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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玉凯:激发社会治理创新的磅礴动能

2018-04-25 09:13 来源:大洋网

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广东工作,并赋予广东“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新时代新使命。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提出有何深意?广东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方面有何优势,着力点又在哪里?记者采访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广州日报: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相较以前提出的“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新增“共治”一词,有何深意?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增加“共治”一词,意义重大。强调共治,意味着更强调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这个强调有其实践背景和理论背景。

从实践背景上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发育程度不断提高,各种社会组织发展非常快,这跟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因为市场化的改革,除了政府和市场主体之外,需要社会组织充分发育,各种社会中介机构、服务机构在政府和市场主体间扮演重要角色。可以说,市场化改革给中国社会组织的发育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行业协会、商会、社团组织、群众组织等社会组织的发展,是社会发育程度提高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随着社会组织不断发育成熟,承担起政府转移的许多职能,在社会治理中就有可能、也有能力扮演重要角色。在社会治理加入“共治”二字,标志着社会组织在市场化改革中越来越成熟壮大,确实能够在社会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

从理论背景上看,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离不开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作用。三者是互补的,不能互相替代。市场失灵时,政府可以弥补。比如,医疗、教育等,市场解决不了公平公正,这些公共问题就由政府来解决。但是,政府很难提供具体化、小众化的个性服务,这时,就需要社会组织提供这些特定的服务。因此,从理论层面上,强调“共治”意义很有必要。

社会治理体系五要素有内在逻辑

广州日报:如何理解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五个要素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汪玉凯:这五个要素是我们过去这些年来,在社会建设中总结出的非常重要的经验。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五个要素的关系不是平起平列的。首先是党委领导,在整个社会建设中,要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绝不能偏离,要在党的领导下加快社会建设的步伐。

二是政府负责,政府每一个部门负责某一方面的经济和社会事务,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民政部、农业农村部、水利部等,这些部门都跟社会治理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都在社会治理中扮演一定的角色。政府在社会治理中要负责老百姓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公共文化、公共体育等,这些都是社会建设的范畴,必须由政府多个部门联手合作起来完成。

三是社会协同,必须由企业、公众、政府机构、社会组织等各方面力量协同配合,社会治理才是相对有效的,才能够降低社会治理成本,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社会治理。

四是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大部分都和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和民生服务关联度高,没有老百姓的参与,社会治理是搞不好的。比如,村民自治,社区自治,都是通过选举出的社区基层组织,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通过这种机制,就能有效提升社会治理的水平。不能大事小事都由政府大包大揽,政府只是在政策制定、导向、资金上给予支持。要有公众的广泛参与,这样的社会治理才是最有效的。

最后一个法治保障。社会治理要在法治框架下实现。社会治理离开了法治的定海神针,矛盾化解也好,社会纠纷解决也好,利益维护也好,就失去了规则,无法可依了。

这五句话有内在逻辑,缺一不可。党的领导是前提,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社会建立有效的协同机制,动员公众广泛参与,最后在法治框架下推进,这样社会治理才是一个良性的过程。

将社会治理创新与技术手段结合

广州日报: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应该如何完善和加强社区治理,或者说社区治理的关键环节有哪些?

汪玉凯:社区是社会治理格局中最小的细胞。中国社会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使社区的作用逐渐凸显。社区能不能治理好,事关重大。

社区治理的关键环节,一是要抓好社区组织机构,保证党的领导、政府的方针政策得以体现和实施。社区的组织机构就是社区自治组织,农村叫村民委员会,城市叫社区,通过选举产生后,在社会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城市化进程很快,社区作用很关键。二是要发挥群团组织的作用。我们有很多群众组织、工会组织、妇女组织等,这些组织应该把触角尽量延伸到社区基层,在维护社区稳定,维护正常秩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三是要把信息资源、管理重心下移到基层,移到社区、村民委员会和镇街,使它们能够有效治理,夯实国家社会治理的基础。

广州日报:在社会治理方面,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创新有哪些?

汪玉凯:这几年,社会治理水平发展很快,成效明显。全国各地在社会治理方面涌现出很多创新,在化解社会矛盾、防范社会风险、解决百姓切身困难、满足公众诉求,维护百姓权益、提供社区公共服务、便民服务方面,有很多经验值得关注。我印象比较深的案例有:

北京东城区在全国最早试点网格化社会管理,目前在全国已经推广开了,包括广州在内,广东有不少地方已经实施。网格化就是将城市管理辖区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成为单元网格,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实现市区联动、资源共享的一种城市管理新模式。随着网格化管理内涵不断扩展,内容不断扩充,服务项目不断增加,在解决老百姓的疑难问题、便民服务方面,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当然,要注意和加强对个人隐私的保护。

广州在全国较早设立了网上办事大厅,上万个行政审批和社会服务事项已经提供了网上受理的服务。市民在网上提交申请后,部门直接对网上的信息进行受理,大幅减少市民去办事大厅奔波,也缓解了窗口压力。佛山市在全国首创“一门式服务”,老百姓无论是办理身份证、出入境证件还是车辆缴费等业务,只需要进入“一个门”,后台通过数据联网,窗口一个工作人员,可以办很多部门的事儿。老百姓再也不用跑很多地方。还有深圳的“马上就办”,这些都是基层治理的创新举措。

不少社会治理创新,都将治理创新与技术手段相结合,值得鼓励。

广东应该积极培养发展社会组织

广州日报:广东要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您认为广东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方面有哪些优势,应将着力点放在哪些方面?

汪玉凯:广东经济发达,市场化观念强,市场意识强,在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上有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而且,广东信息化水平很高,走在全国前列,极大利用互联网技术,构建网上办事大厅,把政务服务中心触角延伸到基层,在一些社区和自然村就能办很多事情,这是广东优势,应在这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要继续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社会治理。

广东是改革开放前沿,具有很强的创新动能,在共建共治共享方面,广东应进一步发挥这方面优势,进一步通过创新服务模式、管理手段,探索新的管理路径,来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提高老百姓对社会治理的满意度。

在社会治理方面,对广东挑战最大的是外来人口多,人口流动性大,广东在进一步发挥基层自治、公众广泛参与方面,应有更大力度。要相信社会力量,通过更多地发挥社会力量,来实现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政府不要过多大包大揽,这样社会治理才有活力,才有生命力,才有持久性。

此外,广东还应该积极培养发展社会组织。尽管广东市场化程度高,社会组织发育程度较高,但是和市场化改革的要求相比,社会组织的规模还不够,还需进一步发展壮大,广东在这方面可以大胆探索,在如何使社会组织更加健康发展、如何为社会组织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方面探索和总结出更多经验,让社会组织真正扮演重要角色。

广报评论员 谭敏

[ 编辑: 苏运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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