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徐祥临教授、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陈鸿宇教授、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罗明忠教授,围绕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为世界扶贫减贫事业提供中国样本、中国经验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脱贫攻坚在我国发展大局中具有怎样的地位?如何认识其对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意义?

魏后凯:全面小康跟大规模绝对贫困二者不能同时存在。这就要求现有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要实现脱贫,贫困县要全部摘帽,要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打赢脱贫攻坚战,它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可以看到,能否打赢脱贫攻坚战,它的影响是全局深远的,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关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要看到,中国减贫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可见,中国减贫对世界的减贫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且这个贡献是得到联合国、得到世界公认的。

徐祥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一个承诺,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它是由我们的国家性质、党的宗旨、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必须完成的任务。其意义在于,它体现了我们党的先进性,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世界而言,我国的脱贫攻坚,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扶贫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样本、中国经验。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如何把握脱贫攻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联系?

魏后凯:实际上,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底线要求,它也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要是区域性整体贫困解决不了,不能打赢脱贫攻坚战,那就不能说实现了全面小康。只有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才有可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也是我所说的底线要求的内涵所在。换句话说,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条件,也是它的一个基础。只有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我们才有可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陈鸿宇:从理论逻辑看,全面小康,既包括人群的全面,还包括领域的全面。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不能有的人小康了,有的人没小康;不能一些地方小康了,一些地方没小康;不能从事非农产业的小康了,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没小康。所以,全面小康的题中应有之义,本就表明脱贫攻坚是其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从实践逻辑看,全面小康有它一系列的成体系的具体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指标,包括经济、社会、环保等指标。要达到这些指标,要实现全面小康,其中最大的影响因子或者说最明显的短板就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特别是绝对贫困地区和绝对贫困人口。因此,这要作为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重点来抓。因此,我们必须要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

罗明忠:全面小康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关键取决于脱贫攻坚战能否打赢。首先,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不解决此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无从谈起;其次,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最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全面改善人民生活,蕴含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需要脱贫攻坚。只有脱贫攻坚目标如期实现,解决好贫困人口生产生活问题,满足贫困人口追求幸福的基本要求,才能凸显全面小康社会成色,让人民群众满意、国际社会认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前景如何?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气、信心、力量何来?

魏后凯:经过这些年脱贫攻坚的实践,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从当前的脱贫攻坚进程看,按照现在的推进速度,根据中央和地方投入的力度以及社会参与程度,我认为到2020年底,要实现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脱贫的目标,应该是有保障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个任务还是相当的艰巨,还有很多的短板需要我们去弥补,还有很多薄弱的环节需要我们去加强。

罗明忠: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一定能够实现。从贫困现实看,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减贫人口超1000万,2020年的贫困人口只余下不到660万,数量已经大大减少;从经济发展看,目前我国经济虽然面临不少挑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仍然保持稳定健康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从政治层面看,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扶贫问题,扶贫理念得到更新,扶贫干部得到锻炼,众志成城,打赢脱贫攻坚战有坚实的政治基础;从社会层面看,我国现代化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社会和谐稳定,脱贫攻坚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打赢脱贫攻坚战有良好的社会基础。当然,我们也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剩余的还未脱贫的人口虽然数量不大,但难度更大,需要汇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和智慧攻克难关。

做好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机衔接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当前,脱贫攻坚进入倒计时、关键时刻。在您看来,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当前的关键或者说重点是什么?又要注意哪些问题?

魏后凯:2020年,我们要实现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目标,重点是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剩余的贫困人口要实现脱贫,还没摘帽的剩余的贫困县要摘帽。首先就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二是要巩固我们的脱贫成果,要防止已脱贫的人口返贫,还要防止新发生贫困人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高我们脱贫的质量,增强脱贫的可持续性。这要求,两个方面要统筹协调起来,既要两手抓,还要两手都要硬,既要解决现有贫困问题,同时还要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

同时,在脱贫攻坚工作中要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要真脱贫、脱真贫,要使脱贫没有水分,防止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等。这意味着,要严格脱贫的标准,既不能降低标准,也不能拔高标准。二是脱贫的可持续性问题。比如,有些地方已经脱贫了,但缺少产业的支撑;有些地方的农民主要是靠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有的地方高度依赖财政的转移支付的收入,等等。因此,要提升脱贫的可持续性,就要建立一个长效机制,也就是说,农村应该建立一个富民产业、扶贫长效产业。只有农村有产业支撑,才有就业岗位,才有就业机会,才能为农民的持续稳定增收提供坚实的支撑。

徐祥临: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做好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机衔接,解决长期的相对贫困问题。2020年可以看作一个过渡年,是将当前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大局结合起来,之后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新阶段。接下来,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然后为下一步把整个农村、农民的发展问题解决好,需要加以研究。

陈鸿宇:我认为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在思想上要把握好标准,要把牢质量。要以高质量脱贫作为我们整个脱贫攻坚收官之年的一个工作主题,其重点在于补齐短板,形成可持续的脱贫机制,要防止返贫,不降低也不拔高标准,靠质量说话。第二,要重点攻克发展进程中的那些坚中之坚、困中之困,特别是连片的、重点的、边缘的一些贫困区,如一些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一部分纯农业(纯农牧、纯林、纯渔等)的乡村地带,像这样的地方要重点关注,帮助他们找到发展出路。第三,要加快补齐短板,将“两不愁三保障”落实到位。要让贫困地区、贫困村基层治理、基层党建、人居环境改善等各方面做得更好,补齐短板。

罗明忠:当前的重点是精准扶贫的再具体和扶贫政策的再优化。必须关注以下问题:一是干部群众要避免放松懈怠;二是如何进一步精准识别贫困人口,要对这些群体的致贫原因进行精准识别,为扶贫政策优化提供依据;三是扶贫政策的进一步优化,减少一些不匹配的政策,集中主要资源打赢脱贫攻坚战,要根据贫困人口的特点精准分类、精细施策,坚持贫困人口自主脱贫、帮扶脱贫和社会兜底等多措并举,尤其是要激发其脱贫的志向。

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必须久久为功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如何理解其内涵及意义?

魏后凯:反贫困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当我们解决了现有标准下的绝对贫困问题,往后走,中国的反贫困将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解决相对贫困。相对贫困是一个相对概念,它可能是长期存在的。所以,才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个人认为,2020年以后,我们的反贫困政策要实现三转变:一是从绝对贫困治理到相对贫困治理;二是从收入贫困治理到多维贫困治理;三是要统筹城乡贫困,从超常规的脱贫攻坚转向常规性的贫困治理。所以,这就要求一定要建立一个减少相对贫困(其中既包括农村贫困也包括城市贫困)的长效机制。

陈鸿宇:要解决相对贫困的问题,其实是对我们脱贫攻坚这项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是一个更系统更长久的一项复杂工程,必须久久为功。社会前进发展,相对贫困的标准也不断变化,因其标准是动态的,所以工作难度更大,时间很长,对我们来说是一场持久战。并且,因为有各种客观的外界原因,如疾病、自然灾害等,它意味着导致贫困的根源可能是永远存在的。

还要看到,解决相对贫困它关系到很多方面,关系到我们要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长远发展目标,关系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关系到城乡二元结构能不能逐渐被化解,并且逐渐实现城乡融合,最后关系到能否走向共同富裕。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都要求做好长期作战的心理准备、物质准备和组织准备,因此就必须建立长效机制。为此,我们要坚持“三个不变”,即扶贫攻坚的机制不变、力度不减、队伍不散。

罗明忠: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以绝对贫困为标准的,并不意味着我国不存在贫困问题了,事实上相对贫困问题仍将长期存在,这就需要建立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与绝对贫困相比,相对贫困具有人口基数大、贫困维度广、致贫风险高等特点,也在持续增收、多维贫困、内生动力、体制机制等方面面临诸多难点,是一项需要长期持续攻克的难关。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包括贫困人口返贫防范机制和动态脱贫机制,其核心是缓解和缩小城乡差距,根本在于基本制度的建立。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是彻底解决我国贫困问题的重要路径,对于应对2020年之后的贫困问题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关键要提高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未来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您认为重点要做好哪些工作?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着力?

魏后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其实就是脱贫的可持续性问题。所谓脱贫,首先要增加贫困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这一点很重要。其实,教育扶贫、保障扶贫等工作,都是为了增加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同时,还要有产业支撑,实现稳定的就业,增加收入来源,实现产业富民。此外,要通过深化改革,拓展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形成稳定的、多元化的农民增收渠道。这涉及如何把资源变成资本进而转化成财富,打通资源转变为财富的渠道的问题。

徐祥临:未来要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不断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最根本的是要解决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问题。不再依靠输血、帮扶的办法,更多地依靠农村农民的内生动力来解决发展问题。要让他们自然而然地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共享现代化的发展成果,而且发展成果的获得不是依靠别人给予,而是通过他们自己奋斗出来的。

将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说到底是要把党中央对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落到实处。为此,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这是解决长期相对贫困问题,激发农民内生动力的一个根本的制度设计。而且,将农民组织起来,一直以来也是我们党的一项看家本领。之前,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这两个条例,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把农民的力量凝聚起来。要建立一个长效机制,其切入点说到底,就是要发挥我们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然后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掌握进入市场的主动权。

陈鸿宇:当前阶段的重点是要走向开发式扶贫。要通过开发式扶贫跟我们的乡村振兴战略,特别是其中关于产业兴旺的要求结合起来。所以,要始终坚持抓产业,以产业为基、以产业造血是我们下一步解决相对贫困的最根本的或者说首要的要求。不可能一直靠输血,而只有有了产业才能有开发,才能真正提供造血功能。并且,开发式扶贫靠产业,它也体现了政府主导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相结合的基本方向。当然,各地发展产业要因地制宜,一定要由市场来配置资源、跟着市场走,同时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罗明忠:未来的脱贫工作要聚焦于返贫防范机制、脱贫模式持续性、精英人才注入和社会总动员等四方面的工作,以增强贫困人口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首先,建立脱贫返贫防范机制。要从根子上保证贫困户脱贫而不返贫,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根据乡村振兴“20字”方针的要求,以产业振兴让更多的群众就近就地实现更高质量的创业就业,依靠自身的努力摆脱贫困实现生活富裕。其次,脱贫模式持续性。既往脱贫工作中涌现出了多元的有效的脱贫模式。脱贫非一天之功,匹配的模式要实现脱贫的可持续。再次,精英人才注入。要让更多有一技之长、愿意发展农村、热爱农村、熟悉农村的人才扎根农村,培育更多高素质的职业农民,为实现脱贫的可持续奠定坚实的基础。最后,社会总动员力量的维系。要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参与扶贫及脱贫救助机制,解决好相对贫困、潜在贫困和返贫贫困群众的综合性帮扶工作,构筑具有时代意义的综合性保障机制。当然,在对口扶贫中也要明确双向责任,最为根本的是要激发贫困地区政府和群众脱贫的决心、信心,最大限度避免社会排斥现象,让贫困地区和群众最终实现自我脱贫。

文/广州日报评论员 张冬梅

受访者/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徐祥临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创新工程即高端智库“深化农村改革”项目首席专家,三农问题专家;陈鸿宇 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长期从事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理论研究;罗明忠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决策咨询重点基地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执行主任

2020.01.15

来源:广州日报

营商环境3.0改革

营商环境3.0改革的广州路径

在全球化和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一个经济体的高质量发展,要以世界繁荣发展作为本金,为世界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世界的货币选票为之投出信任票。世界的货币选票,决定着该经济体能不能实现美好生活,能不能实现“为人民谋幸福”。可见,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就是要具备为世界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其中的关键词是“更好”。这一能力的终极根本是才华,抑或说,是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讲的“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能力。该经济体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否“更好”,货币选票说了算。货币选票的投票过程,就是才华折现的过程,就是才华获得收入流的过程。

营商环境是“才华折现”的推进器

一个经济体的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能否实现全球化“融智”和全球化“融资”,吸引全世界的才华汹涌而来,具体表现为高端要素集聚;二是才华集聚而来之后,能不能充分发挥出来,能否真正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能否真正实现才华自由高效地折现。这是该经济体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所在,其具体表现就是该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就是才华折现的助推器。抑或说,营商环境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综合反映,只有高质量的营商环境,才可能有高质量的才华折现过程。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广州就是要成为一座基于全球视角的才华折现之城。在这一过程中,广州要从国家中心城市迈向国际大都市。这一定位的宏观背景是,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期,全球经济结构大转型,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和国际定位必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引起这种大变革的动力来自于中国重回世界经济中心地位,更来自于实现伟业宏图的激情与理性。基于此,广州城市发展的路径是:沿海之城→大国之城→大洲之城→世界之城。目前广州处于大国之城向大洲之城迈进过程中,出现世界之城的雏形。未来,广州如何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基础设施、资本、产品和服务连接沿线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构建国际经济合作走廊,进行价值链与产业链的全球布局,极其重要。

在迈向基于全球视角的才华折现之城过程中,广州要从城市治理迈向全球治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的背后是世界体系变迁中文明赶超的过程。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是以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之间的相互赶超为主线展开的。实践表明,文明的危机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危机,文明赶超的背后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赶超。未来时期,广州成为世界中心城市,其城市治理必然迈向全球治理,即广州要为中国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贡献,要处理好治理体系顶层设计所体现的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互动关系。

打造让才华自由折现的市场

才华折现之城的宏大愿景蓝图,需要回到营商环境的初心。近日,广州迈出新步伐,在加快落实《广州市推动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出新出彩行动方案》的基础上,贯彻国家《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制定印发《广州市对标国际先进水平 全面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深入实施营商环境3.0改革。从1.0改革到2.0改革、3.0改革,广州进行了极其重要的理性科学探索。

广州营商环境3.0改革的核心是吸引全球的才华(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着力塑造才华的高质量折现器。这个高质量折现器是市场。市场,就是一个相互打工的世界。一个人为社会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市场的货币选票决定他(她)的收入流“有或无”与“多或少”,决定着他(她)有多少“别人为我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决定着他(她)的美好生活。可见,市场是才华折现的地方,让才华自由地折现是市场的职能。

才华能否自由地折现,就是在纷繁复杂的市场体系中,尤其是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供给和需求能否尽快地相遇:如果能够尽快相遇,生产者和消费者你情我愿地完成交易,各自实现了最大化目标;否则,才华折现就受到了阻碍,美好生活就受到纷扰。广州营商环境3.0改革的关键词之一就是“快速”,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深化改革,推进“四减一优”(减流程、减成本、减材料、减时间、优服务)。从营商环境1.0改革到2.0改革、3.0改革,“数字”的变化极其显著:跑动次数不断减少,办事时间不断缩短,办事效率越发提升。

广州营商环境3.0改革,精准地回应了大变局中亟待寻求突破的时代命题:为什么很多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的总部当初会选择广州?当初跨国企业主要基于成本节约考量,广州的条件恰好与这一需求相匹配:土地成本低;基于政策优势的“孔雀东南飞”,使劳动力成本低。而到了今天,跨国公司主要着眼市场拓展考量,如何更好地与这一需求相匹配,广州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这需要根据市场大势的变化,认真研究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变化,需要一一考察:具备哪些条件?不具备哪些条件?哪些可以通过努力具备?哪些是不可能具备的?只有通过一一匹配分析,才能找出打造营商环境问题的关键,才能有的放矢。这好比进行对人体的X光透视,从细节入手,找准问题,抓实而非务虚。广州营商环境3.0改革,从五方面提出26条改革任务、82项改革举措,其实质就是对市场这个才华的折现器进行了全面透视,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精准治疗。经过精准治疗,一个高质量的才华折现器将更好更快地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广州营商环境3.0改革,回答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千年之问: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到底如何。在经济社会市场化转轨进程中,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边界在何处?市场的边界在何处?是政府主导,政府替代市场?还是市场主导,政府无为而治?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主导认知理念。然而,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逐步推进,人们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知,逐步超越“替代”理念,演进到“互补”关系:政府与市场应该握手,政府的职能在于增进市场,完善市场功能与丰富市场体系。广州营商环境3.0改革坚持以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为导向,着力提升政务服务市场主体满意度,其实质是政府增进市场,政府推进市场这个才华折现器的高质量发展。

当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塑造“才华折现之城”的广州样本,需要从这一刻行动起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作者:刘金山,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0.01.14

来源:广州日报

广州产业新优势

以“定制经济”构建广州产业新优势

近日,广州荣膺联合国工发组织的一项重要荣誉称号——全球定制之都,这标志着广州定制行业作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代表,受到了国际的高度认可,也标志着广州在全国领衔打造了一个新优势业态——定制经济,这对于整个时尚产业、消费经济尤其是定制行业来说,将是一个全新的发展机遇。随着居民收入持续提高、互联网普及及消费理念的转变,消费模式逐步从传统的从众型、排浪式消费趋向个性化、定制化消费,定制式匹配消费、线上线下互动式消费更加突出,个性时尚等新兴消费不断涌现,定制市场高速扩展,可定制产品服务越来越丰富。在这一背景下,大力发展定制经济,擦亮“全球定制之都”名片,成为促进制造标准体系升级和提升“广州制造”美誉度的必然之选,对广州发展实体经济,破除无效供给,培育创新动能,降低运营成本,推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广州定制经济的优势与不足

目前,广州在定制经济领域已形成两大优势行业:家居定制和服饰定制。据统计,截至2018年底,定制家居类上市企业共9家,而广州的企业就达4家,几乎占“半壁江山”;同时,全市从事时尚服装、珠宝、皮具、箱包类的定制销售、研发、设计、制造及其上下游企业达700多家,也形成了全国最大的服饰定制产业集群。此外,在设计定制服务领域,广州构建了国家、省、市三级工业设计中心创新能力建设体系,已培育出5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但从进一步提升能级的角度看,广州在定制产业培育发展上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与不足。

一是支撑“广州定制”的标准体系尚不完备,定制行业缺乏标杆高度和标准引领,在汽车、家电、皮具、智能制造等领域缺乏国际化认证,某些定制领域已有生产标准,但缺乏服务标准。

二是缺乏最新前沿技术的强力支撑,我市许多定制企业前身主要从事家具、服饰、皮具等传统产业,本身不具备强大的技术开发力和技术储备,需要对接外部的新技术应用,如3D打印、虚拟现实、5G应用场景等。而广州这类公共服务平台和技术支持还有待加强,使定制企业在适应“传统产业智能化、时尚产业科技化、科技产业应用化”的产业新趋势上存在现实短板。

三是产业布局有待完善。目前,在广州周边城区如白云、花都、 番禺、黄埔等区域,依托早前布局的制造业基地,已形成一批规模化个性定制生产基地,如白云的家居定制产业集群、番禺的珠宝定制产业集群等,但定制经济的发展更需要研发设计,需要展示体验,需要信息发布与活动烘托,尤其需要产业生态的营造,而广州中心城区尚缺乏这类总部型、体验型产业发展平台。

四是优势领域不多,与“全球定制之都”尚有较大差距,目前,广州真正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定制产业主要局限于家居这一传统领域,初步形成了欧派、索菲亚等一批国际知名度较高的市场品牌,而在服饰乃至更高端的汽车、家电、智能装备等制造业领域和专业服务领域(如设计、医疗、健身等),尚未形成较成熟的定制服务模式和较高知名度的市场品牌。最后,缺乏精准有效的扶持政策,特别是在支持定制企业的科技创新、人才培育、平台建设、土地利用等政策上尚缺乏力度。

聚焦打造“广州定制”的四点建议

未来,广州要增强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功能,推动“四个出新出彩”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必须努力在已有“广州服务”“广州价格”“广州制造”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打造 “广州定制”“广州标准”,重点围绕规模化定制示范产业集群及示范企业建设、示范园区和平台建设、工业互联网赋能等主要任务,着力打造世界先进、国内领先的规模化个性定制产业创新策源地、应用示范地、产业集聚地。为此,对照广州先进制造业强市推进大会的精神与要求,考虑从以下方面加大扶持定制经济的发展。

一是加大标准体系的完善与推广。在已有家居定制的国际标准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各定制行业推出服装、皮具、珠宝、汽车、家电等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整体标准,最终形成能够获得行业和国际认同的“广州定制”生产与服务标准化体系。以政府为主导,通过电视、报纸、新媒体、消费者教育等渠道和机制,加大各类定制标准的推广与普及,着力策划、扶持并唱响“广州定制”金字招牌,将“广州定制”推广至全国乃至全世界。

二是强化定制产业的技术创新支持。个性定制产业依托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通过个性化设计、柔性化生产、智能化服务满足用户个性需求。为此,政府要支持、引导相关机构在定制行业领域内谋划建立更多公共性的制造业创新中心;同时,支持定制企业申报高科技企业、创建研发设计中心,促进传统产业与科技融合发展;适应5G新时代,鼓励企业研发5G应用场景。为进一步解决科研成果转化问题,科技主管部门可牵头联合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高校等技术力量,设立重大科技专项,有效解决定制产业技术产业化问题,整体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三是优化布局,规划建设总部型定制产业载体。针对短板和不足,建议在城市中心城区或主要商务区内推进一批总部与体验中心建设,在越秀、海珠、天河、荔湾等中心城区,策划打造集研发设计、展示体验、信息发布、文化艺术、销售管理于一体的规模化个性定制企业总部经济产业园,积极推进琶洲定制家居总部大厦建设,精心打造建好越秀友谊酷都广州时尚定制中心,通过空间升级、活动策划、资源导入、运营保障等四大路径,对备选定制产业载体或园区进行提质增效。

四是优先提供产业用地,出台积极有效的扶持政策。根据广东省定制家居协会预测,2019年定制家居行业企业在广州及附近的工业用地需求将达到2000亩,面对高速增长的用地需求,政府应予有力的用地支持。同时,针对产业园区前期运营困难成本较高的现实,各级政府应对园区前期运营提供政策支持,参照广州3D打印产业园的经验和做法,考虑给予定制产业园区各项政策支持,包括政府提供挂牌支持、对场地建设运营的补贴、对招商引资的支持、给予新企业入驻的奖励等,保障产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张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广州城市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2020.01.14

来源:广州日报

民营企业改革发展

为民企活力充分迸发提供有力支持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2019年岁末出台,这个纲领性的重要文件,明确把“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让民营企业创造活力充分迸发”列入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指导思想。随着《意见》的实施,中央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必将为我国民营企业活力充分迸发提供源源不断的制度红利。

民营经济是推动经济发展与改革的重要力量

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不断提升。经过40多年的迅速成长,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推动我国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直面国内外市场,在民族品牌打造、科技研发创新、丰富市场供给、造福社会民生等方面,作出了不可或缺的重大贡献,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不断提升。

广州作为我国一线城市中历史悠久的老城市,民营企业的发展有着很强的历史基因,构成广州经济发展韧性的一个基本条件。广州民营企业具有数量大、行业覆盖面广、在制造业与民生服务行业优势突出、在高科技行业领域实力迅速崛起等特点。这与广州市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并取得企业普遍好评有密切的关系。2019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家评价调查报告》,以民营企业主观评价为主要依据,反映广州市在全国主要城市营商环境综合排名中位居第一。从政府的政策支持到社会营商文化的包容,广州构建了适宜民营企业成长的一方沃土。而民营企业发展的积极态势,又对广州整体的改革发展,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东,期间专程在广州调研了一批创新型高新技术民企,明确指出:“民营企业对我国经济发展贡献很大,前途不可限量。党中央一直重视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一点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创新创造创业离不开中小企业,我们要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这为广州乃至全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增强了坚定发展的信心。

民营企业需要以平等发展的营商环境为保障

实践已经证明,国计民生既需要公有制经济,也需要非公有制经济,二者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缺一不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一再强调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毫不动摇的。

但是,民营企业在现实中的确也遇到了某些障碍或困难。例如,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有人发表一些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干扰和危害党的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影响社会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信心和行动;又如,民营企业遇到的若干制度性或观念性的障碍依然存在,准入难、融资难、回款难、中标难、维权难、转型难等一些发展中的困难、前进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仍然困扰着民营企业,包括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某些地方的国企在招标中存在排挤其他民营企业的问题,甚至一些深受市场欢迎的民营高科技中小企业,也遭遇到被拖欠回款而制约这些优质民企发展等问题。这些问题,有的与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党和国家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发展的大政方针认识不到位,工作中存在不应该有的政策偏差有关;有的与市场竞争中某些产权关系不平等或某些大企业对于中小微企业采取不平等竞争手段有关;有的与自身主观原因或受发展短板制约等有关,是多重矛盾问题叠加的结果,需要有顶层设计且具有强烈针对性的制度安排。

因此,这次中央《意见》的出台,围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出紧贴实际的组合举措,进一步体现了中央对民营企业实情的充分体察,体现了中央坚定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志,体现了中央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决心和行动。

以更完善的措施增强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支持和帮助

这次颁布的《意见》,为民营企业的活力迸发提供了更完善的支持和帮助,我国民营经济的整体发展将获得更大的制度红利,广州应进一步与《意见》对接而再创新优势。

首先,要加深对民营企业发展的认识,从夯实基本经济制度的政治高度,从社会经济领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升的高度,切实尊重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根据《意见》所强调的,要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确保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所以,各级政府和部门要提高认识,按照总书记提出的“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的要求,毫不动摇地认真贯彻包括本次《意见》在内的党和国家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一系列大政方针。

其次,要采取多种举措,结合本地实践,使《意见》有效落地,使民营企业发展获得实实在在的支持和帮助。一是落实好中央提出的开放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的更多领域,特别是传统上垄断性程度较大的领域,公平引入民营企业平等参与,这既是营商环境公平性的要求,也是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安排的要求。二是落实好财税与金融政策,要充分体现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要发挥好政府作用,体现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对中小微企业的定向支持,从而保障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和民生需求的实现水平。三是从制度层面,依法依规进一步明晰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法治保障,包括清除对民营企业市场进入及运营的各种不合理的壁垒,依法保护民营企业的产权和运行秩序,健全执法司法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机制等。

再次,要在支持民营企业正常运作的同时,基于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完善陷入困境的优质企业的救助机制。民营企业救助机制的提出,是因为民营企业绝大部分属于中小微企业,或者说,市场上中小微企业的绝大部分属于民营经济范畴,而政府与市场的“两只手”功能的区分,在于市场总体是扶强的,而政府为维持公平竞争秩序,为保障民生和就业,必须更多关注中小微企业的生存与活力。各地可以通过经济的、法律的和部分行政手段的组合,构建可操作的优质企业救助条例和方案,使民营企业中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受市场欢迎的企业,在遇到暂时困难时获得有效救助,促进优质民营企业更好克服困难,健康成长。

(作者:董小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广州国际商贸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2020.01.10

来源:广州日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生动实践

我们党是一个有着9000多万名党员、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党,是一个在14亿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自身建设历来关系重大、决定全局。

“这次主题教育是新时代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生动实践。”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充分肯定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取得的主要成效,对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和使命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指导性。

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从去年5月底开始,主题教育自上而下分两批进行。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各级党组织有力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投入,人民群众热情支持,整个主题教育特点鲜明、扎实紧凑,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重大成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高了知信行合一能力;思想政治受到洗礼和锤炼,增强了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精气神得到提振,推动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积极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问题,强化了宗旨意识和为民情怀;深入进行清正廉洁教育,涵养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重点抓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消除了一些可能动摇党的根基、阻碍党的事业的因素。对此,广大群众充分认可,党内外积极评价。

变化是最扎实的答卷,事实是最有力的证明。这次主题教育,促进了全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为我们党统揽“四个伟大”、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有力动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这次主题教育,总结历次党内集中教育经验,对新时代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进行了新探索、积累了新经验。一是聚焦主题、紧扣主线;二是以上率下、示范带动;三是有机融合、一体推进;四是紧盯问题、精准整改;五是严督实导、内外用力;六是力戒虚功、务求实效。这些新探索和新经验,其重大意义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显现出来。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存在的问题。比如,有的领导干部理论学习不深、不透、不系统,学用脱节,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推动工作的能力不足;有些问题的整改还没有到位,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破解;有的基层党组织建设还比较薄弱,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机制还不够健全顺畅;有的地方仍然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增加基层负担,等等。群众最担心的是教育一阵风、雨过地皮湿,最盼望的是保持常态化、形成长效机制。我们要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真正落到实处。

不忘初心方能行稳致远,牢记使命才能开辟未来。我们党一路走来,成就举世瞩目,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今天,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让初心和使命在广大党员、干部内心深处铸牢、在思想深处扎根,我们党就能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不断凝聚起引领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文/人民日报评论员

2020.01.09

来源:人民日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胜高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

昨日,中共广州市委十一届十次全会闭幕。全会深入总结了过去一年广州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步,对2020年广州改革发展各项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刚刚过去的2019年,在回溯中尤显不凡。在这个喜庆的年份,全市上下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推动广州各项事业又迈上了新台阶。思想武装“引”的导向更加鲜明,管党治党“严”的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发展“稳”的态势持续巩固,改革开放“闯”的精神充分彰显,城乡环境“优”的品质显著提升,民主法治“进”的步伐坚定有力,城市文化“特”的魅力历久弥新,社会建设“实”的成效广惠群众。这些成绩的取得,使我们深信:只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才能锚定航向,只有坚定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才能走对路子,只有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才能破解难题,只有实干担当才能开创新局!

光阴流转,勾勒新的年轮,召唤新的进发。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越是关键时期,越要砥砺奋进;越是决战决胜,越要勇往直前。这次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广州当前的形势任务,进一步明晰了广州发展的前进方向,对奋力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吹响了以新担当新作为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进号角。全市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安排上来,进一步提升精气神,老老实实、踏踏实实、扎扎实实推动全会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落细,坚决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强高水平治理,创造高品质生活。

夺取伟大胜利,要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全面小康曙光在前,亦重任在肩。2020年是跋山涉水的关键一程、漫长奔跑的冲刺阶段。全市上下必须清醒认识当前形势,必须牢牢把握前进方向,进一步坚定信心、凝聚共识、乘势而上,以居安思危的政治清醒、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继续抢抓广州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更有定力、更有节奏、更有章法地把广州发展推向新高度、新境界。

夺取伟大胜利,要进一步苦干实干。“上士闻道,勤而行之。”落实全会任务,工作千头万绪,任务繁重复杂。从深化营商环境改革到加快打造“一区三城十三节点”,从再拆除违法建设4000万平方米到全面消除城乡黑臭水体,没有哪项工作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狠抓落实的鲜明导向,聚焦工作重点,突出问题导向,增强能力本领,脚踏实地、只争朝夕地干起来,在“四个出新出彩”的主战场,在“双区驱动、双核联动”主阵地,在重大斗争第一线,在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争做闯将,争做奋进者、搏击者、攀登者,苦干实干,奋勇向前。

夺取伟大胜利,要坚定不移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高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把管党治党作为最根本职责,旗帜鲜明讲政治抓政治,持续强化思想武装,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坚持完善“令行禁止、有呼必应”党建引领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把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为广州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决战决胜之年要有决战决胜之精神状态,攻坚克难之年要有攻坚克难之毅力韧劲。全市上下将一起拼搏奋斗,一起追梦圆梦,在大有可为的舞台,以大有作为的劲头,决胜高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加快建设具有独特魅力和发展活力的国际大都市,在全省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当好“两个重要窗口”中勇当排头兵!

文/广州日报社论

2020.01.08

来源:广州日报

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所在

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党的领导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统领地位,并提出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这一重大部署,既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又抓住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和根本所在。

坚持党的领导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的领导,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先进成熟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才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同时,坚持党的领导,也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回顾中国近代以来从“百年沧桑”到“百年复兴”的历史轨迹,可以清晰看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这也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中得出的最基本结论。

坚持党的领导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和根本之所在。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四梁八柱中,党居于“顶梁柱”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如果出现了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不仅我们确定的目标不能实现,而且必定会产生灾难性后果。

由上可见,无论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相贯通的逻辑来看,还是从国家治理的逻辑来看,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必须做到“两个维护”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首先必须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和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核心,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一个政党走向成熟,也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是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践中自然形成的,是党心、民心所向,是党、国家之幸,是人民之福。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保证全党令行禁止,形成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的整体,这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必然要求。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还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党、一个国家,没有集中统一,没有党中央坚强领导,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是不行的,是不可想象的。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绝不是一般问题和个人的事,而是方向性、原则性问题,关乎党性,关乎大局,关系党、民族、国家前途命运。为此,要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确保全党团结一心、步调一致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具体而言,做到“两个维护”就必须切实增强“四个意识”。这是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思想基础。“四个意识”统一于核心意识这个关键环节,统一于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实际行动。“四个意识”统一贯彻才能确保方向和立场正确坚定,确保局部和整体协调一致,确保全党集中统一和队伍整齐有力。增强政治意识必须始终保持坚强政治定力,着力打牢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思想根基;增强大局意识必须始终坚持“四个服从”,牢牢把握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基本原则;增强核心意识必须始终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紧紧抓住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本质要求;增强看齐意识必须始终向党中央看齐,切实强化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责任担当。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必须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必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而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充分发挥离不开科学完备的制度保障。

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制度建设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为了将党的领导体现到国家治理的各方面,体现到国家政权的机构、体制、制度等的设计、安排、运行各环节之中,确保党的领导覆盖各领域和更加坚强有力,在坚持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体制机制上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探索。比如,健全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重大工作的体制机制;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保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对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进行系统性、整体性重构;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等。这些探索为下一步继续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未来,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要从构成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六个基本要素上着力。

一是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这是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的基础和前提。建立这一制度就是为了推动全党恪守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永远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

二是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完善这一制度就是为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实现全党团结统一、行动一致。

三是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这是对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地位的准确界定,也是党发挥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的要求。健全这一制度就是为了把各方面力量协调起来,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增强合力,高效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四是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这是党的领导的根本目的和根本方式。健全这一制度就是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人民治国理政,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五是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决定治国理政成效。健全这一制度就是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全面增强党的执政本领,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六是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全面从严治党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的根本保证。完善这一制度就是为了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党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作者:朱孟光,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和党建教研部副教授)

2020.01.07

来源:广州日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为“十四五”规划和第二个百年目标打好基础的年份。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经济工作的六大任务,要用新发展理念统领经济工作,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确保圆满完成任务。

新发展理念是经济工作的指挥棒

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诸多约束,比如,资源环境、人口老龄化、金融风险防范等约束。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阶段的发展是以新发展理念推动的高质量发展,要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各种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上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发展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新发展理念包括五个维度,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发展理念关系发展全局,要把贯彻新发展理念作为检验各级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尺度。新发展理念是经济工作的指挥棒,符合新发展理念的政策要坚持,不符合新发展理念的政策要调整。要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重大政策出台和调整要进行综合影响评估,切实抓好政策落实,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目标是重合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指发展水平,“全面”指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

打好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的难点和重点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一场硬仗,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硬仗中的硬仗。深度贫困地区的特征有: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于一体,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社会发育滞后,生态环境脆弱和经济发展滞后等。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完成,要集中兵力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政策、资金重点向“三区三州”,即西藏和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甘肃临夏等深度贫困地区倾斜,落实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等措施。严把贫困人口退出关。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是“两不愁三保障”, 即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脱贫既不能拔高标准,也不能降低标准。要建立机制,及时做好返贫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的监测和帮扶。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重点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一是打好蓝天保卫战,要抓住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突出加强工业、燃煤、机动车“三大污染源”治理。以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为主战场,加强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大力推进散煤治理和煤炭消费减量替代,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和强化国土绿化和扬尘管控,等等。二是打好碧水保卫战,重点是保障饮用水安全,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减少污染严重水体和不达标水体,加快工业、农业、生活污染源和水生态系统整治。打好水源地保护、城市黑臭水体治理、长江保护修复、渤海综合治理、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三是打好净土保卫战,主要是以重金属污染突出区域农用地以及拟开发为居住和商业等公共设施的污染地块为重点。全面推进土壤污染防治,有效管控农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土壤环境风险,加快推进垃圾分类处理,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四是推动绿色发展,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发展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要培育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传统产业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关键性进展,金融风险收敛,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点有房地产风险、高风险金融机构风险、金融市场异常波动风险、非法金融和违规业务风险等。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要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金融风险防范能力,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全面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强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坚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确保民生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和改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稳定就业总量,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要补齐民生短板,有效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难问题,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要加大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工作,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高质量发展

稳中求进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经济工作的方法论。“稳”是强调稳字当头,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进”是强调积极进取,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持续用力,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落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八字方针。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发展更多优质企业。提升产业链水平,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战略目标。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高质量发展,要突出抓好几方面工作。

一是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狠抓农业生产保障供给,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生产的粮食。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动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要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推进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要通过减税降费以及降低企业用电、用气、物流等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要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保障产业链安全,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要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要推动服务业发展,重视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体育健身产业市场化发展。要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发挥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积极作用;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创新驱动关键是人才驱动,要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

三是要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要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要推进雄安新区建设、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

四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开放型经济。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要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要深化土地、财税、金融改革。要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要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推动对外贸易稳中提质,发挥好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健全“一带一路”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作者:施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区域教研室主任、教授)

2020.01.06

来源:广州日报

营商环境3.0改革

合力开启营商环境改革3.0时代

新年伊始,佳音传来。广州在加快落实《广州市推动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出新出彩行动方案》的基础上,贯彻国家《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制定《广州市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全面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并以市委办公厅和市政府办公厅名义于2020年1月1日印发实施,启动3.0改革。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营商环境优劣,一瓶红酒就能“感知”。一瓶红酒通关需要多长时间?要在以前,100%现场查验加实验室抽检,还有其他手续,全程至少需要10天,而在今天,在南沙最快只需3小时即可实现通关。时间就是金钱,通关省下的时间成本,毫无疑问将转化为企业利润。

营商环境改革2.0尚且如此,3.0改革之效率不难想象。以开办企业时间为例,2018年10月,营商环境改革1.0提出的目标只是4个工作日;2019年4月,营商环境改革2.0已是2个工作日;2020年1月,营商环境改革3.0则是0.5天。仅此一项,与1.0相比,时间就已缩短了87.5%。以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为导向是3.0改革的亮点之一。一系列的提速操作,无疑将进一步夯实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对标国际先进水平”被写入文件名称,非比寻常。一方面,彰显广州优化营商环境之决心。广州胸怀天下、志向远大,要建设国际大都市,要打造全球企业投资首选地和最佳发展地,要推动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出新出彩,就必须“取法乎上”,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练好内功。另一方面,宣示广州营商环境改革之路径。那就是,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为指引,与国际营商规则相衔接,打通“任督二脉”。

作为曾5次被《福布斯》评为“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第一名、连续两年登上中国“机遇之城”首位的广州,营商环境综合评分在全国主要城市已处于领先水平,一些项目在国际上也不逊色,如“获得电力”。但是,对标国际先进水平,仅有“单项优秀”是不够的,必须全面开花,获得“团体冠军”才算优秀。全面审视不足、全力补齐短板只是第一步,要推动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出新出彩,不能满足于追赶、止步于并跑,还要有超越的决心、领跑的胆识。

检阅内容,不难发现,从营商环境改革1.0到2.0,改革更多落在加快审批速度、简化办事流程等方面。应该说,提速是必要的。让办事人少准备一套材料、少填一张表格、少跑一次腿,都是对市场主体的一次减负,对市场活力的一次激发;但又是不充分的,因为企业进入市场的难易程度并不是营商环境的全部。对于在市场里摸爬滚打的企业来说,更优越的营商环境还在于,企业进入市场之后能拥有公平的竞争机会,能通过其竞争力获得商机,能通过市场透明度来实现合理预期,发生纠纷后能及时有效得到解决,等等。

毋庸讳言,市场“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现象仍有存量。有些隐形障碍看不见、摸不着,若有若无,通常用指标也无法衡量。而恰恰就是这些隐形障碍,成为决定营商环境优劣的重要因素。在不透明、无序的情况下,企业的行为一定是投机的、短期的,即使把优质企业吸引过来,也未必留得住、发展得好。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优化营商环境的过程中,既要从看得见的问题入手,如减少审批事项、加快审批速度,还要从看不见的障碍着手,逐步消除各种壁垒。或许可以这么说,全面优化营商环境也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在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方面做增量改革,不断满足企业更高层次的需求。

改革没有回头路,营商环境改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唯有不松劲、不懈怠,3.0改革才能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就。

(广州日报评论员 练洪洋)

2020.01.03

来源:广州日报

全面小康 新的征程

决胜全面小康 迈向新的征程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新中国在凯歌行进中走过70年,迈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迎来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时点——2020年。

这一年,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历史性地划上句号,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近14亿人口的大国实现全面小康,这是人类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这一年,我们将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基础,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既是决胜期,也是攻坚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在这一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愿景、亿万人民的共同期盼将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迈出关键一步。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历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在新的一年里,以必胜的信念、昂扬的斗志、坚毅的行动,决胜全面小康,迈向新的征程,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决胜全面小康、迈向新的征程,让我们坚定信心。回首2019年,我们不仅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重大进展,而且完成新中国70年辉煌的历史书写。这70年,中国人民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发展成就,推动伟大祖国实现了史诗般的进步,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传奇,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新的征程上,坚持用辩证思维看待形势发展变化,善于把外部压力转化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强大动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中国号巨轮定能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人民一定能,中国一定行!

决胜全面小康、迈向新的征程,让我们勠力同心。走过70年,我们之所以能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最根本的在于党的坚强领导。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有了党的坚强领导,国家治理就有了坐镇中军帐的“帅”,现代化建设就有了坚强的“领航者”,亿万人民就有了众志成城的“主心骨”。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一程,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定海神针作用,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凝聚亿万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我们就能创造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实绩。

决胜全面小康、迈向新的征程,让我们勇毅笃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船到中流浪更急,越是艰险越向前。奋斗征程上,有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有全党全国同心同德、开拓奋进,我们完全有能力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书写更新更美的时代篇章。奇迹是干出来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雄心、有自信继续奋斗,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进军,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大舸中流下,青山两岸移。”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坚决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迈向伟大征程,实现伟大梦想!

文/人民日报社论

2020.01.02

来源:人民日报

中国城市之治

开启“中国城市之治”的广州新实践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出发,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总体部署,这为广州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水平提供了科学指导和基本遵循。我们应奋力推进新时代国际大都市建设治理的新实践,全面提升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广州新经验和新样板。

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及城市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国城市发展也面临不少问题,尤其是过去存在“重发展、轻治理”现象,城市治理体系不完善,城市治理水平不高,城市治理远不适应城市快速发展的需要。随着城市化进程及城市发展的加快,城市问题还会不断涌现,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日趋迫切。城市治理能力是城市运用国家及城市制度规章规定等管理服务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事务的能力;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多样化、治理制度化和治理法治化。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任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及现代化水平,有利于解决当前我国城市面临的“城市病”、补齐城市发展的短板和弱项,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高水平治理和高品质生活,提高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促进城市实现全面现代化。

提高治理能力是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建设国际大都市的重要保障

城市治理能力体现在治城理事的各个方面,事关城市规章制度执行力、管理服务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市民民生福祉。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州在推进城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同时,不断开展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城市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城市治理经验。如广州在全国特大城市中率先开展“三规合一”工作及促进城乡空间布局衔接与协调发展,在城市更新改造中打造“公咨委”等公众参与平台鼓励市民群众参与街区治理,“广州智慧人大”监督、“有事好商量”民生实事协商平台,“党委领导+法院引导+街道配合”纠纷化解决途径,“令行禁止、有呼必应”基层党建引领共建共享共治格局等等。这些城市治理及服务的好做法好经验为广州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较好基础。但广州作为发展中的超级大城市,“大城市病”仍不同程度存在,城市治理现代化任重而道远。加强城市治理,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和水平,这既是广州解决当前城市治理面临问题及“大城市病”、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及更好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和建设国际大都市的重要保障。

奋力推进国际大都市治理新实践,创造“中国城市之治”新经验

“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党的领导为统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治理突出问题为着力点,完善国际大都市治理体系和机制,提高治理能力现代水平,再创“中国城市之治”的广州经验。

一是加强系统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统筹规划、建设、管理和生产、生活、生态等各方面,发挥好政府、社会、市民、企业等各方力量,构建形成“多网融合、多方联动、多元共治”的城市治理格局和“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突出重点、不留死角”的城市网格化管控体系,推进系统治理、协同治理和综合治理。加强城市交通、环境、违法建设、城中村、垃圾等的治理,着力解决“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

二是加强依法治理。建立覆盖城市建设发展和管理全过程的法律法规制度,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和调处,织严织密城乡治安防控网,及时化解城市各种矛盾纠纷和安全隐患;建设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企业合法经营、市民守法行事;深化现代市场监管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培育形成市场及社会主体的自律意识。

三是加强智慧治理。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促进互联网、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管理服务融合,建立和完善政府、企业和市民的线上线下互动平台,打造形成立体化“安全网”、 社会化“服务网”和智能化“民生网”, 实现 “政务服务一网办”“城市运行一网管”和“城市建设一张图”,提高城市治理效能、服务水平和运行效率。

四是加强人本治理。践行人民城市人民治,建立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充分调动市民群众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拓展市场和社会主体参与城市治理的渠道和方式,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和共建共享;深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增加优质公共服务供给,增强市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五是加强社区治理。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强化街道、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堡垒作用,加强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建设及自我管理服务。建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先行示范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和服务重心向城乡社区下移,更好提供精细化服务和开展精准化治理,提升社区综合服务和治理功能。

(作者:杨再高,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广州国家中心城市研究基地主任)

2019.12.31

来源:广州日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优”

毋庸置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在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机、聚焦重大议题召开的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和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大会。全会从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和战略高度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系统总结,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特别重要的是,全会提炼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深刻揭示了“中国之治”背后的“中国之制”这一核心密码。新时代,坚定制度自信,彰显制度优势,必须直面和回答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优”,“优”在何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千条万条,但最根本的两条: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指导思想“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优”?“优”在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制度。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正是靠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起家并靠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成就了近百年的伟业,书写了让世人惊叹的“中国奇迹”。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毫不动摇。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即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三次伟大飞跃”即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之治”越来越展现出“风景这边独好”。这一切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同样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坚持和发展。

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色鲜明、别具一格。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为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特别强调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也是四中全会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一直以来,我们都强调并反复重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制度化或者说作为一项根本制度确立下来,特别是作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科学体系的“四梁八柱”的一项根本制度确定下来的确是第一次,这尤其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高度重视。所以说,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优势的充分发挥和展现就有了科学指南。

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深刻学习领悟其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到真学、真信、真懂、真用,切实在实践中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既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现实需要,更是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题中之义。

领导力量“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优”?“优”在领导力量。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多方面显著优势的先进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提炼概括为“13个坚持”。客观地讲,这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比较完整且集中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优”、“优”在何处的问题。同时,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两个最”的概括非常清晰地描述并深刻地回答了事关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两个基础性、前提性和根本性的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特”、“特”在何处?与之紧密关联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优”、“优”在何处?如果说十三个“显著优势”侧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全面概括的话,那么,党的领导则侧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点概括,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很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概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换言之,毫无疑问,党的领导是贯穿于诸多显著优势中的“重点”,是多方面显著优势中的“最大优势”。我们知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之中,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堪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压舱石”和“定盘星”。因此,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既是基本经验,也是历史结论,更是行动指南。

当然,着眼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历史和现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的确是一个“想干事”“能干事”且能“干成事”的伟大政党,是一个胸怀“初心”、肩负“使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伟大政党,是一个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旧时代”落后面貌、同时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光明前景的伟大政党。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所以才造就了“中国奇迹”,开创了“中国之治”。

所以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而且在于旗帜鲜明地指明了制度建设的目标方向。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创造,也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因此,坚定制度自信,彰显制度优势,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唯此,才能确保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顺利完成。

(作者:王虎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家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2019.12.30

来源:广州日报

人工智能 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技术驱动型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当前,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性技术,把握应用驱动型创新迈向技术驱动型创新的行业趋势,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国利用当下宝贵的战略机遇期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也是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行业先锋。

迈向技术驱动型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要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实现的粗放型高速增长,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求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增加,其根本动力是科技创新。推进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的原则,加快推动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进高质量发展,企业必须利用科技进步配置资源要素,实现资源要素配置的优化。

因此,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中国的创新模式从应用驱动型创新转向技术驱动型创新。应用驱动型创新的特点在于,企业创造价值的主要来源是内容、应用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或者是运用或优化引进的成熟技术;技术驱动型创新强调拥有更多原创科学技术,企业创造价值的主要来源是技术,只有拥有关键核心技术,才具备技术驱动的基础条件。

只有通过技术驱动型创新才能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新一代人工智能是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之一。作为战略性技术,新一代人工智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技术驱动型创新。只有通过技术驱动型创新,新一代人工智能才能推动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战略性技术通常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重大的科学技术突破为基础;二是具有根本性创新的属性,能促进经济结构变革;三是能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

因此,新一代人工智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技术驱动型创新。首先,人工智能改变科技产业格局的能力,原始创新是根基。人工智能产业分为三个层次:以AI芯片和软件为框架的基础层;以语音识别、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交互为主的技术层;以智慧医疗、智能安防、自动驾驶等“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应用层。人工智能的应用层必须以前两个层次的技术突破为基础。其次,人工智能推进任何相关技术的提升是基于核心技术,诸如深度学习技术、语音识别、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智能驾驶、机器学习等。第三,人工智能利用海量数据为企业创造新的价值,需要基础算法和算力的支撑。海量数字化数据和强大的计算处理能力相结合,推动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解决关键痛点,创造新的价值,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

人工智能对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促进需要技术驱动型创新的激发

在全球人工智能创新版图上,中国已占据一席之地。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上升迅速,2019年中国已成为AI领域专利申请量最高的国家。国家电网、百度、中国科学院、腾讯、清华大学等正不断形成人工智能技术积累,提升在全球人工智能专利布局中的竞争实力。应用型技术发展迅速,众多行业致力于利用人工智能实现数学化转型。目前制约人工智能有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就是基础研究薄弱。我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发展理论及底层技术起步晚,发展速度比较慢。在数据和计算能力等基础类人工智能技术和通用技术和算法框架等技术类人工智能技术方面,我们面临着突破创新。发展人工智能必须加大基础研究,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作者:曾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2019.12.27

来源:广州日报

区块链 产业创新发展

抓住区块链融合契机 推动产业创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我国在区块链领域拥有良好基础,要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积极推进区块链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广州日报《理论周刊》邀请了来自学界、业界的五名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区块链的发展前景与应用,以及广州发展区块链技术的机遇与挑战。

“比特币”后的区块链技术,拥有更广泛的应用前景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比特币”作为区块链最早的应用与探索具有何种“启蒙”意义?

黄翰:区块链源于“比特币”,2008年11月中本聪提出了“比特币”这种点对点的电子货币系统,除了区块链技术,他还提到了支撑这种系统所需要的点对点网络技术、加密技术、时间戳技术等。2009年1月,中本聪创建了比特币世界的第一个区块“创世区块”,新版本的比特币系统将它设定为0号区块,而旧版本的比特币系统将它设定为1号区块,并且与0号区块相连形成了“链”。这是对区块链技术最早的应用。

吴秋萍:比特币是自互联网诞生以来里程碑式的科技金融创新。当然,不少人是通过“比特币”了解到“区块链”这一技术,但实际上,比特币不等于区块链。区块链本质上是一种信任机制,通过去中心化的记账方式,建立机器信任,重新构造了现代社会的信任机制,而这也是区块链最本质、最核心的内涵。而区块链就是比特币的账本,比特币任何时刻产生的所有权及交易记录,都被记录在区块链账本中。

梁德思:可以说,比特币是目前区块链技术最成功的尝试之一。区块链并不是一门全新的独立的技术,而是多门技术的集合体,包括非对称加密、点对点传输、哈希技术、脚本系统等,而比特币巧妙地将区块链这几门技术糅合在一起,并利用去中心化、建立信任等特征,解决了电子现金的“双花”难题(在数字化货币系统中,由于数据的可复制性,使得系统可能存在同一笔数字资产因不当操作被重复使用的情况,这也称之为“双花”)。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区块链是继互联网之后新一轮的革命性技术,区块链最理想的应用场景在哪里?它能够为实体经济服务、产业技术带来哪些改变和发展呢?

任豪:区块链被誉为互联网2.0,具有公开透明、不可伪造、不可篡改等特征,实现信息互联网走向价值互联网。作为一种融合创新性技术,区块链既可以记录包括数字货币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数字资产,也可以基于智能合约来完成复杂的价值交易逻辑,从而产生新的应用理念和商业模式。因此,区块链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目前,区块链技术应用已延伸到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易等多个领域。未来,区块链的主要发展方向在于,区块链与实体经济相结合,与经济社会相融合。

黄翰:具体来看,区块链将分布式数据处理技术以及安全隐私保护技术融为一体,非常适合处理规模大、分散性强、敏感性高的数据。区块链最理想的应用场景在信用、教育等。以保险业为例,利用区块链的技术,搭建一个保险行业的信息共享链平台,可有效促进用户信息在各个保险公司之间流通,降低保险公司对投保人进行核保耗费的人力物力,降低骗保、欺诈的风险性,提高相互保险这一共担型保险业务的核保及执行效率,促进保险公司业务发展。

再以教育大数据为例,引入区块链技术,可开展学习者优质学习内容推荐、教学质量监测与分析、教育精准扶贫、学习者能力评估等方面的研究。同时,区块链可以实现保护私隐的大数据分享,未来将有利于建立一个学习者的终身教育数据库,为国家级学分银行提供很好的技术支撑。

蒋海:“区块链+产业金融”的潜力巨大。利用区块链构建全新的数字信任基础设施,使得金融能可信地渗透到产业的毛细血管,让产业的中小微企业能够更低成本地享受到金融服务。比如,“区块链+供应链金融”应用的探索与实践,传统供应链金融业务中融资环节和贸易环节脱节的问题,在建立区块链之后,可将区块链分布式存储、不可篡改、智能合约等特性充分利用起来,保证供应链信息的安全性,大幅缩减融资成本。此外,还能为中小企业、金融机构提供全方位的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比如,可在预付账款融资、保兑仓、存货质押、保理、多级拆转融、信托等领域落地应用。

“5G+区块链技术”将会带来颠覆性的改变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区块链为什么是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与国外相比,国内对其关注点有哪些不同?

黄翰:区块链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两大技术密不可分,它们是信息安全与算法。数字区块的产生是基于信息安全中的加密技术,而区块之间是通过随机哈希的方式进行链接的。哈希是一种经典的时空置换算法技术。无论是信息安全还是算法,中国科技界在这两个领域的技术水平都是世界领先的,这是区块链技术自主创新的良好基础。国内的技术主要关注应用场景,而国外的技术更多的是关注链的安全性;类似于之前移动互联网发展的趋势,国内的应用技术百花齐放,而国外的技术较多关注安全性而相对拘谨。从全球看,中国将领跑区块链的应用创新。

梁德思:国内外对待区块链技术的关注点方面,我国政府层面更多关注区块链底层技术服务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区块链必须要赋能实体经济,落地到真实的需求场景,探索“区块链+”在民生领域的运用,为民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国外更加强调区块链应用的合规性,具体的应用更多的是以市场自发为主。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随着5G时代的到来,区块链能和5G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黄翰:5G时代的到来,无疑将对区块链进行扩容(物联网的加盟)与提速(共享账本的更新效率),推动更多数据上链,让交易更加多样化、效率更高。而区块链技术则可以补足5G这一通信技术在隐私、安全、信任等方面的短板。两大技术将互相促进,发挥各自优势,推动一系列新应用出现。5G与区块链可以和智能制造的全过程进行结合,以产品-服务坐标、企业坐标和价值链坐标为基础,从交易、生产溯源到物流跟踪,创造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应用体系,及时反馈生产优化,助推用户使用大数据,加快智能制造的步伐。可以说,中国正在无限接近以云计算、物联网、5G、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蒋海:5G将带来全新的物联网世界。物联网的分布式认证和接入,物联网价值数据的分布式共享和交易,这些是区块链和5G碰撞出火花的典型需求。业内普遍认为,通过物联网传感器替代人工操作,可以确保区块链上链过程中数据的真实性。但是当前网络环境承载量不足,安全性较低,是制约物联网与区块链融合的主要原因。而5G技术的成熟,则有望解决这一难题。5G推动了物联网的发展,物联网将推动区块链在溯源领域落地。与此同时,区块链又能为5G和物联网提供信息安全保障。三者构成一个稳固的良性循环。

吴秋萍:5G技术的诞生,将进一步推进大数据时代的发展。信息爆炸的同时,网络安全将再次出现在人们眼前,更加得到世人的重视。随着5G时代的到来,可以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区块链技术结合5G等高速通信技术和安全技术,将对大数据、互联网金融、物联网等领域产生颠覆性影响。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广州在发展区块链技术中有哪些优势?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地方又在哪?

任豪:当前,广州积极推动落地一批极具示范性的区块链技术创新应用,黄埔区率先在智慧城市、税务、政策兑现等领域引入区块链技术,借助区块链解决改革中的问题。毫无疑问,区块链技术赋能实体经济,与广州雄厚的工业、农业和制造业基础相结合,将有力加快广州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创新未来数字经济的新模式和新业态。

下一步,广州应将区块链技术细分到行业,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在融入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开展区块链应用示范,发挥出广州在国内区块链产业的龙头示范作用,并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在科研层面,广州需要进一步加强区块链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支撑能力,并通过联盟标准、地方标准、国家标准,全面提升区块链的标准化程度,从而为区块链实现自主创新和产业变革,提供自主可信的底层技术架构和基础网络设施。此外,要意识到区块链是一种分布式、去中心化的网络数据系统,需要多方共同参与,建立一个共识性的可信链条。

文/广州日报评论员 陈文杰

受访者/黄翰,华南理工大学软件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豪,广州市区块链产业协会秘书长;吴秋萍,广州市委党校信息网络中心副教授;蒋海,布比区块链创始人兼CEO;梁德思,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19.12.26

来源:广州日报

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整体性、智慧化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指出,要增强改革创新本领,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推动工作。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在国家号召和规划下,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室联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发布《2018年省级政府和重点城市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调查报告》,广东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水平总体指数为94.63分,居全国第一。广东省取得突出成绩的背后,是如何在整体规划上做出创新的呢?

数字政府将政府融入数字化的环境中运行,是一种以大数据环境和数据的智能化应用为基础的政府治理方式。数字政府建设并不局限于管理方式的转变,更深层次的是探索政府机构和权责的重组、政务服务供给模式的全方位改革。为实现“建设全流程、一体化政务服务在线平台和‘一网通办’”的战略目标,广东省着力倡导理念、制度、技术和体制机制上的创新,通过构建“管运分离、政企合作”的建设运营模式,从深度和广度上擘画“全省一盘棋”整体化数字政府的新蓝图。通过政府数字化转型,把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再创广东营商环境新优势的着力点和突破口,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奋力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整体性”与“智慧化”两手抓,创新数字政府服务思路

根据《广东省“数字政府”建设总体规划(2018-2020年)》和现实实践,广东省数字政府建设的规划思路,可以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整体性”,即打破各部门内部业务壁垒,以全局、整体的思路整合资源、优化流程,提高跨部门协同能力;另一方面是“智慧化”,以一体化、便捷化、智能化的管理和服务,进一步提升企业和群众获得感。

具体而言,在“整体性”建设上,一是实现了机构、权责的重组,成立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负责全省信息化工作的顶层设计、整合需求、组织实施、管理监督等功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科层制组织架构下,“条块林立”的权力碎片化、管理碎片化和流程碎片化问题。二是构筑同一平台,从整体政府的视角来推动政务服务流程再造,并通过统一协同办公平台,实现跨区域、跨系统、跨部门、跨层级、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政务服务。三是在管运分离上,将管理者和建设者分离,通过采购服务模式,依据购买服务效果,按用户评价付费,做到“服务质量提升”和“资金使用效率”两手一起抓。

在“智慧化”建设方面,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用户体验角度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和应用设计,具体的举措包括以政务云平台、政务大数据中心、公共支撑平台为三大基础资源平台,以“粤省事”移动民生服务平台、“广东政务服务网”“粤省事·协同办公”平台为三大应用平台,针对民众、企业、政府公务人员三大群体提供相应服务。二是探索政企合作新模式,由广东省直部门向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提出建设需求,并委托其向社会购买服务;数字广东网络建设有限公司(简称“数字广东”)作为具体提供服务的合作企业,包含三大运营商和腾讯(提供优质软件服务)、华为(智能终端,提供硬件技术),从而实现了技术支撑体系的高效化和智能化,同时创新了政务服务的供给模式。

创新顶层设计,实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广东省在总体规划上,强调“整体性”和“智慧化”改革思路,有针对性地在体制上和技术上展开顶层设计,在数字政府建设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整体性”和“智慧化”也就是建设目标,分别在政府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责上加以体现。“整体性”意为强化管理方式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健全,着眼于建设一体化高效运行的“整体政府”。管理职能上打破了各部门内部业务壁垒,以全局、整体的思路整合资源、优化流程,提高跨部门协同能力,实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制度创新。“智慧化”强调服务供给思维、技术支撑体系的创新,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提升企业和群众获得感。在服务职能上,按照“以用户为中心”的原则,运用互联网思维便民利企;在政府购买服务上,实现政府“端菜”向群众“点菜”转变。最终,从总体上推动实现网上政务服务模式,由分散向整体转变、由粗放向精准转变。

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打造了一些类政务服务品牌,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解决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的问题,在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和企业群众办事体验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在资源整合、流程再造、便民服务等方面集中发力,变各自为政为全面统筹,变无序管理为规范操作,变多口申请为一门受理,变弹性规定为限时办结,变隐性规则为阳光承诺,加快构建一体化的数字政府建设,推进网上政府服务体系,让群众在改革中真正感受到政务管理与服务的便利,最大限度地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总体上说,广东省数字政府建设,为我们展现了“洞察政务民生痛点,挖掘流程再造机会,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应有思路。广东省的实践正为我们证明,从提升政府行政效率、便利民生事项办理等多方面助力数字政府建设,所能够取得的优异改革成效。广东省的“政企合作、管运分离”的建设运营模式,也足以力证,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建立协同工作机制,形成了一批行之有效的建设模式和创新实践,所能带来的改革创新活力。“登高瞭望,方知远山长”,为贯彻落实“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网络强国战略部署,统筹发展电子政务、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等一系列的决策部署,广东的改革实践已为我们展现出高标准的新模式和新举措,期待未来能在制度上、技术上有更多创新,共同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

(作者:文宏,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9.12.25

来源:广州日报

基层社会治理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这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明确要求,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义。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而基层社会治理则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基层社会治理事关社会和谐与人民幸福,事关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为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这要求在党组织领导下,有效统筹整合政府、社会、公民等多元主体力量共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确保基层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关键在强化基层党组织尤其是乡镇(街)和村(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为此,基层党组织必须发挥三个功能,担负三种角色。

政治功能:担负政治引领者的角色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直接领导着国家与社会。党对国家的领导,通过执政来体现;党对社会的领导,则通过党对人民群众的组织动员和对社会治理的政治引领来体现。在当代中国,能够有效动员凝聚多元主体力量共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尤其是乡镇(街)和村(社区)党组织。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中,乡镇(街)和村(社区)党组织始终处于统筹协调的领导地位,发挥着引导治理方向、制定治理规则、整合治理力量的政治引领作用,这是党的领导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集中体现。

基层党组织尤其是乡镇(街)和村(社区)党组织要担负起政治引领者的角色,必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注重发挥政治功能。要教育引导基层党员干部旗帜鲜明讲政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对党忠诚。要加强政治宣传,引导各类组织和基层群众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讲好改革开放成就,坚定基层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要加强政治教育,引导各类组织和基层群众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坚决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邪教组织和非法宗教活动的影响渗透,坚决同否定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言行作斗争,维护党的形象。要加强政治动员,团结带领各类组织和基层群众共同奋斗,做好基层社会治理各项工作,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着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着力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组织功能:担负组织动员者的角色

基层党组织扎根于社会的各行各业,广泛活跃于群众之中,形成了严密的组织体系,掌握了雄厚的社会资源,构建了密集的社会网络,拥有了大量的骨干力量,获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这就为基层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组织条件。在当代中国,基层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中最重要、最活跃的行动主体,是基层社会治理直接的组织动员者。要在基层党组织尤其是乡镇(街)和村(社区)党组织的统筹协调下,推动区域内基层党组织的有效整合,并组织动员多元主体力量共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强化共治合力。

基层党组织尤其是乡镇(街)和村(社区)党组织要担负起组织动员者的角色,必须加强制度创新,构建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要针对基层社会治理中权责不清、条块分割、力量分散、推诿扯皮等突出问题,积极推进“令行禁止、有呼必应”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建设,通过赋权增能扩大乡镇(街)和村(社区)党组织职权,理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条块关系,从组织上强化乡镇(街)和村(社区)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统筹整合、协调各方的领导地位。要牢固树立“大党建”理念,通过健全和完善街道“大党工委制”、社区“大党委制”、兼职委员制和党建联席会议制等制度形式,把辖区内各类基层党组织有效整合起来,打造乡镇(街)和村(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区域内所有党组织紧密结合的基层党组织体系,形成引领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力量。要通过乡镇(街)和村(社区)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议事厅、社区民情议事会等城乡多元协商共治平台,组织动员城乡多元主体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为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供组织保证。

服务功能:担负服务供给者的角色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基层党组织尤其是乡镇(街)和村(社区)党组织要承担起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政治责任,必须时刻关怀基层群众,全面服务基层群众,真正成为代表基层群众根本利益的主体。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必须发挥服务功能,担负起服务供给者的角色,以优质高效的服务造福城乡基层群众,更好满足居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基层党组织尤其是乡镇(街)和村(社区)党组织要担负起服务供给者的角色,必须不忘党的初心和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把强化服务功能、提升服务水平作为党组织引领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切入点,通过服务联系、组织和动员群众,为基层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坚实支撑。要全面建设区—镇(街)—村(社区)三级党群服务中心(站),实行“社区服务、政务服务、党群服务”一体化运作,打造“三级联动”的党组织服务群众的平台载体。要健全完善乡镇(街)和村(社区)党组织班子成员定期接访和定点联系居民群众制度,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广泛了解社情民意。要贯彻落实村、社区“两代表一委员工作室”制度,组织党代表、人大代表进基层联系群众、反映民意,引导政协委员建言献策、服务群众。要创新服务基层群众的方式方法,围绕老旧小区改造、旧楼加装电梯、居家养老等基层民生难题,推动基层党组织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成为群众的贴心人。要组织形式多样的党员志愿服务队伍,开展治安巡逻、防治污染、便民服务、调解纠纷、扶贫济困、政策宣讲等各种志愿服务,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提升居民群众生活品质。只有让人民群众从服务中切实感受到党组织和党员的存在价值,才能真正赢得群众信任和支持,才能把党的领导真正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巩固党的执政根基。

(作者:武三中,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广州市党建研究基地研究员)

2019.12.24

来源:广州日报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的体制改革迈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动生态文明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守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健全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到本世纪中叶,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实现,建成美丽中国。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国家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绿色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把加强能源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机遇和重要抓手,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提升经济质量和城市竞争力。企业依法排污治污、保护环境的法治意识、主体意识正在形成。全社会关心、参与、贡献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更加自觉。

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健全。按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我国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和自然岸线格局。强化土地用途管制,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减少了“九龙治水”现象。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初步形成,适应了“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要求。

全面节约资源有效推进。加强生产全过程节约化管理,推动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大幅降低了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变废为宝,效仿食物链、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城市矿产、再制造、园区循环化改造取得预期效果。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4个部委联合印发的《循环发展引领行动》提出,力争到202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15年提高15%,主要废弃物循环利用率达到54.6%左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73%,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5%,75%的国家级园区、50%的省级园区开展循环化改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雏形显现。

制度建设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国务院发布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坚决向污染宣战。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较2013年大幅增长的同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分别下降48%、39%、32%。2018年,全国酸雨区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由历史高点的30%左右下降到了5.5%。2018年,全国地表水国控断面I-III类水体比例增加到71.0%,劣V类水体比例下降到6.7%。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我国煤电机组累计完成超低排放改造7亿千瓦以上,节能改造累计已完成6.5亿千瓦。2019年9月,森林覆盖率由本世纪初的16.6%提高到22.96%左右。截至2018年,各类自然保护地总数1.18万处,其中国家级3766处。各类陆域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8%以上,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生态文明法治不断健全。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核安全法、环境保护税法等法律完成制修订,土壤污染防治法已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审议程序。特别是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境保护法从2015年开始实施,在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方面力度空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各地组建环境警察队伍,环境司法保障得到切实加强。环境诉讼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相继发布,促进生态文明司法的专门化。

形成生态文明政绩观。转变长期以来追求“GDP至上”的政绩观,领导干部“关键少数”十分重要。2016年12月,《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印发,确定对各省区市实行年度评价、五年考核制度,并作为党政领导综合考核评价、干部奖惩任免的依据。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干部,实行终身追究制度。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合并重复举报后向地方转办约17万余件,其中,立案处罚4万多家,罚款24.6亿元;立案侦查2303件,行政和刑事拘留2264人,问责涉及党政领导干部4218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影响很大,效果很好,做到了中央满意、地方服气、百姓点赞、解决问题。2017年7月,中办、国办就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发出通报,深刻剖析了“不作为、不担当、不碰硬”“没有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监管层层失守”“弄虚作假、包庇纵容”等生态破坏的根源,包括3名副省级干部在内的几十名领导干部被问责,不仅以儆效尤,能使地方领导干部真正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分量,认识到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还有助于形成正确的政绩观和价值取向。

中国生态文明制度走向世界。世界可持续发展中的中国智慧逐步彰显。2013年2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27次理事会通过了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定草案;201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向全世界推广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经验。我国完善“一带一路”绿色合作机制,强化“走出去”企业的环境意识,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在环保基础设施、绿色低碳技术、装备与产业等方面的合作。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6个缔约方通过《巴黎协定》;中国不仅是《巴黎协定》达成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坚定的履约国。中国向国际社会宣布,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格局,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丰富内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是制度体系的根本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重要的新发展理念。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态文明制度在一段时期内没有发挥应有作用,一个核心原因是生态文明理念没有转变到位,经济增长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关系没有认识到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真正讲清了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不是相对立的,“绿水青山”可以转化为“金山银山”,两者是可以和谐统一的。这为生态文明制度的落地实施奠定了思想基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四个方面,提出了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努力方向和重点任务。

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是管大局、管整体的制度,是从规划上、法治上、技术上以及市场与政府的共同着力上来谋划制度体系。其中,加快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统筹协调管控制度是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建立全国统一、权责清晰、科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全局性制度。之前规划制定过程中,经常出现“神仙打架”现象,比如国家发改委主导的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原国土资源部主导的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有时出现不衔接、不协调的问题。在地方上,有的城市上任领导让向西发展,而现任领导让向东发展,甚至有的开发建设活动在没有规划或违背规划的情况下就实施了。

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是从资源领域的制度体系来谋划。其中,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是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乃至整个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一项基础性制度。这项制度是落实宪法第九条对自然资源公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规定的落实。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首先要明晰产权,这样才能保证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服务监管作用。

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是从生态领域的制度体系来谋划。其中,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要目的是推动科学设置各类自然保护地,建立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的新体制新机制新模式,建设健康稳定高效的自然生态系统,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筑牢基石,为建设美丽中国奠定生态根基。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致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的贺信指出,中国实行国家公园体制,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

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是从环境领域的制度体系来谋划。其中,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有助于树立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政绩观,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告别原有“唯GDP”的评价“指挥棒”。在实践中,许多干部和群众都有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发展和保护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转变发展方式。绿色发展正是适应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生态文明建设不是抑制发展,而是一种有促有控、调优调强的发展,反映了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考核办法把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增长质量等纳入综合考核评价,有利于引导各级党委和政府把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紧密结合起来,协调发挥资源环境对转型发展的优化保障和约束倒逼作用,推动转变发展方式取得切实成效。

(作者:郭兆晖,中央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部生态文明建设教研室副主任)

2019.12.23

来源:广州日报

“一国两制”

续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新篇章

20年前,伴随着《七子之歌》的感人旋律,历尽风雨的澳门终于回到祖国怀抱。澳门从此走上了同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祖国统一大业进程铸就又一个历史丰碑。今天,濠江流彩,莲花盛放,一个生机勃勃、安定祥和的澳门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祖国的南海之滨。

时间是最忠实的记录者,也是最客观的见证者。回归20年来,澳门沧海桑田、翻天覆地,经济快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社会稳定和谐,本地生产总值从1999年的518.7亿澳门元增加至2018年的4446.7亿澳门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排在亚洲第一、世界第二,从幼儿园至高中实现15年免费教育,长者、婴幼儿、中小学生、孕妇纳入免费医疗,“莲花宝地”开创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局面。澳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彰显了“一国两制”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回归20年来,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正确认识并妥善处理“一国”与“两制”的关系,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真正实现了与祖国内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实践充分表明,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广泛的国家认同,才能全面准确地实施基本法;只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才能保持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只有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才能使澳门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实践雄辩地证明,“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澳门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

“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这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概括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显著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一国两制”事业也进入了新时代。继续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必须牢牢把握“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必须坚持依法治港、依法治澳,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践;必须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特别行政区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唯其如此,“一国两制”实践才能沿着正确方向走稳、走实、走远,香港、澳门才能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今天,澳门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保障,有伟大祖国作坚强后盾,有爱国爱澳的价值支撑,有澳门同胞的齐心协力,澳门这朵美丽莲花必将绽放出更加绚丽、更加迷人的色彩。

文/人民日报社论

2019.12.20

来源:人民日报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在守正创新中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公民道德建设,立根塑魂、正本清源,作出一系列部署,推动思想道德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中共中央、国务院不久前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彰显了新时代的鲜明特征,为在守正创新中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始终

《纲要》无论是在逻辑框架、内容安排方面,还是在理论分析、实践举措方面,都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纲要》由序言和7个部分组成。深入学习贯彻《纲要》精神,可以按照内容将其分为5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序言部分,主要论述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二板块由第一部分“总体要求”和第二部分“重点任务”组成,主要论述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揭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体系;第三板块由第三部分“深化道德教育引导”和第四部分“推动道德实践养成”组成,主要论述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教育与实践;第四板块是第五部分“抓好网络空间道德建设”,主要论述网络空间道德建设这一广受关注的时代课题;第五板块由第六部分“发挥制度保障作用”和第七部分“加强组织领导”组成,主要论述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制度保障和组织领导。《纲要》的框架结构、内容安排,始终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关于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纲要》精神,要把握好我们党关于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整体部署和安排,坚持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相结合、道德教育与法治保障相统一,确保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关于公民道德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纲要》运用习近平同志关于公民道德建设重要论述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科学回答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们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意识越来越强烈。《纲要》强调“绿色发展、生态道德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美好生活的基础、人民群众的期盼”,强调要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引导人们做生态环境的保护者、践行者。又如,关于国家形象的塑造,习近平同志强调要重点展示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纲要》强调“公民道德风貌关系国家形象”,并把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践拓展到对外交流交往活动中,引导人们在各种涉外活动和交流交往中展示文明素养、展现中华美德,树立自尊自信、开放包容、积极向上的良好形象。学习贯彻《纲要》精神,要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有机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深刻理解《纲要》的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

对公民道德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纲要》总结了2001年党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经验,赋予其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鲜活内容,标志着我们党对公民道德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坚持教育引导与实践养成相统一。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坚持教育引导与实践养成相统一。《纲要》坚持公民道德建设这一基本经验,适应新时代要求,结合公民思想道德实际,在教育引导和实践养成的方法路径上作出新的部署和安排。在深化教育引导方面,《纲要》指出,要把立德树人贯穿教育全过程,用良好家教家风涵育道德品行,以先进模范引领道德风尚,以正确舆论营造良好道德环境,以优秀文艺作品陶冶道德情操,发挥各类阵地道德教育作用,抓好重点群体的教育引导。在推动道德实践养成方面,《纲要》指出,要广泛开展弘扬时代新风行动,深化群众性创建活动,持续推进诚信建设,深入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广泛开展移风易俗行动,充分发挥礼仪礼节的教化作用,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在对外交流交往中展示文明素养。

坚持道德教育与制度保障相统一。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公民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要靠教育倡导,也要靠法治惩恶扬善的力量,还要靠政策价值导向和各种行政规章的保障。坚持道德教育与制度保障相统一,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基本经验,也是道德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纲要》总结了2001年以来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充分发挥法律法规支撑、政策制度保障作用的新鲜经验,从强化法律法规保障、彰显公共政策价值导向、发挥社会规范的引导约束作用、深化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治理等四个方面,深刻论述了法治对道德建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丰富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制度保障的科学内涵,明确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发挥制度保障作用、增强道德教育实效性的基本要求和具体举措。

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只有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道德建设中的突出矛盾和关键问题,多维发力、综合施策,才能实现公民道德建设的目标。《纲要》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在紧紧围绕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总体目标谋篇布局的同时,始终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与鲜明的问题导向。比如,在道德理论方面,强调价值引领、精神支撑;在道德实践方面,突出抓好网络空间的道德建设。

公民道德建设理论的新突破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纲要》在公民道德建设理论上有不少新突破。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道德领域问题根源的新揭示。《纲要》指出:“在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由于市场经济规则、政策法规、社会治理还不够健全,受不良思想文化侵蚀和网络有害信息影响,道德领域依然存在不少问题。”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公民道德建设领域道德失范现象的根源,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

公民道德建设内容体系的新发展。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纲要》按照这一要求构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体系。《纲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培养和造就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作为着力点”,把“筑牢理想信念之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作为重点任务。这一内容体系,是对《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内容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个人品德内涵的新界定。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公民文明素养,最终要落实到公民个人品德的养成上。自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个人品德建设”命题并将其作为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以来,学术界对个人品德的内涵进行了深入探讨。《纲要》汲取已有研究成果,对《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倡导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加以提炼和发展,把个人品德的主要内容概括为“爱国奉献、明礼遵规、勤劳善良、宽厚正直、自强自律”,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理论的又一创新。

中华传统美德的新概括。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精髓,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不竭源泉。《纲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原则,把中华传统美德的主要内容概括为“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这种概括是对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美德的凝练反映,也为按照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

弘扬中国精神的新要求。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纲要》总结多年来我们党团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弘扬中国精神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新时代弘扬中国精神的新要求,强调要“弘扬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倡导一切有利于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思想和观念”;强调要“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理念”,倡导“幸福源自奋斗”“成功在于奉献”“平凡孕育伟大”的理念,“弘扬改革开放精神、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优秀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这些重要论述,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维度,创造性地阐发了新时代弘扬中国精神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

(作者:吴潜涛,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文科资深教授)

2019.12.19

来源:人民日报

基层社会治理

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深厚基础和重要支撑,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关乎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意义十分重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指引和基本遵循。

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社会结构日趋复杂,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日趋多样,城市和农村社会治理都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些都对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社会治理的探索。从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到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再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基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我们在认识上经历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重要转变。习近平同志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强调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体现了我们党社会治理理念的升华和对社会治理规律认识的深化。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体现。就基层社会治理来说,它不只是党委和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各方的共同责任。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意味着社会治理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下的社会主体共同治理,治理方式从过去自上而下的单向管理转向多方良性互动,更多主体在党的领导下,以更加多样的方式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有利于使社会治理成为亿万人民参与的生动实践,真正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最广参与者、最大受益者、最终评判者,有效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多个主体共同参与,但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基层社会治理全过程,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寻求社会意愿和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党对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一个重要体现是党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这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无论是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还是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都只能在党的领导下扎实推进。我们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推动社会治理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统筹各方力量协调行动,促使社会治理各项工作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推进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健全与基层群众自治相关的制度,保证基层社会治理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完善相关政策,保证基层社会治理按照党和人民的意愿进行。通过有效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真正把党的理论优势、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的强大效能。

党对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还体现为党的基层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引领带动作用。为此,要推动基层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积极探索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组织引领、机制引领的途径和载体,紧紧围绕基层党组织构建公共服务圈、群众自治圈、社会共治圈。坚持在基层党组织直接领导下和基层党员干部的示范带动下开展基层群众自治实践,保证基层群众自治有活力、有秩序。在基层选举中,基层党组织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积极参加选举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各项准备工作,把握选举的正确方向。在基层重大事务民主决策中,基层党组织要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等一道积极组织群众参与民主决策。在基层事务日常治理和民主监督中,基层党组织要组织党员和群众监督民主决策事项的实施情况,充分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形成社区治理合力。新形势下,要不断创新基层党建工作方式,积极探索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提高基层党组织领导协调基层政权组织、自治组织、群团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能力,丰富基层党组织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手段。

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的积极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是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内在要求。

自治是基层社会运行的重要方式和依托,是基层社会充满活力的重要源头。它不但有利于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社会认同,还有利于减少矛盾冲突、增进社会和谐。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的积极作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形式。人民群众通过这些群众自治组织,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利,广泛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管理。实践表明,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参与人数众多、自治领域广泛、民主实践生动,展现出旺盛的生机活力,是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形式。

当前,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进一步拓展和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应拓宽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范围和途径,不断丰富内容和形式。深入开展以居民会议、议事协商、民主听证等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等为主要目的的民主治理实践,以村务公开、居务公开、民主评议等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让群众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全面推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引导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做到群众利益延伸到哪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就覆盖到哪里。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需要强调的是,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将自治与法治、德治相结合。应发挥法治保障作用,引导社会公众形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法治思维和法治习惯,推动法律服务下沉,强化基层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为群众自治提供法律保障。发挥道德在规范人们行为、调节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普及,发挥道德榜样的示范作用,凝聚社会正能量,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社会氛围,依靠德治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作者:许晓东 张乐;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19.12.18

来源:人民日报

国家治理现代化

开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境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是我们党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经验,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断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保证。《决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出发,明确和系统地回答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既阐明了必须牢牢坚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则,又部署了推进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和具体举措,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和制度保障,开辟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境界。

坚持党的统一领导与高度制度自信

建立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是最高政治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因此,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国家制度建设必须坚持的政治原则和根本保障。其基本要求就是在制度建设中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原则,做到“两个维护”,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执政为民各项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与坚持党的领导是有机统一体,就具体内容而言,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这是一套相互衔接、相互作用的制度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依据。坚持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旨在构建更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为定型、更具科学性,因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与完善,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自觉。

从制度设计理念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在战略层面上完整地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原则性,而在技术操作层面上,又表现出相应的灵活性与务实性。它强调民主协商与高效执行的统一、市场功能与政府责任的统一、中央治理和地方自主的统一、政府主导与多元合作的统一等等。这些既强调党在制度建设中的主导性,又注重促进社会力量合理配置与有机整合的制度安排,在国家治理实践中,表现出了强大的社会资源整合力、社会关系协调力、社会意志凝聚力、社会力量动员力,以及社会危机应对力,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很好地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这就是我们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自觉坚持制度自信的现实依据,更是我们在改进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中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的底气与信心所在。

强烈的问题导向和鲜明的实践特色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的导引。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既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题中之义,也是我们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这些风险挑战,有的来自国内,有的来自国际,有的来自经济社会领域,有的来自自然界。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讲话既指明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也阐明了化解这些问题的原则和方法论。

在国内层面,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克难阶段,一些结构性与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制度体系才能有效加以解决。因此,进一步建立健全国家公共权力制约制度与机制、社会利益合理配置制度与机制,人民民主实践制度与机制、服务型政府构建制度与机制、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制度与机制、法治社会建设制度与机制等等,势在必行;国际层面,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反全球化,以及文化贸易博弈、地区冲突等各种阻碍中国发展和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建构的消极因素沉渣泛起,错综复杂。立足科学统筹“两个大局”,进一步突出制度体系的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成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指向和基本任务。

《决定》立足实践需要,聚焦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对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行政体制、基本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民生保障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独立自主与和平外交政策所必须坚持和巩固的根本点、完善和发展的方向,以及各项制度所包含的基本层面,涉及的具体问题,实践的原则要求等方面作出了具体部署。同时,就如何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切实将《决定》精神体现在制度建立和完善,尤其是落地开花上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一鸿篇布局,既在整体层面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了宏观设计,也在局部层面为各个领域、各项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实施作了具体指引。

制度的体系化和目标的协同性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很好地秉承这一目标追求,并在推进制度的全面化、体系化、协同化方面迈出了历史性步伐。一方面,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持续推动中国发展进步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另一方面,历史性地对国家制度体系作了具体分类,将五大建设按照各自制度类别与属性,以及在改革实践中的轻重缓急作了进一步细化,建构了涵盖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一个相对完备的制度体系,并以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为政治统领,以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为核心要义,以此指引其他各项制度的建设和发展。将内政外交各项制度置于一个整体,在注重其内在联系的基础上系统性加以设计和完善,这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史上是第一次,标志着党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进入到一个历史阶段。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有具体性目标,也有价值性目标。就具体性目标而言,它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相辅相成的,或者说其本身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着长远目标和阶段性目标。长远目标就是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并以此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进程。就阶段性目标而论,就是不断革除现阶段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以此理顺党、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

价值追求是治理体系的灵魂,决定着国家治理的方向与成效。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是《决定》中旗帜鲜明的立场宣示,其所具有的法治导向、民主导向、服务导向和责任导向,昭示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改革不再局限于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的初级价值目标,而是立足于落实人民主体地位、激发社会活力、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提升人民福祉和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等更高层面的价值追求。这些价值目标聚焦为一点,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度的制定和落实两个层面上,充分体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理念。

(作者:赵中源,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广州大学基地主任、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黄罡,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讲师)

2019.12.17

来源:广州日报

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必须持续解放生产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发展的核心要义就是高质量发展。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本期《理论周刊》特邀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谢鲁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旭教授、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金山教授三位国内知名理论专家,围绕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要把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引领到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上来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怎样认识和理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谢鲁江:高质量发展是与时俱进的时代课题,是新时代发展的突出特征。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在新时代发展的内涵和任务发生新的转变,由过去追求数量、比较粗放式的发展,转变为现在强调质量第一、效率优先的发展。高质量发展是要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按照新发展理念去推动发展。它要求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这样的发展,才是真正符合我们国家发展要求、符合时代要求的真正高质量的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是关乎整个国家的大的发展方向、发展模式的问题。它既是一种模式,也是一种结果,还是任务和要求。具体来说,内容包括实现三大变革即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三大效率即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举措是推动中国整个发展模式或者说推动整个中国经济的转型,等等。最终,高质量发展要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实现、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使国家综合国力有更大的提高,能够支撑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刘金山:全球化时代,高质量发展,就是要为全世界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全世界的货币为我们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投票。我们获得的货币选票越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越容易实现,我们要以世界发展作为本金。从产业的角度看,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不能继续在标准化、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开展国际竞争与合作,而是在更广泛的规模和空间上就高附加值生产活动开展国际竞争与合作,即向高生产力的生产活动转变,向基于创新能力的生产活动转变。

历史经验表明,许多国家或地区曾经辉煌一时,但却不能突破经济发展中边际产出递减规律的制约,从而走向衰落。通过创新,突破边际产出递减规律的限制,实现边际产出递增,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过程。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新概括。这对高质量发展有何意义?如何把握二者的内在联系?

张旭:这一新的概括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精神,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所形成理论的新发展,体现了历史、理论和逻辑的统一。高质量发展需要制度、体制和机制的支撑和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就是要解决长期以来的重速度、轻效率,重总量、轻结构,重增长、轻发展的问题。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根本性的要求在于改变顶层制度的设计。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最终是要落实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之中。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不仅是理论创新,更是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认识,对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本经济制度三项内容结合的目标就是充分发挥全社会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在共赢中实现发展速度的增长和结构的优化,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

谢鲁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最新概括,非常符合高质量发展需要,它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制度支撑,同时它本身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调动企业积极性、调动各种要素积极性的这些制度,高质量发展也很难实现。实际上这些制度,说到底还是为了进一步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我们要把它引领到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上来。

刘金山:这一新概括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意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项内容,是密不可分的,覆盖着社会再生产大循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整个系统。“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在新时代具有新意义,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前提下,把倡导“竞争中性”原则提升为倡导“所有制中立”的市场主体制度,更具有战略高度和深远意义。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升为基本经济制度,具有科学的理论逻辑和创新意义。尤其是强调按生产要素贡献进行分配,并把数据纳入生产要素范畴,顺应了大数据时代数字化革命的发展大势。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是通过“分蛋糕”来实现“做大蛋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为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厘清了或校正了关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歧见,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制度保障。

任何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实际上是社会合作秩序不断拓展的过程。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实现了从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政策变革转变为具有规模效应的合作秩序设计,是高质量发展的内生性需求和自发演进,是一种必然趋势。

要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各种通道打开、各种积极性调动起来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突出挑战或者说难点有哪些?如何应对?

谢鲁江:我的理解,最突出的问题还是怎么有效地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过去我们主要是依靠后发优势发展,但是今后我们国家更多地依靠先发优势推动发展,所以要加强科技创新。创新发展的根本支撑就是让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而且,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有强大的科技支撑。要解决科技支撑的问题,主要是要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因此,要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各种通道打开、各种积极性调动起来。

首先,要充分尊重科技人员的劳动成果,尊重他们的知识产权,尊重他们的贡献。要充分地调动积极性,对科技创新给予充分的激励、充分的肯定和充分的保护。同时,要打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各种通道,包括金融通道、不断优化市场营商环境、推进政府放管服改革等。通过市场的机制,通过政府的政策,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这一发展的新动能充分地调动和激发起来,让它真的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开花结果,实实在在地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效果。

此外,要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高质量发展要求资源优化配置,现在的市场经济中,这主要是通过金融调节来实现的。如果金融往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推动中小企业发展、推动搞活企业这个方向发展,或者整个金融体制往这个方向改革,就会把资源引导到实现高质量发展上。当然,最终让这些科技的成果、金融的成果开花结果落地生根最后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主体还是企业。所以,怎样进一步解放企业,把企业的活力充分释放出来,也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如果把企业的活力释放出来,再把科技的资源、金融的资源充分地用好,形成一个合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应该就会比较顺利。

张旭:目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对的突出挑战,首先表现在增长的惯性上。长期的高速度增长,在政策、法律、心态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粗放、混杂的特征。高质量发展需要完善的政策和法制体系,需要更加精细的制度设计,需要尽快弥补制度短板。其次表现在急于求成的功利主义倾向。长期的高速度增长,形成了唯增长率、唯利润率、唯政绩等功利主义增长方式。其代价不仅是环境的,更是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不仅仅是经济建设的高质量,而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全方位的高质量,不仅仅是绿水青山,还需要政治清明,司法公正,文化向上,社会稳定,预期明确,民心凝聚。

刘金山:一是深入理解并形成基本经济制度共识。从改革意义与发展意义的双重转型来看,我们到了必须形成基本经济制度共识的关键时刻。二是塑造“激励相容”的发展环境。高质量发展是创造性破坏的扬弃进程。其间,有的主体受益,有的主体受损。发展过程中,如果很多领域是帕累托改进(资源配置状态改变,全部或部分人受益,没有人受损),最容易形成发展共识。有些领域,虽然不存在帕累托改进,但存在着卡尔多改进(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受益者在一定程度上补贴受损者),也容易形成发展共识。如果这两类改进都不能顺利实现,发展的阻力就大。新发展理念,就是为了塑造“激励相容”的发展环境。三是化解代际之间的资源竞争。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养老难题,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依靠未来财政收入偿还,都是需要下一代人负担的。这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大掣肘之一。优化生育政策,形成公开、透明、规范的财政预算制度,是十分急迫的。

不断丰富“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彰显“中国智慧”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哪些成功经验?

谢鲁江:在我看来,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成功模式。

整个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生产力最核心的发展任务就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要求。我国根据中国的国情,走的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是比较成功的。这既是我们的成就所在,也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正因为我们这条路走成功了,我们解决了14亿人民的生存发展问题,才有了今天的成就。现在,我们的工业化、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发展要求更高了、发展内涵更丰富了,发展目标更加伟大了,但我们依然还是走在这条道路上。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未来仍然要坚持这个道路,坚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进一步看,一切问题的根本,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要解决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能够做到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那么道路就是成功的,制度就是有优越性的,理论就是有说服力的,社会就是充满活力的,文明就是有吸引力的。所以关键还是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始终强调以发展为中心,特别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它的核心就始终围绕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点十分重要。

张旭:最大的成功法宝和经验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践中不断总结规律,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不断根据变化着的世情、社情、国情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不断探索和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始终依靠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吸收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不断探索和加深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展开了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实现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高度统一。这些汇聚成我国成就的源泉,也不断丰富着“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体现着“中国智慧”。

文/广州日报评论员 张冬梅

受访者/谢鲁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长期从事经济学基础理论、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教学和研究工作;张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刘金山,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委宣传部经济形势宣讲团专家,广州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从事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与产业创新发展等方面研究

2019.12.16

来源:广州日报

老城市,新活力

中大商圈向何处去? 创新蝶变,升级疏解

中大商圈,又称中大布匹商圈、中大纺织商圈,它是市场自发形成,经过30多年的发育成长,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纺织类专业市场商圈。它既是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和千年商都形象的窗口之一,又是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整个华南纺织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组织部分,更是广东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进程的一个缩影。然而,近十年来,基于市场自身及外部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多次传言中大商圈要整体搬迁。中大商圈到底向何处去?广州市、区两级政府部门在最近出台的相关行动计划及实施方案中,尊重市场规律,明确提出了升级疏解的整体方向,并推动企业成立了“中大创新谷纺织产业联合会”,为这一行动计划助力。

实际上,在各级政府、企业、协会以及学界、科研机构的联动下,中大商圈近些年来一直在进行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近期更是明确了中长期发展战略思路。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围绕中大创新谷建设,大力推动市场各相关领域的创新,实现创新蝶变。目前,整个商圈为了成为专业市场创新发展的示范区、先行区、引领区,全体市场和商户已经积极行动起来,不同的创新正从四个重点领域展开。

一是大力促进纺织品原材料及半成品的科技创新,打造纺织科技创新中心。在当前科技创新正成为潮流的背景下,各类仿丝、仿棉、仿绒、仿毛的纺织原材料以及高科技的布料、辅料的出现,正在不断推动服装时尚的变革。由于中大商圈地处华南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因此它不仅直接反映到全球各种服装面料的流行趋势,而且还直接推动着纺织面料的研发创新。例如,中大商圈的不少商户实际上就是全国各地的纺织工厂的营销总部或品牌总部,它们会根据市场的流行趋势以及原材料的变革,与上游工厂及原材料企业成立联合研发中心,或组成联合研发团队,以开发新的纺织面料或辅料。所以,中大商圈将有条件成为全球最新纺织面料及流行趋势产品的创新中心、标准中心、首发地和发布中心。

二是大力促进时尚创意及服装设计创新,打造时尚发布中心。中大商圈近年来,已经聚集了不少意大利、韩国等国的时尚创意企业及培训机构,拥有近1000家不同类型的设计师工作室以及近10000名设计师,其中,广州轻纺交易园还是首批国家级的“纺织服装创意设计试点园区”,有3000多名设计师。每年,中大商圈分别举办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广东时尚周”“广东大学生时装周”以及“广东服装大会”,发布近10000款最新服饰。在新形势下,整个商圈围绕国际时尚中心打造,纷纷对市场进行改造升级,增加时尚元素,从纺织原材料、半成品、辅料到服装的全产业链都强化国际时尚导向。例如,广州瑞康花边世界发布的各类服装服饰花边新品,就能影响到诸多中东国家及其他民族服装时尚趋势。

三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专业市场及商户的数字化转型,打造纺织信息中心。中大商圈各种纺织品近10万种,是全国纺织面料品种最齐全的商圈。中大商圈目前正从多方面推动商圈的数字化经营,一方面,以震海批发网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探索为不同的市场及商户提供专业的“导航”服务,即通过互联网平台,将不同商户的纺织品实现数字化管理,有利于客户在市场里实现最便捷查找;另一方面,以广州中大百布、云丝尚等代表的电商企业,与不同的市场合作,为纺织企业、设计师及消费者提供交易服务,实现线上线下融合。这些探索,正推动着商圈内各市场及商户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实现经营模式以及价值链的创新。

四是大力促进商流与物流分类,推动商圈内各市场的业态创新。目前,商圈内主要市场都在制定商流分离计划,逐步减少现场、现货交易,优化与重构物流和供应链体系,实现展贸化经营。一方面,各市场正寻求与周边区域合作,将部分仓储、分拣、配送功能疏解到基础条件较好的增城、南海等区域,共建共享物流供应链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引入菜鸟等智慧物流及供应链企业,实现第三方合作,以新建智能仓库为切入点,优化物流配送体系,达到业态升级与模式升级同步推进的目的。

总之,中大商圈作为广州乃至全国极具特色的一个专业市场商圈,承载着新时代产业、市场、消费、城市等多维度变革与创新升级的使命,期待它早日建设真正的国际时尚中心,打造成中国时尚新地标,为广州“老城市,新活力”提供榜样和示范。

(作者:王先庆,广东财经大学商贸流通研究院院长)

2019.12.13

来源:广州日报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把“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作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党重大战略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目标任务,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领会贯彻《决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一国两制”是党领导人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重要制度

《决定》强调指出,“一国两制”是党领导人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这一重要论断,既深刻总结了我们党70年来矢志不渝致力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理论和实践,也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如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时代命题。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把握两岸关系时代变化,不断丰富发展国家统一理论和对台方针政策,先后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主张和“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进而形成了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基本方略,有力引领两岸关系朝正确方向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敏锐洞察国内外形势和台海形势新变化,深刻总结党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及实践,提出一系列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的重要理念、方针政策,形成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阐述立足新时代、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重大政策主张,指明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基本思路、重点任务和前进方向。这一纲领性讲话是新时代对台工作的行动指南,为把“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作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党重大战略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了根本遵循。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最有利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最有利于统一后台湾的长治久安和民众安居乐业。

《决定》清晰界定了“一国两制”的完整概念,强调“必须坚持‘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一国”是定论。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但中国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一国两制”的提出,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台湾现实情况,维护台湾同胞利益福祉。“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

《决定》彰显出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强大制度优势,必将进一步增强“一国两制”对台湾同胞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有利于团结争取更多台湾同胞共同致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要坚定“四个自信”,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实现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顺应两岸同胞共同愿望,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推动台海形势从紧张对峙走向缓和改善、进而走上和平发展道路,两岸关系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更有能力、更有条件推进祖国统一。

(一)祖国大陆的发展进步从根本上决定着两岸关系走向。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极大提升,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两岸实力对比上,祖国大陆已经对台湾形成全面性、压倒性优势。以经济实力为例,祖国大陆GDP同台湾相比从1992年最低时的2.2倍,到2018年已扩大到近23倍;2018年祖国大陆GDP增量超过台湾GDP总量的两倍。祖国大陆的发展进步从根本上决定着两岸关系走向。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安排的推进,祖国大陆将不断增强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力、吸引力,不断增强对两岸关系发展的牵引力、主导权,我们将不断向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目标迈进。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

(二)两岸已经形成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两岸关系在曲折中不断向前发展。1988年至2018年,两岸人员往来总计达1.35亿人次,其中台胞来大陆总计1.04亿人次。两岸贸易额累计约2.6万亿美元,祖国大陆累计批准台商投资项目10.5万个,台商来大陆投资金额累计678亿美元(不含经第三地投资)。大陆现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最大进口来源地、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和最大岛外投资目的地。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同等待遇,先后出台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31条措施”、制发台湾居民居住证、取消台湾居民就业许可证等政策举措,不断充实两岸融合发展的制度性安排。越来越多台胞台企抢抓机遇,积极投身祖国大陆经济社会建设,依靠祖国大陆的强大后盾实现自身更好的发展。两岸同胞合作日益广泛、交流交往日益密切、彼此心灵更加契合,两岸命运共同体成为日益生动的现实,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进而迈向和平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民意基础。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日益凝聚为广大台胞的共识。

(三)国际社会一个中国格局持续稳固。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后,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持续巩固发展,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理解和支持中国统一事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早已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升。180个国家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在国际上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台独”分裂势力四处碰壁、日暮途穷。

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对台工作必将展现全新气象,祖国统一进程必将阔步向前。

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奋发有为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决定》关于“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部署,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对台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新时代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对做好今后对台工作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我们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提升思想认识和行动自觉,紧紧围绕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大政策主张这条主线,奋发有为、锐意进取,扎实做好对台各项工作,在民族复兴征程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一)坚持党对对台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对台工作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必须坚持党对对台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决定》精神,统筹调动各地区各部门资源和力量,共同开创新时代对台工作新局面,在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实践中,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

(二)坚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推动两岸就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岛内有关政党、团体和界别代表性人士积极响应,与大陆各界人士开展对话协商,达成携手实现和平统一、共同致力民族复兴、巩固共同政治基础、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加强两岸基层交流等多项共识。岛内一些政党、团体积极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已经迈出重要第一步,势不可挡。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我们将继续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在聚同化异中逐步解决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推动两岸就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两岸同胞血脉相连。亲望亲好,中国人要帮中国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对台工作中贯彻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像为大陆百姓服务那样造福台湾同胞。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要求,从台湾同胞尤其是基层民众的现实需求出发,持续拓展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不断丰富完善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要继续积极为台胞广泛参与大陆经济社会建设创造条件,依法保障台胞权益。要为台胞台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海南自贸区(港)建设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提供政策指引,搭建更多渠道平台。要着力提升台湾居民居住证社会功能应用,支持福建自贸试验区、平潭综合实验区、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及其他台商投资集中地区在为台胞台企提供同等待遇上出台更多先行先试政策措施。要积极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并在推动两岸应通尽通、福建沿海地区同金门马祖“小四通”、两岸社会保障和公共资源共享以及两岸邻近或条件相当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出台相关政策。两岸交流合作的持续扩大、两岸融合发展的持续深化,必将加深两岸利益联结,促进同胞心灵契合,夯实和平统一基础。

(四)坚持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反对“台独”、促进统一。广大台湾同胞都是中华民族一分子,是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统一进程的重要力量。我们要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一如既往尊重、关爱、团结和依靠台湾同胞。要扩大两岸同胞尤其是基层民众和青少年交流,增进相互理解,拉近心理距离。要团结台湾同胞共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信念,增进台湾同胞对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和对祖国和平统一的认同。祖国大陆是所有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要积极引导台湾同胞争当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认真思考台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地位和作用,积极参与到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正义事业中来。

“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图谋和行径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严重损害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与全民族为敌,逆历史潮流而动,绝不可能得逞。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决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决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保持高度警惕,有效防范化解台海重大风险,继续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反对形形色色的“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共同维护、携手迈向祖国和平统一的光明前景。

(作者:刘结一)

2019.12.12

来源:人民日报

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

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提出了新要求。这是从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四中全会的决策部署,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进一步增强人民团结、增进社会共识、增加和谐因素,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安定团结、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的重大意义

社会总是在解决矛盾中不断前进的。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就深刻阐述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正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和规律,深刻认识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一)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对公正及时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不断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使人民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尊严情感得到了更多尊重,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

(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是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迫切需要。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各种风险挑战明显增多,但人民内部矛盾仍然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我国社会正处于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因贫富差距、环境保护、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利益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很突出、处理起来很棘手的问题。只有不断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最大限度减少不稳定因素,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才能有力保障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三)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国家治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每个领域都会涉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不仅是完善社会治理制度的重点内容,而且还关系到国家治理其他领域制度机制的完善;不仅是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而且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具体要求。只有不断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进一步提高党和政府在政治沟通、利益协调、社会整合等方面的能力,才能更好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的宝贵经验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面创造了许多宝贵经验,最为突出的是“枫桥经验”。50多年来,“枫桥经验”不断创新发展,展现出历久弥新的时代魅力。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必须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永葆生机与活力。

(一)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枫桥经验”之所以充满生机活力,最根本就在于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使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成为防范化解矛盾的“主心骨”。我们要强化政治引领,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委领导机制,统筹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力量,形成问题联治、风险联控、平安联创的局面。要强化思想引领,坚持不懈地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农村、进社区,广泛深入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听党话、跟党走。要强化组织引领,建设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群团组织为纽带、社会组织为依托的基层群众工作体系,把党组织的服务管理触角延伸到基层治理每个细胞,凝聚起防范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强大合力。

(二)坚守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立场。“枫桥经验”一路走来,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永恒的生命线,也是其创新发展的基本点。我们要主动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新变化,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人民群众成为改革发展的最大受益者。要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创新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机制,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身边的矛盾问题,让人民群众成为维护稳定的最广参与者。要以人民满意为根本标尺,健全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社会治理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加大群众意见在绩效考评中的权重,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最终评判者。

(三)坚持综合施策这一根本途径。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化解矛盾纠纷,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展方向。要以自治“消解矛盾”,发挥群众自治组织自我管理服务的优势,发挥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自律规范作用,运用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以法治“定分止争”,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引导群众在法律框架下分清是非,在权利义务统一中判断对错。要以德治“春风化雨”,完善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德育网络,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道德文化精髓,发挥乡贤文化、家风家训、生活礼俗的教化作用,把社会和谐稳定建立在较高的道德水平之上。要以智治“提质增效”,把“脚板走访”与“网络对话”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更多社情民意在网上了解、更多矛盾纠纷在网上解决。

(四)树立关口前移这一根本理念。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关键在于把着眼点放到前置防线、前瞻治理、前端控制、前期处置上来,最大限度把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在基层。要把好“源头关”,完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健全社会公示听证、专家咨询、合法性审查等制度,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决策之前,做到防范在先。要把好“监测关”,围绕矛盾问题的关键环节和核心要素,加快监测预警体系建设,提高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做到发现在早。要把好“管控关”,按照“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的思路,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健全整体防控体系,努力使矛盾风险不累积、不扩散、不升级,做到处置在小。要把好“责任关”,建立健全权利与义务统一、风险与责任关联、激励与惩戒并重的责任体系,严格落实领导责任、属地责任、监管责任,做到压力在肩。

(五)夯实基层基础这一根本支撑。“枫桥经验”发端于基层,基层基础这一本源始终不能丢。要大力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打造平安中国建设“前线指挥部”,将重大社会矛盾问题和重大群体性集聚事件解决在市域。要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制,科学合理划分网格范围,加快打造“红色物业”,把基层社会治理触角延伸到每个楼栋、每户家庭,把人民内部矛盾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要加强省、市、县、乡四级综治中心建设,统筹整合公安派出所、社区警务站、司法所、人民法庭等基层治理资源,充分发挥其贴近群众的天然优势,更好履行服务群众、定分止争、维护稳定等职责任务。

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的思路举措

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是基于实践的制度创新。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原则要求,紧密联系实际,着力深化细化,积极探索创新,掌握解决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有效举措,将新时代“枫桥经验”上升到制度层面,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不断提高从源头上、根本上预防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水平。

(一)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维护群众利益是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目的。要完善群众诉求表达机制,健全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联络机构和网络平台,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多层多样的协商民主体系,发扬基层民主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改进政府决策听证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依托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大众传媒等平台进一步加强社会协商对话,实现有效沟通、良性互动。要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健全最低工资、最低生活保障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养老、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制度,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加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困难群体的帮扶制度建设,支持慈善事业和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扶贫济困作用,努力让每一名群众都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要完善权益保障机制,加强人权、产权司法保护,健全以国家司法救助、法律援助、诉讼费用担保等制度为基础的司法救助体系,健全普惠精准、便捷高效的政法公共服务体系,依法惩治挑战法律权威、挑衅公共秩序、侵犯人民利益等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好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

(二)完善信访制度。信访工作是密切党和政府与群众血肉联系的桥梁纽带,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源头性、基础性工作。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改革创新,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信访工作新路子。要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牢固树立法治理念,推动信访工作依法规范运行、群众诉求依法理性表达、合法权益依法有效保护,切实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要推进信访工作信息化,充分发挥网上信访主渠道作用,拓展网上信访覆盖面,用好网上信访平台,让群众通过网上信访就能得到与来访一样的效果,最大限度引导群众通过网上信访反映诉求、解决问题。要推进信访工作科学化,主动适应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趋势,完善信访业务智能辅助系统,提高信访工作质量、效率和公信力。要推行领导干部特别是市县领导干部每月下基层大接访制度,认真负责地解决信访积案和群众合理合法诉求,最大限度把矛盾问题解决在当地。

(三)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紧密衔接、有机结合的矛盾调处工作机制,是新形势下具有中国特色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有利于消除分歧、促进和谐,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要完善效力对接的制度机制,通过互设共设调解中心、执法司法人员与人民调解员共同调解、网上司法确认等方式,推动达成调解协议与申请行政确认、司法确认无缝衔接,提升人民调解协议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要完善科学分流的制度机制,建设即时就地调处矛盾纠纷的基层调解站、流动调解点,畅通人民调解机构、行政调解机构、执法司法机关移送处置矛盾纠纷的通道,建立健全诉前调解、诉中委托调解、诉后执行和解等制度,引导人民群众主动接受调解。要完善资源整合的制度机制,促成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多主体联合开展调解,重点化解跨地域、跨行业、跨部门、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形成化解矛盾纠纷的合力。

(四)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建设,是适应社会转型的现实需要,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性工作。要完善工作体系,积极整合卫生健康、宣传、教育、公安、民政、司法行政、财政、信访、残联等资源力量,发展壮大平安志愿者、社区工作者、群防群治队伍,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属地管理、社会参与、家庭尽责的良好局面。要完善工作网络,加强村居、社区、校园等心理咨询室、社会工作室建设,广泛建立心理监测、疏导服务体系,组建专业心理疏导矫治队伍,开通心理援助热线和网络平台,积极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和社会心理服务,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要坚持分类施策,根据特殊人群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加强帮扶救助、心理疏导、法律援助,严防发生个人极端事件。

(五)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针对当前各类矛盾跨界性增强、传导性加快,容易形成矛盾综合体的特点,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探索新形势下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方法途径,建立健全有机衔接、协调联动、高效便捷的社会矛盾纠纷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要促进各类非诉讼矛盾解决方式健康发展,规范加强调解工作,建立健全仲裁制度,健全行政复议与行政裁决制度,鼓励探索协商、中立评估、第三方调处等矛盾纠纷化解机制。要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制度建设,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告知制度,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效力保障制度。要搭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建立集诉讼服务、立案登记、诉调对接、诉讼信访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加强专业性矛盾纠纷化解平台建设,建设纵向贯通、横向集成、共享共用、安全可靠的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信息系统,满足人民群众对于便捷、高效化解矛盾纠纷的新要求。

(作者:陈一新)

2019.12.11

来源:人民日报

地域文化特色

以地域文化特色旅游彰显岭南文化

一般规律而言,城市文化标识具有标志性、独特性和可识别性,是不可替代的地域名片和金字招牌,是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保持城市特质、服务市民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依托。举例来说,它可以是建筑如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可以是独特的空间如莫斯科红场,可以是文物古迹如敦煌莫高窟……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竞争已转向城市间竞争。而城市形象构建和旅游文化推广已是城市营销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深入研究城市文化标识定位,强化城市文化符号,将城市内在特征和外在面貌相结合,提炼出城市独特价值,演绎出城市独一无二的特色符号体系,是未来城市更新的关键。

那么,广州在城市更新中如何认识自身的文化标识定位?一方面,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对广州的定位是“国际大都市、综合门户”。实际上,广州千百年来,一直都扮演着“开放门户”的角色,直到今天,广州这个角色和地位再次被提升,且承担起新的使命——对外“深化开放”,对内“区域融合”,内外“市场转换”。对广州城市文化标识定位,从广州的历史与当今两个维度来寻找,最能体现、最能表达的无疑是“开放门户”。从这些方面来深入挖掘、研究,更能切中肯綮。另一方面,广州山明水秀,风光旖旎,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文化旅游景点达数十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历代的“羊城八景”,2011年又评选出新的“羊城八景”,包括:塔耀新城、珠水流光、云山叠翠、越秀风华、古祠流芳、荔湾胜境、科城锦绣、湿地唱晚。近年,又陆续新建了一批旅游景点。广州作为岭南文化的摇篮,其文化艺术具有了比较独特的岭南地域文化形态特征。因此,以地域文化特色旅游彰显岭南文化,可以进一步挖潜,做大文章。

一是以文旅融合提升品牌含金量。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成为新趋势,市政府应不断完善扶持政策,设立发展专项资金,力求将优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旅游品牌优势,培育一批地域特色突出、内涵价值丰富、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广字号”文化旅游品牌。据了解,2018年广州最受欢迎“旅游类”景点的前三名分别是广州塔、白云山风景名胜区和长隆欢乐世界。广州最重要的地标性建筑广州塔稳居榜首。“羊城第一秀”白云山风景名胜区占地面积大且风景优美,位居第二。而文化类景点则涵盖各种主题文化、红色文化、艺术文化等多种文化。这些应成为文旅融合重点培育的项目。

二是老品牌旧貌换新颜。说起老广州,人们自然想起越秀的老街区。它是老广州的印记、老广州的代表。但是,老社区密布着蜘蛛网般的电缆,老旧房屋外墙陈旧,自来水和消防供水不正常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排污管堵塞和破损,有时造成“水浸街”,影响了对外的形象。2016年以来,越秀区按照“一街一策,一社区一特色”的原则,以仰忠社区为试点,以“三改造一落实”为重点,启动了全区18个社区微改造。现在的街道焕然一新,其中得益于接地气的老旧小区改造方案。在广州类似的老品牌还有很多,应总体规划,让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三是把现有品牌做大做强。博物馆是普通人最容易接触到的展览场馆,它们将一幕幕历史的场景还原重建,再现在我们的眼前;为我们掀开帐幕的一角,让我们得以一窥历史的面貌,了解那个远隔了千年时光的遥远时代。每个城市都会将博物馆做成品牌。据不完全统计,广州的公办、民办博物馆大大小小有200多家,其中有不少是品牌博物馆。这些博物馆对于发展地域特色的旅游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分散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博物馆,不成体系和规模,很少有游客能参观游览到几个。把最能体现老广州的品牌博物馆做大做强就势在必行。比如,可在广州郊区打造一个老广州博物馆小镇,集中20~30家民营博物馆的数十万件藏品,按不同主题形成博物馆集群,以实物、图片、照片、地图、沙盘、模型等展现老广州生活习俗、街区风貌、历史建筑、当年服饰,以及花市花街、老式叫卖、街头艺人、儿童游戏、老字号、私伙局、老戏院、茶楼食街等广式生活,建设成世界知名旅游景点,成为广州对外宣传的窗口,成为广州的文化名片。做成精品特色的老广州风情博物馆,对国内外游客,对广州市民,都会有极大的吸引力。

(作者:庄西翻,文化学者,南昌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2019.12.10

来源:广州日报

将优势转化为效能

强化制度执行力 将优势转化为效能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国已行至“两个一百年”交汇点的关键一程,有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也有更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亟待满足。零敲碎打的改革化解不了系统性矛盾,灵机一动的创新解决不了全局性问题,唯有制度,是破题之钥、治理之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用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并作出决定,这是恰逢其时、非常正确的。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础上进行的现代化,我们必须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并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需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然而,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结合在一起推进。

一方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从国情出发。要看到制度的“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行得通、生命力旺盛、有效能,就是因为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并要不断发展完善这一优势。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本次全会第一次系统绘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13个方面的制度蓝图,而党的领导制度是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统领和贯穿其它12个方面的制度。我国必须健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制度体系。其中的“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既令人耳目一新又深感势所必然,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的基础和前提。将此制度化,非常有利于推动全党恪守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必将使我们党永远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

此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必须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完善和发展,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功效。新形势下,我们既要毫不动摇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还必须与时俱进运用好新手段新工具。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充分发挥信息在这个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好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党和国家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区块链技术正在开启一个颠覆中心化的“新信任时代”,必将使社会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从而对国家治理的诸多方面带来革新和重塑。我们必须要运用好区块链技术,以实现其与治理创新的良性互构。当然,不管是信息技术,大数据信息资产,还是区块链技术,都只是工具,都必须在优越的制度下得到良性运用,才能促进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作者:王梓,广州市委党校政治学与法学教研部教师,博士、副教授)

2019.12.09

来源:广州日报

有事好商量

“有事好商量” 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这种商量式的民主极大地丰富了当代世界民主政治的理论内涵与实践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特有优势。

有事好商量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斗争法宝

统一战线是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法宝。我们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无坚不摧的革命力量、建设力量、改革力量。

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了邀请包括资产阶级政党在内的全国各革新党派互商共谋,这一决定最终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统一战线扩大为全民族的统一,与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平等相处、民主协商,并在抗日根据地建立起具有明显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为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解放战争进入尾声的时候,中共中央适时发布了“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协商建国、民主建政的原则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顺利召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的统一战线也随之转变为团结一切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经历改革开放40年探索后,协商民主正朝着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统筹发力,确保人民广泛深入地参与日常政治生活。

有事好商量是寻找全社会意愿最大公约数的有效途径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了解民众的真实需求是实现善治的前提。中国是一个国情复杂的超大型国家,要对全社会意愿的最大公约数“求解”。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逐渐走出了一条崭新的民主文明之路,即以投票选举为法定程序的票决民主,和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的协商民主,两种民主形式同等重要、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而协商民主又是这条文明之路的独特优势。坚持有事好商量,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在涉及全国事务的时候由全国人民共同商量,在涉及地方事务的时候由地方人民共同商量,在涉及特定群体事务的时候由这部分群体共同商量,在涉及基层事务的时候由基层群众共同商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最大的社会公约数,破解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是全社会最关心的议题,要在提供更好的教育、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优美的生态环境等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激发社会参与改革的热情,使每一项改革措施都接受人民群众的检验。

有事好商量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70年来的实践表明,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高政治协商、社会协商、基层协商的能力,积极引导和组织群众,整合各方面力量,在民主协商中凝聚改革共识、不断突破利益藩篱,才能守住团结稳定的底线。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定意义上就是将民主与法治贯穿国家制度设计和决策实施的全过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要求在重大决策付诸表决之前依法依规进行充分商量,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嵌入制度化的商讨和调整流程,在决策成果落地后公开接受民主监督,其本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高度契合。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从顶层设计上确保参与主体和参与方式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要加强在基层、新兴领域的民主探索,鼓励各地根据自身现状和社会热点试行民主恳谈、城市论坛、社区议事、网络议政等商量形式,倡导常商量、真商量、会商量的理性对话思维,使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集体与个人间关系走向良性互动,营造风清气正、开明和谐的优良政治生态。

(作者:陈炜,广州市委党校政治学与法学教研部讲师、博士)

2019.12.06

来源:广州日报

高质量发展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指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制度建设需要与时俱进,国家治理也需要稳步推进,这是当代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今后我国社会实现全面持续高质量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更加强大的制度保障。从根本上看,这个《决定》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指针,彰显出多个鲜明特征。

首先,它反映了党中央领导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性、持续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者、实践者和执行者。从邓小平同志1982年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至今,我们党始终清醒认识党情、国情和世情,自觉顺应中国人民意愿,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统一起来,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江泽民同志带领全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各项制度建设事业推向新世纪。胡锦涛同志带领全党接续奋斗,健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体制机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事业推向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决定》指出,全党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等13项重要制度,这些制度是全体党员干部肩负新使命,做出新担当,实现新创造的重要保障,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决定》的出台说明,全党对制度所具有的根本性长期性作用形成了高度共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做出了准确判断,对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出明确方向。

其次,它体现了党中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阶段性、跃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阶段性发展和跃进性发展的统一。缺乏历史性继承的制度容易出现“断层”,缺乏阶段性积淀的制度容易出现“空心”,缺乏持续性创新的制度容易出现“固化”,为了避免上述缺陷,我们党始终如一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挥制度优越性,释放制度创造能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两个目标载入了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成为全党的奋斗目标。与推进和实现这个奋斗目标相适应,《决定》阐明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阶段性、跃进性,即到建党100周年时,我国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这就说明,我们党始终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出发,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融贯于建设伟大事业、推进伟大工程、开展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的历史进程中。

再次,它彰显了党中央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性、系统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最伟大成就。进入新时代,我国迫切需要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辟更加广阔而美好前景。《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包括一整套互相联系、互相协调的国家制度,也包括国家需要重点关注的治理问题,即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法律法规和体制机制,也包括需要着力解决的腐败现象治理、环境污染治理、乡村扶贫治理、边疆安全治理、特区社会治理等问题。这就说明,党中央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之贯穿在从问题倒逼到配套改革、从历史反思到制度创新、从系统重塑到整体重构的伟大实践中,整体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的战略思维、统筹兼顾的辩证思维、系统谋划的过程思维、防范化解风险的底线思维,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确保治国理政各项工作高质高效。

总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既反映了党中央领导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性、持续性,体现了党中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阶段性、跃进性,也彰显了党中央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性、系统性。同时,它也说明了只有扎根中国土壤汲取有益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最管用;只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不断健全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也必将圆梦。

(作者:杨竞业,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2019.12.05

来源:广州日报

制度优势

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全面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为把我国国家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指明了方向。

制度为治理提供了运行规则,我国国家制度优势构成了国家治理效能的前提和基础。“仁圣之本,在乎制度而已”,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在国家治理中,制度起着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作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曾经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不仅保障我国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四中全会分别从13个方面对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进行了系统总结,这些优势为实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石。因此,全党全社会要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坚定制度自信,增强制度意识,善于在制度的轨道上推进各项事业。

国家治理是制度的具体运行,提高国家治理效能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制度优势唯有最终转化成为治理效能,制度才有生命力。一方面,国家制度通过转化为治理效能,方能实现制度创设的价值,制度优势也才能得到实践检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这深刻揭示了国家制度优势需要通过国家治理效能来体现。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实现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国家制度的优势,正是通过可持续的治理效能得以充分体现和逐步确立起来的。另外,治理效能的实现反过来也进一步强化了制度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命力的源泉,就在于这套制度体系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释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提供了有力保证。

不断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内含着对制度执行力的要求,制度得不到执行,就会损害制度权威,滋生形式主义,比没有制度危害更大。事实上,制度执行力不仅关系到制度优势能否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而且其本身就是制度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治理能力的直接体现。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不断提高制度的执行力,是持续推动拥有近14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

强化制度执行力,要坚定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是适合中国国情、代表人民利益、保障民族复兴得以实现的制度体系。要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显著优势,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强化制度执行力,要推进制度创新。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制度创新统一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的过程中形成的,也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创新实现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长期发展与渐进改进。当前要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继续加强制度创新,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化制度执行力,要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通过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强化制度执行力,要推进治理创新。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环节、治理工具等方面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黄丽华,广州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

2019.12.04

来源:广州日报

高质量发展

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改革、开放和创新之路

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离京考察就来到广东,来到深圳,来到前海,宣示“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坚定决心。

时隔七年,广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正如火如荼地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以实际行动为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表率。

在这样的背景下,11月30日至12月1日,由经济日报社、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讨会在深圳前海举行。来自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知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珠三角地市、广东省直有关部门、高校、知名企业和广东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代表等共300余人共聚一堂,热烈研讨如何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转化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息息相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观点之一,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如何准确理解内涵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成为此次研讨会上众多专家学者聚焦的重要内容。

“面对经济形势的复杂变化,是采取需求侧强力刺激的老办法,还是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在研讨会上抛出这一问题。

答案不言而喻。2015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展开,成效明显,如钢铁、煤炭供大于求、产能过剩问题得到缓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扩张态势得到遏制等。

以广东作为观察样本,中山大学副校长李善民发现,通过强化制度供给和政策创新,牢牢抓住了“结构性”这个关键词,广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显著。2018年广东高端产业全年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保持在全国先进的行列;全省市场主体总量达1146万户,稳居全国首位;民营经济增加值为5.26万亿元,增长7.3%,占GDP达54.1%。

更为根本的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息息相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方案也是全球方案,对经济学理论发展具有原创性贡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王东京认为,稳定经济增长的重点是解决结构问题,解决结构问题必须从供给侧发力,从供给侧解决结构问题要坚持用改革的办法。

王一鸣表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现更高水平、更优结构、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实践也证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发展质量发挥着积极作用。

如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市场被认为是关键。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

王一鸣认为,这八个字强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和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进一步推进深度市场化,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让市场机制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发挥作用。

王东京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表示,调结构为何要由市场主导?因为企业家更懂得市场,这实质上是“市场价格”引导企业家调结构。而政府也要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主要体现在:要明确界定产权并依法保护产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放宽价格管制,推动形成供求决定价格的市场机制;打破市场壁垒与行业准入限制,让生产要素充分流动等。

“政府要提高自己宏观调控科学性。”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韩保江表示,对于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收入分配差距、经济周期和波动等市场干不了的事情,政府就需要进行弥补。

其实,这方面的探索和努力一直在持续。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个大不相同于以往的新时代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已经初步确立。这一体系的突出特征是:不仅聚焦于发展规模,更注重发展质量;不仅着眼于短期调控,更注重持续增长动力;不仅依赖于需求侧的总量收放,更注重供给侧的结构优化;不仅着力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注重矫正和解决政府系统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不仅立足于政策性操作,更注重制度变革。

与会学者还认为,随着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将更进一步释放。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资本逻辑所带来的贫富差距上的“马太效应”,只有回到人民逻辑的轨道上,才能真正加以解决。

构建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使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优化。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黄汉权在研讨会上表示,这个论述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产业体系、怎样建设产业体系的重大命题。在他看来,只有更多依靠技术、知识、人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重塑我国产业新优势。他建议,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尤其是用好倒逼机制和窗口期,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在向研讨会提交的书面发言中也表示,为有效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我国必须抢抓信息化时代新产业革命带来的巨大机遇,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最终促进传统经济体系转向现代化经济体系。

王一鸣提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提升创新能力成为新阶段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必须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推动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表示,当前中国具有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已经具备了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必备的经济产业基础。当前抓住新工业革命机遇就是做好自己的事。要实现“卡脖子”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的突破。

在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晓凤看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国内外经济实践中显现出了独特的优势与旺盛的生命力,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求是》杂志社副总编辑张宇则建议,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以高水平开放形成改革新动力

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这是在大变局中新型开放大国的战略选择,并由此形成新型开放大国的全球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从打开国门到全方位开放;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受益者到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贡献者,走出了一条令世界瞩目的新型开放大国之路。他认为,当前,高水平开放已经成为牵动影响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布局改革发展的一条主线。要以高水平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动力。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叶辅靖表示,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是“一带一路”建设。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也认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新理念,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货币融通、民心相通之间的深度融合,使“一带一路”成为最能够贴近民意、改善民生、赢得民心的世纪工程。

这不只是中国人自己的评价,在研讨会上,荷兰国际亚洲研究所经济史专家理查德·格里菲斯表示,我们看到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中国承担了很多大国责任,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做出的明智决策。

与会专家还对广东的开放实践予以关注。李善民表示,广东高标准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全面开放的决心。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张冬梅 通讯员李振、杜弘禹、王帆

2019.12.03

来源:广州日报

制度优势 高质量发展

以制度优势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所有制优势、分配制度优势和市场经济体制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所有制优势:公有制经济“主体”引领,多种所有制经济协同

在所有制层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体现在既保障了社会主义方向,又兼顾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够充分的基本国情。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决定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所有制优势。

首先,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经济格局,提供了超越GDP局限的包容性、平衡和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基础。公有制具有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制度内在优势,在经历超大规模、长期快速发展之后的发展动力转换和发展方式转变,需要公有制主体经济发挥引导、主导作用。“做强做优做大”的国有经济有利于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次,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所具备的制度开放性与包容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活力与微观动能。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决定了不同主体之间的竞争能够充分保障制度活力与制度效率,多元主体竞争的制度结构是保持经济活力和经济效率的关键。

第三,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混合、融合的治理组织及结构,有助于在创新探索中推动高质量经济发展。协同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优势功能,发挥两类制度的比较优势,同时又通过探索性、创造性实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灵活多样、开放多元混合、融合方式,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运行与发展新组织形式。

分配制度优势:“按劳分配为主体”,三个层级分配方式协同

分配是否兼顾效率与公平,直接关系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否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分配方式优势,体现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前提下,通过三个层面分配方式的有机互补,确保公平、兜底、共享的分配结果,充分释放分配的生产性功能和建设性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首先,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要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配置资源作用,确保以经济资源有效配置做大“蛋糕”。基于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力量关系的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要进一步纵深推进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实现基础、根本、“元”层面的价格“正确”,发挥市场通过企业家争胜竞争过程发现知识、扩散知识,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次,再次分配要注重公平,要更好发挥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公共职能,践行体现新发展理念的高质量发展方向。在保障经济活力、发展动力、涵养税源和夯实税基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的直接调节机制,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代际、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确保公平发展、协调发展、包容发展、共享和可持续发展,进而实现反映新发展理念的高质量发展。

再次,第三次分配要注重公益,充分发挥社会补充保障作用,构建社会广泛参与的和谐发展体系。要进一步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动员多方社会力量,借助社会组织,调动社会资源,发挥补充性公益作用,解决第一次、第二次分配之后仍然存在的分配不公和分配偏差,消除经济发展可能遭遇的社会分化、分歧和分割问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和谐、协调的社会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有为政府+有效市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优势,突破了传统市场与政府简单“二分法”的传统理论局限,超越了“黑板经济学”追求形式精致的自恋弊端,克服了“书斋经济学”脱离发展中国家实际的古板教条,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中国实践成就。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要加快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以高效率要素配置推动高质量资源配置。由中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增长新阶段,客观上要求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要加大供给侧尤其是生产要素供给层面的改革力度,加快形成市场化要素价格体系,避免由于价格失真导致要素错配并衍生、放大资源错配进而导致的低效率、低质量经济现象,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

二要加紧纵深推进政府扩展市场决定性配置经济资源的制度改革,深度释放政府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红利。要进一步加大政府改革力度并拓展改革深度,进一步缩减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进一步全面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全面放开可以放开的市场,充分扩展市场竞争力量,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完善市场进入、退出制度,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全面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通过全面纵深改革深度释放政府改革红利,推动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三要坚持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集成市场与政府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牢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把住“为人民谋幸福”的发展追求,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进一步加强政府公共职责,有效矫正“市场失灵”,切实采取系统措施逐步消除人际、区际、代际在发展条件、发展能力、发展成就等方面不平衡、不协调现象,有机集成市场和政府优势,高效协同市场和政府作用,推动经济平衡、包容和可持续的高质量现代化发展。

(作者:王廷惠,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教授;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动力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

2019.12.02

来源:广州日报

5G 创造性使用

5G改变社会要在创造性使用中实现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5G已成为世界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和全球产业与经济竞争的重要焦点。10月31日,中国5G正式商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50个城市成为5G首批开通城市名单。11月20日至23日,首届世界5G大会在北京召开,围绕“5G改变世界,5G创造未来”的主题,交流观点、碰撞思维。

接二连三的消息背后,5G时代已悄然到来。那么5G技术将对日常生活产生哪些重要影响?5G应用会为哪些领域带来机遇挑战?日前,广州日报评论员就这些问题专访了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院长、广东省毫米波与太赫兹重点实验室主任薛泉教授。

5G技术是对信息传递的强化

广州日报:5G技术的本质是什么?作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究竟新在何处?

薛泉:信息需求是人们工作、生活的最基本需求。5G技术,本质上就是对信息传递的加强,让人们更容易分享和获取不同信息。并且,这种信息的分享与获取不仅在人与人之间发生,也在机器与机器之间发生。

现代信息技术有两大支柱,一是通信技术,二是计算机技术。其中,通信技术比计算机技术的历史更加悠久,地位更加重要。在人类文明还没有出现计算机的时候,通信就已经存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对于通信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一方面,希望在身体上无牵无挂,行动更加方便。比如,以前人们都用座机进行联络,逐渐无绳电话代替座机,表明了技术发展向无线化、便携化的迭代。

另一方面,我们又希望精神上总被牵挂。走到哪里,都能和朋友分享好吃的、好玩的,被更多人关注和关心。这即是无线通信带来的体验,让人无牵无挂,又总被牵挂。5G技术,优胜在对无线通信的强化,其速度更快、延迟更低。

5G技术是一次全方位提升与增强

广州日报: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史上,5G的出现有哪些重要意义?

薛泉:第1代移动通信技术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发射功率问题。比如,香港和广州的直线距离约为100公里。如果要通过无线通信的方式,把信号从香港传输到广州,其发射功率要达到2千瓦才行。可以想象,用这么大的功率发射信号,在1秒或者0.1秒之内,就会耗光电量。因此,直接的信号传输并不可行。

第二,精准性问题。比如有一个广州人要给上海的朋友打电话。同时,另一个广州人要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如果两人都用相同方式、相同功率的电磁波来讲话,那么通信便无法完成,因为做不到精准识别和分辨。

后来,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手段就是蜂窝通信。其原理是把人们居住的地方划分成一个个蜂窝,每个蜂窝内部有一个基站,用光纤将基站与基站相连,再接入电信运营商总部。这样一来,人们在打电话时,通话信号就不会直接传输到某个地方,而是发送至最近的基站,再通过光纤到达目的地。因此通信过程中,中间部分通过光纤联系,只有短短的最后一公里或几百米范围是无线通信,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

第1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特点,是蜂窝通信。不过,由于是模拟信号,人们之间的通信必须占据两个频道,加之当时的芯片技术、电池技术比较落后,所以手机的个头要足够大才能使用,那时的手机被很多人称作是“大哥大”。即使这样,第1代手机的续航时间也只有1到2个小时左右。

第2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特点是数字化。这时候,传输的信息不是模拟信号,而是数字化信息。好处是可以将信息压缩,用更短时间发送出去。由于使用了脉冲信号,而非连续发射的模拟信号,所以,比起第一代技术更加省电,还增加了短信发送功能。

到了3G时代,因为传送数字化信息的能力更快更强,使第3代手机基本上如同一个小型计算机,可以上网、发短信,还能传送图片、视频等丰富内容。

有了4G以后,这方面能力就更强了。打个比方来说,1G好比在土路上骑马,2G像是在柏油路开车,3G是高速公路,4G就是加宽加快的高速公路。

5G是不是对4G的简单增强呢?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简单。借用刚才的比喻来说,5G就是高速公路加上高铁、水上运输、航空、航天。虽然并不准确,但意思是,在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变迁中,5G技术不是简单的更新和扩展,而是全方位、多方面的提升与增强。它能在有限的带宽、有限的频率资源下,传输更多更丰富的信息。

在5G建设上加大投资投入十分必要

广州日报:为什么说5G技术前景广阔,其产业发展将带来哪些机遇?

薛泉:现在来看,5G不是未来,也不是想象,而已经是身边的现实。其实,5G应该更多地被理解为一个概念,一个持续不断的创新过程。当前,全球各国政府、企业和用户都迫不及待地拥抱5G,和其广阔前景密不可分。

特别是在应用领域,机会更多,也更需要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前说要致富先修路。等信息高速公路修起来以后,新应用开发就具备了良好基础。这里面的机遇,一是硬件连接,二是软件服务。我估计,连接的比重可能占20%,服务则占比80%。有人更为激进,认为硬件成熟后,连接方面的业务只占5%,更多机会将围绕服务展开。

比如,5G+交通会带来智能汽车、智能地铁等新出行方式;5G+VR、5G+AR会带来全新的可视化体验;更不用说,远程医疗、工业互联网、智能机器人等业态模式。特别是机器人领域,目前为止,机器人技术已足够成熟,仍未普及的原因之一,是通信能力还不到位。未来,借助5G高速连接,机器人实时接入云端计算机,就会更加便宜、轻便和智能。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国与国之间的发展竞争,逐渐演变为产业竞争、技术竞争和创新竞争。其中,信息技术对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的驱动,依然强劲。所以,提前锁定5G的技术方向,进一步加大投资投入,十分必要,也是正确方向。

当然,在5G技术的发展中,标准制定权的竞争至关重要。过去很多时候,我们只关注技术研究怎么成熟、怎么完善。可是,当一项技术日趋成熟时,如果它不能被认可和接受,这种技术也很难走向应用。因此标准制定权,将是5G产业壮大发展的强劲助力。

配得上5G速度的应用,要发挥每个人的创造力、想象力

广州日报:进一步推动5G技术产业发展,有哪些挑战需要克服?

薛泉:第一个挑战是芯片技术,这是5G研发中最重要和关键的一块,被称作“卡脖子技术”。芯片过去可以依靠进口,现在则必须通过自主研发。但是,芯片生产涉及材料、测试、设计、软件等诸多环节,需要强大的产业基础和产业链水平。目前,我们存在一定差距,不过也正在迎头赶上。

第二是电池技术,特别是大容量电池和快速充电技术,将是5G普及应用的前提。

第三是通信标准。通信的特点是互联互通。如果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在通信上还存在藩篱,就不符合技术发展的初衷。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让大家执行同一套通信标准。实际上,制定标准意味着两种能力。一是技术能力,就是说我们提出来的标准,要通过深入研究,证明这样的方式能得到最好的通信效果。二是话语权,这是国家实力、企业能力、技术水平的综合体现。

第四是软件应用。5G商用才刚刚启动,让人眼前一亮的应用尚未出现。这类应用的产生,往往不是专门从事5G技术研发的人想出来的,而是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人对5G技术的创造性使用。5G的速度更快、延迟更低、应用的可能性更加丰富,需要人们集思广益、发挥想象,创造最配得上5G速度的现象级产品。有句话叫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未来的社会形态、组织模式,可能都会因5G的到来发生改变。怎样在5G时代创造美好生活,享受科技之利?每个人都应主动思考和关注,尽己所能地给出答案。

文/广州日报评论员 毛梓铭

2019.11.26

来源:广州日报

新时代选人用人

新时代选人用人的根本遵循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选人用人问题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出了一系列选人用人的新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选人用人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体系完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选人用人的重要论述,应着重坚持四个标准、树立四种导向。

坚持政治标准,树立对党忠诚导向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干部的第一标准。

我们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我们党对干部的要求,首先是政治上的要求。选拔任用干部,首先要看干部政治上清醒不清醒、坚定不坚定。选人用人必须把好政治关,把是否忠诚于党和人民,是否具有坚定理想信念,是否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是否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否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作为衡量干部的第一标准。

坚持作风标准,树立敢于担当导向

敢于担当是新时代领导干部基本的政治品格和素质要求。敢于担当是习近平总书记极力推崇并身体力行的一种领导行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该承担的责任必须承担”,要“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担当、敢于坚持原则”。“担当大小,体现着干部的胸怀、勇气、格调,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在选人用人工作中,要坚持事业为上,依事择人、以岗选人。谁有干事创业的“铁肩膀”,谁不计名利、不畏风险、真抓实干、敢于担当、敢于负责,谁真正创造出党和人民需要的好业绩,谁就应当得到提拔重用。要强化正向激励,为敢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负责的干部负责。要破除“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这“四唯”问题。要重点选拔能够直面矛盾、迎难而上、主动作为,敢啃“硬骨头”的干部。这是新时代鲜明的用人导向。

坚持专业标准,树立善于作为导向

在纷繁复杂的形势变化面前,增强干部队伍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能力,解决能力不足、本领不够的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加强干部队伍专业化建设,强调培养干部的专业能力、专业素养和专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讲话中指出:“要加快知识更新、加强实践锻炼,使专业素质和工作能力跟上时代节拍,避免少知而迷、无知而乱,努力成为做好工作的行家里手。”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注重培养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增强干部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

在选人用人工作中,要拓宽用人视野,不拘一格,充分盘活干部资源,掌握专业素养人才来源渠道、培养渠道,探索专业化人才的选拔办法,在更大范围内、众多人选中,把更合适的人选拔出来。要注重从各个方面选拔专业化人才,优化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专业结构。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

坚持纪律标准,树立廉洁自律导向

干部清廉是树立干部良好形象、增强人民群众对党信任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当官发财两条道,想发财就不要当官。”干部要把廉洁作为安身立命的前提,摒弃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干净做事、廉洁从政。要严格自律,慎独慎微,正确对待权力、正确对待名利、正确对待监督、正确对待自我、正确对待情感,学会在约束中工作,习惯于在监督下做事,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名节和操守,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要大力选拔踏实做人、干净做事、清白为官的好干部。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面对新时代干部管理工作的特点和规律,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统一的辩证法,建立健全鼓励激励、容错纠错、能上能下等工作机制,把干部的精气神凝聚到干事创业上来。

(作者:伍俊斌,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

2019.11.26

来源:广州日报

高质量发展 制度保障

为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根源就在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包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在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内涵,更好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实践探索中建立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国家一穷二白的局面,我们党提出“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目标和“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动、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经济建设根本方针。通过“一化三改”,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向“四个现代化”目标迈进。在此基础上,我国迅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形成了“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等经济建设思想和体制机制。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党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重要概念,进而在党的十四大上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推动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们党始终重视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推动改革开放事业持续快速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通过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动和促进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各领域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完善。习近平同志指出,“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多年来,我们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的新概括,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作出的重要发展和深化。

深化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在要求的理解和把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新概括,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新高度。新时代推动经济发展和改革创新,必须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深化对其内在要求的理解和把握。

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刻分析国内外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也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目标。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就一定能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无论是生产关系变革还是上层建筑建设,都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要求。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执政,就是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增强发展本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注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劳动者创造价值能力以及劳动者积极性的直接体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

增强防范和应对重大经济风险能力。防范和应对重大经济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当前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和条件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必须始终绷紧防范和化解重大经济风险这根弦,不断增强国家经济结构的韧性,提高防范和化解经济风险的能力,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

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竞争。习近平同志指出,“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当今世界,不断提高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已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只有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才能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我们必须在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更好推动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进一步强化国有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另一方面,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切实落实党中央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快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外资企业发展的法治环境,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还应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进一步夯实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制度基础。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初次分配主要靠市场机制调节。在初次分配过程中,要处理好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再分配主要靠政府调节机制调节。在再分配过程中,要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社会公益事业。尤其是要着眼于实现公平正义、共同富裕,加快形成鼓励勤劳致富、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的体制机制。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以完善产权制度、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健全完善市场规则、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为重点,破除束缚市场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另一方面,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强化和优化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促进共同富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特征和基本属性,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宝贵经验。我们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合力。

(作者:韩保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2019.11.26

来源:人民日报

文化自信 复兴伟力

坚定文化自信 凝聚复兴伟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自信,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作出许多深刻阐述。

围绕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内涵、重要意义及如何坚定文化自信等问题,广州日报《理论周刊》邀请该领域理论专家展开探讨。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的复兴

广州日报:怎样认识和理解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内涵?

李宗桂:文化自信是发自内心地对自我价值、能力和前途的坚信,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从根本上讲,所谓文化自信,是对于民族文化的自信。一个民族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当代发展和未来走向,以及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有高度的价值认同和精神归依,敢于、乐于、善于进行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这就是文化自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全社会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光大并践行“中国精神”是我们基本的价值取向。这不仅是价值观自信的表现,更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

刘金祥:从文化哲学层面来看,新时代文化自信大体包涵三重意蕴:一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中华民族,礼敬和尊崇包括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内的优秀民族文化,并以此涵育和培植奋发进取意识和劲健激昂状态。二是作为文化主体的当代国人,以一种开明心态、开放胸襟和开阔视野审视和对待外来文化,在共生共融共存中提振民族文化形象和文化尊严。三是作为文化客体的民族文化,既在新时代进程中传承和赓续优良因子,又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交流中保持原创性和独立性,既交融古今,又会通中外,不断实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时代性转化和世界性传播,切实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话语权和影响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和人文支撑。

广州日报:坚定文化自信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何在?

李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的复兴,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魂。坚定文化自信是实现文化复兴的重要前提。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发现文化精髓,才能弘扬文化。文化作为国家、民族的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根。要想更好地维系好这个根,使它深深地扎入泥土,必须不断地给它提供营养。文化发展了、完善了,国家才有影响力,民族的复兴才有希望。第二,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激发国家、民族的创造力。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而任何科学技术的发明发展都离不开文化的涵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科学技术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其中所蕴含的创造力需要文化赋能。

刘金祥:首先,坚定文化自信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需要。任何一个民族的兴盛崛起,都需要确立共同的价值追求和树立统一的文化理想。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拓展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根基和人文内涵。

其次,坚定文化自信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基础。文化自信彰显着一个民族精神文明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只有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时刻保持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才能打牢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基础。

第三,坚定文化自信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改革开放面临着严峻形势和诸多压力。只有坚定文化自信,始终坚守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奋斗发展的历史根基、文化理想,集中展现具有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文化形态和价值理念,进一步构筑起以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方案等为基本内涵和主要标识的文化软实力,才能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伟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

广州日报:“文化自信”的底气何来?

李宗桂:文化自信的底气,源于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源于中华民族改革开放后的和平崛起,源于实现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追求,源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传统的支撑,源于革故鼎新、改天换地的近现代革命文化的实践,更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及其对实践的引领。

对于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而言,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标识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滋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为价值取向的中华民族精神,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内在精神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是海内外中华儿女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整合、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和精神纽带。同时,它也是我们走向世界、拥抱世界文明的价值根基,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在全球化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与各国平等友好交往的价值资源,也是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精神支撑。

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可谓多元而又开放。今天的世界,更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可以淡定地说,要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吸纳世界各国文化的优点、长处,以成就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此,费孝通先生的文化价值观可以作为思路,那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李仁武:首先是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并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不仅是奇迹,更说明我们的文化是有根可寻的,富有活力和生命力的。这是我们文化自信最大的底气。具体来看,从近代以来,尽管我们遭遇多次外敌入侵,但也一步一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到今天,这说明我们民族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而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世界为之震惊的同时,也再次证明,我们的文化自信是支撑我们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我们的底气还在于,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文化自信,这种植根于伟大的革命历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文化自信,是文化发展的崭新变化——它不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相结合,还在人们心中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的思想共识。我们党为国家未来发展作出清晰的规划,也正是我们能在思想共识上形成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因为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国家与人民正一步步地向着发展目标迈进。

广州日报: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文化发展带来了哪些有益的启示?

李宗桂:新中国成立70年来,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积累了丰富而有益的经验。大致说来,主要有这样一些方面:

第一,重视文化的精神支撑作用和价值整合功能,重视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第二,重视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权,坚持思想文化重在建设的方针,坚持主旋律,提倡多样性。第三,重视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作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使之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第四,坚定文化自信理念,坚持文化的民族性,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脉。第五,坚持文化的大众性,文化建设、文化发展始终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以人民为中心。第六,重视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七,立足当代,依托传统,面向世界。高度重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文明互鉴中发展中华文明。

要让文化的力量转化为制度性的规范

广州日报:当前要坚定文化自信,所面临的冲击和挑战有哪些?

李仁武:文化在创新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着传统与现代应该如何更好地转化或适应的问题。毫无疑问,未来的发展肯定是现代化,同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离不开现代化。然而,现实问题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是有区别的,传统到现代的转化是一个动态且必然会产生矛盾的过程。比如,在生活方式上,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有许多质的不同,有很多新的变化,而这些都无法避免地对传统文化的思维习惯等带来新的冲击。因此,需要再造文化氛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引导人们逐步接受。

李健:首先,挑战来自本土的观念冲击。一些人崇拜西方,崇拜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抵制的态度,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价值。这些人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真正了解西方,显得盲目。其次,是外来的文化冲击。其中有些观念与中国是无法相融的,是冲突的,故意制造价值的混乱,最终导致思想的混乱。这些都给坚定文化自信带来挑战。

广州日报:我们又该如何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如何将文化自信转化为行动自觉?

李健:我们必须有清醒的眼光。一方面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接纳八面来风,择优汰劣;另一方面,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文化,增强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在文化建设同时,继续深化改革,完善政治体制,改善经济结构,加大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鼓励创新,关注民生,使中国早日立于世界发达国家之林。这样,文化自信就转化为行动自觉,坚守文化自信就不是一个空头口号。

刘金祥:将文化自信转化为行动自觉,要做到:一是以文化益智养心。要引导国民对优秀文化勤于学、敏于思、善于行,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明辨之、笃行之,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产党人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益智养心,提升人文素养和文化理想。二是以文化修身修为。要教育社会成员自觉主动地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自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敢于担当、勇于作为。三是以文化崇德向善。要启发公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涵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自强不息,守正创新为构筑强大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奠定社会基础。

李仁武:首先,文化自觉的前提条件,一定是要进行宣传和教育,如果放弃了对自身文化的宣传和教育,自觉从何而谈起?其次,要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下的主导文化。一个社会它的进步和发展总是要有主流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去引领。如果离开了主导,便会失去主心骨,文化自信也会失去发展的方向和动力。

最后,文化自觉不能沦为口号,要让它成为社会行为中的约定俗成。因此,要让文化的力量转化为一种制度性的规范,从而产生整体性、社会性的文化自觉行为,以此形成强大的文化氛围,进而让人们更加坚定文化自信。

文/广州日报评论员 张冬梅 陈文杰

受访者/李宗桂(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课题《中国文化概论》首席专家)

李健(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副院长、深圳大学领军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李仁武(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部主任、教授)

刘金祥(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2019.11.25

来源:广州日报

“中国之治”

“中国之治”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是在不断改革创新中逐步建立起来并日益完善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要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过程中交出的中国答卷。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优势,这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

世界没有固定不变的政治制度,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是在特定的环境和土壤中逐渐形成并发挥作用的。评价一个政治制度的优劣标准是多维的,最起码有以下八个标准,即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这些指标综合起来看,就是治理效能,没有治理效能,再漂亮的制度设计也于事无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什么样的思路来谋划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作用。古今中外,由于政治发展道路选择错误而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更是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以前我们对这一点强调得不多,古今中外的案例警示我们,必须重视制度选择,避免犯颠覆性错误。

民主政治制度永远是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完善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构建起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保证和发展了人民当家作主,健全了民主制度,丰富了民主形式,拓宽了民主渠道,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各族人民平等享受发展的权利和利益。我们实现了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相统一,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相结合,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促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在调节政治关系、维护社会和谐与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经过70年发展,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砥砺奋进,取得了卓著的成就,中华民族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带领中国大踏步追赶世界的康庄大道,对此一定要保持战略定力。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大踏步追赶世界,皆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并将坚定不移地完善和发展这一制度,为那些既想发展又想保持自身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贡献中国模式和中国方案。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持政治稳定,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这些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独有的。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领导干部要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引导全党全社会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坚定制度自信,善于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将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更好地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作者:敖带芽,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政法部主任、教授)

2019.11.25

来源:广州日报

广州文化立市

广州需要文化“招牌菜”

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灵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驱力和凝聚力,是人类社会不断进化发展、实现自身本质力量的重要手段。在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和强大生产力,成为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发展战略应立足于文化战略。一个城市,有空间战略,有产业战略,有生态战略,但最根本的是文化战略。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形象,是一个城市的风格,甚至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城市是文化的集散地,而文化则是城市的一张名片。环顾世界,不论是古典的或是现代的,发达的或是发展中的,内陆的或是海滨的,巨型的或是袖珍的,凡是有品位的都市,都是由文化来烘托的。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S·奈教授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即一个国家要增强实力,除了发展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之外,还应重视软实力,包括价值观、文化、政策、制度等。作为软实力的文化,具有极大的吸引、集聚、引领和辐射作用。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城市也是这样。

“大都市以文化论输赢”,文化是重要的软实力,国际上一些知名城市,大都是因文化特色而声名显赫,如巴黎有“世界花都”的美称,洛杉矶有“世界影都”驰名于世,维也纳是“音乐之乡”,莫斯科的芭蕾舞誉满全球,波士顿和东京分别有哈佛大学和早稻田大学著称于世。文化立市,其精髓是把文化建设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工程和根本战略,以高品位的文化内涵积淀城市深厚底蕴。

我们检阅了近些年来关于城市更新的各种文件,感到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对城市更新过程中城市文化元素的保护和传承重视不够,有些文件只是一两句话带过。从21世纪初国家有关部门发文要求各地开展城市更新工作以来,很多地方在具体操作中,过于追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偏重产业转型升级,用地偏于房地产和商业,盲目上马工业园、产业园、创意园,贪大求功,致使城市更新效果不佳。在城市更新工作中,确实应该重视产业转型升级、建筑物有效利用、土地增值、交通改善等硬件更新。但是,如果只是偏重这些方面,而忽视了城市文化元素,这样的城市更新就是不完整的。

城市更新,既是城市土地利用、老旧厂房改造、老建筑保护、交通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的更新,同时也是城市风貌、本土文化的传承更新。

纵观一些典型的世界文化名城,它们在文化建设方面或许并不是面面俱到,但它们无一例外地都具有影响巨大、辐射全球的文化标志。如美国的三大文化重镇纽约、波士顿、洛杉矶,纽约以媒体发达著名,《纽约时报》是代表,再加上百老汇、自由女神像,就足以成为世界文化名城。波士顿只需拿出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两所学校,在世界上就很牛了。洛杉矶也只需摆出迪斯尼、好莱坞,哪怕其他方面都一般,它也无愧于世界文化名城的称号。再如哥本哈根(安徒生,《海的女儿》)、悉尼(海上歌剧院)、戛纳(电影节)、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等,都有各自的“招牌菜”。广州需要评选出几项“文化招牌菜”作为城市名片,其中最好有“第一名片”,就能很好彰显岭南文化、广府文化特色。

(作者:李明华,文化学者,博士,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2019.11.25

来源:广州日报

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轴

深刻把握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从政治上、全局上、战略上的全面考量。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深刻把握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深刻认识制度建设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过6年的努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成效显著,主要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要看到,这些改革举措有的尚未完成,有的甚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落实,我们已经啃下了不少硬骨头但还有许多硬骨头要啃,我们攻克了不少难关但还有许多难关要攻克,我们决不能停下脚步,决不能有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国际和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的全局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来谋划全面深化改革。我们需要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我国现代化内涵的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讲过很多现代化,包括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第一次讲。”我们必须站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高度,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这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任务”“这是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根本要求”“这是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

突出建章立制、构建体系,增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建章立制、构建体系,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同志强调:“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

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由我国现代化的特点决定的。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200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适应我国“并联式”现代化过程的需要,必然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增强各项政策措施的协调整合和叠加效应。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着力抓好重大制度创新,着力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局面。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法,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新时代改革开放体现出范围更大、领域更宽、层次更深等特点,对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要求更高,尤其要在制度层面上加强各项改革措施的协调配套和系统集成。因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加强改革顶层设计,突出建章立制、构建体系,要求我们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更加适应、更加协调。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只有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

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重大问题,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形成和巩固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的良好局面。实践证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既阐明了必须牢牢坚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则,又部署了推进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和举措,坚持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相衔接,统筹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统筹制度改革和制度运行,体现了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保持定力和改革创新的统一、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必将对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这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坚持好、实施好,也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我们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既要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又要抓紧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永葆生机活力,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

(执笔:胡伟) 

2019.11.21

来源:人民日报

优化营商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 要注意切换“企业视角”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当前,各地均将对标国际先进营商规则,打造更具竞争力的营商环境作为重要任务、重大课题。对标先进,如何对标?面对差距,如何补齐短板?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院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主执笔人任颋,多年来一直关注营商环境相关课题。近日,任颋教授接受广州日报《理论周刊》独家专访,深入阐述了他对优化营商环境的观察和思考。

补短板:对企业来说90分也是“不及格”

广州日报:关于营商环境,最近有两则利好消息。一则是世界银行发布《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中国排名升至第31位,连续两年入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另一则是《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对外发布,标志着我国优化营商环境制度建设进入新的阶段。对这两则消息,您怎么看?

任颋: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成绩,说明我们国家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我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我们营商环境的改善是全方位的。因为世界银行围绕企业的生命周期设计了10个方面的评价维度。今年,我们中国有8个维度都被列入显著改善的行列,去年是7个。这就说明,我们是全方位地、持续地推进营商环境的优化,所以每一年都能看到一个明显的跃升。

此外,我国营商环境的改善还充分印证了一句话: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所取得的扎实进步,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法治环境的持续改善。比如不久前通过并公布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把优化营商环境纳入法治化轨道,制度化地去消除痛点、激活创新。这彰显了我国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也回应了市场主体关心的问题,能够稳定预期,提振信心,释放出新的制度红利。

广州日报:那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如何更进一步?

任颋:下一步,就是对照指标,找准差距,把营商环境改革推向更深层次。比如补短板。我们知道“木桶原理”,一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根据世界银行今年的报告,我们看到除了做得特别好的之外,其实还有不少短板。比如在纳税(排名第105)、获得信贷(排名第80)和跨境贸易(排名第56)等指标上排名还相对靠后,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进一步精简行政许可、优化审批环节、打造全国一体化电子政务系统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广州日报: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补短板?

任颋:对企业来说,办事肯定看总体体验,看最终结果,看付出的整体成本。但政府是有条块分割的。不同环节串在一起,只要有一个拖后腿,就会影响企业的总体体验。比如有10件事,企业不会因为9件事办好了1件没办好,就表扬你,就打90分。因为对企业来讲,只要有一件事拖了后腿,造成最终事情没有办好,那就是“不及格”。这个点就是痛点,会造成特别差的体验。所以补短板很重要,各地都要补短板,要真正以需求为导向把事办好。

对标先进:不能仅盯着流程性的量化指标

广州日报:关于营商环境评测,国内也有不少相关榜单。比如您执笔的《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注意到,这份报告相比世界银行,在指标体系的设置上有很大不同。

任颋:确实,营商环境涉及方方面面,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按照我的理解,世界银行的指标体系聚焦企业的完整生命周期,识别其中关键的环节给予相应的评估。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就是对政府“开刀”,要求政府在审批事项、流程、环节等方面尽可能地开放、透明、高效,排除人为干扰。

而我们在搭建指标体系的时候,又要考虑我们的国情。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又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需要做得更多——在程序性的东西之外,基础性的工作也要做。所以我们通过“要素+环境”理论框架,建立一个评价指标体系,希望把基础性的工作也覆盖到。比如,“要素”指的是基础环境,是硬性的投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金融资源的配置、人力资源的配置,这些可能跟企业办事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对营商环境整体的构造也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我们参观广州越秀区的一个老社区,当地通过微改造大大优化了社区环境。社区更宜居了,居民很有幸福感,游客也可以从中感受到城市的品味、文化气息、历史传承。这种基础环境,就可以为营商环境提供支撑。

广州日报:关于程序性因素,当前各地都盯着营商环境的量化指标,去精简流程、压缩时间、争分夺秒。对此,您怎么看?

任颋:优化营商环境,需要像世界银行报告这样标准化的、普遍适用的衡量标准,各地同场竞技,把它作为一个方向,作为工作的抓手。这样才能产生驱动力,发挥倒逼作用,推动刀刃向内的自我革新。

但是,不能把注意力都放在程序性因素上,片面强调效率。比如开办企业,半天或者一天,对企业来说差别有多大呢?现在为了提升营商环境排名,各地都在比,都想知道怎么做。可能有的地方还想去“破解密码”,去做攻略。应该说,有积极性总是好事,但是如果仅仅把注意力盯着流程,去玩数字,那这注意力显然就走偏了。对量化指标,积极地关注是对的,但营商环境的提升应该是在整体工作提升的基础之上自然浮现出来的,而不是只盯着指标,更不能去做数字游戏。

还有,对于指标体系的理解,政府和企业的视角不一定完全一样。比如提到用时的时候,很多部门说可以秒批,但秒批是有前置条件的——只要你把我所需要的材料全部备齐了,按照我的标准都备齐了,拿到我的窗口,给你秒批。但准备材料,可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一个市场主体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也应该纳入对营商环境的评价里。还有,如果一个企业家出门到窗口单位办事,路上堵了两个小时,到了之后拿号、排队,最后在窗口获得了秒批。他会觉得这个秒批好吗?他会觉得堵车两个小时很值吗?不一定。所以,对于营商环境的量化指标,政府应该切换到企业的视角,真正从它们的角度去看问题,为企业提供更加精准优质的服务。

抓细节:培训一线办事人员非常重要

广州日报: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考什克·巴苏曾说,一个经济体的成败取决于多种变数,其中往往被忽视的是那些方便企业和营商的具体细节。从社区微改造到堵车、秒批,发现您特别看重细节。

任颋:人们常说,魔鬼在细节中,细节是最强的实力。很多工作其实就看细节,营商环境尤其如此。比如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去年专门讲到政府一线执法人员、办事人员、法务人员等专业素质的培训。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人员培训这种小细节?因为很重要。一个人的办事能力、责任心、服务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为服务对象节省大量时间、精力,而通过培训可以最终提高效率,改善办事群众的体验。所谓培训,要系统化,激励、监督、管理都要有,也要有投诉机制,有用户满意度的评价。当然,对于投诉规则的设计要慎重,不能一有投诉就处罚——如果让工作人员害怕投诉,也会带来一些问题,这个要设计好。

广州日报:近年来,广州也一直强调“人人都是营商环境”,强调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工作作风,等等。

任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每个人都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都会影响外界对一座城市的观感。按照我的理解,“人人都是营商环境”除了指向提供服务的一方,还体现了对“人”、对服务对象的重视。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行走的广告,他在城市里的感受、体验,可以对外传播。还是以社区微改造为例,上次看到的案例改造效果特别好,但工作人员没有一上来就说成绩,而是说当时把整条路都挖开了,给居民带来不便、困扰,然后通过解释、做工作,让居民理解。他们一上来就解释这些,说明是把服务对象的感受放在心上的。

广州日报:对标先进城市,是优化营商环境的一条重要经验。您对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有深入了解,又在国外留学多年。国内外先进城市中,有没有一些细节让您印象深刻,值得广州或其他城市学习?

任颋:前几年有部电影叫《疯狂动物城》,其中树懒这个形象就是讽刺美国一些公共服务机构办事慢吞吞的。办事慢,但也没有人说它营商环境不好。为什么呢?因为需要现场排队办理的事项确实很少,所以就算为了办一件事情耽误一些时间,大家一般也都能接受。相比之下,我们要去现场办理的事项还是比较多的。比如企业去办税,工作人员一去就是一天,一整天都泡在那里,搞错个什么东西还得回来。

再以填表来说,我们填个表,如果填错了一般不能涂改,要重新填,但国外很多城市就是划掉,最多就签个字,写上名字的首字母,比如任颋就写个RT。有些表格下面还会写一行字,大概就是填这张表用时一般不超过半小时。在设计表格的时候,他们要事先做一个测算,正常填这个表格要多少时间……类似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细节,都会影响我们对一个地方营商环境的体验。

文/广州日报评论员 夏振彬

2019.11.21

来源:广州日报

文化繁荣发展

筑牢文化繁荣发展的制度根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围绕如何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高屋建瓴地阐明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重大原则和方向,体现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信心和决心,对于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礼作,然后万物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性举措。同理,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也是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性举措。那些被实践证明正确的举措,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相应的治理效能,其优势就能够有效地、持续地发挥出来,从而更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发展。

筑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的制度根基,必须抓根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必须抓核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必须抓保障,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必须抓导向,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必须抓社会效益,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广州作为中华文化、岭南文化、广府文化的“容器”,千百年来一直在发展、在成长,人文荟萃、底蕴深厚,是广州最大的“不动产”。近年来,广州文化事业交出亮眼“成绩单”: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进步,文化产业不断壮大,粤港澳大湾区文旅交流不断深入,文化艺术精品不断涌现。在文化基础设施方面,广州文化基础设施体量巨大、分布合理、配套齐全。以公共图书馆为例,目前,广州全市累计建成公共图书馆229个,其中广州图书馆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是世界上以城市命名的单体面积最大的公共图书馆。

在文化艺术精品方面,从音乐剧《西关小姐》、芭蕾舞剧《风雪夜归人》到大型民族舞剧《醒·狮》、广州原创歌剧《马可·波罗》;从中国音乐金钟奖永久落户到中国戏剧梅花奖、中国动漫金龙奖、羊城国际粤剧节、广州文化产业交易会、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等接连举办;从深受全国大小朋友喜爱的喜羊羊、灰太狼、猪猪侠到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无一不昭示广州文化建设正呈现百花齐放、欣欣向荣之喜人景象。这一切,少不了人的作为,更离不开制度的保障——从专项计划到总体规划,从文化事业到文化产业,从硬件建设到软件保障,从资金扶持到人才培养,广州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的政策法规,为文化广州建设保驾护航。

进入新时代,以“赶考”精神答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答卷,广州日前印发了《广州市推动城市文化综合实力出新出彩行动方案》,提出要全力打造红色文化、岭南文化、海丝文化和创新文化四大文化品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城市范例。重点工程包括:打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高地,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人文湾区建设合作机制,建设文化体制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创新文艺精品创作生产机制,创新媒体融合发展机制,等等。

开放、包容、务实和敢为人先是广州的城市精神,在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上,广州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对标最高最优,见贤思齐,把制度打造得更加完善;坚持务实的作风,推动各项制度落地生根,将美好愿景化为生动实践;保持敢为人先的精神,在制度创新上大胆设想,在实践创新上敢闯敢干,继续保持领先姿态。   

(广州日报评论员 广言)

2019.11.19

来源:广州日报

“中国之治”

“中国之治”实践和理论逻辑的提升

日前,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科联、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组织召开广州社科理论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座谈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曾伟玉出席会议并讲话,广州地区社科理论界知名专家学者,市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研究重点基地及部分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学会代表、媒体记者等5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市社科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郭德焱主持。

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市社科理论界要全力以赴做好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广泛开展宣传宣讲,加强理论研究阐释,推动广大干部群众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会上,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作主题发言。

深刻理解“中国之治”的逻辑

何艳玲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教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从总目标到总体目标,这是中国之治实践逻辑的提炼,也是中国之治理论逻辑的提升。

越来越多的实践表明,能真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是高质量的国家治理,而高质量国家治理的核心是根植于本土文化,又嵌入了全球文明的制度及其体系。在中国,这一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党的领导。

党是中国发展奇迹的创造者,也是中国治理理论的创造者。作为“双重创造者”,党在历史担当中积极推动发展,让中国发展实实在在成为中国理论之源泉;在高速发展中及时总结理论,让理论真真切切成为中国发展之基石。党的领导,党的主体性,既铸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也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这些优势和精髓可以这样理解:

其一,这是属于中国自己的制度。这种中国性首先体现在中华文化对制度的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中的勤奋、坚韧、与时俱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培育了文化根基。这种中国性还体现在党的领导下对人类治理成果的创造性转化。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到主动以开放融入全球化……无不表明了这种创造性转化及其成效。对其他文明治理成果的持续学习,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其二,这是具有显著优势的制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其在本质上有利于保证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机理与运行决定了它可以形成强大合力,同心同德集中精力办大事。其三,这是具有普遍现代性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虽为“特色”,但指向的是一般性的规律,解决的是大国发展普遍问题。中国的发展,回应和解决了两大难题:第一,如何在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短时间内实现高速发展;第二,如何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保持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这些都是中国智慧和中国答案的凝练。

这是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能真正有实效、有自信的制度,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在发展、改革、治理实践中砥砺前行、坚韧不拔地干出来。这是“中国之治”的基本逻辑。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创新

关锋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关键时期召开的主题重大、事关根本的一次会议。它之所以重大,因为事关根本。那么具体事关哪些根本呢?我们认为,大致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把握。

其一,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重点内容。立足于21世纪来看,真正的现代化强国,必须是制度现代化基础上的制度强国和能力强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核心是制度现代化和能力现代化,涉及制度层面,是更根本更深层次的。只有通过国家治理现代化,我们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立国、制度兴国、制度强国这个历史逻辑得以完整展现。

其二,事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伟业,在这个意义上,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伟大的实践创新。它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重大的理论创新,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推进和重要突破,真正实现了重大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和有机统一。

其三,事关“四个自信”的强化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在这个意义上,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最终都要落实到科学、合理、规范而又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上。通过国家治理现代化,我们不但能确立更为强大的制度自信,更能大大强化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化道路,它在某种意义上承载着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创新之路的努力和希望。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发展,在“自信”强化的同时也会深化“他信”。

其四,事关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很重要的内在维度,就是实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建构统一身份共同体。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通过各种制度创设、制度安排,使全体民众统一成为现代主权国家下的国民、现代法治社会中的公民、现代民主政权上的人民。

其五,事关时代的判断和时代问题的求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我们对时代交出的答卷,也是我们引领时代的努力。如何破解各种发展难题、化解“四大风险”、应对“四大考验”,追求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这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艰巨任务。显然,时代要我们选择的答案是,通过不断制度创新、制度完善带动方方面面的创新。

努力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现代化

揭晓 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创新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现代化首先是治理理念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这一新的治理理念要求调动多元社会主体的积极参与,通过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途径,在治理方式上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民主化和协同化。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党的领导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根本原则,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又是全面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既强调多元主体参与,也必须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治理的正确方向。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立场和力量源泉。要把以人为本作为社会治理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同时,社会治理要以人民满意为最高标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改革的获得感。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创新方式方法。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完善法治保障,依托科技支撑,“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构建精准、便捷、高效的新型社会治理格局。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推动社会治理更加科学化、智能化;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的数字化服务,实现社会公共服务一站式、智能化、便捷化,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治理效能。

总之,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发掘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的文化动力

陈联俊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句话鲜明地指出了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建设,通过制度建设来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

一要牢记文化制度的出发点。不同的指导思想会引导不同的制度方向,不同的制度方向导致不同的制度结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建设中,保证文化制度的方向,才会不断推进和改善文化建设制度的完备性。

二要看清文化制度的落脚点。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之处在于,不仅文化制度的服务对象是人民群众,也依靠人民群众不断推动文化制度的完善。只有坚持以人民利益和人民需要为制度建设的根本落脚点,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诉求,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凝聚人民群众最强大的精神力量。

三要把握文化制度的着眼点。要着眼于文化自信进行制度设计。文化制度建设的自信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制度成就,从悠久的文化基因中寻找制度创新的灵感,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二是中国革命文化的自信。中国革命文化,尤其是近代中国革命文化蕴含着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探索和思考,其中仍然有大量值得去借鉴发展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制度。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根据不同阶段的需要创立了多样化的文化制度,这些制度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要找准文化制度的发力点。关键是要激发文化活力,从文化活力上考量文化制度的系统性设计。只有把激发文化活力作为关键环节,才能促使文化持久繁荣发展。激发文化制度的内在活力,主要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善于发现、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力量,发掘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的文化动力。

以制度保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长效性

谢迪斌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深入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化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制度、体制、机制建构与完善的要求和规划。其中,将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作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的重要制度,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党的建设制度化、党员学习教育规范化的战略考量。

思想教育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从思想上建党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要传统与历史特征。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注重从体制机制上保证党员教育特别是党员干部教育的实效性。在小农经济和儒家文化的传统社会结构下,中国共产党要保证自身的纯洁性,首先必须从思想的纯洁性着手,从而保持组织的纯洁性,这就需要对党员头脑之中的旧思想和旧观念进行去除和改造,代之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头脑。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党纲开始,到延安时期的党员教育制度,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员教育制度体系不断健全。

要以制度保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长效性,需要做到:

一要确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基本内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确保全党遵守党章,恪守党的性质和宗旨,坚持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全党、团结人民,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工作,夯实党执政的思想基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一个十分宽广和丰富的命题,其核心要义和基本内容,就是对党的宗旨、党的理论、党的原则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保持清醒认识和自觉的态度。

二要构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程序与规范。人的正确思想不会自动形成,总是通过一定的程序和环节,按照特定的逻辑路径培养和强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形成长效机制,坚持不懈锤炼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必须反复强化,最后形成和巩固。这个过程,是具有一定的规律和路径的,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就是将规律和路径外化,用制度来保证过程的实施。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教师的重大政治责任

曹群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全会凝练概括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方面显著优势,其中就有: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要求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在教育中,教师要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的坚定拥护者和执行者,做“梦之队”的筑梦人。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全国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其中,有理想信念是最重要的,好老师心中要有国家和民族,要明确意识到肩负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今天的学生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广大教师是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

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教师的重大政治责任。我们在坚持正面教育为主的同时,要拿起批判的武器,旗帜鲜明地批判抵制错误思潮。

为此,每一位教师都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教书育人全过程,做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努力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始终保持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并发扬光大;更好地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文/广州日报评论员 陈文杰 张冬梅

2019.11.18

来源:广州日报

制度创新 生态治理

勇于制度创新 推动生态治理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上,从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上,从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上,从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上,全会分别做出了深入论述和系统部署。

纵观世界发展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而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工业文明的新发展阶段,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制度体系。其中,制度体系规范着生产生活方式,引领着人文发展价值导向,堪称生态治理的基石。抓住制度创新的“牛耳”,破除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意味着获得了加速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密钥”。

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创新,要着力系统推进。生态文明具有统领性和整体性;生态治理必然地要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要和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同步进行。从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到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清单,从实施环境信用管理联合惩戒到推进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改革,广州抓住经济增长动力进入转换期的机遇,推进多规融合、业务协同,构筑起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四梁八柱”。

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创新,要加以最严约束。要充分发挥生态红线的制度刚性作用,为保护维系自然生态功能,划定管制边界。这一边界不仅是区域空间的边界,也是生态质量的边界。这一红线是安全线,是健康线,也是保障线。它抵御和抑制着“大城市病”,促进城市遵循规模经济的轨迹发展。从划定三大环境战略分区到实施“最严”环保目标责任考核,再到全市纳入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广州用“带牙”的制度,推动全域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全面提升。

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创新,要紧扣民生问题。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们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在刷新经济增长的成绩单时,一座城市要着力让经济发展和污染排放“脱钩”,真正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当治水进入“深水区”,广州从黑臭河涌监督性监测和入河排污口监管工作入手,向着最后的黑臭水体发起总攻。当治气开启“攻坚战”,广州以钉钉子精神,收紧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监管,完善应急减排措施和清单,保卫蓝天锲而不舍。

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创新,要化为自觉行动。生态治理要改变单一倚重行政手段的局面,搭建起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让人们既能看到失信带来的损失,又能看到守信获得的益处。广州市多部门联合签署备忘录,对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生产经营者开展守信联合激励与失信联合惩戒,让履行环保法定义务成为自觉,让持续改进环境行为成为常态。当全社会形成驰而不息、久久为功的合力,广州势必向着生态文明繁荣精进不休、日新月异。

(广州日报评论员 广言)

2019.11.15

来源:广州日报

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

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

今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举行。习近平主席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关键是互联互通。”共商共建共享是“一带一路”倡议所秉持的原则,中国将同各方继续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推动多边主义以及人文交往,促进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为世界各国开创发展新机遇。

全方位互联互通

共建“一带一路”关键是互联互通,要通过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展。中国提出这一倡议,期待同各方一道,明确合作重点,着力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各国可以深化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合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扩大市场开放,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程度,做到物畅其流;建设多元化融资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人文交流,实施更多民生合作项目,促进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形成基建引领、产业集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综合效应。

习近平主席强调,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基石。从亚欧大陆到非洲、美洲、大洋洲,共建“一带一路”需要基础设施作为重要支撑。一般来说,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所需资金大、回收周期较长,许多国家难以单独完成建设。而共建“一带一路”为相关国家合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新机遇,为构建全球伙伴关系打牢了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6年多来,一系列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取得重大进展,将亚洲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联系在一起,为建立和加强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高效畅通的亚欧大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铁路、公路、港口、航空、能源、通信等重点通道建设全面推进。截至2018年底,中欧班列已经联通亚欧大陆16个国家的108个城市,累计开行1.3万列,运送货物超过110万标箱,大大节省了相关国家的贸易成本、提高了贸易效率。“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自开通以来,从每月一班到现在每日开行,目的地覆盖全球六大洲76个国家和地区的180个港口。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开通集装箱定期班轮航线,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经济特区已完成园区产业定位、概念规划等前期工作,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建成重要中转枢纽,中国与47个国家签署了38个双边和区域海运协定。“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未来,中国将同相关国家共同努力建设高质量、抗风险、可持续的基础设施,构建以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以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络。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硬联通,机制和人文的互联互通则是软联通。推动全方位互联互通需要硬联通和软连联通共同发力,促进互联互通走深走实。机制的互联互通,通常表现为战略对接、政策沟通,通关便利、检验检疫流程对接等。通过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等方面的合作,推动建立便利通关模式,让贸易更加畅通。人文互联互通主要指以人文为纽带,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交流、互学互鉴,促进各国民心相通,夯实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的文化根基。应进一步加强人文互联互通,通过教育和职业培训等合作,提高各国人力资源素质,促进各国就业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拓展人文互联互通领域,在科技、文化、艺术、创意经济、农村发展和民间工艺、考古和古生物、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旅游、卫生、体育等领域进一步开展交流和合作;加强智库、学界、媒体和民间团体交往,促进妇女交流和残疾人交流,并在海外劳工方面加强合作,让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

坚持开放、包容、透明

在开放、包容、透明的基础上推动合作、谋求共同发展,是参加“一带一路”建设各国的共识。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需要坚持开放、包容、透明原则,合作应对事关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重大问题,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当今世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封闭没有出路,开放才能发展。人类的历史就是在开放中发展的,世界各国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相通则共进,封闭则退步。只有坚持开放、鼓励开放,引领和推动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才能促进各国携手扩大共同利益,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繁荣。

参加“一带一路”建设的各国发展阶段不一样,社会制度、文化风俗等存在差异。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坚持开放需要在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基础上,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照顾各方关切;需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以点带面,分步骤全面推进。此外,还需要打破贸易壁垒,完善多边贸易体制,加强贸易投资合作,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更大范围参与全球价值链,使更多的资源、技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充分流动。

包容是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的保障。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各国、各地区多样性突出。对此,各国要立足多样性实际,特别要重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关注各国利益,推动世界经济包容增长,这也是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必然选择。坚持开放、包容,开展全方位合作,为各国提供新的市场、新的资源和新的机遇,才能把各国的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打破不平等、消除不公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可持续发展。

公开和透明是增进信任的基础。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需要公开透明,杜绝暗箱操作。不论是规划合作蓝图还是实施具体项目,不论是项目选择还是投融资合作,都由各参与方共同作出决策,在阳光下运作。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中没有一家独大,而是各方平等参与;没有赢者通吃,而是谋求互利共赢。在实践中,各国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和企业应加强全方位交流,增进理解信任,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提供翔实的信息,吸纳各方建设性意见,让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行稳致远。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添动力

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是顺应时代潮流和世界发展趋势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各国实现联动增长、走向共同繁荣的有力举措。当前,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治理体系迫切需要进行变革。同时,人类社会还面临气候变化、能源问题、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粮食安全等日益严峻的共同挑战。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各国人民意识到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各国不可能独立解决所有问题,也不可能关上门搞封闭式发展,冲突对抗、零和博弈没有出路,携手共进、合作共赢才是大势所趋。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秉持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理念,听取和吸收各国意见建议,充分考虑和尊重相关国家利益诉求,找到各国利益的契合点,实现融合发展。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不仅优化整合各国优势,使广大发展中国家都能从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受益;而且推动各国加快开放,为各国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提供保障。这符合世界各国人民促和平、谋发展的愿望,促进了全球经济包容性增长,因而得到广泛支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不同文明、制度交流互鉴,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能够切实促进文化互融、民心相通,推动各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决策,以文明互鉴开创多元文明交融的新路径,促进人文交流机制化、长效化、深入化,将不同文明间的包容和交流提升至新境界,用实际行动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实质。

中国将同各方一道,不断促进合作走深走实,在推动各国经贸合作、繁荣发展的同时,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学互鉴以及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作出贡献,让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执笔:许利平、张中元) 

2019.11.14

来源:人民日报

治理基础 基层善治

夯实治理基础 推进基层善治

基层是社会的细胞,是治理的基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茬口”。因此,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其主体在基层,任务在基层,很多基础性工作也在基层。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使之有职有权有物,才能更好地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这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这几年,随着河涌治理、违建整治、垃圾分类等民生工作稳步推进,广州基层社会治理的活力极大释放,经验竞相涌现。通过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人人尽责、人人尽力”的氛围日益浓厚,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深入人心。从城市到农村,从社区到社会,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让变革中的广州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推进基层善治,在于打牢基础。现代社会,利益日趋多元,人员流动频繁,社会组织形式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完善基层治理,必须把党的领导植根基层,让基层党组织成为联系群众、凝聚人心的坚强核心。今年以来,广州黄埔区把基层治理同基层党建相结合,率先探索开展“令行禁止、有呼必应”试点。通过打造多功能、一门式、可互通的综合指挥平台,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问题。截至目前,约20万宗各类基层社会治理事件在该平台流转,事件办结率、满意率均超99%的良好效果,让老百姓享受到党和政府最实在、最有力的服务。

推进基层善治,在于提升效能。基层的事情纷繁复杂,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点,一个社区有一个社区的情况。让治理成效立得住、叫得响,就得像绣花一样,在精细化、精准化上持续用力。一年来,为解决好违法建设、环境卫生、社会治安等突出问题,广州白云区大源村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为社区划分网格,把责任落到人头。随着资源向网格集中,服务在网格落地,很多困扰群众许久的难题,在家门口就得到了解决。琐事不出网格、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切实让群众体会到办事的高效便捷。

推进基层善治,在于汇聚合力。社会治理从不是单方面行动,而是所有相关主体有效整合、形成合力的过程。只有不断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才能把每一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充分调动。如今,在广州的基层社区,“民主商议、一事一议”“共治议事”“分层议事”等各具特色的议事模式竞相涌现。来穗人员与户籍居民在这里相互交流、通力合作,破解了一个个治理难题,办成了一件件民生实事。基层治理的同心圆越画越大,使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有保障。

基层治,则天下安。基层工作越扎实,治理效果就越明显。对于广州而言,基层治理关乎发展质量,关乎群众幸福,也是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的内在要求。广州要进一步更新治理理念,改进治理方式,创新服务手段,丰富服务载体,以有力举措、科学引导,在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

(广州日报评论员 广言)

2019.11.13

来源:广州日报

现代化强国 制度保障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制度保障

日前,广东省广州市委党校(行政学院)与广州市党建研究基地联合召开红棉论坛第18期暨“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座谈会”。来自中央党校、广州地区党校、高校和社科院的专家学者50多人参加会议。会议一致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要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专题研究部署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更加科学的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独特的显著优势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国已行至“两个一百年”交汇点的关键一程,有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也有更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亟待满足。零敲碎打的改革化解不了系统性矛盾,灵机一动的创新解决不了全局性问题,唯有制度,是破题之钥、治理之基。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刘小敏研究员认为,这次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用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并作出决定恰逢其时,是非常正确的战略部署。要看到制度的“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行得通、生命力旺盛、有效能,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现“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之治”靠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华南理工大学莫岳云教授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渐趋成熟定型,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挥了重大作用。我们既要坚持好、巩固好,更要不断完善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华南师范大学关锋教授认为,我们必须切实强化制度意识,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维护制度权威,自觉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在制度的轨道上推进各项事业。要在全党全社会形成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的良好风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规定根本方向,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往什么方向走,带有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

广州市委党校孟源北研究员认为,本次全会第一次系统绘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13个方面的制度蓝图,而党的领导制度是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统领和贯穿其他12个方面的制度。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正确政治方向,健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制度体系。广州市委党校王超副教授认为,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的基础和前提,将此制度化,非常有利于推动全党恪守党的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使我们党永远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

更好地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从国情出发。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

广州市委党校武三中教授认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完善和发展,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功效。我们既要毫不动摇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广州市委党校敖带芽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深入发展,就越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发挥更加重要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不断为解决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提供制度化方案,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光明前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从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

广州市委党校李仁武教授认为,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然而,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需要强化制度执行力。

运用技术创新为推动国家治理插上科技的翅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要发挥其在这个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广州市党建研究基地主任尹德慈教授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运用技术创新,重视信息化,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的运用,运用技术创新为国家治理特别是基层社会治理插上科技的翅膀。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充分发挥信息在这个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省委党校林盛根教授认为,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好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找准大数据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契合点,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为实现党和国家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助力。有专家提到,区块链技术正在开启一个颠覆中心化的“新信任时代”,必将使社会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从而对国家治理的诸多方面带来革新和重塑。我们必须要运用好区块链技术,以实现其与治理创新的良性互构。

专家们一致认为,不管是大数据、云计算,还是区块链技术,都只是工具,我们要学习好贯彻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擘画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完善制度保障,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善于运用科技支撑,让制度优势充分释放出来,最大限度凝聚起亿万人民的磅礴伟力,阔步迈向中国之治的新征程。

(执笔人:王梓,系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

2019.11.12

来源:广州日报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深入理解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蓬勃发展的互联网科技激发生产新动能,发展经济、提升服务、增长财富、普惠生活,现代社会普遍受益。与此同时,虚拟社会和现实世界的交融日趋密切,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问题日益突出。网络霸权主义、网络恐怖主义、网络攻击等安全威胁破坏互联网全球生态,人类社会面临新的挑战,网络空间治理亟待加强。我国致力于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明确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并与国际社会携手践行。这一思想建立在对信息社会发展变化的深刻认识之上,顺应新技术变革和数字经济发展要求,彰显了中国作为互联网大国对于人类共同福祉的高度关切,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为推动全球互联网发展与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顺乎互联网时代共享发展的国际大势

互联网是当今时代最具活力的发展领域,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21世纪以来,互联网经济在世界经济构成中比重持续上升, 成为生产方式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引擎。互联网助力生活,衣食住行和社会交往更加便利,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品质普遍提升。互联网+促进发展,使资源基础、进程不同的国家同时获益。有数据显示,仅在2005~2015年十年间, 数字经济在全球GDP构成中占比已从15%上升到22%,预计这一数字在2020年将达到25%。互联网使人类交往突破了时空束缚,数字经济的突飞猛进更加速了国际间的互联互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享利益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网络建构成为可能。

20多年前,“上网”这一概念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很新奇,而如今,网络已经成为连接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纽带。在国防、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互联网强力渗透,更密切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远程教育、医疗、扶贫攻坚,中国互联网缩小城乡距离链、连接“一带一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媒体融合、“走出去”合作发展、全球直播,互联网刷新了文明传播样态,让思想观念的交流更自由、更开放、更融通。实践证明,互联网已成为推动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世界交往合作不可或缺的革命性力量,正将世界融入共同发展的轨道,将各国从单一的行为主体纳入共同的责任体系之中,为形成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夯实了基础。

当前,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加强共同体建设深化国际合作,互联网潜能将得到进一步释放,网络空间将会更具生机与活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提出,顺应潮流与大势,必然奏响当今世界互联网发展治理的最强音。

反映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鲜花与杂草共生,互联网并非乐园净土,新技术也给人类提出了新挑战。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和国际交往的不确定性凸现,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面临严峻威胁。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失衡问题显露,全球性经济“脱实向虚”的苗头引发忧虑;国际社会霸权思维与共享理念的冲突不断、单边主义与多边合作的博弈空前激烈;网络安全威胁潜伏于从公民个人到国家国防、基础设施各领域伺机发作;网络对国家主权、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造成的侵扰、破坏令人始料未及。当此之时,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也无法独享发展独善其身,唯有相互依存同舟共济,休戚与共合作共赢。

在互联网领域,虽然国家、地区之间的信息鸿沟依然存在。以北美、欧盟、澳大利亚为主导的互联网发展先行梯队在科技、关键资源及其治理机制方面还占据强大话语权。但是,拉美、中东地区发展速度快,增长潜力大,反对单边政策,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愿望十分迫切。作为后发梯队的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区,重视新技术普及使用,拥有最大的国际市场,正在成为全球互联网发展的新重心,要求建立平等参与的世界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各国“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愿望相同、应对网络安全挑战的利益相同、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的需求相同”,深化务实合作,以共进为动力、以共赢为目标,走出一条互信共治之路,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

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了《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概念文件,表达了利用技术促进发展的基本判断,倡导“共同发展”价值观。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充分表达了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彰显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信念决心和价值追求,为推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结构的良性变革提供了有力方略,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欢迎和认同。

推进形成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新规则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建立在对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深刻洞察的基础上的,是推进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公正化、合理化的中国方案。这一建设性主张,以共进为动力、以共赢为目标,从基础设施建设、文化交流共享、经济创新发展、保障网络安全、构建共治体系等方面,倡导国际互联网治理多方参与、合作互惠,共迎机遇、共担责任,提出走互信共治之路,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描绘了互联互通、交流互鉴、共同繁荣、有序发展、公平正义的美好前景。体现了中国同世界各国共同应对网络空间风险挑战、实现共享共治的真诚愿望和负责任大国的格局担当。

“四项原则”,将“尊重网络主权”作为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首要、基本原则,表现了以现实关注为据、以国际社会和平发展为念的深刻创见。“维护和平安全”原则,清晰勾勒了安全与发展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辩证关系,压实了网络安全对国家安全发展的重要性地位。“促进开放合作”,这一原则致力于共享共治、承担责任、共同发展,包含着对多极化、全球化、信息化特征突出的当今时代的深刻理解和前瞻引领。“构建良好秩序”指明了促进国际互联网健康发展,形成良好的网络生态的原则保障。

“五点主张”,深化了对于建设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认识:一是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二是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三是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四是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五是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这意味着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要多方参与、开放合作,意味着要彼此尊重共享互惠,意味着共迎机遇、共对风险、共担责任。

“四个共同”,强调国际社会一道尊重网络主权,发扬伙伴精神,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做到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这一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网络空间治理中国方案的实现机制,为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行动指南。

可以说,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和实践路径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网络空间的落实和具体体现,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造福于当代世界的现实贡献,为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重要遵循。

务实行动,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在实践领域,中国践行着真正意义上共享共治的互联网精神,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国作为负责任的互联网大国,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倡导和推动互联网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共同维护全球互联网安全,共同促进全球互联网发展,共同分享全球互联网机遇和成果,迈出了举世瞩目的坚实步伐。

依托共建“一带一路”等分享发展经验,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同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南非、沙特、阿联酋、古巴以及欧盟、东盟等建立互联网领域对话交流机制,推动网络空间国际交流。中国深入参与联合国、APEC、G20、ICANN、ISOC、IETF、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相关活动,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中国成功搭建了世界互联网大会平台,为国际社会凝聚共识和探索实践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不断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

在风景如画的水乡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已连续举办了六届,这一当今全球互联网领域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顶级盛会,积极推动共进共赢发展理念的落实,已成为超越全球东西方、南北方等级结构,团结世界各地的国际组织、国家政府、企业与社会力量,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重要舞台。互联网大会关注科技热点,聚焦产业前沿,协商网络空间治理、论道网络空间国际规则,视野广阔、对话前瞻、内容丰富、国际化不断升级。每一年,各国政府代表、企业领袖、专家学者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等重要嘉宾欣然赴会,坦诚交流、互通有无、共计长远。这表明,中国所倡导的“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深入人心、中国所倡行的“共同推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方案务实有效。这表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正凝聚起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开启智能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必将成就新的辉煌!

(作者:孟威,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网络新媒体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导)

2019.11.11

来源:广州日报

社会治理和服务

打通社会治理和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进一步打通引导和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则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日前,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广州:融媒体中心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报道了广州市从化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融媒体中心建设,线上线下相结合,为群众提供各种特色精准服务的经验。以融媒体建设凝聚众志、汇聚众力,让人人尽责的好氛围更加浓厚,也让老百姓的获得感更加充实。

去年7月,自“中央深改组”首次提出“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以来,广州市紧紧围绕群众所思所想所盼,就地取材,特色化精准化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构建了全域覆盖1中心8所253站1100多个点的四级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如今,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在融媒体平台上学习理论知识、观看直播课程、参加技能培训,随时随地、随学随用,让碎片化时间得到充分利用。与此同时,一系列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同步推出,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服务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切实把社会治理成效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社会治理关系千家万户,各自为政,则一盘散沙;形成合力,则事半功倍。融媒体建设为什么能带来社会治理的好成效?归根结底,在于凝聚了合力,并用好了合力。一方面是打通壁垒。通过新技术新手段的运用,畅通机制、扩大渠道,让人人参与的基础更加牢固。在这方面,广州近年来着力打造微社区e家通项目,为街镇、社区文明实践提供一站式、便捷化服务。目前,已覆盖全市11个区140多个街镇,链接区、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有超过280万的街坊用户。

另一方面是关注需求。紧紧围绕群众需要,推出个性化、多样化的服务项目,让群众享受实惠,体验到实实在在的便捷。在广州,居民除了能在线上学习、听课,一些优质的宣讲和培训活动,也在线下开展。比如,作为广州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窗口,新思想大讲堂过去一年里把56个宣讲团、百名理论专家、3000余场宣讲活动送到全市基层群众家门口,实实在在地成了家门口的“红色学堂”。再比如粤菜师傅培训室。西和村1110个农户,一年来参加粤菜师傅培训室课程的就有490人次。目前在从化区,像西和村这样的粤菜师傅培训室已有24个,实现了全区域全覆盖,有效带动了全区乡村旅游的发展。

找到最大公约数,才能画好最大同心圆。其实,不论创新的形式是什么,抓住了共建共治共享,也就抓住了根本。共,是共同之共,也是共赢之共,只有汇聚共识、凝聚众力,一件件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民生难点、痛点,才能在治理之下一一化解。人人参与、人人尽责,最终拧成一股、汇成合力,这正是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一条主线。

当前,广州正举全市之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一项基础性、全局性工作,需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为此,广州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服务、完善功能,让治理更有水平、发展更有质量,不折不扣落实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各项任务。

(广州日报评论员 广言)

2019.11.08

来源:广州日报

伟大社会实践

初心和使命表现于伟大社会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根本还在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初心和使命,奠基于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不懈追求

回顾历史,建党9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根本遵循下,实现了自己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革命性转变。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断走向胜利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法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要站在时代和变化前沿,以高度的理论自觉、理论自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和方向,筑牢思想之基,坚定信念之魂,继续强化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本色、精神品格。

初心和使命,表现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社会实践

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其目的终归要回到实践,回到现实生活本身,因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善于利用科学的理论解释世界、改造世界,同时又能够在改造世界中实现思想与理论的中国式创新,并一直在探索实践中坚守和践行着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进入新时代,应对诸多风险和挑战,要求我们要在思想理论上,更加自觉坚定、保持思想与理论的清醒。这就意味着,在主题教育的学习中,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初心和使命扎根于坚定的信仰信念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强调,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更需要坚定自己的信仰信念信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科学理论来武装自己、指导自己,用自我革命不断完善自己,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直面问题,破除矛盾,砥砺前行。

(作者:刘丽 周峰,分别来自中共佛山市委党校教务一处、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部)

2019.11.07

来源:广州日报

群众的自觉行动

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开展群众工作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在全国执政70年来,之所以在艰难险阻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坚持和发展了这一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坚持和弘扬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时刻准备为之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积极调动广大群众的力量,切实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形成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大力量。

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前提是要让群众跟着党走。只有广大群众深刻认识到党的主张是正确的,才能为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提供思想前提。一方面,要深刻了解群众思想动态,掌握群众思想状况,特别是要弄清楚群众是不是真正了解党的主张;另一方面,要着力破除群众思想中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用科学的方法自觉引导群众认识、理解、认同党的正确主张,强化群众对党的正确主张的认同与支持。

关键是要做到一切为了群众。只有实事求是地解决了群众所需所求所盼,群众才会因为看到党的生动实践而更加认同党,这是引导群众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化为自身自觉行动的关键,也是群众自觉维护和践行党的正确主张的根本动力。这既要我们真正把握清晰群众需要什么,了解清楚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和诉求,又要我们自觉在解决群众需要和维护群众利益的工作实践中赢得人心,从而为调动群众自觉维护和践行党的正确主张充实力量。

根本动力是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近百年党的奋斗史充分证明,正是依靠群众,我们党才在艰难奋斗中取得伟大成就。面向未来,我们要继续依靠群众,才能更好地战胜前进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只有把群众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才能为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提供根本主体动力。这就需要我们在思想上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相信群众的创造能力。同时又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充分发动群众,充分依靠群众力量去克服前进中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重要保障是增强群众工作的本领。这就要求我们根据群众实际,切实掌握各种不同类别的群众工作方法。为此,必须坚持四项重要的基本原则:一是要坚持深入调研的原则,切实防止不加调研就乱指挥做决策的现象。二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要准确了解群众的实际情况,又要坚持从群众的实际出发去做谋划、出思路,确保群众能够接受、理解和认同。三是坚持示范引导的原则,抓住典型、找出规律、以点引面。四是坚持党员与群众相融合,要防止各种形式的从文件到文件,真正建立科学的党员到群众、群众到党员的工作路线,切实密切党员与群众的沟通融合。

(作者:孙宜芳,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 博士、讲师)

2019.11.06

来源:广州日报

广交会的新功能

新时代、新技术与广交会的新功能

广交会自成立以来,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之一,而且是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功能的重要体现,与广州国际商贸中心的发育成长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在新时代,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生产制造、商贸流通、生活消费等不同领域的广泛应用,广交会的功能和作用也正发生着新的变化。因此,洞察这种变化的过程和趋势,对于推动广交会与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建设的深度融合,以及促进广交会自身的创新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广交会已跳出单一会展功能格局

在传统实体商业时代,国际商贸中心的主要功能有五项:国际商品集散、国际交易促成、国际商品定价、国际商品展示、国际消费引领。这些功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有哪些表现形式?功能的强度如何?产生的能量和影响力如何?这取决于诸多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广州之所以能够成为举世闻名的国际商贸中心,成为被国家认可的以国际商贸中心为首要定位的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显然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有一个最具标志性,那就是广交会。

广州是千年商都,更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个开埠两千多年从未关闭的国际商业大都市和通商口岸。广交会从1957年创办至今,已经连续举办126届,它不仅成为延续和传承千年商都“商脉”的重要载体,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和进出口贸易的“晴雨表”,更主要的是,它一直在不断地丰富、完善和增强着广州国际商贸中心的功能,进而成为广州国际商贸中心最具标志性的“名片”。

首先,广州国际商贸中心上述五大功能作用的发挥,无一不是广交会直接“催化”和“加持”的产物。每年数十万国际客商,不仅直接促成了商品集散和市场交易,而且还延伸到广州商贸的各个领域,无论是近千个专业市场,还是北京路商圈、天河路商圈,几乎各个角落都有这些客商的身影,从而形成了具有广州特色的“广交会产业链”,推动了餐饮、酒店、零售等其他相关商贸业的发展。其次,每一届广交会的召开,都吸引国内各地数万个厂家前来参展,不仅展示了商品性能、品类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少同类商品的定价和消费风向。最后,广交会除了具有一般性的会展功能、交易功能之外,实际上还具有聚集人气、繁荣市场、拉动产业等其他相关功能,同时带动了商品定制、创意设计、品牌推广、商品代理、国际物流等相关服务业的发展。

总之,广交会在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功能体现中,不仅仅只是会展功能,它已经跳出了单一会展功能的格局,是所有其他商贸功能强化的“助推器”,更是“多功能叠加”的综合体现。

广交会四大功能正在得到培育和提升

目前我国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都相继进入中后期,在这样的商贸发展环境下,尤其是在互联网商业不断拓展以及跨境电子商务正不断分离传统贸易订单的大背景下,广州国际商贸中心的功能、结构、效应必然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从而也给新时代的广交会带来了新的机遇、要求和挑战。从目前广交会出现的新动向看,有四大功能正在得到培育和提升。

一是时尚发布功能。传统的会展功能更多地强调展示,而缺少时尚发布。2019年春交会期间,广交会与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共同举办“时尚节”,通过时装秀等形式,不仅活跃了会展气氛,优化了会展体验,而且引入了国际时尚发布功能,进而对国际时尚创意、时尚文化、时尚消费等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是科技商贸功能。传统的会展功能更多地强调产品性能的展示以及产品本身的交易,在当前条件下,“科技+商贸”成为趋势,各种业态的商品定制、智能生产、智慧生活等新技术开始大量出现在展会上。互联网等新技术催生的“人、货、场”重构以及新零售、新物流在展会上也得到充分体现。“科技改变商贸”正成为新潮流。

三是品牌推广功能。过去,广交会上更多的是“三来一补”企业及加工贸易订单交易,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以推出原产地、原创性品牌为荣,自有品牌正成为主流。更主要的是,过去大量客商单纯为了更多地拿订单,现在越来越多地出现以获得品牌代理权、渠道支配权等为主要方向的国际商贸合作。此外,部分进出口商品也开始借助这些平台进行品牌推广。这就是说,商品品牌价值日益受重视,使广交会的贸易产业链和价值链正快速向两端延伸。

四是贸易枢纽功能。尽管电子商务大发展分化了部分国际客商,但在国际商贸体系中仍然有相当多的产品类别、客户类型等对广交会形成路径依赖,它们是与广交会一同成长的,尤其是一些日用消费品的中小企业和客户的贸易渠道很多在短期内改变,因此,如何整合贸易上下游渠道,发挥枢纽功能作用,也是当前广交会面临的新课题。

培育新优势,当好新窗口,增强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功能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广交会是国内唯一的大型出口商品交易会,这种长期沉淀的客户、渠道、品牌、服务等优势,短期内很难被其他展会所替代。然而,不能否认的是,一部分传统优势功能正在弱化,如国际商品交易、国际商品展示等,因此,广交会培育新优势,拓展新功能,继续充当好中国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并为全面增强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功能贡献力量,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首先,要从理论和对策体系上重新认识广交会、广州国际会展功能与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功能的逻辑关系,明确到底有哪些功能正在老化或弱化?有哪些功能正在迅速增强和提升?如何处理好这些功能之间强弱转化的关系?这些功能到底有哪些内涵和特点?对于这些问题不能过于简单化,更不能讳疾忌医、视而不见。任何商贸业态功能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和强弱变化,只有科学认识,才能有效解决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和纠结,从而不断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其次,要充分地引入现代产业和市场运营理念,促进创新升级。一方面,将广交会品牌资产化、资本化,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适时地进行品牌运作,包括并购其他会展品牌,甚至通过引入民营资本以及多种合作方式,进一步提升广交会品牌价值和影响力;另一方面,推动广交会业态创新,尤其是鼓励广交会的连锁化、特色化经营,在其他国家或其他区域举办不同形式的会展,从而扩大规模,巩固市场优势。

最后,要转变服务方式和经营模式。尤其是从场所、场景、场馆服务,逐步提升到内容、渠道和贸易服务,多为商家、产地或产业集群提供“一对一”的贸易撮合和渠道搭建服务。为此,广交会应该加速推进数字化、平台化体系建设,将客户资源、信息资源以及渠道资源,转化成客商的增值服务,从而提升国内外竞争力,进而使其功能更加强大,在全面增强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功能中发挥出更大的引擎作用。

(作者:王先庆,广东财经大学商贸流通研究院院长)

2019.11.05

来源:广州日报

党的领导 根本保证

党的领导是70年伟大成就根本保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从站起来、富起来,进入了强起来的新时代;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大国、信息大国,正在走向现代化强国;从学习前苏联经验,到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再到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生活状况从贫困、温饱,提升为基本小康,正迈向全面小康的新时代。

新中国70年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成就,其动力是什么?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坚定改革发展的政治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中国发展的正确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体现了历史的趋势和人民的意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照搬前苏联模式,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正确选择。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首先需要搞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正确分析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判断,为深化改革、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和反思改革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方式,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带入了强起来的新时代。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化改革要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改革的价值追求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重视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

2013年,面对上万条改革建议,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先集中解决制度性的问题,集中解决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问题,集中解决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对改革发展中的硬骨头,我们党辩证地看待反腐败与政治秩序、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畏艰难,坚决解决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勇于攻坚克难,不断将改革推向深入。

中国共产党探索改革发展的科学方法

坚定正确的发展方向,实现宏伟的战略目标,需要科学方法。我们党采取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方法,在逐步探索、总结中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人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国方式解决中国问题。基层探索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毛泽东就充分肯定了河北遵化县“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走集体化道路的经验。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勇于探索、敢于拼搏的精神和我们党一个个“五年规划”的顶层设计的指引,我们才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使中国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站稳、站好。

改革开放后,我们真正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不是胆小怕事,畏畏缩缩,而要敢闯敢干、积极开拓,不断总结经验,形成理论,进而在全国推广。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对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设想,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深圳经济特区大胆地闯出了一条新路,特区建设的经验随之在全国推广开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和范围不断扩大。

中国改革彰显了党顶层设计的智慧和人民群众的基层探索精神,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富起来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八大后,我们逐渐进入改革发展的新时代。我们党更深刻地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和公信力。在改革中,我们更注重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

一方面,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另一方面,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依靠顶层设计来谋划,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新时代,我们的改革采取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方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改革建设的各方面、各领域形成相互作用的良性机制,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根本在于它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结束了挨打的历史,实现了站起来的历史飞跃。

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为人民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要求,实现这个权力的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曾说,“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

正是社会主义制度赋予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地位,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才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后,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国快速发展。中国人民结束了挨饿的历史,实现了富起来的历史飞跃。

中国改革出发点就是满足人民的生存需要。邓小平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最终落脚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改革肯定人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党的十八大后,我们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中国提高了世界影响力和国际辐射力,真正有能力推动构建国际新秩序,进入强起来的历史飞跃。

新时代中国的改革发展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激发人民的力量。我们要扭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主体,也是改革成效的评价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改革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事实表明,削弱、否定党的领导,国家就会陷入灾难,人民就会步入苦难。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全党的团结统一,党就能汇聚全国人民的力量取得胜利。

(作者:徐斌,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9.11.04

来源:广州日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保证

金秋时节,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胜利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充分肯定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纲领性文件。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并作出决定,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全会通过的《决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出发,准确把握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和规律,深刻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既阐明了必须牢牢坚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则,又部署了推进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和举措,体现了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保持定力和改革创新的统一、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必将对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新中国70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14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实践充分表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这次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正是考虑这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任务,必须对此进行系统总结,提出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的前进方向和工作要求;这是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根本要求,必须以此为主轴,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必须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创新,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才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科学谋划、精心组织,远近结合、整体推进,确保本次全会所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全面落实到位。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2019.11.01

来源:人民日报

移风易俗 乡村振兴

移风易俗为乡村振兴注入正能量

为了有效遏制农村陈规陋习,树文明新风,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11个部门,近期共同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 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意见》,对文明乡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指导意见提出,争取通过3到5年的努力,文明乡风管理机制和工作制度基本健全,农村陈规陋习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乡村是否振兴,要看乡风好不好,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让农民“住上好房子、开上好车子”,还要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活得有面子”,满足其精神需求。如今农村,陆续走上小康之路,农民“住上好房子”的愿望基本实现,但在遏制农村陈规陋习、树文明乡风方面,依然前路漫漫。

比如,厚葬不厚养。孝道自古以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但在农村,或多或少存在履行孝道义务不尽心尽力、不用心用力问题,“生前不孝、死后瞎闹”现象还有一定的市场。比如,看金不看情。“来而不往非礼也”,正常人情往来被道德绑架,随份子、拼彩礼等现象在农村仍然存在,“人情宴”变成“人情债”,令一些农村家庭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时有发生。比如,重奢不重俭。如今,一些人腰包鼓了,在婚丧嫁娶中喜欢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相互攀比。

农民腰包鼓了,日子好了,乡风也要文明起来,这才是新农村应有的样子。同时,文明乡风决定着乡村振兴的成色与后劲,乡村振兴行稳致远离不开文明乡风的引领与护航。在这个意义上说,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是重大的现实关怀。说时容易做时难,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绝非一日之功,要一以贯之、锲而不舍,要成风化人、久久为功,要把握好几组重要关系。

堵与疏,巧妙运用。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农村陈规陋习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演化、不断固化的过程,有一定的反复性、顽固性。因此,在治理过程中,要注意疏堵结合。急于求成,搞“一刀切”“一阵风”,有时候适得其反。不久前,山西某地出现“最严村规”,规定“不允许过满月、一周岁生日、六十岁生日”等,引发社会热议,最终不得不中止执行。疏,首先要启智,让农民群众明白陈规陋习之害;然后是导,让农民群众逐渐移风易俗。

奖与惩,有机结合。在移风易俗过程中,传统路径偏重于惩,对违反者进行惩戒。如上述提到的“最严村规”就出现了“道德银行的星级积分给予降级,贫困生、转学、上户等手续不予办理”等惩戒措施。罚是底线思维,奖是激励机制,在推进移风易俗过程中,不妨从正面着手,多用以奖代罚手段,让有德者有得,效果也许更佳。

管与服,双管齐下。推进移风易俗,要“管”“服”结合,让管理带服务、以服务促管理。为了帮助农村破除红白喜事中的大操大办陋习,有地方推广“流动酒店”服务——由“流动酒店”承办宴席,既满足了农村实际需求,又帮助农民节约了开支,带动形成节俭办宴的良好风气,这就是以服务促管理的典型例子。

点与面,同时兼顾。俗话说“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推进移风易俗,要抓党员干部这个重点,党员干部带头反对陋习、厉行节约、抵制浪费,以点带面,带动农民群众革除陈规陋习,养成文明习惯。

农民群众是文明乡风建设的主角,推进移风易俗,一定要让农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从而调动起农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唯其如此,政策才能够落得下去、推得开来、取得成效。

(广州日报评论员 练洪洋)

2019.11.01

来源:广州日报

优化民营经济政务环境

坚持以服务企业为初心 优化民营经济政务环境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学习主题。从经济发展来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始终坚持以服务企业为初心来优化政务环境。广州的政务环境,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但是,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满足企业需求是无止境的。只有持续创新服务模式,不断优化审批流程,持续提高服务效能,才能让民营企业有更多获得感。

优化政务环境,要把握好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一是事前。审核流程与安全标准的制定要吸收企业家参与。当前广州社会组织高度发达,可以吸引相关社会组织,尤其是民间商会会长、秘书长参与有关经济政策的制定。甚至还可以把一些政务流程委托给有资格、资历的社会组织制定和实施。同时建议每季度与不同行业、规模的民营企业家进行座谈,了解真实情况,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困难,检查政府部门落实和执行政策的力度和效果。二是事中。我们可以为企业提供导航式服务。同时要优化行政审批流程,简化办证程序,提供一站式服务;取消与职能无关的审批条件;加强流通监管,放宽或者取消许可办理,降低各种申报项目门槛。除了关注新兴行业或高精尖行业,要给予传统制造业更多信心。三是事后。可以召集一些企业家与政府审批部门一起“推沙盘”,演练审批全流程。还可以召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甚至普通市民来“申报项目”,体验政务流程以及政务服务。经过讨论,反复多次,从而不断完善流程,优化审批环节。

优化政务环境的根本举措是完善法治政府建设。如何防止政府的缺位与越位,避免出现“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归根结底还是要政府依法办事,企业依法经营,政府企业边界清晰。长久来看,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是完善法治政府建设的根本目的。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划出公私界限,对领导干部提要求,也对企业设底线,在法律赋予的角色和权限中处理政商关系。

优化政务环境要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当前,建立一个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是一个系统且复杂的工程,其中必然涉及各方面利益,也会存在一定阻碍和误区,这就需要干部在优化政务环境的进程中敢于探索、善于探索。客观来说,绝大多数干部都渴望施展拳脚、干出一番事业,特别是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干部队伍要继续发扬敢闯敢试的改革开放精神。因此,要建立相应的容错机制消除干部的后顾之忧,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不断涌现,而对于改革创新过程中的失误,我们要宽容善待。

优化政务环境要大胆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2017年12月8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统筹规划政务数据资源”。政务数据的整合利用已经提上国家政策与战略议程。然而, 电子政务建设探索期“缺规划少标准”“重建设轻运维”“重硬件轻软件”“重宣传轻落实”等共性问题造成的数据孤岛、数据烟囱等现象,导致数据利用不充分、数据共享不全面,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现状难以满足“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实践需求。要实现政务服务数据的共享,促进政务服务效率与质量的提升,广州需要发挥政策优势,尤其要研究新兴信息技术及其政务运用,提高政务服务智能化、便利化程度。比如,全面实施电子政务,实现办公、办文业务电子覆盖率100%。持续创新政务服务方式,从而推动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袁友军,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管理学教授,经济学博士)

2019.10.30

来源:广州日报

中国经济 稳定力量

中国经济,“不确定”世界的稳定力量

中国经济快速度大体量发展支撑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底盘基础,高质量发展稳定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预期,创新驱动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开放包容共享发展增强了世界经济合作共生共赢的发展信心——中国发展产生的活力、动力和定力,正成为“不稳定”“不确定”世界经济的稳定力量和确定方向。

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保护主义高涨、单边主义盛行、民粹主义抬头、国际经济博弈激烈、国际经济规则重构,经济逆全球化、全球人口老龄化、全球治理赤字等问题凸显,世界经济发展不稳定性加大、不确定性增强。

我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积累与基础、影响全球资源配置方向与结构的巨大体量、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质量整体提升以及互惠互利开放共享的发展共同体实践,成为“不稳定”“不确定”世界里的稳定因素与确定力量。我国改革、创新和开放发展,发挥着增强世界经济稳定向好发展的定力、推力和引力作用,成为“不确定”世界里的压舱石、稳定器、发动机和信心源。

中国经济快速度大体量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实现了从关门封闭发展到全面改革开放主动融入世界的发展变革,实现了从短缺经济卖方市场到“产能过剩”买方市场的经济飞跃,实现了从农业经济大国到工业经济大国、世界工厂的现代化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探索出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实践的“中国奇迹”。

我国经济总量日益增大、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未变,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块头”具有较大的发展稳定性,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和整体发展的主要动力。近14亿人口的市场、9亿劳动力、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意味着我国市场规模巨大,有强劲的内生动力,持续发展的规模优势显著。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商品消费第一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30%左右。通过内外市场联通、国内国际资源要素互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强劲动力,成为“不确定”世界发展的稳定底盘,发挥着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器作用。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动力源

改革是发展的内在动力。我国启动全面深化改革以来,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土地、劳动、资本、技术专利、自然资源、环境生态等要素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破除市场发挥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壁垒与障碍,充分激发经济主体创造活力,保护公平充分竞争,拓深专业分工,降低经济交易的行政成本,降低经济发展的制度成本,深入推进统一、开放、有序全国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功能,提高市场效率,推动以市场决定性配置资源为基础的高质量发展。

通过纵深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政府制度供给的主体责任,形成新发展导向的新制度供给,构建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制度体系,吸纳社会诉求,增强制度弹性,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市场预期和信心持续增强,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在中央顶层设计和有序推进的改革框架下,纵深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改革,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全面提高供给质量,充分满足有效需求,实现供求动态平衡,生产质量、产品质量、企业质量、产业质量和消费质量稳步提升,进而提高了发展的整体质量和总体效益。

深化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意味着市场范围的进一步扩展和资源配置的半径进一步拓宽,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的市场联系更加紧密。在市场主体活跃、市场力量增强、竞争机制有效、市场环境公平的改革实践中,基于发展体量和巨大市场基础上的高质量发展,既有数量、体量、规模层面的基础性稳定作用,也有效率、效益、质量维度的结构性稳定作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活力和强劲动力,通过开放平台、纽带与机制对世界经济产生全面的溢出积极效应,降低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源。

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发动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经济的过程中,我国创新供给侧管理,构建核心技术创新体系,推动“互联网+”“智能+”经济,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创新产业组织形式,创新制度供给,降低供给成本,提升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建设创新型经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供求平衡、短期与长期平衡、区域发展平衡、城乡发展平衡,推进经济有效率、高质量发展。

通过分享式创新,创新共享技术、共享平台及体制机制,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机制,提升公共支出的边际效应,创新分配与再分配机制,创新人民参与和治理机制,激发人民的活力、创造力和生产力,均衡公共服务供给,推进社会包容和共享发展。通过创新绿色发展机制,突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制约,全面推动“创新+绿色”发展,创新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创新生态与环境治理机制与政策,推进可持续发展。

总之,创新发展的中国正在成为创新型经济体,创新动力的全面、深度释放,在增强经济开放发展创新力、竞争力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注入活力、动力、潜力,成为推动世界稳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担当世界经济发展发动机的角色。

中国经济开放包容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信心源

开放是发展的外部动力。通过对内对外双向开放,扩展市场半径,拓展发展空间,以包容开放推动共赢合作,构建包容发展的发展共同体。中国的发展增强了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信心。

我国始终坚持开放发展,维护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建立的基于规则、普遍、开放、透明、可预测、包容、非歧视和公平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创新、联动、普惠、平衡和共赢的方向发展。尊重各国自主选择适合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与发展动力,共享发展资源与发展机会,推进区域发展与国际合作共赢。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各个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积极推动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加强互联互通,推动要素充分流动、高效组合和有效配置,推动建设“一带一路”大市场,建设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共同体,推动形成开放型世界经济,扩展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的发展机会、发展平台、发展路径。

总之,中国开放发展的包容性、多边性、共享性、共赢性理念,以及在这一理念下推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以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体”式发展,在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形成新型国际治理格局、塑造新型国际发展秩序等方面发挥了增强信心、辐射带动、稳定推进、有序促进的积极作用,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合作发展的信心源。

(作者:王廷惠 张金霞,分别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教授,广东财经大学2017级国民经济学研究生)

2019.10.29

来源:广州日报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建设,要加强“三农”工作队伍建设,把______ 、______ 、______ 作为基本要求,加强“三农”工作干部队伍培养、配备、管理、使用。

  • A 懂农业
  • B 爱农民
  • C 爱农村
  • D 懂技术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______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 A 实体经济
  • B 共享经济
  • C 虚拟经济
  • D 国民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