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指出：“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用这七十余年前的话诫勉当今一些事务，依旧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地方立法。
也确实，“有的法律条文，逻辑严密、结构合理、层层递进，条文很漂亮，但和实际对不上号，不管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曾指出。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守文也曾表示，我们很多方面的条款，宣誓性的比较多，授权性的比较多，兜底性的比较多，而关于相关权利义务精细的规定还是不够。
此外，有些法律执行不好，效果不理想，关键在于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差强人意，以至实施不得不依赖于层层配套。当配套的法规难以准确把握立法主旨时，就会出现法律效力不断递减的现象。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这是业内人士的表述。而百姓们的话来得更为干脆：“不能被实施，无非一张废纸。”
“我们要的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真刀真枪’，不要中看不中用的‘花拳绣腿’，更不要既不中看也不中用的‘劣质产品’。”广东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源曾直言。
“现在的立法和过去不一样,不管是立新法还是修旧法,还是作出授权决定,都一定要解决问题,要针对问题立法，要通过立法解决问题,要瞄准靶心立法,才能百发百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主任梁鹰指出。
“一部法律的规定有很多，但群众最关注的往往就那么几条；工作中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会不少，实际上关键的问题就那么几个。”吴邦国同志曾经与立法工作者这样交流，起草法条不必拘泥于体例形式，而是要抓住最关键的可有效执行的措施，力争通过立法解决问题。
选择什么样的体例？无论在法学界还是实务界，观点并不一致。有这么一种认识：如果一部地方法规或者条例，篇幅较短，甚至只有一二十条内容，就不够庄重也不够严肃，不像一部法。不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宣告形成后，各方认知逐步收拢：有法可依问题解决后，精细立法被纳入了工作重心。于是，“管用几条制定几条”，日渐堪用。
“管用几条制定几条”，是指在地方立法中，不违背上位法，不照搬上位法，不片面追求体例完美，不贪大求全，根据本地实际，突出本地特点或者民族特色，突出可操作性，规范和调整本地事务，最终成熟几条定几条。
好处在于，把立法的工作重点放在解决关键问题和主要矛盾上，便于集中精力攻坚克难；便于办法和措施在执行中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便于审议更加有的放矢；便于人民普遍地理解和遵守；便于司法者和执法者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更为难得的是，法条一目了然，部门利益无处藏身。
成效最为显著的地方莫过于上海，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制定的《上海市商品包装物减量若干规定》， 12条；《上海市街道办事处条例》，18条；《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干规定》，10条……2000年后，该市立法的精细化脉络愈发清晰：成熟几条规定几条，不贪大求全；法规正文中尽量不抄上位法，而是把上位法全部或有关条款附在正文后，仅作对照参考；针对具体问题，由系统性立法向问题引导立法、立法解决问题方向嬗变，等等。
时至今日，精细化立法究竟走到哪一步了？很难有一个相对量化的评估。不过，一个机关的效能，是从语文上的务实开始的；一个部门的效能，从它的文风上可以看出端倪。地方立法未尝不是如此！
总而言之，无论是“大而全”，还是“小而精”，抑或是“管用几条制定几条”，归根结底，都必须要让每一法条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