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初心担使命

守初心担使命贵在做到“五个要”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以这次主题教育为新的起点,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他强调,必须完善和发展党内制度,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落地落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这次教育确定的主题。这个主题既承载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理念、价值追求和红色基因,也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历史担当和为民情怀;既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动力源,也应当成为新时代每一名党员干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座右铭。初心和使命是辩证统一的,初心回答的是“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这是与生俱来、不能改变的;使命回答的是“为了谁、要干什么、应该干什么”,这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实践要求。初心和使命的丰富内涵集中体现在始终保持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追求,始终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始终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要有“任尔东西南北风”的立场

2018年11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说,“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经历了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必然会有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中国必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化危为机,斗出一片新天地。我们要在“两个维护”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上立场要坚定,是非分明,做到对党襟怀坦白、与党同心同德。坚决抵制和纠正一切偏离“两个维护”的错误言行,敢于驳斥各种有损“两个维护”的“低级红”“高级黑”,绝不以和气代替原则、以妥协换取和谐,绝不能做明哲保身的“好好先生”。

要有“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定力

理论千万条,信仰第一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信仰认定了就要信上一辈子,否则就会出大问题。“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历史是一面镜子,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反对中央红军北上决定,坚持分裂主义错误,率领一部分红军南下,甚至另立中央。结果是,“北上”的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并确定北进川陕甘地区,创造革命根据地,进而发展大西北的革命形势。而“南下”的张国焘,损兵折将,难以立足,最终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南下”和“北上”的不同,不仅是部队行进方向的不同,更是政治方向的分歧。其结果的不同也证明,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

通过深入学习这些历史后,我们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为什么总书记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为什么要求把好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无论处于顺境抑或逆境,无论台上还是台下,无论是青春焕发或者耄耋老翁,都必须始终不渝、百折不挠,信仰一辈子,做坚定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有“以百姓之心为心”的人民情怀

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一以贯之体现到党的全部奋斗之中。回顾党的历史,为什么我们党在那么弱小的情况下能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在腥风血雨中能够一次次绝境重生,在攻坚克难中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管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义无反顾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展主题教育前,专程来到江西于都红军长征出发地,追寻红色足迹,叮嘱大家“我们要饮水思源,不要忘了革命先烈,不要忘了党的初心和使命”,强调“现在我们正走在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要继往开来,重整行装再出发!”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永远铭记人民是共产党人的衣食父母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2018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期间,一位村民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您是我们的好领袖,中国人民的福星。”总书记答道:“谢谢,我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一句句朴实的语言、庄严的宣示,彰显了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理想信念,教育我们要始终做人民的勤务员。

要有“学海无涯苦作舟”的终身学习理念

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好像一个铺子,再开就一定要进货。”这里的“进货”,就是要增强学习本领,这是我们许多干部迫切需要的。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到人口红利的“刘易斯拐点”,从政府公信力的“塔西佗陷阱”到百年梦想的“小康突围时刻”,从国际政治的“修昔底德陷阱”到兴衰治乱的“历史周期律”,面对这些挑战,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答案是,要始终把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行为习惯。只有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才能全面准确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质和核心要义。通过读经典著作来寻根问源、掌握立场观点方法、获取智慧和力量。

要有“为官避事平生耻”的工作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敢于斗争,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敢于担当、敢于斗争,是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干部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进行革命性锻造和推进伟大事业的社会革命中发扬斗争精神,就要有直面问题的勇气、“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豪气、啃硬骨头挑重担的担当、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干劲。

(作者:何良苏,广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

2020.01.23

来源:广州日报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如何补短板强弱项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有高质量的制造业为支撑。广州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从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和短板等因素。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研究显示,近十年来广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与国内主要城市比较,优势并不突出,需要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加快推动广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短板

对2008-2017年广州制造业发展质量的评价显示,广州制造业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近十年来,广州制造业在包含经济实效、结构优化、创新能力、社会价值、国际影响、绿色发展六个纬度的综合发展质量得分以年均21.4%的速度提升,向高质量方向发展的态势不断加强。但对包括广州在内的国内制造业发达城市的比较研究表明,广州制造业发展质量优势并不明显。与国内先进城市比较,广州制造业进一步转向高质量发展存在一些短板:

一是制造业发展效益有待提升。对标国内其他先进城市,广州制造业效益优势不显著。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利润率上看,广州与国内先进城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二是产业结构高端化程度不够。IAB、NEM等不少高端产业尚处于孵化和初步发展阶段,制造业新发展动能尚未形成有效支撑。与国内城市相比,广州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比重不高,对制造业提升的拉动作用还不显著。

三是对外开放优势有待强化,短板效应明显。近十年来,广州制造业国际影响表现趋于平稳,对制造业整体质量提升的贡献有限。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市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比重、规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占工业销售产值的比重等面临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

四是绿色发展质量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与一些城市相比,广州制造业绿色发展质量尚有差距,2018年制造业绿色发展质量排名不靠前。制造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和单位增加值废气排放量仍较重。

从六个方面着力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

广州要提高制造业的发展质量,一是要着力扩大制造业发展规模、增进生产效益,提高制造业发展的经济实效。要做大做强一批本地优势企业,建立重点扶持企业清单,按“一企一策”给予扶持;加大用地供给力度,破解先进制造业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优质项目引进落地的土地制约;实施品牌发展战略,鼓励重点领域企业争创著名品牌,通过品牌建设持续推动扩大市场规模,带动制造业增量扩张;加快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通过改进制造技术和效率提高制造业企业发展效益。

二是要大力发展IAB、NEM等先进制造业,聚焦重点领域,进一步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要加快淘汰技术落后的制造行业,推进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大先进制造业在制造业产业体系中的比重;加快推进发展工业互联网,支持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推动工业企业“上云上平台”,构建制造业智慧化生产生态系统;要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如5G、人工智能、区块链、太赫兹等行业,植根培基,抢占先进制造技术发展先机。

三是加强自主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快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要加强自主创新,统筹各方技术优势,开展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的联合攻关,有效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围绕制造业供应链促进创新,在产品设计、生产、运输、营销、服务的全过程进行产学研协同创新,增加创新性技术成果对先进制造行业发展的支撑能力;实施开放创新策略,与国际著名研发机构、世界500强企业开展实质性技术协作,加快布局建设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准的制造技术创新中心,增强关键共性技术供给。围绕重点产业,吸引国内外相关优势科研院所成立面向应用的研发机构,推进产学研合作,引导企业加强多学科集成创新,促进产业技术升级。

四是要提升利用外资质量,推动企业国际化发展,嵌入国际科技产业链,积极参与国际产能合作,推动制造业“走出去”,全方位推动制造业开放发展。鼓励外资企业建设研发中心、企业技术中心,融入集群创新的重点领域和环节;实施国际产能合作行动计划,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园区共建,推动广州智能装备、工程机械、纺织服装等集群重大装备及优势企业走出去;鼓励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积极与国外研发机构加强合作,或直接收购国外研发机构,提高开放发展的技术含量。

五是依靠“智能+”实现“机器助人”,提升制造业税收贡献能力,着力提高制造业发展的社会效益。通过推动“智能+”将劳动者的灵活性和自动化设备的高效率充分结合,实现从“机器换人”到“机器助人”,赋予制造业新的活力。重点针对广州税收贡献较大的传统优势产业进行改造升级,提升企业发展规模和效益,进一步扩大先进制造业的税收贡献比例。深化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提高“两业融合”水平,改善供给质量,实现差异化竞争,有效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双向提升税收贡献。

六是通过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创新绿色低碳发展模式,深化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深度支持企业开发绿色节能产品,积极推行生态设计,减少物质和能源的消耗,减少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加快推广应用循环经济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鼓励工业园区开展集中供热、土地集约利用、企业间废物交换利用、水的循环利用等,推进制造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建设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园区。挖掘温室气体减排潜力,加强低碳发展及节能环保技术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推广清洁生产技术;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采用先进适用节能低碳环保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构建形成绿色制造业产业体系。

(作者:杨代友,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与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

2020.01.22

来源:广州日报

健全文化产业体系

健全文化产业体系 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当前我国经济处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处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和壮大新动能的重要阶段。理论和实践充分表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有利于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利于拉动居民消费升级、有利于扩大城乡就业和创业,是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保持经济基本面不发生改变、促进经济稳中向好的重要保障。

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是衡量经济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是新兴文化产业按照一定秩序、规律和逻辑组合而成的文化生产有机体,以创意为动力,以内容为核心,以技术为手段,是高技术化和高文化化的统一体。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正日益成为衡量地区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基础指标,成为界定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这就要求我们不论是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还是从推动社会整体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都必须大力培育和加快发展文化产业,进一步构建特色鲜明、结构合理、技术先进、品牌名优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努力使文化产业成为转变发展方式和提高发展质量的重要动能。

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有力支撑。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是具有现代元素的文化产业集成,比传统文化产业业态更先进。其依托区位优势、智力优势和资源禀赋的优势,能够源源不断地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产业支持。特别是在以高科技为引擎、以市场化竞争为基础、以大型龙头企业为主体的现代社会,科技、信息和人才等文化要素,正在丰富和扩充原有的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成为决定经济发展潜力和后劲的重要因素。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是高新技术产业体系的有机组成。文化与科技相互融合,既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也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是深化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需要。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能够使具有文化价值的文化资源转变成具有经济价值的生产要素,推动文化产业结构由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变。从需求结构调整看,当前居民文化消费的潜力还远未得到释放。从供给结构调整看,发挥易与新技术对接、创新应变能力强的优势,拓宽服务消费,加强和改善服务业的供给能力,培育新的文化业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现代文化产业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是满足人们多元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路径。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消费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的主流风尚。消费社会的来临及其所导致的大众对于娱乐性、消费性、益智性、休闲性文化产品的需求,在中国也催生出了一种以工业生产方式制造文化产品的行业,即现代文化产业。

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是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的有效手段。现代文化产业本身既是消费服务业,又是生产服务业。在物质消费疲软的时候,文化产品成为消费热点;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文化产业大放异彩,这充分显示出“反周期调节”的特点。当前全球经济的低迷状态对我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出了更新更迫切的要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产业这种“软实力”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如文化产业发展被喻为“经济危机中的一线曙光”。在经济持续发展和技术迅速进步的作用下,现代文化产业必将与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发生越来越密切的关联,并在全球文化市场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大力发展现代文化产业、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是应对世界经济冲击挑战、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举措之一。

现代文化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力。随着物质产品的日益丰富,人们在消费上越来越注重情感满足、侧重心理需求,文化产品在全社会商品构成中的比例将会越来越大。现代文化产业将可能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支撑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更加深入地思考在经济发展中注入文化因素,借助现代文化产业提升经济素质和运行质量,通过明确思路、突出重点,更加有效发挥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中的作用。  

(作者:刘金祥,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

2020.01.21

来源:广州日报

中国精神 中国力量

构筑中国精神 凝聚中国力量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构筑中国精神、彰显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是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强大动力。

“中国之治”的深厚支撑与文化根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对其文化精神的清醒自觉和守正创新,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更基本更深入更持久的力量。中国之“治”体现中国之“制”,“中国之治”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既明确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提供基本依据,又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工作任务与前进方向,在“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统一中守正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沃土,文化自信使道路更加坚定、理论进一步发展、制度成熟定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具有生命力、说服力,使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有了深厚的文化支撑。

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证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而且需要高质量的文化建设;不仅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需要先进文化的引领。它是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的相互促进和相互交融,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相辅相成和相得益彰。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不仅是从摆脱贫困、解决温饱到实现总体小康、走向全面小康的历程,也是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历程。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动力,也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主题和使命。文化自信的本质是精神独立性、文化主体性、理论原创性。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根基和灵魂。坚持文化主体性,坚定文化自信,是时代标识,也是文化共识,既关涉文脉文运,也关涉国脉国运。

弘扬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中国人民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是这样为了伟大梦想而团结奋斗的创造精神,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五千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进步的力量源泉。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是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要求广泛开展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教育,特别是将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学校教育全过程,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一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集中体现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改革创新、革故鼎新、守正创新,我们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主心骨、凝聚正能量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上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和国内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并存,尤其是网络化、信息化、自媒体使人们思想活动和价值判断的独立性、差异性、选择性、多样性进一步增强。因此,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主心骨、凝聚正能量,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中国是一个有着14亿人口和56个民族的大国。如何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大问题。我们要牢牢把握和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发挥好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决定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创造性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并且在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风雨兼程,70年风雨无阻,我国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富强,从温饱不足走向全面小康,从百废待兴走向伟大复兴。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中国力量创造中国奇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广泛激发了各方面的力量。这是一次伟力凝聚、一次豪迈宣示、一次盛大亮相,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实现中国梦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破局、怎样解局?必须牢记初心使命,把握长期大势,抓住主要矛盾,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善于化危为机,办好自己的事。要把人民放在心上,把使命扛在肩上,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打好三大攻坚战。要勠力同心,砥砺奋进,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创造中华文明新辉煌。

(作者:郭建宁,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0.01.20

来源:广州日报

中国之制 中国之治

“中国之制”是“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

中国共产党如何担负起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给出“中国之治”的行动纲领。

方向决定命运,道路决定前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回答的是“往哪里去”的问题。《决定》明确回答了国家治理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也明确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如果不能坚守根本制度、巩固基本制度以及完善重要制度,就会偏离航道,当然也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准确把握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

所谓根本制度,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起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作用的制度。党的领导制度是最为重要的根本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四梁八柱”中,党的领导居于顶梁柱的位置。坚持党的领导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根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具体构成、行动和体现。所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原则不能丢,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应在党的领导下展开。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以坚定的制度自信不断展现党的领导制度的优越性。新中国成立70年来,正是因为坚持党的集中统一和全面领导,才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统一有效地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和全面领导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

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所谓基本制度,就是通过贯彻和体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等发挥重大影响的制度。基本制度也是覆盖和体现在各领域各方面的。比如,在经济领域,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三大基本经济制度。如何把基本制度的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优势,将“中国之制”转化为“中国之治”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课题。但可以肯定地讲,“中国之制”是“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所在,开启“中国之治”的新境界,归根结底都依赖于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过去,我们所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依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未来,我们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也只能通过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来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越自信、越健全、越巩固,国家治理体系也会越科学和完善,国家治理能力就越强大、越现代化。可以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巩固好已经建立起来并经过实践检验的基本制度。

使“建起来”的制度在实践中“转起来”

重要制度,包括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法治体系、党的建设制度等。重要制度上接国家治理之顶层,下连社会生产生活方方面面之基层,通过具体的体制机制和程序设计,巩固重要制度优势、强化重要制度执行、补齐重要制度短板,使“建起来”的制度在实践中“转起来”,才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之间产生“化学反应”,使国家治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成为惠及民众的制度力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的336项重大改革举措大都集中于重要制度层面。经过5年多的努力,重要制度改革成效显著,重要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制度的守正创新、开拓进取、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有利于把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强大根基、历史伟力和未来功能关联统一,也有利于制度的理论形态和治理的实践形态、制度的历史逻辑和治理的实践逻辑、制度的完善逻辑和治理的发展逻辑内在统一起来。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主题鲜明,绘就了我国的制度图谱,接下来更为重要的事情是通过科学谋划、精心组织,远近结合、整体推进,确保各项制度落地,真正发挥其效能和优势。

(作者:魏传光,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暨南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

2020.01.20

来源:广州日报

广州城市更新

在城市更新中寻找老广州风貌

城市更新,首先是土地利用效益提升,即节约、集约利用城市空间。每一个城市,都有破旧的危房,废弃的厂房,濒临淘汰的落后产业,以及低效率利用的老住宅区。而这些空间,发展潜力很大。广州市政府2018年4月公布的《广州市2018年城市更新年度计划(第一批)》,共223个项目,占地4295公顷,可以整合出相当规模的城市空间。其中更新的方式,有拆除重建,在合理设计、调整容积率、调整产业结构、集约用地方面挖潜;有改善环境和设施,在改变功能、完善条件、增加服务、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方面挖潜等。目前,各地城市更新,在以上方面都高度重视,但一些地方忽略了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历史风貌保存和文化特色彰显。

每个城市都处在特定地域文化背景中,都有其历史文化风貌和文化特色。正是基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和特色,才与其他城市区别开来。城市的文化品位,给城市带来活力,使城市具有魅力。在巴黎,人们可以饱览1000多座著名建筑物,可以在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蓬皮杜艺术与文化中心欣赏高雅艺术展览和表演。在莫斯科,有4200多座图书馆,60多个博物馆,530座电影院,1400个体操厅。这些都是以文化双翼引领现代都市的典范。

同样,在我国很多地方的历史文化资源都显示出强劲的辐射力和长久的生命力。比如,唐代诗人王翰在凉州词中感叹“塞外风沙犹自寒”,如今塞外的敦煌莫高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慕名者跋山涉水前往瞻仰;山东的一座孔庙,使曲阜成为天下文人学子的朝圣之地;沈从文的一部《边城》,使湘西凤凰城的古朴民风为世人所知;一曲“洪湖水浪打浪”,使一片湖乡名扬天下。这些都是文化赋予城市的魅力。

广州是岭南文化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中国近现代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前沿地,自身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而且,改革开放40余年来,让千年古城广州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变化,一个美丽的现代化的广州矗立在世人面前。然而,城市发展的背后也给广州在未来的城市更新中提出更多难题。

诚然,广州在历年改造重建中创造了很多奇迹,如珠江新城、花城广场、广州塔、天河商圈、北京路历史文化街、恩平路永庆坊文化街区、长隆欢乐世界等,显示了广州旺盛的活力。广州在城市更新中,利用旧建筑、厂房改造为创意园,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如TIT、红专厂、琶醍啤酒文化创意艺术区、创投小镇、1978电影小镇等。不过,由于广州是一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老城,在迅猛发展的同时,历史的欠账和遗留问题也比较多。城市治理问题、工业污染问题、道路交通问题、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城乡接合部的管理问题、一百多个城中村改造问题、老旧厂房问题、居民危房问题、高层住宅加装电梯等问题,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此外,现如今不少外地游客来到广州,会将广州塔、长隆马戏作为首选旅游项目,但这些都不足以代表岭南文化、广府文化。北京路有千年古道,但商业氛围浓厚,文化氛围有待进一步提升。永庆坊目前规模太小,几乎完全没有停车场。对比上海豫园、南京夫子庙、成都宽窄巷子、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广州对历史风貌的保护与文化特色的彰显还需进一步加强。

人们到哪里寻找老广州的风貌?在哪里能集中体验岭南文化风情?能否有一个区域,让老广州人、新广州人、国内外游客看到广州本土文化,包括骑楼街景、西关大屋、岭南园林、非遗传承、戏院舞台、老字号、街头叫卖、美食厨艺、私伙局、行花街、节庆习俗、婚嫁习俗……

其实,老广州风貌,岭南文化风情,并不抽象,都可以将景观具象化。上海、南京、成都、苏州能做到,广州也可以做到。广州城市更新正在大面积展开,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在城市更新中更多地注入城市文化元素,将使广州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文化异彩。

城市文化风貌和文化特色,有其源头、背景、发展轨迹和现实显现,应该保存和发展这些人文传承。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必须注重城市风貌的延续,城市文化特色的传承,以及时代变迁中人际关系的重建,以增强市民的自豪感、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

城市更新的目的不是将老城市变为冰冷的、割断历史的、无人文氛围的陌生城市。所以,城市更新的思路、目标和计划编制,必须纳入城市历史文化风貌和文化特色方面的内容。

(作者:李明华,文化学者,博士,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2020.01.17

来源:广州日报

绿色金融

完善政策制度设计 促进“绿色金融”发展

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绿色可持续发展、改善环境、节约资源、应对气候变化所提供的金融服务,主要包括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工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对发展绿色金融作出了明确要求,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发展绿色金融助推绿色发展的决心、魄力和智慧。

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实现绿色金融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海洋强国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中均有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全球产业绿色化、智慧化的浪潮中,绿色金融大有可为。目前我国绿色金融属于政策推动型,试点地区通过给金融机构和企业(项目)一定的奖励或补贴等措施来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如果不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将难以实现绿色金融发展的可持续性。

因此,要进一步创新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要继续大力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并在绿色融资租赁、绿色保险、碳资产质押融资、林业碳汇、湿地碳汇、海洋碳汇等领域创新发展。集聚发展绿色产业,倡导绿色消费,壮大绿色金融需求侧。集聚发展绿色产业,激励倡导政府绿色采购和社会公众绿色消费。通过鼓励购买环境标志产品、“三品一标”农产品、绿色建筑、新能源汽车等绿色消费行为支持绿色产业发展,进而壮大绿色金融需求侧。

完善“责任-压力-响应”与“激励-动力-响应”制度

目前绿色金融“自上而下”的顶层政策推动意愿较强,而“自下而上”的绿色金融供给者和需求者的积极性尚待提升,亟需完善相应的责任机制和激励机制。

一要明确金融机构等主体的环境审查义务责任,完善“责任-压力-响应”制度,形成“硬约束”。“硬法”(硬约束)主要通过完善制定国家法律法规的形式。以绿色信贷为例,国家层面应适时修改《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借鉴美国《超级基金法》等做法,明确银行对项目环境影响的法定审查义务和法律责任。同时,银行的责任应有一定的边界,应规定银行尽职免责的法律责任。银行责任应类似于《公司法》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对公司决策经营管理的“谨慎管理人”义务责任。二是改进补贴激励的方式,完善“激励-动力-响应”制度。以绿色信贷为例,国外做法一般不直接对金融机构或企业补贴,而是对绿色项目/产品(例如绿色建筑、低排放汽车等)评估后,给予绿色项目/绿色产品的需求者/购买者优惠利率进行激励,利率差额由政府补贴。在国家层面上,对绿色信贷还可以规定实施定向降准、降低资本充足率等措施;绿色债券可考虑规定免除绿色债券机构投资者的所得税。

完善绿色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保障绿色金融发展并防范化解风险

一是完善制定绿色企业(项目)的评价标准和绿色金融统计制度。通过标准制度,界定企业(项目)的“绿”与“不绿”,区分“深绿”“中绿”和“浅绿”,有助于绿色金融的数据监测和统计,并加强扶持政策的精准性。

二是绿色金融与大数据、金融科技相结合,完善制定绿色融资主体认定系统。企业(项目)的绿色标准制度制定之后,还需要与生态环境部门、税务部门、大数据管理部门等对接,获取和共享相关企业(项目)的清洁生产、环境处罚、环境信用、科技创新等信息,破解信息孤岛、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三是完善建设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促进金融资本与企业(项目)的对接。通过平台集聚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并发布众多金融产品,有助于企业的选择;通过平台共享融资主体的纳税、用水用电、节水节能、环境保护、诉讼、执行、资产等资料信息,有助于金融机构对企业(项目)的风险审查评估;通过平台企业可以发布融资需求,供多家金融机构评估与竞争。通过线上选择+线下服务模式,提升融资效率和融资服务水平。

四是完善绿色金融信息管理系统,强化绿色金融监管以及风险的防范化解。通过管理系统和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强化绿色金融的事前调查评估-事中管理-事后评价制度,全过程监控。

五是开展交流合作,建设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绿色金融中心。加强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银行集团、欧盟等的合作,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的绿色金融发展规则与经验,建设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绿色金融中心。例如同处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等地金融各有优势和特色,应加强互补合作、协同发展,创新机制体制,联动资金、市场和规则,建设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广深港澳绿色金融走廊,并助力美丽湾区建设。

(作者:古小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广州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

2020.01.16

来源:广州日报

打赢脱贫攻坚决胜战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决胜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当前,脱贫攻坚已到了决战决胜、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教授、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徐祥临教授、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陈鸿宇教授、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罗明忠教授,围绕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为世界扶贫减贫事业提供中国样本、中国经验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脱贫攻坚在我国发展大局中具有怎样的地位?如何认识其对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意义?

魏后凯:全面小康跟大规模绝对贫困二者不能同时存在。这就要求现有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要实现脱贫,贫困县要全部摘帽,要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打赢脱贫攻坚战,它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可以看到,能否打赢脱贫攻坚战,它的影响是全局深远的,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关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要看到,中国减贫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可见,中国减贫对世界的减贫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且这个贡献是得到联合国、得到世界公认的。

徐祥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一个承诺,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它是由我们的国家性质、党的宗旨、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必须完成的任务。其意义在于,它体现了我们党的先进性,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世界而言,我国的脱贫攻坚,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扶贫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样本、中国经验。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如何把握脱贫攻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联系?

魏后凯:实际上,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底线要求,它也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要是区域性整体贫困解决不了,不能打赢脱贫攻坚战,那就不能说实现了全面小康。只有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才有可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也是我所说的底线要求的内涵所在。换句话说,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条件,也是它的一个基础。只有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我们才有可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陈鸿宇:从理论逻辑看,全面小康,既包括人群的全面,还包括领域的全面。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不能有的人小康了,有的人没小康;不能一些地方小康了,一些地方没小康;不能从事非农产业的小康了,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没小康。所以,全面小康的题中应有之义,本就表明脱贫攻坚是其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从实践逻辑看,全面小康有它一系列的成体系的具体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指标,包括经济、社会、环保等指标。要达到这些指标,要实现全面小康,其中最大的影响因子或者说最明显的短板就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特别是绝对贫困地区和绝对贫困人口。因此,这要作为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重点来抓。因此,我们必须要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

罗明忠:全面小康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关键取决于脱贫攻坚战能否打赢。首先,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不解决此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无从谈起;其次,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最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全面改善人民生活,蕴含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需要脱贫攻坚。只有脱贫攻坚目标如期实现,解决好贫困人口生产生活问题,满足贫困人口追求幸福的基本要求,才能凸显全面小康社会成色,让人民群众满意、国际社会认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前景如何?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气、信心、力量何来?

魏后凯:经过这些年脱贫攻坚的实践,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从当前的脱贫攻坚进程看,按照现在的推进速度,根据中央和地方投入的力度以及社会参与程度,我认为到2020年底,要实现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脱贫的目标,应该是有保障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个任务还是相当的艰巨,还有很多的短板需要我们去弥补,还有很多薄弱的环节需要我们去加强。

罗明忠: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一定能够实现。从贫困现实看,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减贫人口超1000万,2020年的贫困人口只余下不到660万,数量已经大大减少;从经济发展看,目前我国经济虽然面临不少挑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仍然保持稳定健康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从政治层面看,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扶贫问题,扶贫理念得到更新,扶贫干部得到锻炼,众志成城,打赢脱贫攻坚战有坚实的政治基础;从社会层面看,我国现代化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社会和谐稳定,脱贫攻坚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打赢脱贫攻坚战有良好的社会基础。当然,我们也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剩余的还未脱贫的人口虽然数量不大,但难度更大,需要汇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和智慧攻克难关。

做好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机衔接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当前,脱贫攻坚进入倒计时、关键时刻。在您看来,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当前的关键或者说重点是什么?又要注意哪些问题?

魏后凯:2020年,我们要实现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目标,重点是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剩余的贫困人口要实现脱贫,还没摘帽的剩余的贫困县要摘帽。首先就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二是要巩固我们的脱贫成果,要防止已脱贫的人口返贫,还要防止新发生贫困人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高我们脱贫的质量,增强脱贫的可持续性。这要求,两个方面要统筹协调起来,既要两手抓,还要两手都要硬,既要解决现有贫困问题,同时还要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

同时,在脱贫攻坚工作中要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要真脱贫、脱真贫,要使脱贫没有水分,防止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等。这意味着,要严格脱贫的标准,既不能降低标准,也不能拔高标准。二是脱贫的可持续性问题。比如,有些地方已经脱贫了,但缺少产业的支撑;有些地方的农民主要是靠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有的地方高度依赖财政的转移支付的收入,等等。因此,要提升脱贫的可持续性,就要建立一个长效机制,也就是说,农村应该建立一个富民产业、扶贫长效产业。只有农村有产业支撑,才有就业岗位,才有就业机会,才能为农民的持续稳定增收提供坚实的支撑。

徐祥临: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做好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机衔接,解决长期的相对贫困问题。2020年可以看作一个过渡年,是将当前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大局结合起来,之后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新阶段。接下来,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然后为下一步把整个农村、农民的发展问题解决好,需要加以研究。

陈鸿宇:我认为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在思想上要把握好标准,要把牢质量。要以高质量脱贫作为我们整个脱贫攻坚收官之年的一个工作主题,其重点在于补齐短板,形成可持续的脱贫机制,要防止返贫,不降低也不拔高标准,靠质量说话。第二,要重点攻克发展进程中的那些坚中之坚、困中之困,特别是连片的、重点的、边缘的一些贫困区,如一些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一部分纯农业(纯农牧、纯林、纯渔等)的乡村地带,像这样的地方要重点关注,帮助他们找到发展出路。第三,要加快补齐短板,将“两不愁三保障”落实到位。要让贫困地区、贫困村基层治理、基层党建、人居环境改善等各方面做得更好,补齐短板。

罗明忠:当前的重点是精准扶贫的再具体和扶贫政策的再优化。必须关注以下问题:一是干部群众要避免放松懈怠;二是如何进一步精准识别贫困人口,要对这些群体的致贫原因进行精准识别,为扶贫政策优化提供依据;三是扶贫政策的进一步优化,减少一些不匹配的政策,集中主要资源打赢脱贫攻坚战,要根据贫困人口的特点精准分类、精细施策,坚持贫困人口自主脱贫、帮扶脱贫和社会兜底等多措并举,尤其是要激发其脱贫的志向。

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必须久久为功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如何理解其内涵及意义?

魏后凯:反贫困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当我们解决了现有标准下的绝对贫困问题,往后走,中国的反贫困将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解决相对贫困。相对贫困是一个相对概念,它可能是长期存在的。所以,才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个人认为,2020年以后,我们的反贫困政策要实现三转变:一是从绝对贫困治理到相对贫困治理;二是从收入贫困治理到多维贫困治理;三是要统筹城乡贫困,从超常规的脱贫攻坚转向常规性的贫困治理。所以,这就要求一定要建立一个减少相对贫困(其中既包括农村贫困也包括城市贫困)的长效机制。

陈鸿宇:要解决相对贫困的问题,其实是对我们脱贫攻坚这项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是一个更系统更长久的一项复杂工程,必须久久为功。社会前进发展,相对贫困的标准也不断变化,因其标准是动态的,所以工作难度更大,时间很长,对我们来说是一场持久战。并且,因为有各种客观的外界原因,如疾病、自然灾害等,它意味着导致贫困的根源可能是永远存在的。

还要看到,解决相对贫困它关系到很多方面,关系到我们要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长远发展目标,关系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关系到城乡二元结构能不能逐渐被化解,并且逐渐实现城乡融合,最后关系到能否走向共同富裕。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都要求做好长期作战的心理准备、物质准备和组织准备,因此就必须建立长效机制。为此,我们要坚持“三个不变”,即扶贫攻坚的机制不变、力度不减、队伍不散。

罗明忠: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以绝对贫困为标准的,并不意味着我国不存在贫困问题了,事实上相对贫困问题仍将长期存在,这就需要建立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与绝对贫困相比,相对贫困具有人口基数大、贫困维度广、致贫风险高等特点,也在持续增收、多维贫困、内生动力、体制机制等方面面临诸多难点,是一项需要长期持续攻克的难关。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包括贫困人口返贫防范机制和动态脱贫机制,其核心是缓解和缩小城乡差距,根本在于基本制度的建立。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是彻底解决我国贫困问题的重要路径,对于应对2020年之后的贫困问题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关键要提高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未来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您认为重点要做好哪些工作?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着力?

魏后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其实就是脱贫的可持续性问题。所谓脱贫,首先要增加贫困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这一点很重要。其实,教育扶贫、保障扶贫等工作,都是为了增加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同时,还要有产业支撑,实现稳定的就业,增加收入来源,实现产业富民。此外,要通过深化改革,拓展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形成稳定的、多元化的农民增收渠道。这涉及如何把资源变成资本进而转化成财富,打通资源转变为财富的渠道的问题。

徐祥临:未来要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不断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最根本的是要解决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问题。不再依靠输血、帮扶的办法,更多地依靠农村农民的内生动力来解决发展问题。要让他们自然而然地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共享现代化的发展成果,而且发展成果的获得不是依靠别人给予,而是通过他们自己奋斗出来的。

将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说到底是要把党中央对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落到实处。为此,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这是解决长期相对贫困问题,激发农民内生动力的一个根本的制度设计。而且,将农民组织起来,一直以来也是我们党的一项看家本领。之前,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这两个条例,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把农民的力量凝聚起来。要建立一个长效机制,其切入点说到底,就是要发挥我们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然后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掌握进入市场的主动权。

陈鸿宇:当前阶段的重点是要走向开发式扶贫。要通过开发式扶贫跟我们的乡村振兴战略,特别是其中关于产业兴旺的要求结合起来。所以,要始终坚持抓产业,以产业为基、以产业造血是我们下一步解决相对贫困的最根本的或者说首要的要求。不可能一直靠输血,而只有有了产业才能有开发,才能真正提供造血功能。并且,开发式扶贫靠产业,它也体现了政府主导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相结合的基本方向。当然,各地发展产业要因地制宜,一定要由市场来配置资源、跟着市场走,同时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罗明忠:未来的脱贫工作要聚焦于返贫防范机制、脱贫模式持续性、精英人才注入和社会总动员等四方面的工作,以增强贫困人口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首先,建立脱贫返贫防范机制。要从根子上保证贫困户脱贫而不返贫,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根据乡村振兴“20字”方针的要求,以产业振兴让更多的群众就近就地实现更高质量的创业就业,依靠自身的努力摆脱贫困实现生活富裕。其次,脱贫模式持续性。既往脱贫工作中涌现出了多元的有效的脱贫模式。脱贫非一天之功,匹配的模式要实现脱贫的可持续。再次,精英人才注入。要让更多有一技之长、愿意发展农村、热爱农村、熟悉农村的人才扎根农村,培育更多高素质的职业农民,为实现脱贫的可持续奠定坚实的基础。最后,社会总动员力量的维系。要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参与扶贫及脱贫救助机制,解决好相对贫困、潜在贫困和返贫贫困群众的综合性帮扶工作,构筑具有时代意义的综合性保障机制。当然,在对口扶贫中也要明确双向责任,最为根本的是要激发贫困地区政府和群众脱贫的决心、信心,最大限度避免社会排斥现象,让贫困地区和群众最终实现自我脱贫。

文/广州日报评论员 张冬梅

受访者/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徐祥临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创新工程即高端智库“深化农村改革”项目首席专家,三农问题专家;陈鸿宇 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长期从事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理论研究;罗明忠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决策咨询重点基地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执行主任

2020.01.15

来源:广州日报

营商环境3.0改革

营商环境3.0改革的广州路径

在全球化和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一个经济体的高质量发展,要以世界繁荣发展作为本金,为世界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世界的货币选票为之投出信任票。世界的货币选票,决定着该经济体能不能实现美好生活,能不能实现“为人民谋幸福”。可见,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就是要具备为世界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其中的关键词是“更好”。这一能力的终极根本是才华,抑或说,是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讲的“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能力。该经济体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否“更好”,货币选票说了算。货币选票的投票过程,就是才华折现的过程,就是才华获得收入流的过程。

营商环境是“才华折现”的推进器

一个经济体的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能否实现全球化“融智”和全球化“融资”,吸引全世界的才华汹涌而来,具体表现为高端要素集聚;二是才华集聚而来之后,能不能充分发挥出来,能否真正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能否真正实现才华自由高效地折现。这是该经济体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所在,其具体表现就是该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就是才华折现的助推器。抑或说,营商环境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综合反映,只有高质量的营商环境,才可能有高质量的才华折现过程。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广州就是要成为一座基于全球视角的才华折现之城。在这一过程中,广州要从国家中心城市迈向国际大都市。这一定位的宏观背景是,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期,全球经济结构大转型,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和国际定位必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引起这种大变革的动力来自于中国重回世界经济中心地位,更来自于实现伟业宏图的激情与理性。基于此,广州城市发展的路径是:沿海之城→大国之城→大洲之城→世界之城。目前广州处于大国之城向大洲之城迈进过程中,出现世界之城的雏形。未来,广州如何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基础设施、资本、产品和服务连接沿线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构建国际经济合作走廊,进行价值链与产业链的全球布局,极其重要。

在迈向基于全球视角的才华折现之城过程中,广州要从城市治理迈向全球治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的背后是世界体系变迁中文明赶超的过程。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是以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之间的相互赶超为主线展开的。实践表明,文明的危机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危机,文明赶超的背后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赶超。未来时期,广州成为世界中心城市,其城市治理必然迈向全球治理,即广州要为中国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贡献,要处理好治理体系顶层设计所体现的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互动关系。

打造让才华自由折现的市场

才华折现之城的宏大愿景蓝图,需要回到营商环境的初心。近日,广州迈出新步伐,在加快落实《广州市推动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出新出彩行动方案》的基础上,贯彻国家《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制定印发《广州市对标国际先进水平 全面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深入实施营商环境3.0改革。从1.0改革到2.0改革、3.0改革,广州进行了极其重要的理性科学探索。

广州营商环境3.0改革的核心是吸引全球的才华(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着力塑造才华的高质量折现器。这个高质量折现器是市场。市场,就是一个相互打工的世界。一个人为社会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市场的货币选票决定他(她)的收入流“有或无”与“多或少”,决定着他(她)有多少“别人为我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决定着他(她)的美好生活。可见,市场是才华折现的地方,让才华自由地折现是市场的职能。

才华能否自由地折现,就是在纷繁复杂的市场体系中,尤其是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供给和需求能否尽快地相遇:如果能够尽快相遇,生产者和消费者你情我愿地完成交易,各自实现了最大化目标;否则,才华折现就受到了阻碍,美好生活就受到纷扰。广州营商环境3.0改革的关键词之一就是“快速”,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深化改革,推进“四减一优”(减流程、减成本、减材料、减时间、优服务)。从营商环境1.0改革到2.0改革、3.0改革,“数字”的变化极其显著:跑动次数不断减少,办事时间不断缩短,办事效率越发提升。

广州营商环境3.0改革,精准地回应了大变局中亟待寻求突破的时代命题:为什么很多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的总部当初会选择广州?当初跨国企业主要基于成本节约考量,广州的条件恰好与这一需求相匹配:土地成本低;基于政策优势的“孔雀东南飞”,使劳动力成本低。而到了今天,跨国公司主要着眼市场拓展考量,如何更好地与这一需求相匹配,广州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这需要根据市场大势的变化,认真研究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变化,需要一一考察:具备哪些条件?不具备哪些条件?哪些可以通过努力具备?哪些是不可能具备的?只有通过一一匹配分析,才能找出打造营商环境问题的关键,才能有的放矢。这好比进行对人体的X光透视,从细节入手,找准问题,抓实而非务虚。广州营商环境3.0改革,从五方面提出26条改革任务、82项改革举措,其实质就是对市场这个才华的折现器进行了全面透视,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精准治疗。经过精准治疗,一个高质量的才华折现器将更好更快地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广州营商环境3.0改革,回答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千年之问: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到底如何。在经济社会市场化转轨进程中,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边界在何处?市场的边界在何处?是政府主导,政府替代市场?还是市场主导,政府无为而治?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主导认知理念。然而,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逐步推进,人们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知,逐步超越“替代”理念,演进到“互补”关系:政府与市场应该握手,政府的职能在于增进市场,完善市场功能与丰富市场体系。广州营商环境3.0改革坚持以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为导向,着力提升政务服务市场主体满意度,其实质是政府增进市场,政府推进市场这个才华折现器的高质量发展。

当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塑造“才华折现之城”的广州样本,需要从这一刻行动起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作者:刘金山,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0.01.14

来源:广州日报

广州产业新优势

以“定制经济”构建广州产业新优势

近日,广州荣膺联合国工发组织的一项重要荣誉称号——全球定制之都,这标志着广州定制行业作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代表,受到了国际的高度认可,也标志着广州在全国领衔打造了一个新优势业态——定制经济,这对于整个时尚产业、消费经济尤其是定制行业来说,将是一个全新的发展机遇。随着居民收入持续提高、互联网普及及消费理念的转变,消费模式逐步从传统的从众型、排浪式消费趋向个性化、定制化消费,定制式匹配消费、线上线下互动式消费更加突出,个性时尚等新兴消费不断涌现,定制市场高速扩展,可定制产品服务越来越丰富。在这一背景下,大力发展定制经济,擦亮“全球定制之都”名片,成为促进制造标准体系升级和提升“广州制造”美誉度的必然之选,对广州发展实体经济,破除无效供给,培育创新动能,降低运营成本,推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广州定制经济的优势与不足

目前,广州在定制经济领域已形成两大优势行业:家居定制和服饰定制。据统计,截至2018年底,定制家居类上市企业共9家,而广州的企业就达4家,几乎占“半壁江山”;同时,全市从事时尚服装、珠宝、皮具、箱包类的定制销售、研发、设计、制造及其上下游企业达700多家,也形成了全国最大的服饰定制产业集群。此外,在设计定制服务领域,广州构建了国家、省、市三级工业设计中心创新能力建设体系,已培育出5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但从进一步提升能级的角度看,广州在定制产业培育发展上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与不足。

一是支撑“广州定制”的标准体系尚不完备,定制行业缺乏标杆高度和标准引领,在汽车、家电、皮具、智能制造等领域缺乏国际化认证,某些定制领域已有生产标准,但缺乏服务标准。

二是缺乏最新前沿技术的强力支撑,我市许多定制企业前身主要从事家具、服饰、皮具等传统产业,本身不具备强大的技术开发力和技术储备,需要对接外部的新技术应用,如3D打印、虚拟现实、5G应用场景等。而广州这类公共服务平台和技术支持还有待加强,使定制企业在适应“传统产业智能化、时尚产业科技化、科技产业应用化”的产业新趋势上存在现实短板。

三是产业布局有待完善。目前,在广州周边城区如白云、花都、 番禺、黄埔等区域,依托早前布局的制造业基地,已形成一批规模化个性定制生产基地,如白云的家居定制产业集群、番禺的珠宝定制产业集群等,但定制经济的发展更需要研发设计,需要展示体验,需要信息发布与活动烘托,尤其需要产业生态的营造,而广州中心城区尚缺乏这类总部型、体验型产业发展平台。

四是优势领域不多,与“全球定制之都”尚有较大差距,目前,广州真正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定制产业主要局限于家居这一传统领域,初步形成了欧派、索菲亚等一批国际知名度较高的市场品牌,而在服饰乃至更高端的汽车、家电、智能装备等制造业领域和专业服务领域(如设计、医疗、健身等),尚未形成较成熟的定制服务模式和较高知名度的市场品牌。最后,缺乏精准有效的扶持政策,特别是在支持定制企业的科技创新、人才培育、平台建设、土地利用等政策上尚缺乏力度。

聚焦打造“广州定制”的四点建议

未来,广州要增强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功能,推动“四个出新出彩”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必须努力在已有“广州服务”“广州价格”“广州制造”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打造 “广州定制”“广州标准”,重点围绕规模化定制示范产业集群及示范企业建设、示范园区和平台建设、工业互联网赋能等主要任务,着力打造世界先进、国内领先的规模化个性定制产业创新策源地、应用示范地、产业集聚地。为此,对照广州先进制造业强市推进大会的精神与要求,考虑从以下方面加大扶持定制经济的发展。

一是加大标准体系的完善与推广。在已有家居定制的国际标准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各定制行业推出服装、皮具、珠宝、汽车、家电等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整体标准,最终形成能够获得行业和国际认同的“广州定制”生产与服务标准化体系。以政府为主导,通过电视、报纸、新媒体、消费者教育等渠道和机制,加大各类定制标准的推广与普及,着力策划、扶持并唱响“广州定制”金字招牌,将“广州定制”推广至全国乃至全世界。

二是强化定制产业的技术创新支持。个性定制产业依托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通过个性化设计、柔性化生产、智能化服务满足用户个性需求。为此,政府要支持、引导相关机构在定制行业领域内谋划建立更多公共性的制造业创新中心;同时,支持定制企业申报高科技企业、创建研发设计中心,促进传统产业与科技融合发展;适应5G新时代,鼓励企业研发5G应用场景。为进一步解决科研成果转化问题,科技主管部门可牵头联合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高校等技术力量,设立重大科技专项,有效解决定制产业技术产业化问题,整体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三是优化布局,规划建设总部型定制产业载体。针对短板和不足,建议在城市中心城区或主要商务区内推进一批总部与体验中心建设,在越秀、海珠、天河、荔湾等中心城区,策划打造集研发设计、展示体验、信息发布、文化艺术、销售管理于一体的规模化个性定制企业总部经济产业园,积极推进琶洲定制家居总部大厦建设,精心打造建好越秀友谊酷都广州时尚定制中心,通过空间升级、活动策划、资源导入、运营保障等四大路径,对备选定制产业载体或园区进行提质增效。

四是优先提供产业用地,出台积极有效的扶持政策。根据广东省定制家居协会预测,2019年定制家居行业企业在广州及附近的工业用地需求将达到2000亩,面对高速增长的用地需求,政府应予有力的用地支持。同时,针对产业园区前期运营困难成本较高的现实,各级政府应对园区前期运营提供政策支持,参照广州3D打印产业园的经验和做法,考虑给予定制产业园区各项政策支持,包括政府提供挂牌支持、对场地建设运营的补贴、对招商引资的支持、给予新企业入驻的奖励等,保障产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张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广州城市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2020.01.14

来源:广州日报

民营企业改革发展

为民企活力充分迸发提供有力支持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2019年岁末出台,这个纲领性的重要文件,明确把“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让民营企业创造活力充分迸发”列入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指导思想。随着《意见》的实施,中央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必将为我国民营企业活力充分迸发提供源源不断的制度红利。

民营经济是推动经济发展与改革的重要力量

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不断提升。经过40多年的迅速成长,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推动我国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直面国内外市场,在民族品牌打造、科技研发创新、丰富市场供给、造福社会民生等方面,作出了不可或缺的重大贡献,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不断提升。

广州作为我国一线城市中历史悠久的老城市,民营企业的发展有着很强的历史基因,构成广州经济发展韧性的一个基本条件。广州民营企业具有数量大、行业覆盖面广、在制造业与民生服务行业优势突出、在高科技行业领域实力迅速崛起等特点。这与广州市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并取得企业普遍好评有密切的关系。2019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家评价调查报告》,以民营企业主观评价为主要依据,反映广州市在全国主要城市营商环境综合排名中位居第一。从政府的政策支持到社会营商文化的包容,广州构建了适宜民营企业成长的一方沃土。而民营企业发展的积极态势,又对广州整体的改革发展,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东,期间专程在广州调研了一批创新型高新技术民企,明确指出:“民营企业对我国经济发展贡献很大,前途不可限量。党中央一直重视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一点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创新创造创业离不开中小企业,我们要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这为广州乃至全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增强了坚定发展的信心。

民营企业需要以平等发展的营商环境为保障

实践已经证明,国计民生既需要公有制经济,也需要非公有制经济,二者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缺一不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一再强调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毫不动摇的。

但是,民营企业在现实中的确也遇到了某些障碍或困难。例如,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有人发表一些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干扰和危害党的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影响社会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信心和行动;又如,民营企业遇到的若干制度性或观念性的障碍依然存在,准入难、融资难、回款难、中标难、维权难、转型难等一些发展中的困难、前进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仍然困扰着民营企业,包括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某些地方的国企在招标中存在排挤其他民营企业的问题,甚至一些深受市场欢迎的民营高科技中小企业,也遭遇到被拖欠回款而制约这些优质民企发展等问题。这些问题,有的与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党和国家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发展的大政方针认识不到位,工作中存在不应该有的政策偏差有关;有的与市场竞争中某些产权关系不平等或某些大企业对于中小微企业采取不平等竞争手段有关;有的与自身主观原因或受发展短板制约等有关,是多重矛盾问题叠加的结果,需要有顶层设计且具有强烈针对性的制度安排。

因此,这次中央《意见》的出台,围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出紧贴实际的组合举措,进一步体现了中央对民营企业实情的充分体察,体现了中央坚定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志,体现了中央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决心和行动。

以更完善的措施增强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支持和帮助

这次颁布的《意见》,为民营企业的活力迸发提供了更完善的支持和帮助,我国民营经济的整体发展将获得更大的制度红利,广州应进一步与《意见》对接而再创新优势。

首先,要加深对民营企业发展的认识,从夯实基本经济制度的政治高度,从社会经济领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升的高度,切实尊重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根据《意见》所强调的,要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确保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所以,各级政府和部门要提高认识,按照总书记提出的“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的要求,毫不动摇地认真贯彻包括本次《意见》在内的党和国家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一系列大政方针。

其次,要采取多种举措,结合本地实践,使《意见》有效落地,使民营企业发展获得实实在在的支持和帮助。一是落实好中央提出的开放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的更多领域,特别是传统上垄断性程度较大的领域,公平引入民营企业平等参与,这既是营商环境公平性的要求,也是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安排的要求。二是落实好财税与金融政策,要充分体现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要发挥好政府作用,体现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对中小微企业的定向支持,从而保障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和民生需求的实现水平。三是从制度层面,依法依规进一步明晰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法治保障,包括清除对民营企业市场进入及运营的各种不合理的壁垒,依法保护民营企业的产权和运行秩序,健全执法司法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机制等。

再次,要在支持民营企业正常运作的同时,基于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完善陷入困境的优质企业的救助机制。民营企业救助机制的提出,是因为民营企业绝大部分属于中小微企业,或者说,市场上中小微企业的绝大部分属于民营经济范畴,而政府与市场的“两只手”功能的区分,在于市场总体是扶强的,而政府为维持公平竞争秩序,为保障民生和就业,必须更多关注中小微企业的生存与活力。各地可以通过经济的、法律的和部分行政手段的组合,构建可操作的优质企业救助条例和方案,使民营企业中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受市场欢迎的企业,在遇到暂时困难时获得有效救助,促进优质民营企业更好克服困难,健康成长。

(作者:董小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广州国际商贸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2020.01.10

来源:广州日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生动实践

我们党是一个有着9000多万名党员、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党,是一个在14亿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自身建设历来关系重大、决定全局。

“这次主题教育是新时代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生动实践。”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充分肯定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取得的主要成效,对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和使命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指导性。

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从去年5月底开始,主题教育自上而下分两批进行。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各级党组织有力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投入,人民群众热情支持,整个主题教育特点鲜明、扎实紧凑,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重大成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高了知信行合一能力;思想政治受到洗礼和锤炼,增强了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精气神得到提振,推动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积极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问题,强化了宗旨意识和为民情怀;深入进行清正廉洁教育,涵养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重点抓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消除了一些可能动摇党的根基、阻碍党的事业的因素。对此,广大群众充分认可,党内外积极评价。

变化是最扎实的答卷,事实是最有力的证明。这次主题教育,促进了全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为我们党统揽“四个伟大”、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有力动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这次主题教育,总结历次党内集中教育经验,对新时代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进行了新探索、积累了新经验。一是聚焦主题、紧扣主线;二是以上率下、示范带动;三是有机融合、一体推进;四是紧盯问题、精准整改;五是严督实导、内外用力;六是力戒虚功、务求实效。这些新探索和新经验,其重大意义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显现出来。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存在的问题。比如,有的领导干部理论学习不深、不透、不系统,学用脱节,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推动工作的能力不足;有些问题的整改还没有到位,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破解;有的基层党组织建设还比较薄弱,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机制还不够健全顺畅;有的地方仍然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增加基层负担,等等。群众最担心的是教育一阵风、雨过地皮湿,最盼望的是保持常态化、形成长效机制。我们要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真正落到实处。

不忘初心方能行稳致远,牢记使命才能开辟未来。我们党一路走来,成就举世瞩目,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今天,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让初心和使命在广大党员、干部内心深处铸牢、在思想深处扎根,我们党就能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不断凝聚起引领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文/人民日报评论员

2020.01.09

来源:人民日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胜高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

昨日,中共广州市委十一届十次全会闭幕。全会深入总结了过去一年广州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步,对2020年广州改革发展各项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刚刚过去的2019年,在回溯中尤显不凡。在这个喜庆的年份,全市上下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推动广州各项事业又迈上了新台阶。思想武装“引”的导向更加鲜明,管党治党“严”的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发展“稳”的态势持续巩固,改革开放“闯”的精神充分彰显,城乡环境“优”的品质显著提升,民主法治“进”的步伐坚定有力,城市文化“特”的魅力历久弥新,社会建设“实”的成效广惠群众。这些成绩的取得,使我们深信:只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才能锚定航向,只有坚定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才能走对路子,只有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才能破解难题,只有实干担当才能开创新局!

光阴流转,勾勒新的年轮,召唤新的进发。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越是关键时期,越要砥砺奋进;越是决战决胜,越要勇往直前。这次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广州当前的形势任务,进一步明晰了广州发展的前进方向,对奋力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吹响了以新担当新作为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进号角。全市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安排上来,进一步提升精气神,老老实实、踏踏实实、扎扎实实推动全会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落细,坚决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强高水平治理,创造高品质生活。

夺取伟大胜利,要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全面小康曙光在前,亦重任在肩。2020年是跋山涉水的关键一程、漫长奔跑的冲刺阶段。全市上下必须清醒认识当前形势,必须牢牢把握前进方向,进一步坚定信心、凝聚共识、乘势而上,以居安思危的政治清醒、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继续抢抓广州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更有定力、更有节奏、更有章法地把广州发展推向新高度、新境界。

夺取伟大胜利,要进一步苦干实干。“上士闻道,勤而行之。”落实全会任务,工作千头万绪,任务繁重复杂。从深化营商环境改革到加快打造“一区三城十三节点”,从再拆除违法建设4000万平方米到全面消除城乡黑臭水体,没有哪项工作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狠抓落实的鲜明导向,聚焦工作重点,突出问题导向,增强能力本领,脚踏实地、只争朝夕地干起来,在“四个出新出彩”的主战场,在“双区驱动、双核联动”主阵地,在重大斗争第一线,在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争做闯将,争做奋进者、搏击者、攀登者,苦干实干,奋勇向前。

夺取伟大胜利,要坚定不移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高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把管党治党作为最根本职责,旗帜鲜明讲政治抓政治,持续强化思想武装,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坚持完善“令行禁止、有呼必应”党建引领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把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为广州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决战决胜之年要有决战决胜之精神状态,攻坚克难之年要有攻坚克难之毅力韧劲。全市上下将一起拼搏奋斗,一起追梦圆梦,在大有可为的舞台,以大有作为的劲头,决胜高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加快建设具有独特魅力和发展活力的国际大都市,在全省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当好“两个重要窗口”中勇当排头兵!

文/广州日报社论

2020.01.08

来源:广州日报

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所在

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党的领导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统领地位,并提出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这一重大部署,既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又抓住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和根本所在。

坚持党的领导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的领导,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先进成熟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才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同时,坚持党的领导,也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回顾中国近代以来从“百年沧桑”到“百年复兴”的历史轨迹,可以清晰看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这也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中得出的最基本结论。

坚持党的领导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和根本之所在。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四梁八柱中,党居于“顶梁柱”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如果出现了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不仅我们确定的目标不能实现,而且必定会产生灾难性后果。

由上可见,无论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相贯通的逻辑来看,还是从国家治理的逻辑来看,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必须做到“两个维护”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首先必须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和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核心,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一个政党走向成熟,也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是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践中自然形成的,是党心、民心所向,是党、国家之幸,是人民之福。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保证全党令行禁止,形成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的整体,这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必然要求。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还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党、一个国家,没有集中统一,没有党中央坚强领导,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是不行的,是不可想象的。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绝不是一般问题和个人的事,而是方向性、原则性问题,关乎党性,关乎大局,关系党、民族、国家前途命运。为此,要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确保全党团结一心、步调一致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具体而言,做到“两个维护”就必须切实增强“四个意识”。这是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思想基础。“四个意识”统一于核心意识这个关键环节,统一于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实际行动。“四个意识”统一贯彻才能确保方向和立场正确坚定,确保局部和整体协调一致,确保全党集中统一和队伍整齐有力。增强政治意识必须始终保持坚强政治定力,着力打牢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思想根基;增强大局意识必须始终坚持“四个服从”,牢牢把握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基本原则;增强核心意识必须始终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紧紧抓住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本质要求;增强看齐意识必须始终向党中央看齐,切实强化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责任担当。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必须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必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而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充分发挥离不开科学完备的制度保障。

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制度建设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为了将党的领导体现到国家治理的各方面,体现到国家政权的机构、体制、制度等的设计、安排、运行各环节之中,确保党的领导覆盖各领域和更加坚强有力,在坚持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体制机制上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探索。比如,健全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重大工作的体制机制;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保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对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进行系统性、整体性重构;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等。这些探索为下一步继续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未来,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要从构成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六个基本要素上着力。

一是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这是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的基础和前提。建立这一制度就是为了推动全党恪守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永远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

二是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完善这一制度就是为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实现全党团结统一、行动一致。

三是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这是对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地位的准确界定,也是党发挥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的要求。健全这一制度就是为了把各方面力量协调起来,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增强合力,高效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四是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这是党的领导的根本目的和根本方式。健全这一制度就是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人民治国理政,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五是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决定治国理政成效。健全这一制度就是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全面增强党的执政本领,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六是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全面从严治党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的根本保证。完善这一制度就是为了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党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作者:朱孟光,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和党建教研部副教授)

2020.01.07

来源:广州日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为“十四五”规划和第二个百年目标打好基础的年份。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经济工作的六大任务,要用新发展理念统领经济工作,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确保圆满完成任务。

新发展理念是经济工作的指挥棒

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诸多约束,比如,资源环境、人口老龄化、金融风险防范等约束。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阶段的发展是以新发展理念推动的高质量发展,要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各种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上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发展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新发展理念包括五个维度,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发展理念关系发展全局,要把贯彻新发展理念作为检验各级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尺度。新发展理念是经济工作的指挥棒,符合新发展理念的政策要坚持,不符合新发展理念的政策要调整。要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重大政策出台和调整要进行综合影响评估,切实抓好政策落实,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目标是重合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指发展水平,“全面”指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

打好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的难点和重点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一场硬仗,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硬仗中的硬仗。深度贫困地区的特征有: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于一体,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社会发育滞后,生态环境脆弱和经济发展滞后等。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完成,要集中兵力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政策、资金重点向“三区三州”,即西藏和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甘肃临夏等深度贫困地区倾斜,落实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等措施。严把贫困人口退出关。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是“两不愁三保障”, 即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脱贫既不能拔高标准,也不能降低标准。要建立机制,及时做好返贫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的监测和帮扶。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重点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一是打好蓝天保卫战,要抓住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突出加强工业、燃煤、机动车“三大污染源”治理。以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为主战场,加强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大力推进散煤治理和煤炭消费减量替代,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和强化国土绿化和扬尘管控,等等。二是打好碧水保卫战,重点是保障饮用水安全,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减少污染严重水体和不达标水体,加快工业、农业、生活污染源和水生态系统整治。打好水源地保护、城市黑臭水体治理、长江保护修复、渤海综合治理、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三是打好净土保卫战,主要是以重金属污染突出区域农用地以及拟开发为居住和商业等公共设施的污染地块为重点。全面推进土壤污染防治,有效管控农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土壤环境风险,加快推进垃圾分类处理,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四是推动绿色发展,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发展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要培育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传统产业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关键性进展,金融风险收敛,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点有房地产风险、高风险金融机构风险、金融市场异常波动风险、非法金融和违规业务风险等。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要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金融风险防范能力,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全面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强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坚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确保民生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和改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稳定就业总量,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要补齐民生短板,有效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难问题,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要加大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工作,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高质量发展

稳中求进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经济工作的方法论。“稳”是强调稳字当头,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进”是强调积极进取,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持续用力,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落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八字方针。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发展更多优质企业。提升产业链水平,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战略目标。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高质量发展,要突出抓好几方面工作。

一是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狠抓农业生产保障供给,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生产的粮食。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动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要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推进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要通过减税降费以及降低企业用电、用气、物流等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要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保障产业链安全,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要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要推动服务业发展,重视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体育健身产业市场化发展。要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发挥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积极作用;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创新驱动关键是人才驱动,要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

三是要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要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要推进雄安新区建设、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

四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开放型经济。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要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要深化土地、财税、金融改革。要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要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推动对外贸易稳中提质,发挥好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健全“一带一路”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作者:施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区域教研室主任、教授)

2020.01.06

来源:广州日报

营商环境3.0改革

合力开启营商环境改革3.0时代

新年伊始,佳音传来。广州在加快落实《广州市推动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出新出彩行动方案》的基础上,贯彻国家《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制定《广州市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全面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并以市委办公厅和市政府办公厅名义于2020年1月1日印发实施,启动3.0改革。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营商环境优劣,一瓶红酒就能“感知”。一瓶红酒通关需要多长时间?要在以前,100%现场查验加实验室抽检,还有其他手续,全程至少需要10天,而在今天,在南沙最快只需3小时即可实现通关。时间就是金钱,通关省下的时间成本,毫无疑问将转化为企业利润。

营商环境改革2.0尚且如此,3.0改革之效率不难想象。以开办企业时间为例,2018年10月,营商环境改革1.0提出的目标只是4个工作日;2019年4月,营商环境改革2.0已是2个工作日;2020年1月,营商环境改革3.0则是0.5天。仅此一项,与1.0相比,时间就已缩短了87.5%。以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为导向是3.0改革的亮点之一。一系列的提速操作,无疑将进一步夯实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对标国际先进水平”被写入文件名称,非比寻常。一方面,彰显广州优化营商环境之决心。广州胸怀天下、志向远大,要建设国际大都市,要打造全球企业投资首选地和最佳发展地,要推动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出新出彩,就必须“取法乎上”,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练好内功。另一方面,宣示广州营商环境改革之路径。那就是,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为指引,与国际营商规则相衔接,打通“任督二脉”。

作为曾5次被《福布斯》评为“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第一名、连续两年登上中国“机遇之城”首位的广州,营商环境综合评分在全国主要城市已处于领先水平,一些项目在国际上也不逊色,如“获得电力”。但是,对标国际先进水平,仅有“单项优秀”是不够的,必须全面开花,获得“团体冠军”才算优秀。全面审视不足、全力补齐短板只是第一步,要推动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出新出彩,不能满足于追赶、止步于并跑,还要有超越的决心、领跑的胆识。

检阅内容,不难发现,从营商环境改革1.0到2.0,改革更多落在加快审批速度、简化办事流程等方面。应该说,提速是必要的。让办事人少准备一套材料、少填一张表格、少跑一次腿,都是对市场主体的一次减负,对市场活力的一次激发;但又是不充分的,因为企业进入市场的难易程度并不是营商环境的全部。对于在市场里摸爬滚打的企业来说,更优越的营商环境还在于,企业进入市场之后能拥有公平的竞争机会,能通过其竞争力获得商机,能通过市场透明度来实现合理预期,发生纠纷后能及时有效得到解决,等等。

毋庸讳言,市场“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现象仍有存量。有些隐形障碍看不见、摸不着,若有若无,通常用指标也无法衡量。而恰恰就是这些隐形障碍,成为决定营商环境优劣的重要因素。在不透明、无序的情况下,企业的行为一定是投机的、短期的,即使把优质企业吸引过来,也未必留得住、发展得好。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优化营商环境的过程中,既要从看得见的问题入手,如减少审批事项、加快审批速度,还要从看不见的障碍着手,逐步消除各种壁垒。或许可以这么说,全面优化营商环境也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在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方面做增量改革,不断满足企业更高层次的需求。

改革没有回头路,营商环境改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唯有不松劲、不懈怠,3.0改革才能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就。

(广州日报评论员 练洪洋)

2020.01.03

来源:广州日报

全面小康 新的征程

决胜全面小康 迈向新的征程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新中国在凯歌行进中走过70年,迈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迎来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时点——2020年。

这一年,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历史性地划上句号,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近14亿人口的大国实现全面小康,这是人类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这一年,我们将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基础,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既是决胜期,也是攻坚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在这一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愿景、亿万人民的共同期盼将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迈出关键一步。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历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在新的一年里,以必胜的信念、昂扬的斗志、坚毅的行动,决胜全面小康,迈向新的征程,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决胜全面小康、迈向新的征程,让我们坚定信心。回首2019年,我们不仅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重大进展,而且完成新中国70年辉煌的历史书写。这70年,中国人民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发展成就,推动伟大祖国实现了史诗般的进步,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传奇,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新的征程上,坚持用辩证思维看待形势发展变化,善于把外部压力转化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强大动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中国号巨轮定能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人民一定能,中国一定行!

决胜全面小康、迈向新的征程,让我们勠力同心。走过70年,我们之所以能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最根本的在于党的坚强领导。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有了党的坚强领导,国家治理就有了坐镇中军帐的“帅”,现代化建设就有了坚强的“领航者”,亿万人民就有了众志成城的“主心骨”。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一程,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定海神针作用,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凝聚亿万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我们就能创造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实绩。

决胜全面小康、迈向新的征程,让我们勇毅笃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船到中流浪更急,越是艰险越向前。奋斗征程上,有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有全党全国同心同德、开拓奋进,我们完全有能力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书写更新更美的时代篇章。奇迹是干出来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雄心、有自信继续奋斗,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进军,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大舸中流下,青山两岸移。”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坚决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迈向伟大征程,实现伟大梦想!

文/人民日报社论

2020.01.02

来源:人民日报

中国城市之治

开启“中国城市之治”的广州新实践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出发,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总体部署,这为广州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水平提供了科学指导和基本遵循。我们应奋力推进新时代国际大都市建设治理的新实践,全面提升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广州新经验和新样板。

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及城市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国城市发展也面临不少问题,尤其是过去存在“重发展、轻治理”现象,城市治理体系不完善,城市治理水平不高,城市治理远不适应城市快速发展的需要。随着城市化进程及城市发展的加快,城市问题还会不断涌现,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日趋迫切。城市治理能力是城市运用国家及城市制度规章规定等管理服务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事务的能力;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多样化、治理制度化和治理法治化。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任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及现代化水平,有利于解决当前我国城市面临的“城市病”、补齐城市发展的短板和弱项,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高水平治理和高品质生活,提高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促进城市实现全面现代化。

提高治理能力是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建设国际大都市的重要保障

城市治理能力体现在治城理事的各个方面,事关城市规章制度执行力、管理服务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市民民生福祉。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州在推进城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同时,不断开展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城市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城市治理经验。如广州在全国特大城市中率先开展“三规合一”工作及促进城乡空间布局衔接与协调发展,在城市更新改造中打造“公咨委”等公众参与平台鼓励市民群众参与街区治理,“广州智慧人大”监督、“有事好商量”民生实事协商平台,“党委领导+法院引导+街道配合”纠纷化解决途径,“令行禁止、有呼必应”基层党建引领共建共享共治格局等等。这些城市治理及服务的好做法好经验为广州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较好基础。但广州作为发展中的超级大城市,“大城市病”仍不同程度存在,城市治理现代化任重而道远。加强城市治理,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和水平,这既是广州解决当前城市治理面临问题及“大城市病”、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及更好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和建设国际大都市的重要保障。

奋力推进国际大都市治理新实践,创造“中国城市之治”新经验

“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党的领导为统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治理突出问题为着力点,完善国际大都市治理体系和机制,提高治理能力现代水平,再创“中国城市之治”的广州经验。

一是加强系统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统筹规划、建设、管理和生产、生活、生态等各方面,发挥好政府、社会、市民、企业等各方力量,构建形成“多网融合、多方联动、多元共治”的城市治理格局和“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突出重点、不留死角”的城市网格化管控体系,推进系统治理、协同治理和综合治理。加强城市交通、环境、违法建设、城中村、垃圾等的治理,着力解决“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

二是加强依法治理。建立覆盖城市建设发展和管理全过程的法律法规制度,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和调处,织严织密城乡治安防控网,及时化解城市各种矛盾纠纷和安全隐患;建设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企业合法经营、市民守法行事;深化现代市场监管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培育形成市场及社会主体的自律意识。

三是加强智慧治理。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促进互联网、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管理服务融合,建立和完善政府、企业和市民的线上线下互动平台,打造形成立体化“安全网”、 社会化“服务网”和智能化“民生网”, 实现 “政务服务一网办”“城市运行一网管”和“城市建设一张图”,提高城市治理效能、服务水平和运行效率。

四是加强人本治理。践行人民城市人民治,建立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充分调动市民群众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拓展市场和社会主体参与城市治理的渠道和方式,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和共建共享;深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增加优质公共服务供给,增强市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五是加强社区治理。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强化街道、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堡垒作用,加强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建设及自我管理服务。建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先行示范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和服务重心向城乡社区下移,更好提供精细化服务和开展精准化治理,提升社区综合服务和治理功能。

(作者:杨再高,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广州国家中心城市研究基地主任)

2019.12.31

来源:广州日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优”

毋庸置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在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机、聚焦重大议题召开的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和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大会。全会从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和战略高度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系统总结,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特别重要的是,全会提炼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深刻揭示了“中国之治”背后的“中国之制”这一核心密码。新时代,坚定制度自信,彰显制度优势,必须直面和回答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优”,“优”在何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千条万条,但最根本的两条: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指导思想“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优”?“优”在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制度。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正是靠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起家并靠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成就了近百年的伟业,书写了让世人惊叹的“中国奇迹”。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毫不动摇。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即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三次伟大飞跃”即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之治”越来越展现出“风景这边独好”。这一切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同样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坚持和发展。

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色鲜明、别具一格。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为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特别强调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也是四中全会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一直以来,我们都强调并反复重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制度化或者说作为一项根本制度确立下来,特别是作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科学体系的“四梁八柱”的一项根本制度确定下来的确是第一次,这尤其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高度重视。所以说,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优势的充分发挥和展现就有了科学指南。

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深刻学习领悟其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到真学、真信、真懂、真用,切实在实践中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既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现实需要,更是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题中之义。

领导力量“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优”?“优”在领导力量。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多方面显著优势的先进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提炼概括为“13个坚持”。客观地讲,这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比较完整且集中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优”、“优”在何处的问题。同时,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两个最”的概括非常清晰地描述并深刻地回答了事关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两个基础性、前提性和根本性的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特”、“特”在何处?与之紧密关联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优”、“优”在何处?如果说十三个“显著优势”侧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全面概括的话,那么,党的领导则侧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点概括,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很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概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换言之,毫无疑问,党的领导是贯穿于诸多显著优势中的“重点”,是多方面显著优势中的“最大优势”。我们知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之中,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堪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压舱石”和“定盘星”。因此,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既是基本经验,也是历史结论,更是行动指南。

当然,着眼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历史和现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的确是一个“想干事”“能干事”且能“干成事”的伟大政党,是一个胸怀“初心”、肩负“使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伟大政党,是一个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旧时代”落后面貌、同时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光明前景的伟大政党。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所以才造就了“中国奇迹”,开创了“中国之治”。

所以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而且在于旗帜鲜明地指明了制度建设的目标方向。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创造,也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因此,坚定制度自信,彰显制度优势,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唯此,才能确保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顺利完成。

(作者:王虎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家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2019.12.30

来源:广州日报

人工智能 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技术驱动型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当前,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性技术,把握应用驱动型创新迈向技术驱动型创新的行业趋势,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国利用当下宝贵的战略机遇期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也是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行业先锋。

迈向技术驱动型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要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实现的粗放型高速增长,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求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增加,其根本动力是科技创新。推进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的原则,加快推动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进高质量发展,企业必须利用科技进步配置资源要素,实现资源要素配置的优化。

因此,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中国的创新模式从应用驱动型创新转向技术驱动型创新。应用驱动型创新的特点在于,企业创造价值的主要来源是内容、应用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或者是运用或优化引进的成熟技术;技术驱动型创新强调拥有更多原创科学技术,企业创造价值的主要来源是技术,只有拥有关键核心技术,才具备技术驱动的基础条件。

只有通过技术驱动型创新才能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新一代人工智能是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之一。作为战略性技术,新一代人工智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技术驱动型创新。只有通过技术驱动型创新,新一代人工智能才能推动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战略性技术通常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重大的科学技术突破为基础;二是具有根本性创新的属性,能促进经济结构变革;三是能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

因此,新一代人工智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技术驱动型创新。首先,人工智能改变科技产业格局的能力,原始创新是根基。人工智能产业分为三个层次:以AI芯片和软件为框架的基础层;以语音识别、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交互为主的技术层;以智慧医疗、智能安防、自动驾驶等“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应用层。人工智能的应用层必须以前两个层次的技术突破为基础。其次,人工智能推进任何相关技术的提升是基于核心技术,诸如深度学习技术、语音识别、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智能驾驶、机器学习等。第三,人工智能利用海量数据为企业创造新的价值,需要基础算法和算力的支撑。海量数字化数据和强大的计算处理能力相结合,推动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解决关键痛点,创造新的价值,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

人工智能对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促进需要技术驱动型创新的激发

在全球人工智能创新版图上,中国已占据一席之地。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上升迅速,2019年中国已成为AI领域专利申请量最高的国家。国家电网、百度、中国科学院、腾讯、清华大学等正不断形成人工智能技术积累,提升在全球人工智能专利布局中的竞争实力。应用型技术发展迅速,众多行业致力于利用人工智能实现数学化转型。目前制约人工智能有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就是基础研究薄弱。我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发展理论及底层技术起步晚,发展速度比较慢。在数据和计算能力等基础类人工智能技术和通用技术和算法框架等技术类人工智能技术方面,我们面临着突破创新。发展人工智能必须加大基础研究,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作者:曾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2019.12.27

来源:广州日报

区块链 产业创新发展

抓住区块链融合契机 推动产业创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我国在区块链领域拥有良好基础,要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积极推进区块链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广州日报《理论周刊》邀请了来自学界、业界的五名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区块链的发展前景与应用,以及广州发展区块链技术的机遇与挑战。

“比特币”后的区块链技术,拥有更广泛的应用前景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比特币”作为区块链最早的应用与探索具有何种“启蒙”意义?

黄翰:区块链源于“比特币”,2008年11月中本聪提出了“比特币”这种点对点的电子货币系统,除了区块链技术,他还提到了支撑这种系统所需要的点对点网络技术、加密技术、时间戳技术等。2009年1月,中本聪创建了比特币世界的第一个区块“创世区块”,新版本的比特币系统将它设定为0号区块,而旧版本的比特币系统将它设定为1号区块,并且与0号区块相连形成了“链”。这是对区块链技术最早的应用。

吴秋萍:比特币是自互联网诞生以来里程碑式的科技金融创新。当然,不少人是通过“比特币”了解到“区块链”这一技术,但实际上,比特币不等于区块链。区块链本质上是一种信任机制,通过去中心化的记账方式,建立机器信任,重新构造了现代社会的信任机制,而这也是区块链最本质、最核心的内涵。而区块链就是比特币的账本,比特币任何时刻产生的所有权及交易记录,都被记录在区块链账本中。

梁德思:可以说,比特币是目前区块链技术最成功的尝试之一。区块链并不是一门全新的独立的技术,而是多门技术的集合体,包括非对称加密、点对点传输、哈希技术、脚本系统等,而比特币巧妙地将区块链这几门技术糅合在一起,并利用去中心化、建立信任等特征,解决了电子现金的“双花”难题(在数字化货币系统中,由于数据的可复制性,使得系统可能存在同一笔数字资产因不当操作被重复使用的情况,这也称之为“双花”)。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区块链是继互联网之后新一轮的革命性技术,区块链最理想的应用场景在哪里?它能够为实体经济服务、产业技术带来哪些改变和发展呢?

任豪:区块链被誉为互联网2.0,具有公开透明、不可伪造、不可篡改等特征,实现信息互联网走向价值互联网。作为一种融合创新性技术,区块链既可以记录包括数字货币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数字资产,也可以基于智能合约来完成复杂的价值交易逻辑,从而产生新的应用理念和商业模式。因此,区块链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目前,区块链技术应用已延伸到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易等多个领域。未来,区块链的主要发展方向在于,区块链与实体经济相结合,与经济社会相融合。

黄翰:具体来看,区块链将分布式数据处理技术以及安全隐私保护技术融为一体,非常适合处理规模大、分散性强、敏感性高的数据。区块链最理想的应用场景在信用、教育等。以保险业为例,利用区块链的技术,搭建一个保险行业的信息共享链平台,可有效促进用户信息在各个保险公司之间流通,降低保险公司对投保人进行核保耗费的人力物力,降低骗保、欺诈的风险性,提高相互保险这一共担型保险业务的核保及执行效率,促进保险公司业务发展。

再以教育大数据为例,引入区块链技术,可开展学习者优质学习内容推荐、教学质量监测与分析、教育精准扶贫、学习者能力评估等方面的研究。同时,区块链可以实现保护私隐的大数据分享,未来将有利于建立一个学习者的终身教育数据库,为国家级学分银行提供很好的技术支撑。

蒋海:“区块链+产业金融”的潜力巨大。利用区块链构建全新的数字信任基础设施,使得金融能可信地渗透到产业的毛细血管,让产业的中小微企业能够更低成本地享受到金融服务。比如,“区块链+供应链金融”应用的探索与实践,传统供应链金融业务中融资环节和贸易环节脱节的问题,在建立区块链之后,可将区块链分布式存储、不可篡改、智能合约等特性充分利用起来,保证供应链信息的安全性,大幅缩减融资成本。此外,还能为中小企业、金融机构提供全方位的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比如,可在预付账款融资、保兑仓、存货质押、保理、多级拆转融、信托等领域落地应用。

“5G+区块链技术”将会带来颠覆性的改变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区块链为什么是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与国外相比,国内对其关注点有哪些不同?

黄翰:区块链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两大技术密不可分,它们是信息安全与算法。数字区块的产生是基于信息安全中的加密技术,而区块之间是通过随机哈希的方式进行链接的。哈希是一种经典的时空置换算法技术。无论是信息安全还是算法,中国科技界在这两个领域的技术水平都是世界领先的,这是区块链技术自主创新的良好基础。国内的技术主要关注应用场景,而国外的技术更多的是关注链的安全性;类似于之前移动互联网发展的趋势,国内的应用技术百花齐放,而国外的技术较多关注安全性而相对拘谨。从全球看,中国将领跑区块链的应用创新。

梁德思:国内外对待区块链技术的关注点方面,我国政府层面更多关注区块链底层技术服务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区块链必须要赋能实体经济,落地到真实的需求场景,探索“区块链+”在民生领域的运用,为民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国外更加强调区块链应用的合规性,具体的应用更多的是以市场自发为主。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随着5G时代的到来,区块链能和5G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黄翰:5G时代的到来,无疑将对区块链进行扩容(物联网的加盟)与提速(共享账本的更新效率),推动更多数据上链,让交易更加多样化、效率更高。而区块链技术则可以补足5G这一通信技术在隐私、安全、信任等方面的短板。两大技术将互相促进,发挥各自优势,推动一系列新应用出现。5G与区块链可以和智能制造的全过程进行结合,以产品-服务坐标、企业坐标和价值链坐标为基础,从交易、生产溯源到物流跟踪,创造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应用体系,及时反馈生产优化,助推用户使用大数据,加快智能制造的步伐。可以说,中国正在无限接近以云计算、物联网、5G、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蒋海:5G将带来全新的物联网世界。物联网的分布式认证和接入,物联网价值数据的分布式共享和交易,这些是区块链和5G碰撞出火花的典型需求。业内普遍认为,通过物联网传感器替代人工操作,可以确保区块链上链过程中数据的真实性。但是当前网络环境承载量不足,安全性较低,是制约物联网与区块链融合的主要原因。而5G技术的成熟,则有望解决这一难题。5G推动了物联网的发展,物联网将推动区块链在溯源领域落地。与此同时,区块链又能为5G和物联网提供信息安全保障。三者构成一个稳固的良性循环。

吴秋萍:5G技术的诞生,将进一步推进大数据时代的发展。信息爆炸的同时,网络安全将再次出现在人们眼前,更加得到世人的重视。随着5G时代的到来,可以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区块链技术结合5G等高速通信技术和安全技术,将对大数据、互联网金融、物联网等领域产生颠覆性影响。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广州在发展区块链技术中有哪些优势?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地方又在哪?

任豪:当前,广州积极推动落地一批极具示范性的区块链技术创新应用,黄埔区率先在智慧城市、税务、政策兑现等领域引入区块链技术,借助区块链解决改革中的问题。毫无疑问,区块链技术赋能实体经济,与广州雄厚的工业、农业和制造业基础相结合,将有力加快广州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创新未来数字经济的新模式和新业态。

下一步,广州应将区块链技术细分到行业,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在融入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开展区块链应用示范,发挥出广州在国内区块链产业的龙头示范作用,并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在科研层面,广州需要进一步加强区块链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支撑能力,并通过联盟标准、地方标准、国家标准,全面提升区块链的标准化程度,从而为区块链实现自主创新和产业变革,提供自主可信的底层技术架构和基础网络设施。此外,要意识到区块链是一种分布式、去中心化的网络数据系统,需要多方共同参与,建立一个共识性的可信链条。

文/广州日报评论员 陈文杰

受访者/黄翰,华南理工大学软件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豪,广州市区块链产业协会秘书长;吴秋萍,广州市委党校信息网络中心副教授;蒋海,布比区块链创始人兼CEO;梁德思,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19.12.26

来源:广州日报

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整体性、智慧化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指出,要增强改革创新本领,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推动工作。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在国家号召和规划下,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室联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发布《2018年省级政府和重点城市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调查报告》,广东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水平总体指数为94.63分,居全国第一。广东省取得突出成绩的背后,是如何在整体规划上做出创新的呢?

数字政府将政府融入数字化的环境中运行,是一种以大数据环境和数据的智能化应用为基础的政府治理方式。数字政府建设并不局限于管理方式的转变,更深层次的是探索政府机构和权责的重组、政务服务供给模式的全方位改革。为实现“建设全流程、一体化政务服务在线平台和‘一网通办’”的战略目标,广东省着力倡导理念、制度、技术和体制机制上的创新,通过构建“管运分离、政企合作”的建设运营模式,从深度和广度上擘画“全省一盘棋”整体化数字政府的新蓝图。通过政府数字化转型,把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再创广东营商环境新优势的着力点和突破口,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奋力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整体性”与“智慧化”两手抓,创新数字政府服务思路

根据《广东省“数字政府”建设总体规划(2018-2020年)》和现实实践,广东省数字政府建设的规划思路,可以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整体性”,即打破各部门内部业务壁垒,以全局、整体的思路整合资源、优化流程,提高跨部门协同能力;另一方面是“智慧化”,以一体化、便捷化、智能化的管理和服务,进一步提升企业和群众获得感。

具体而言,在“整体性”建设上,一是实现了机构、权责的重组,成立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负责全省信息化工作的顶层设计、整合需求、组织实施、管理监督等功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科层制组织架构下,“条块林立”的权力碎片化、管理碎片化和流程碎片化问题。二是构筑同一平台,从整体政府的视角来推动政务服务流程再造,并通过统一协同办公平台,实现跨区域、跨系统、跨部门、跨层级、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政务服务。三是在管运分离上,将管理者和建设者分离,通过采购服务模式,依据购买服务效果,按用户评价付费,做到“服务质量提升”和“资金使用效率”两手一起抓。

在“智慧化”建设方面,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用户体验角度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和应用设计,具体的举措包括以政务云平台、政务大数据中心、公共支撑平台为三大基础资源平台,以“粤省事”移动民生服务平台、“广东政务服务网”“粤省事·协同办公”平台为三大应用平台,针对民众、企业、政府公务人员三大群体提供相应服务。二是探索政企合作新模式,由广东省直部门向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提出建设需求,并委托其向社会购买服务;数字广东网络建设有限公司(简称“数字广东”)作为具体提供服务的合作企业,包含三大运营商和腾讯(提供优质软件服务)、华为(智能终端,提供硬件技术),从而实现了技术支撑体系的高效化和智能化,同时创新了政务服务的供给模式。

创新顶层设计,实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广东省在总体规划上,强调“整体性”和“智慧化”改革思路,有针对性地在体制上和技术上展开顶层设计,在数字政府建设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整体性”和“智慧化”也就是建设目标,分别在政府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责上加以体现。“整体性”意为强化管理方式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健全,着眼于建设一体化高效运行的“整体政府”。管理职能上打破了各部门内部业务壁垒,以全局、整体的思路整合资源、优化流程,提高跨部门协同能力,实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制度创新。“智慧化”强调服务供给思维、技术支撑体系的创新,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提升企业和群众获得感。在服务职能上,按照“以用户为中心”的原则,运用互联网思维便民利企;在政府购买服务上,实现政府“端菜”向群众“点菜”转变。最终,从总体上推动实现网上政务服务模式,由分散向整体转变、由粗放向精准转变。

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打造了一些类政务服务品牌,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解决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的问题,在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和企业群众办事体验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在资源整合、流程再造、便民服务等方面集中发力,变各自为政为全面统筹,变无序管理为规范操作,变多口申请为一门受理,变弹性规定为限时办结,变隐性规则为阳光承诺,加快构建一体化的数字政府建设,推进网上政府服务体系,让群众在改革中真正感受到政务管理与服务的便利,最大限度地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总体上说,广东省数字政府建设,为我们展现了“洞察政务民生痛点,挖掘流程再造机会,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应有思路。广东省的实践正为我们证明,从提升政府行政效率、便利民生事项办理等多方面助力数字政府建设,所能够取得的优异改革成效。广东省的“政企合作、管运分离”的建设运营模式,也足以力证,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建立协同工作机制,形成了一批行之有效的建设模式和创新实践,所能带来的改革创新活力。“登高瞭望,方知远山长”,为贯彻落实“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网络强国战略部署,统筹发展电子政务、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等一系列的决策部署,广东的改革实践已为我们展现出高标准的新模式和新举措,期待未来能在制度上、技术上有更多创新,共同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

(作者:文宏,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9.12.25

来源:广州日报

基层社会治理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这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明确要求,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义。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而基层社会治理则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基层社会治理事关社会和谐与人民幸福,事关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为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这要求在党组织领导下,有效统筹整合政府、社会、公民等多元主体力量共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确保基层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关键在强化基层党组织尤其是乡镇(街)和村(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为此,基层党组织必须发挥三个功能,担负三种角色。

政治功能:担负政治引领者的角色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直接领导着国家与社会。党对国家的领导,通过执政来体现;党对社会的领导,则通过党对人民群众的组织动员和对社会治理的政治引领来体现。在当代中国,能够有效动员凝聚多元主体力量共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尤其是乡镇(街)和村(社区)党组织。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中,乡镇(街)和村(社区)党组织始终处于统筹协调的领导地位,发挥着引导治理方向、制定治理规则、整合治理力量的政治引领作用,这是党的领导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集中体现。

基层党组织尤其是乡镇(街)和村(社区)党组织要担负起政治引领者的角色,必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注重发挥政治功能。要教育引导基层党员干部旗帜鲜明讲政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对党忠诚。要加强政治宣传,引导各类组织和基层群众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讲好改革开放成就,坚定基层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要加强政治教育,引导各类组织和基层群众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坚决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邪教组织和非法宗教活动的影响渗透,坚决同否定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言行作斗争,维护党的形象。要加强政治动员,团结带领各类组织和基层群众共同奋斗,做好基层社会治理各项工作,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着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着力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组织功能:担负组织动员者的角色

基层党组织扎根于社会的各行各业,广泛活跃于群众之中,形成了严密的组织体系,掌握了雄厚的社会资源,构建了密集的社会网络,拥有了大量的骨干力量,获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这就为基层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组织条件。在当代中国,基层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中最重要、最活跃的行动主体,是基层社会治理直接的组织动员者。要在基层党组织尤其是乡镇(街)和村(社区)党组织的统筹协调下,推动区域内基层党组织的有效整合,并组织动员多元主体力量共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强化共治合力。

基层党组织尤其是乡镇(街)和村(社区)党组织要担负起组织动员者的角色,必须加强制度创新,构建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要针对基层社会治理中权责不清、条块分割、力量分散、推诿扯皮等突出问题,积极推进“令行禁止、有呼必应”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建设,通过赋权增能扩大乡镇(街)和村(社区)党组织职权,理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条块关系,从组织上强化乡镇(街)和村(社区)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统筹整合、协调各方的领导地位。要牢固树立“大党建”理念,通过健全和完善街道“大党工委制”、社区“大党委制”、兼职委员制和党建联席会议制等制度形式,把辖区内各类基层党组织有效整合起来,打造乡镇(街)和村(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区域内所有党组织紧密结合的基层党组织体系,形成引领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力量。要通过乡镇(街)和村(社区)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议事厅、社区民情议事会等城乡多元协商共治平台,组织动员城乡多元主体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为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供组织保证。

服务功能:担负服务供给者的角色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基层党组织尤其是乡镇(街)和村(社区)党组织要承担起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政治责任,必须时刻关怀基层群众,全面服务基层群众,真正成为代表基层群众根本利益的主体。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必须发挥服务功能,担负起服务供给者的角色,以优质高效的服务造福城乡基层群众,更好满足居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基层党组织尤其是乡镇(街)和村(社区)党组织要担负起服务供给者的角色,必须不忘党的初心和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把强化服务功能、提升服务水平作为党组织引领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切入点,通过服务联系、组织和动员群众,为基层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坚实支撑。要全面建设区—镇(街)—村(社区)三级党群服务中心(站),实行“社区服务、政务服务、党群服务”一体化运作,打造“三级联动”的党组织服务群众的平台载体。要健全完善乡镇(街)和村(社区)党组织班子成员定期接访和定点联系居民群众制度,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广泛了解社情民意。要贯彻落实村、社区“两代表一委员工作室”制度,组织党代表、人大代表进基层联系群众、反映民意,引导政协委员建言献策、服务群众。要创新服务基层群众的方式方法,围绕老旧小区改造、旧楼加装电梯、居家养老等基层民生难题,推动基层党组织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成为群众的贴心人。要组织形式多样的党员志愿服务队伍,开展治安巡逻、防治污染、便民服务、调解纠纷、扶贫济困、政策宣讲等各种志愿服务,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提升居民群众生活品质。只有让人民群众从服务中切实感受到党组织和党员的存在价值,才能真正赢得群众信任和支持,才能把党的领导真正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巩固党的执政根基。

(作者:武三中,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广州市党建研究基地研究员)

2019.12.24

来源:广州日报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的体制改革迈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动生态文明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守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健全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到本世纪中叶,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实现,建成美丽中国。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国家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绿色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把加强能源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机遇和重要抓手,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提升经济质量和城市竞争力。企业依法排污治污、保护环境的法治意识、主体意识正在形成。全社会关心、参与、贡献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更加自觉。

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健全。按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我国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和自然岸线格局。强化土地用途管制,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减少了“九龙治水”现象。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初步形成,适应了“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要求。

全面节约资源有效推进。加强生产全过程节约化管理,推动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大幅降低了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变废为宝,效仿食物链、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城市矿产、再制造、园区循环化改造取得预期效果。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4个部委联合印发的《循环发展引领行动》提出,力争到202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15年提高15%,主要废弃物循环利用率达到54.6%左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73%,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5%,75%的国家级园区、50%的省级园区开展循环化改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雏形显现。

制度建设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国务院发布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坚决向污染宣战。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较2013年大幅增长的同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分别下降48%、39%、32%。2018年,全国酸雨区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由历史高点的30%左右下降到了5.5%。2018年,全国地表水国控断面I-III类水体比例增加到71.0%,劣V类水体比例下降到6.7%。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我国煤电机组累计完成超低排放改造7亿千瓦以上,节能改造累计已完成6.5亿千瓦。2019年9月,森林覆盖率由本世纪初的16.6%提高到22.96%左右。截至2018年,各类自然保护地总数1.18万处,其中国家级3766处。各类陆域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8%以上,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生态文明法治不断健全。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核安全法、环境保护税法等法律完成制修订,土壤污染防治法已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审议程序。特别是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境保护法从2015年开始实施,在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方面力度空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各地组建环境警察队伍,环境司法保障得到切实加强。环境诉讼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相继发布,促进生态文明司法的专门化。

形成生态文明政绩观。转变长期以来追求“GDP至上”的政绩观,领导干部“关键少数”十分重要。2016年12月,《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印发,确定对各省区市实行年度评价、五年考核制度,并作为党政领导综合考核评价、干部奖惩任免的依据。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干部,实行终身追究制度。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合并重复举报后向地方转办约17万余件,其中,立案处罚4万多家,罚款24.6亿元;立案侦查2303件,行政和刑事拘留2264人,问责涉及党政领导干部4218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影响很大,效果很好,做到了中央满意、地方服气、百姓点赞、解决问题。2017年7月,中办、国办就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发出通报,深刻剖析了“不作为、不担当、不碰硬”“没有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监管层层失守”“弄虚作假、包庇纵容”等生态破坏的根源,包括3名副省级干部在内的几十名领导干部被问责,不仅以儆效尤,能使地方领导干部真正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分量,认识到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还有助于形成正确的政绩观和价值取向。

中国生态文明制度走向世界。世界可持续发展中的中国智慧逐步彰显。2013年2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27次理事会通过了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定草案;201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向全世界推广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经验。我国完善“一带一路”绿色合作机制,强化“走出去”企业的环境意识,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在环保基础设施、绿色低碳技术、装备与产业等方面的合作。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6个缔约方通过《巴黎协定》;中国不仅是《巴黎协定》达成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坚定的履约国。中国向国际社会宣布,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格局,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丰富内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是制度体系的根本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重要的新发展理念。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态文明制度在一段时期内没有发挥应有作用,一个核心原因是生态文明理念没有转变到位,经济增长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关系没有认识到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真正讲清了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不是相对立的,“绿水青山”可以转化为“金山银山”,两者是可以和谐统一的。这为生态文明制度的落地实施奠定了思想基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四个方面,提出了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努力方向和重点任务。

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是管大局、管整体的制度,是从规划上、法治上、技术上以及市场与政府的共同着力上来谋划制度体系。其中,加快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统筹协调管控制度是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建立全国统一、权责清晰、科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全局性制度。之前规划制定过程中,经常出现“神仙打架”现象,比如国家发改委主导的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原国土资源部主导的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有时出现不衔接、不协调的问题。在地方上,有的城市上任领导让向西发展,而现任领导让向东发展,甚至有的开发建设活动在没有规划或违背规划的情况下就实施了。

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是从资源领域的制度体系来谋划。其中,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是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乃至整个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一项基础性制度。这项制度是落实宪法第九条对自然资源公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规定的落实。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首先要明晰产权,这样才能保证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服务监管作用。

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是从生态领域的制度体系来谋划。其中,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要目的是推动科学设置各类自然保护地,建立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的新体制新机制新模式,建设健康稳定高效的自然生态系统,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筑牢基石,为建设美丽中国奠定生态根基。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致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的贺信指出,中国实行国家公园体制,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

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是从环境领域的制度体系来谋划。其中,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有助于树立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政绩观,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告别原有“唯GDP”的评价“指挥棒”。在实践中,许多干部和群众都有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发展和保护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转变发展方式。绿色发展正是适应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生态文明建设不是抑制发展,而是一种有促有控、调优调强的发展,反映了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考核办法把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增长质量等纳入综合考核评价,有利于引导各级党委和政府把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紧密结合起来,协调发挥资源环境对转型发展的优化保障和约束倒逼作用,推动转变发展方式取得切实成效。

(作者:郭兆晖,中央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部生态文明建设教研室副主任)

2019.12.23

来源:广州日报

“一国两制”

续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新篇章

20年前,伴随着《七子之歌》的感人旋律,历尽风雨的澳门终于回到祖国怀抱。澳门从此走上了同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祖国统一大业进程铸就又一个历史丰碑。今天,濠江流彩,莲花盛放,一个生机勃勃、安定祥和的澳门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祖国的南海之滨。

时间是最忠实的记录者,也是最客观的见证者。回归20年来,澳门沧海桑田、翻天覆地,经济快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社会稳定和谐,本地生产总值从1999年的518.7亿澳门元增加至2018年的4446.7亿澳门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排在亚洲第一、世界第二,从幼儿园至高中实现15年免费教育,长者、婴幼儿、中小学生、孕妇纳入免费医疗,“莲花宝地”开创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局面。澳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彰显了“一国两制”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回归20年来,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正确认识并妥善处理“一国”与“两制”的关系,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真正实现了与祖国内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实践充分表明,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广泛的国家认同,才能全面准确地实施基本法;只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才能保持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只有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才能使澳门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实践雄辩地证明,“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澳门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

“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这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概括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显著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一国两制”事业也进入了新时代。继续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必须牢牢把握“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必须坚持依法治港、依法治澳,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践;必须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特别行政区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唯其如此,“一国两制”实践才能沿着正确方向走稳、走实、走远,香港、澳门才能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今天,澳门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保障,有伟大祖国作坚强后盾,有爱国爱澳的价值支撑,有澳门同胞的齐心协力,澳门这朵美丽莲花必将绽放出更加绚丽、更加迷人的色彩。

文/人民日报社论

2019.12.20

来源:人民日报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在守正创新中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公民道德建设,立根塑魂、正本清源,作出一系列部署,推动思想道德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中共中央、国务院不久前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彰显了新时代的鲜明特征,为在守正创新中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始终

《纲要》无论是在逻辑框架、内容安排方面,还是在理论分析、实践举措方面,都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纲要》由序言和7个部分组成。深入学习贯彻《纲要》精神,可以按照内容将其分为5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序言部分,主要论述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二板块由第一部分“总体要求”和第二部分“重点任务”组成,主要论述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揭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体系;第三板块由第三部分“深化道德教育引导”和第四部分“推动道德实践养成”组成,主要论述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教育与实践;第四板块是第五部分“抓好网络空间道德建设”,主要论述网络空间道德建设这一广受关注的时代课题;第五板块由第六部分“发挥制度保障作用”和第七部分“加强组织领导”组成,主要论述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制度保障和组织领导。《纲要》的框架结构、内容安排,始终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关于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纲要》精神,要把握好我们党关于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整体部署和安排,坚持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相结合、道德教育与法治保障相统一,确保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关于公民道德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纲要》运用习近平同志关于公民道德建设重要论述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科学回答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们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意识越来越强烈。《纲要》强调“绿色发展、生态道德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美好生活的基础、人民群众的期盼”,强调要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引导人们做生态环境的保护者、践行者。又如,关于国家形象的塑造,习近平同志强调要重点展示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纲要》强调“公民道德风貌关系国家形象”,并把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践拓展到对外交流交往活动中,引导人们在各种涉外活动和交流交往中展示文明素养、展现中华美德,树立自尊自信、开放包容、积极向上的良好形象。学习贯彻《纲要》精神,要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有机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深刻理解《纲要》的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

对公民道德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纲要》总结了2001年党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经验,赋予其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鲜活内容,标志着我们党对公民道德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坚持教育引导与实践养成相统一。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坚持教育引导与实践养成相统一。《纲要》坚持公民道德建设这一基本经验,适应新时代要求,结合公民思想道德实际,在教育引导和实践养成的方法路径上作出新的部署和安排。在深化教育引导方面,《纲要》指出,要把立德树人贯穿教育全过程,用良好家教家风涵育道德品行,以先进模范引领道德风尚,以正确舆论营造良好道德环境,以优秀文艺作品陶冶道德情操,发挥各类阵地道德教育作用,抓好重点群体的教育引导。在推动道德实践养成方面,《纲要》指出,要广泛开展弘扬时代新风行动,深化群众性创建活动,持续推进诚信建设,深入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广泛开展移风易俗行动,充分发挥礼仪礼节的教化作用,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在对外交流交往中展示文明素养。

坚持道德教育与制度保障相统一。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公民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要靠教育倡导,也要靠法治惩恶扬善的力量,还要靠政策价值导向和各种行政规章的保障。坚持道德教育与制度保障相统一,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基本经验,也是道德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纲要》总结了2001年以来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充分发挥法律法规支撑、政策制度保障作用的新鲜经验,从强化法律法规保障、彰显公共政策价值导向、发挥社会规范的引导约束作用、深化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治理等四个方面,深刻论述了法治对道德建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丰富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制度保障的科学内涵,明确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发挥制度保障作用、增强道德教育实效性的基本要求和具体举措。

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只有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道德建设中的突出矛盾和关键问题,多维发力、综合施策,才能实现公民道德建设的目标。《纲要》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在紧紧围绕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总体目标谋篇布局的同时,始终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与鲜明的问题导向。比如,在道德理论方面,强调价值引领、精神支撑;在道德实践方面,突出抓好网络空间的道德建设。

公民道德建设理论的新突破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纲要》在公民道德建设理论上有不少新突破。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道德领域问题根源的新揭示。《纲要》指出:“在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由于市场经济规则、政策法规、社会治理还不够健全,受不良思想文化侵蚀和网络有害信息影响,道德领域依然存在不少问题。”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公民道德建设领域道德失范现象的根源,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

公民道德建设内容体系的新发展。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纲要》按照这一要求构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体系。《纲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培养和造就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作为着力点”,把“筑牢理想信念之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作为重点任务。这一内容体系,是对《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内容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个人品德内涵的新界定。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公民文明素养,最终要落实到公民个人品德的养成上。自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个人品德建设”命题并将其作为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以来,学术界对个人品德的内涵进行了深入探讨。《纲要》汲取已有研究成果,对《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倡导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加以提炼和发展,把个人品德的主要内容概括为“爱国奉献、明礼遵规、勤劳善良、宽厚正直、自强自律”,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理论的又一创新。

中华传统美德的新概括。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精髓,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不竭源泉。《纲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原则,把中华传统美德的主要内容概括为“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这种概括是对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美德的凝练反映,也为按照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

弘扬中国精神的新要求。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纲要》总结多年来我们党团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弘扬中国精神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新时代弘扬中国精神的新要求,强调要“弘扬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倡导一切有利于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思想和观念”;强调要“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理念”,倡导“幸福源自奋斗”“成功在于奉献”“平凡孕育伟大”的理念,“弘扬改革开放精神、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优秀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这些重要论述,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维度,创造性地阐发了新时代弘扬中国精神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

(作者:吴潜涛,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文科资深教授)

2019.12.19

来源:人民日报

基层社会治理

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深厚基础和重要支撑,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关乎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意义十分重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指引和基本遵循。

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社会结构日趋复杂,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日趋多样,城市和农村社会治理都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些都对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社会治理的探索。从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到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再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基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我们在认识上经历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重要转变。习近平同志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强调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体现了我们党社会治理理念的升华和对社会治理规律认识的深化。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体现。就基层社会治理来说,它不只是党委和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各方的共同责任。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意味着社会治理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下的社会主体共同治理,治理方式从过去自上而下的单向管理转向多方良性互动,更多主体在党的领导下,以更加多样的方式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有利于使社会治理成为亿万人民参与的生动实践,真正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最广参与者、最大受益者、最终评判者,有效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多个主体共同参与,但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基层社会治理全过程,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寻求社会意愿和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党对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一个重要体现是党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这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无论是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还是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都只能在党的领导下扎实推进。我们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推动社会治理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统筹各方力量协调行动,促使社会治理各项工作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推进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健全与基层群众自治相关的制度,保证基层社会治理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完善相关政策,保证基层社会治理按照党和人民的意愿进行。通过有效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真正把党的理论优势、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的强大效能。

党对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还体现为党的基层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引领带动作用。为此,要推动基层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积极探索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组织引领、机制引领的途径和载体,紧紧围绕基层党组织构建公共服务圈、群众自治圈、社会共治圈。坚持在基层党组织直接领导下和基层党员干部的示范带动下开展基层群众自治实践,保证基层群众自治有活力、有秩序。在基层选举中,基层党组织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积极参加选举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各项准备工作,把握选举的正确方向。在基层重大事务民主决策中,基层党组织要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等一道积极组织群众参与民主决策。在基层事务日常治理和民主监督中,基层党组织要组织党员和群众监督民主决策事项的实施情况,充分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形成社区治理合力。新形势下,要不断创新基层党建工作方式,积极探索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提高基层党组织领导协调基层政权组织、自治组织、群团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能力,丰富基层党组织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手段。

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的积极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是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内在要求。

自治是基层社会运行的重要方式和依托,是基层社会充满活力的重要源头。它不但有利于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社会认同,还有利于减少矛盾冲突、增进社会和谐。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的积极作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形式。人民群众通过这些群众自治组织,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利,广泛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管理。实践表明,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参与人数众多、自治领域广泛、民主实践生动,展现出旺盛的生机活力,是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形式。

当前,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进一步拓展和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应拓宽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范围和途径,不断丰富内容和形式。深入开展以居民会议、议事协商、民主听证等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等为主要目的的民主治理实践,以村务公开、居务公开、民主评议等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让群众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全面推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引导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做到群众利益延伸到哪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就覆盖到哪里。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需要强调的是,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将自治与法治、德治相结合。应发挥法治保障作用,引导社会公众形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法治思维和法治习惯,推动法律服务下沉,强化基层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为群众自治提供法律保障。发挥道德在规范人们行为、调节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普及,发挥道德榜样的示范作用,凝聚社会正能量,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社会氛围,依靠德治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作者:许晓东 张乐;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19.12.18

来源:人民日报

国家治理现代化

开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境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是我们党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经验,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断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保证。《决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出发,明确和系统地回答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既阐明了必须牢牢坚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则,又部署了推进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和具体举措,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和制度保障,开辟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境界。

坚持党的统一领导与高度制度自信

建立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是最高政治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因此,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国家制度建设必须坚持的政治原则和根本保障。其基本要求就是在制度建设中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原则,做到“两个维护”,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执政为民各项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与坚持党的领导是有机统一体,就具体内容而言,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这是一套相互衔接、相互作用的制度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依据。坚持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旨在构建更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为定型、更具科学性,因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与完善,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自觉。

从制度设计理念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在战略层面上完整地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原则性,而在技术操作层面上,又表现出相应的灵活性与务实性。它强调民主协商与高效执行的统一、市场功能与政府责任的统一、中央治理和地方自主的统一、政府主导与多元合作的统一等等。这些既强调党在制度建设中的主导性,又注重促进社会力量合理配置与有机整合的制度安排,在国家治理实践中,表现出了强大的社会资源整合力、社会关系协调力、社会意志凝聚力、社会力量动员力,以及社会危机应对力,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很好地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这就是我们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自觉坚持制度自信的现实依据,更是我们在改进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中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的底气与信心所在。

强烈的问题导向和鲜明的实践特色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的导引。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既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题中之义,也是我们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这些风险挑战,有的来自国内,有的来自国际,有的来自经济社会领域,有的来自自然界。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讲话既指明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也阐明了化解这些问题的原则和方法论。

在国内层面,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克难阶段,一些结构性与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制度体系才能有效加以解决。因此,进一步建立健全国家公共权力制约制度与机制、社会利益合理配置制度与机制,人民民主实践制度与机制、服务型政府构建制度与机制、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制度与机制、法治社会建设制度与机制等等,势在必行;国际层面,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反全球化,以及文化贸易博弈、地区冲突等各种阻碍中国发展和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建构的消极因素沉渣泛起,错综复杂。立足科学统筹“两个大局”,进一步突出制度体系的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成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指向和基本任务。

《决定》立足实践需要,聚焦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对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行政体制、基本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民生保障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独立自主与和平外交政策所必须坚持和巩固的根本点、完善和发展的方向,以及各项制度所包含的基本层面,涉及的具体问题,实践的原则要求等方面作出了具体部署。同时,就如何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切实将《决定》精神体现在制度建立和完善,尤其是落地开花上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一鸿篇布局,既在整体层面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了宏观设计,也在局部层面为各个领域、各项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实施作了具体指引。

制度的体系化和目标的协同性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很好地秉承这一目标追求,并在推进制度的全面化、体系化、协同化方面迈出了历史性步伐。一方面,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持续推动中国发展进步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另一方面,历史性地对国家制度体系作了具体分类,将五大建设按照各自制度类别与属性,以及在改革实践中的轻重缓急作了进一步细化,建构了涵盖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一个相对完备的制度体系,并以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为政治统领,以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为核心要义,以此指引其他各项制度的建设和发展。将内政外交各项制度置于一个整体,在注重其内在联系的基础上系统性加以设计和完善,这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史上是第一次,标志着党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进入到一个历史阶段。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有具体性目标,也有价值性目标。就具体性目标而言,它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相辅相成的,或者说其本身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着长远目标和阶段性目标。长远目标就是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并以此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进程。就阶段性目标而论,就是不断革除现阶段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以此理顺党、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

价值追求是治理体系的灵魂,决定着国家治理的方向与成效。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是《决定》中旗帜鲜明的立场宣示,其所具有的法治导向、民主导向、服务导向和责任导向,昭示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改革不再局限于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的初级价值目标,而是立足于落实人民主体地位、激发社会活力、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提升人民福祉和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等更高层面的价值追求。这些价值目标聚焦为一点,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度的制定和落实两个层面上,充分体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理念。

(作者:赵中源,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广州大学基地主任、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黄罡,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讲师)

2019.12.17

来源:广州日报

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必须持续解放生产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发展的核心要义就是高质量发展。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本期《理论周刊》特邀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谢鲁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旭教授、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金山教授三位国内知名理论专家,围绕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要把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引领到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上来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怎样认识和理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谢鲁江:高质量发展是与时俱进的时代课题,是新时代发展的突出特征。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在新时代发展的内涵和任务发生新的转变,由过去追求数量、比较粗放式的发展,转变为现在强调质量第一、效率优先的发展。高质量发展是要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按照新发展理念去推动发展。它要求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这样的发展,才是真正符合我们国家发展要求、符合时代要求的真正高质量的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是关乎整个国家的大的发展方向、发展模式的问题。它既是一种模式,也是一种结果,还是任务和要求。具体来说,内容包括实现三大变革即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三大效率即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举措是推动中国整个发展模式或者说推动整个中国经济的转型,等等。最终,高质量发展要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实现、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使国家综合国力有更大的提高,能够支撑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刘金山:全球化时代,高质量发展,就是要为全世界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全世界的货币为我们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投票。我们获得的货币选票越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越容易实现,我们要以世界发展作为本金。从产业的角度看,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不能继续在标准化、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开展国际竞争与合作,而是在更广泛的规模和空间上就高附加值生产活动开展国际竞争与合作,即向高生产力的生产活动转变,向基于创新能力的生产活动转变。

历史经验表明,许多国家或地区曾经辉煌一时,但却不能突破经济发展中边际产出递减规律的制约,从而走向衰落。通过创新,突破边际产出递减规律的限制,实现边际产出递增,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过程。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新概括。这对高质量发展有何意义?如何把握二者的内在联系?

张旭:这一新的概括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精神,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所形成理论的新发展,体现了历史、理论和逻辑的统一。高质量发展需要制度、体制和机制的支撑和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就是要解决长期以来的重速度、轻效率,重总量、轻结构,重增长、轻发展的问题。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根本性的要求在于改变顶层制度的设计。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最终是要落实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之中。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不仅是理论创新,更是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认识,对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本经济制度三项内容结合的目标就是充分发挥全社会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在共赢中实现发展速度的增长和结构的优化,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

谢鲁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最新概括,非常符合高质量发展需要,它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制度支撑,同时它本身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调动企业积极性、调动各种要素积极性的这些制度,高质量发展也很难实现。实际上这些制度,说到底还是为了进一步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我们要把它引领到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上来。

刘金山:这一新概括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意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项内容,是密不可分的,覆盖着社会再生产大循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整个系统。“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在新时代具有新意义,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前提下,把倡导“竞争中性”原则提升为倡导“所有制中立”的市场主体制度,更具有战略高度和深远意义。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升为基本经济制度,具有科学的理论逻辑和创新意义。尤其是强调按生产要素贡献进行分配,并把数据纳入生产要素范畴,顺应了大数据时代数字化革命的发展大势。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是通过“分蛋糕”来实现“做大蛋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为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厘清了或校正了关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歧见,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制度保障。

任何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实际上是社会合作秩序不断拓展的过程。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实现了从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政策变革转变为具有规模效应的合作秩序设计,是高质量发展的内生性需求和自发演进,是一种必然趋势。

要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各种通道打开、各种积极性调动起来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突出挑战或者说难点有哪些?如何应对?

谢鲁江:我的理解,最突出的问题还是怎么有效地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过去我们主要是依靠后发优势发展,但是今后我们国家更多地依靠先发优势推动发展,所以要加强科技创新。创新发展的根本支撑就是让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而且,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有强大的科技支撑。要解决科技支撑的问题,主要是要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因此,要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各种通道打开、各种积极性调动起来。

首先,要充分尊重科技人员的劳动成果,尊重他们的知识产权,尊重他们的贡献。要充分地调动积极性,对科技创新给予充分的激励、充分的肯定和充分的保护。同时,要打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各种通道,包括金融通道、不断优化市场营商环境、推进政府放管服改革等。通过市场的机制,通过政府的政策,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这一发展的新动能充分地调动和激发起来,让它真的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开花结果,实实在在地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效果。

此外,要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高质量发展要求资源优化配置,现在的市场经济中,这主要是通过金融调节来实现的。如果金融往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推动中小企业发展、推动搞活企业这个方向发展,或者整个金融体制往这个方向改革,就会把资源引导到实现高质量发展上。当然,最终让这些科技的成果、金融的成果开花结果落地生根最后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主体还是企业。所以,怎样进一步解放企业,把企业的活力充分释放出来,也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如果把企业的活力释放出来,再把科技的资源、金融的资源充分地用好,形成一个合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应该就会比较顺利。

张旭:目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对的突出挑战,首先表现在增长的惯性上。长期的高速度增长,在政策、法律、心态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粗放、混杂的特征。高质量发展需要完善的政策和法制体系,需要更加精细的制度设计,需要尽快弥补制度短板。其次表现在急于求成的功利主义倾向。长期的高速度增长,形成了唯增长率、唯利润率、唯政绩等功利主义增长方式。其代价不仅是环境的,更是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不仅仅是经济建设的高质量,而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全方位的高质量,不仅仅是绿水青山,还需要政治清明,司法公正,文化向上,社会稳定,预期明确,民心凝聚。

刘金山:一是深入理解并形成基本经济制度共识。从改革意义与发展意义的双重转型来看,我们到了必须形成基本经济制度共识的关键时刻。二是塑造“激励相容”的发展环境。高质量发展是创造性破坏的扬弃进程。其间,有的主体受益,有的主体受损。发展过程中,如果很多领域是帕累托改进(资源配置状态改变,全部或部分人受益,没有人受损),最容易形成发展共识。有些领域,虽然不存在帕累托改进,但存在着卡尔多改进(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受益者在一定程度上补贴受损者),也容易形成发展共识。如果这两类改进都不能顺利实现,发展的阻力就大。新发展理念,就是为了塑造“激励相容”的发展环境。三是化解代际之间的资源竞争。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养老难题,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依靠未来财政收入偿还,都是需要下一代人负担的。这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大掣肘之一。优化生育政策,形成公开、透明、规范的财政预算制度,是十分急迫的。

不断丰富“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彰显“中国智慧”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哪些成功经验?

谢鲁江:在我看来,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成功模式。

整个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生产力最核心的发展任务就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要求。我国根据中国的国情,走的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是比较成功的。这既是我们的成就所在,也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正因为我们这条路走成功了,我们解决了14亿人民的生存发展问题,才有了今天的成就。现在,我们的工业化、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发展要求更高了、发展内涵更丰富了,发展目标更加伟大了,但我们依然还是走在这条道路上。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未来仍然要坚持这个道路,坚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进一步看,一切问题的根本,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要解决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能够做到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那么道路就是成功的,制度就是有优越性的,理论就是有说服力的,社会就是充满活力的,文明就是有吸引力的。所以关键还是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始终强调以发展为中心,特别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它的核心就始终围绕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点十分重要。

张旭:最大的成功法宝和经验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践中不断总结规律,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不断根据变化着的世情、社情、国情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不断探索和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始终依靠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吸收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不断探索和加深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展开了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实现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高度统一。这些汇聚成我国成就的源泉,也不断丰富着“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体现着“中国智慧”。

文/广州日报评论员 张冬梅

受访者/谢鲁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长期从事经济学基础理论、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教学和研究工作;张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刘金山,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委宣传部经济形势宣讲团专家,广州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从事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与产业创新发展等方面研究

2019.12.16

来源:广州日报

老城市,新活力

中大商圈向何处去? 创新蝶变,升级疏解

中大商圈,又称中大布匹商圈、中大纺织商圈,它是市场自发形成,经过30多年的发育成长,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纺织类专业市场商圈。它既是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和千年商都形象的窗口之一,又是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整个华南纺织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组织部分,更是广东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进程的一个缩影。然而,近十年来,基于市场自身及外部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多次传言中大商圈要整体搬迁。中大商圈到底向何处去?广州市、区两级政府部门在最近出台的相关行动计划及实施方案中,尊重市场规律,明确提出了升级疏解的整体方向,并推动企业成立了“中大创新谷纺织产业联合会”,为这一行动计划助力。

实际上,在各级政府、企业、协会以及学界、科研机构的联动下,中大商圈近些年来一直在进行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近期更是明确了中长期发展战略思路。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围绕中大创新谷建设,大力推动市场各相关领域的创新,实现创新蝶变。目前,整个商圈为了成为专业市场创新发展的示范区、先行区、引领区,全体市场和商户已经积极行动起来,不同的创新正从四个重点领域展开。

一是大力促进纺织品原材料及半成品的科技创新,打造纺织科技创新中心。在当前科技创新正成为潮流的背景下,各类仿丝、仿棉、仿绒、仿毛的纺织原材料以及高科技的布料、辅料的出现,正在不断推动服装时尚的变革。由于中大商圈地处华南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因此它不仅直接反映到全球各种服装面料的流行趋势,而且还直接推动着纺织面料的研发创新。例如,中大商圈的不少商户实际上就是全国各地的纺织工厂的营销总部或品牌总部,它们会根据市场的流行趋势以及原材料的变革,与上游工厂及原材料企业成立联合研发中心,或组成联合研发团队,以开发新的纺织面料或辅料。所以,中大商圈将有条件成为全球最新纺织面料及流行趋势产品的创新中心、标准中心、首发地和发布中心。

二是大力促进时尚创意及服装设计创新,打造时尚发布中心。中大商圈近年来,已经聚集了不少意大利、韩国等国的时尚创意企业及培训机构,拥有近1000家不同类型的设计师工作室以及近10000名设计师,其中,广州轻纺交易园还是首批国家级的“纺织服装创意设计试点园区”,有3000多名设计师。每年,中大商圈分别举办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广东时尚周”“广东大学生时装周”以及“广东服装大会”,发布近10000款最新服饰。在新形势下,整个商圈围绕国际时尚中心打造,纷纷对市场进行改造升级,增加时尚元素,从纺织原材料、半成品、辅料到服装的全产业链都强化国际时尚导向。例如,广州瑞康花边世界发布的各类服装服饰花边新品,就能影响到诸多中东国家及其他民族服装时尚趋势。

三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专业市场及商户的数字化转型,打造纺织信息中心。中大商圈各种纺织品近10万种,是全国纺织面料品种最齐全的商圈。中大商圈目前正从多方面推动商圈的数字化经营,一方面,以震海批发网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探索为不同的市场及商户提供专业的“导航”服务,即通过互联网平台,将不同商户的纺织品实现数字化管理,有利于客户在市场里实现最便捷查找;另一方面,以广州中大百布、云丝尚等代表的电商企业,与不同的市场合作,为纺织企业、设计师及消费者提供交易服务,实现线上线下融合。这些探索,正推动着商圈内各市场及商户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实现经营模式以及价值链的创新。

四是大力促进商流与物流分类,推动商圈内各市场的业态创新。目前,商圈内主要市场都在制定商流分离计划,逐步减少现场、现货交易,优化与重构物流和供应链体系,实现展贸化经营。一方面,各市场正寻求与周边区域合作,将部分仓储、分拣、配送功能疏解到基础条件较好的增城、南海等区域,共建共享物流供应链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引入菜鸟等智慧物流及供应链企业,实现第三方合作,以新建智能仓库为切入点,优化物流配送体系,达到业态升级与模式升级同步推进的目的。

总之,中大商圈作为广州乃至全国极具特色的一个专业市场商圈,承载着新时代产业、市场、消费、城市等多维度变革与创新升级的使命,期待它早日建设真正的国际时尚中心,打造成中国时尚新地标,为广州“老城市,新活力”提供榜样和示范。

(作者:王先庆,广东财经大学商贸流通研究院院长)

2019.12.13

来源:广州日报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把“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作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党重大战略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目标任务,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领会贯彻《决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一国两制”是党领导人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重要制度

《决定》强调指出,“一国两制”是党领导人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这一重要论断,既深刻总结了我们党70年来矢志不渝致力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理论和实践,也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如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时代命题。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把握两岸关系时代变化,不断丰富发展国家统一理论和对台方针政策,先后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主张和“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进而形成了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基本方略,有力引领两岸关系朝正确方向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敏锐洞察国内外形势和台海形势新变化,深刻总结党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及实践,提出一系列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的重要理念、方针政策,形成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阐述立足新时代、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重大政策主张,指明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基本思路、重点任务和前进方向。这一纲领性讲话是新时代对台工作的行动指南,为把“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作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党重大战略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了根本遵循。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最有利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最有利于统一后台湾的长治久安和民众安居乐业。

《决定》清晰界定了“一国两制”的完整概念,强调“必须坚持‘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一国”是定论。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但中国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一国两制”的提出,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台湾现实情况,维护台湾同胞利益福祉。“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

《决定》彰显出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强大制度优势,必将进一步增强“一国两制”对台湾同胞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有利于团结争取更多台湾同胞共同致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要坚定“四个自信”,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实现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顺应两岸同胞共同愿望,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推动台海形势从紧张对峙走向缓和改善、进而走上和平发展道路,两岸关系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更有能力、更有条件推进祖国统一。

(一)祖国大陆的发展进步从根本上决定着两岸关系走向。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极大提升,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两岸实力对比上,祖国大陆已经对台湾形成全面性、压倒性优势。以经济实力为例,祖国大陆GDP同台湾相比从1992年最低时的2.2倍,到2018年已扩大到近23倍;2018年祖国大陆GDP增量超过台湾GDP总量的两倍。祖国大陆的发展进步从根本上决定着两岸关系走向。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安排的推进,祖国大陆将不断增强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力、吸引力,不断增强对两岸关系发展的牵引力、主导权,我们将不断向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目标迈进。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

(二)两岸已经形成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两岸关系在曲折中不断向前发展。1988年至2018年,两岸人员往来总计达1.35亿人次,其中台胞来大陆总计1.04亿人次。两岸贸易额累计约2.6万亿美元,祖国大陆累计批准台商投资项目10.5万个,台商来大陆投资金额累计678亿美元(不含经第三地投资)。大陆现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最大进口来源地、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和最大岛外投资目的地。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同等待遇,先后出台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31条措施”、制发台湾居民居住证、取消台湾居民就业许可证等政策举措,不断充实两岸融合发展的制度性安排。越来越多台胞台企抢抓机遇,积极投身祖国大陆经济社会建设,依靠祖国大陆的强大后盾实现自身更好的发展。两岸同胞合作日益广泛、交流交往日益密切、彼此心灵更加契合,两岸命运共同体成为日益生动的现实,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进而迈向和平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民意基础。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日益凝聚为广大台胞的共识。

(三)国际社会一个中国格局持续稳固。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后,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持续巩固发展,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理解和支持中国统一事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早已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升。180个国家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在国际上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台独”分裂势力四处碰壁、日暮途穷。

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对台工作必将展现全新气象,祖国统一进程必将阔步向前。

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奋发有为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决定》关于“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部署,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对台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新时代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对做好今后对台工作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我们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提升思想认识和行动自觉,紧紧围绕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大政策主张这条主线,奋发有为、锐意进取,扎实做好对台各项工作,在民族复兴征程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一)坚持党对对台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对台工作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必须坚持党对对台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决定》精神,统筹调动各地区各部门资源和力量,共同开创新时代对台工作新局面,在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实践中,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

(二)坚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推动两岸就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岛内有关政党、团体和界别代表性人士积极响应,与大陆各界人士开展对话协商,达成携手实现和平统一、共同致力民族复兴、巩固共同政治基础、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加强两岸基层交流等多项共识。岛内一些政党、团体积极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已经迈出重要第一步,势不可挡。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我们将继续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在聚同化异中逐步解决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推动两岸就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两岸同胞血脉相连。亲望亲好,中国人要帮中国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对台工作中贯彻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像为大陆百姓服务那样造福台湾同胞。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要求,从台湾同胞尤其是基层民众的现实需求出发,持续拓展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不断丰富完善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要继续积极为台胞广泛参与大陆经济社会建设创造条件,依法保障台胞权益。要为台胞台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海南自贸区(港)建设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提供政策指引,搭建更多渠道平台。要着力提升台湾居民居住证社会功能应用,支持福建自贸试验区、平潭综合实验区、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及其他台商投资集中地区在为台胞台企提供同等待遇上出台更多先行先试政策措施。要积极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并在推动两岸应通尽通、福建沿海地区同金门马祖“小四通”、两岸社会保障和公共资源共享以及两岸邻近或条件相当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出台相关政策。两岸交流合作的持续扩大、两岸融合发展的持续深化,必将加深两岸利益联结,促进同胞心灵契合,夯实和平统一基础。

(四)坚持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反对“台独”、促进统一。广大台湾同胞都是中华民族一分子,是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统一进程的重要力量。我们要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一如既往尊重、关爱、团结和依靠台湾同胞。要扩大两岸同胞尤其是基层民众和青少年交流,增进相互理解,拉近心理距离。要团结台湾同胞共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信念,增进台湾同胞对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和对祖国和平统一的认同。祖国大陆是所有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要积极引导台湾同胞争当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认真思考台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地位和作用,积极参与到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正义事业中来。

“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图谋和行径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严重损害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与全民族为敌,逆历史潮流而动,绝不可能得逞。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决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决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保持高度警惕,有效防范化解台海重大风险,继续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反对形形色色的“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共同维护、携手迈向祖国和平统一的光明前景。

(作者:刘结一)

2019.12.12

来源:人民日报

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

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提出了新要求。这是从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四中全会的决策部署,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进一步增强人民团结、增进社会共识、增加和谐因素,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安定团结、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的重大意义

社会总是在解决矛盾中不断前进的。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就深刻阐述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正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和规律,深刻认识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一)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对公正及时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不断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使人民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尊严情感得到了更多尊重,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

(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是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迫切需要。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各种风险挑战明显增多,但人民内部矛盾仍然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我国社会正处于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因贫富差距、环境保护、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利益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很突出、处理起来很棘手的问题。只有不断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最大限度减少不稳定因素,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才能有力保障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三)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国家治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每个领域都会涉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不仅是完善社会治理制度的重点内容,而且还关系到国家治理其他领域制度机制的完善;不仅是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而且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具体要求。只有不断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进一步提高党和政府在政治沟通、利益协调、社会整合等方面的能力,才能更好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的宝贵经验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面创造了许多宝贵经验,最为突出的是“枫桥经验”。50多年来,“枫桥经验”不断创新发展,展现出历久弥新的时代魅力。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必须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永葆生机与活力。

(一)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枫桥经验”之所以充满生机活力,最根本就在于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使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成为防范化解矛盾的“主心骨”。我们要强化政治引领,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委领导机制,统筹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力量,形成问题联治、风险联控、平安联创的局面。要强化思想引领,坚持不懈地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农村、进社区,广泛深入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听党话、跟党走。要强化组织引领,建设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群团组织为纽带、社会组织为依托的基层群众工作体系,把党组织的服务管理触角延伸到基层治理每个细胞,凝聚起防范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强大合力。

(二)坚守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立场。“枫桥经验”一路走来,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永恒的生命线,也是其创新发展的基本点。我们要主动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新变化,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人民群众成为改革发展的最大受益者。要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创新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机制,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身边的矛盾问题,让人民群众成为维护稳定的最广参与者。要以人民满意为根本标尺,健全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社会治理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加大群众意见在绩效考评中的权重,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最终评判者。

(三)坚持综合施策这一根本途径。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化解矛盾纠纷,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展方向。要以自治“消解矛盾”,发挥群众自治组织自我管理服务的优势,发挥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自律规范作用,运用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以法治“定分止争”,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引导群众在法律框架下分清是非,在权利义务统一中判断对错。要以德治“春风化雨”,完善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德育网络,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道德文化精髓,发挥乡贤文化、家风家训、生活礼俗的教化作用,把社会和谐稳定建立在较高的道德水平之上。要以智治“提质增效”,把“脚板走访”与“网络对话”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更多社情民意在网上了解、更多矛盾纠纷在网上解决。

(四)树立关口前移这一根本理念。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关键在于把着眼点放到前置防线、前瞻治理、前端控制、前期处置上来,最大限度把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在基层。要把好“源头关”,完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健全社会公示听证、专家咨询、合法性审查等制度,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决策之前,做到防范在先。要把好“监测关”,围绕矛盾问题的关键环节和核心要素,加快监测预警体系建设,提高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做到发现在早。要把好“管控关”,按照“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的思路,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健全整体防控体系,努力使矛盾风险不累积、不扩散、不升级,做到处置在小。要把好“责任关”,建立健全权利与义务统一、风险与责任关联、激励与惩戒并重的责任体系,严格落实领导责任、属地责任、监管责任,做到压力在肩。

(五)夯实基层基础这一根本支撑。“枫桥经验”发端于基层,基层基础这一本源始终不能丢。要大力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打造平安中国建设“前线指挥部”,将重大社会矛盾问题和重大群体性集聚事件解决在市域。要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制,科学合理划分网格范围,加快打造“红色物业”,把基层社会治理触角延伸到每个楼栋、每户家庭,把人民内部矛盾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要加强省、市、县、乡四级综治中心建设,统筹整合公安派出所、社区警务站、司法所、人民法庭等基层治理资源,充分发挥其贴近群众的天然优势,更好履行服务群众、定分止争、维护稳定等职责任务。

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的思路举措

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是基于实践的制度创新。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原则要求,紧密联系实际,着力深化细化,积极探索创新,掌握解决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有效举措,将新时代“枫桥经验”上升到制度层面,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不断提高从源头上、根本上预防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水平。

(一)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维护群众利益是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目的。要完善群众诉求表达机制,健全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联络机构和网络平台,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多层多样的协商民主体系,发扬基层民主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改进政府决策听证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依托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大众传媒等平台进一步加强社会协商对话,实现有效沟通、良性互动。要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健全最低工资、最低生活保障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养老、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制度,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加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困难群体的帮扶制度建设,支持慈善事业和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扶贫济困作用,努力让每一名群众都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要完善权益保障机制,加强人权、产权司法保护,健全以国家司法救助、法律援助、诉讼费用担保等制度为基础的司法救助体系,健全普惠精准、便捷高效的政法公共服务体系,依法惩治挑战法律权威、挑衅公共秩序、侵犯人民利益等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好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

(二)完善信访制度。信访工作是密切党和政府与群众血肉联系的桥梁纽带,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源头性、基础性工作。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改革创新,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信访工作新路子。要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牢固树立法治理念,推动信访工作依法规范运行、群众诉求依法理性表达、合法权益依法有效保护,切实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要推进信访工作信息化,充分发挥网上信访主渠道作用,拓展网上信访覆盖面,用好网上信访平台,让群众通过网上信访就能得到与来访一样的效果,最大限度引导群众通过网上信访反映诉求、解决问题。要推进信访工作科学化,主动适应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趋势,完善信访业务智能辅助系统,提高信访工作质量、效率和公信力。要推行领导干部特别是市县领导干部每月下基层大接访制度,认真负责地解决信访积案和群众合理合法诉求,最大限度把矛盾问题解决在当地。

(三)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紧密衔接、有机结合的矛盾调处工作机制,是新形势下具有中国特色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有利于消除分歧、促进和谐,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要完善效力对接的制度机制,通过互设共设调解中心、执法司法人员与人民调解员共同调解、网上司法确认等方式,推动达成调解协议与申请行政确认、司法确认无缝衔接,提升人民调解协议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要完善科学分流的制度机制,建设即时就地调处矛盾纠纷的基层调解站、流动调解点,畅通人民调解机构、行政调解机构、执法司法机关移送处置矛盾纠纷的通道,建立健全诉前调解、诉中委托调解、诉后执行和解等制度,引导人民群众主动接受调解。要完善资源整合的制度机制,促成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多主体联合开展调解,重点化解跨地域、跨行业、跨部门、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形成化解矛盾纠纷的合力。

(四)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建设,是适应社会转型的现实需要,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性工作。要完善工作体系,积极整合卫生健康、宣传、教育、公安、民政、司法行政、财政、信访、残联等资源力量,发展壮大平安志愿者、社区工作者、群防群治队伍,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属地管理、社会参与、家庭尽责的良好局面。要完善工作网络,加强村居、社区、校园等心理咨询室、社会工作室建设,广泛建立心理监测、疏导服务体系,组建专业心理疏导矫治队伍,开通心理援助热线和网络平台,积极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和社会心理服务,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要坚持分类施策,根据特殊人群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加强帮扶救助、心理疏导、法律援助,严防发生个人极端事件。

(五)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针对当前各类矛盾跨界性增强、传导性加快,容易形成矛盾综合体的特点,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探索新形势下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方法途径,建立健全有机衔接、协调联动、高效便捷的社会矛盾纠纷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要促进各类非诉讼矛盾解决方式健康发展,规范加强调解工作,建立健全仲裁制度,健全行政复议与行政裁决制度,鼓励探索协商、中立评估、第三方调处等矛盾纠纷化解机制。要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制度建设,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告知制度,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效力保障制度。要搭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建立集诉讼服务、立案登记、诉调对接、诉讼信访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加强专业性矛盾纠纷化解平台建设,建设纵向贯通、横向集成、共享共用、安全可靠的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信息系统,满足人民群众对于便捷、高效化解矛盾纠纷的新要求。

(作者:陈一新)

2019.12.11

来源:人民日报

地域文化特色

以地域文化特色旅游彰显岭南文化

一般规律而言,城市文化标识具有标志性、独特性和可识别性,是不可替代的地域名片和金字招牌,是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保持城市特质、服务市民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依托。举例来说,它可以是建筑如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可以是独特的空间如莫斯科红场,可以是文物古迹如敦煌莫高窟……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竞争已转向城市间竞争。而城市形象构建和旅游文化推广已是城市营销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深入研究城市文化标识定位,强化城市文化符号,将城市内在特征和外在面貌相结合,提炼出城市独特价值,演绎出城市独一无二的特色符号体系,是未来城市更新的关键。

那么,广州在城市更新中如何认识自身的文化标识定位?一方面,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对广州的定位是“国际大都市、综合门户”。实际上,广州千百年来,一直都扮演着“开放门户”的角色,直到今天,广州这个角色和地位再次被提升,且承担起新的使命——对外“深化开放”,对内“区域融合”,内外“市场转换”。对广州城市文化标识定位,从广州的历史与当今两个维度来寻找,最能体现、最能表达的无疑是“开放门户”。从这些方面来深入挖掘、研究,更能切中肯綮。另一方面,广州山明水秀,风光旖旎,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文化旅游景点达数十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历代的“羊城八景”,2011年又评选出新的“羊城八景”,包括:塔耀新城、珠水流光、云山叠翠、越秀风华、古祠流芳、荔湾胜境、科城锦绣、湿地唱晚。近年,又陆续新建了一批旅游景点。广州作为岭南文化的摇篮,其文化艺术具有了比较独特的岭南地域文化形态特征。因此,以地域文化特色旅游彰显岭南文化,可以进一步挖潜,做大文章。

一是以文旅融合提升品牌含金量。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成为新趋势,市政府应不断完善扶持政策,设立发展专项资金,力求将优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旅游品牌优势,培育一批地域特色突出、内涵价值丰富、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广字号”文化旅游品牌。据了解,2018年广州最受欢迎“旅游类”景点的前三名分别是广州塔、白云山风景名胜区和长隆欢乐世界。广州最重要的地标性建筑广州塔稳居榜首。“羊城第一秀”白云山风景名胜区占地面积大且风景优美,位居第二。而文化类景点则涵盖各种主题文化、红色文化、艺术文化等多种文化。这些应成为文旅融合重点培育的项目。

二是老品牌旧貌换新颜。说起老广州,人们自然想起越秀的老街区。它是老广州的印记、老广州的代表。但是,老社区密布着蜘蛛网般的电缆,老旧房屋外墙陈旧,自来水和消防供水不正常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排污管堵塞和破损,有时造成“水浸街”,影响了对外的形象。2016年以来,越秀区按照“一街一策,一社区一特色”的原则,以仰忠社区为试点,以“三改造一落实”为重点,启动了全区18个社区微改造。现在的街道焕然一新,其中得益于接地气的老旧小区改造方案。在广州类似的老品牌还有很多,应总体规划,让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三是把现有品牌做大做强。博物馆是普通人最容易接触到的展览场馆,它们将一幕幕历史的场景还原重建,再现在我们的眼前;为我们掀开帐幕的一角,让我们得以一窥历史的面貌,了解那个远隔了千年时光的遥远时代。每个城市都会将博物馆做成品牌。据不完全统计,广州的公办、民办博物馆大大小小有200多家,其中有不少是品牌博物馆。这些博物馆对于发展地域特色的旅游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分散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博物馆,不成体系和规模,很少有游客能参观游览到几个。把最能体现老广州的品牌博物馆做大做强就势在必行。比如,可在广州郊区打造一个老广州博物馆小镇,集中20~30家民营博物馆的数十万件藏品,按不同主题形成博物馆集群,以实物、图片、照片、地图、沙盘、模型等展现老广州生活习俗、街区风貌、历史建筑、当年服饰,以及花市花街、老式叫卖、街头艺人、儿童游戏、老字号、私伙局、老戏院、茶楼食街等广式生活,建设成世界知名旅游景点,成为广州对外宣传的窗口,成为广州的文化名片。做成精品特色的老广州风情博物馆,对国内外游客,对广州市民,都会有极大的吸引力。

(作者:庄西翻,文化学者,南昌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2019.12.10

来源:广州日报

将优势转化为效能

强化制度执行力 将优势转化为效能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国已行至“两个一百年”交汇点的关键一程,有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也有更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亟待满足。零敲碎打的改革化解不了系统性矛盾,灵机一动的创新解决不了全局性问题,唯有制度,是破题之钥、治理之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用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并作出决定,这是恰逢其时、非常正确的。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础上进行的现代化,我们必须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并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需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然而,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结合在一起推进。

一方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从国情出发。要看到制度的“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行得通、生命力旺盛、有效能,就是因为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并要不断发展完善这一优势。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本次全会第一次系统绘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13个方面的制度蓝图,而党的领导制度是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统领和贯穿其它12个方面的制度。我国必须健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制度体系。其中的“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既令人耳目一新又深感势所必然,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的基础和前提。将此制度化,非常有利于推动全党恪守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必将使我们党永远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

此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必须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完善和发展,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功效。新形势下,我们既要毫不动摇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还必须与时俱进运用好新手段新工具。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充分发挥信息在这个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好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党和国家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区块链技术正在开启一个颠覆中心化的“新信任时代”,必将使社会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从而对国家治理的诸多方面带来革新和重塑。我们必须要运用好区块链技术,以实现其与治理创新的良性互构。当然,不管是信息技术,大数据信息资产,还是区块链技术,都只是工具,都必须在优越的制度下得到良性运用,才能促进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作者:王梓,广州市委党校政治学与法学教研部教师,博士、副教授)

2019.12.09

来源:广州日报

有事好商量

“有事好商量” 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这种商量式的民主极大地丰富了当代世界民主政治的理论内涵与实践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特有优势。

有事好商量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斗争法宝

统一战线是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法宝。我们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无坚不摧的革命力量、建设力量、改革力量。

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了邀请包括资产阶级政党在内的全国各革新党派互商共谋,这一决定最终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统一战线扩大为全民族的统一,与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平等相处、民主协商,并在抗日根据地建立起具有明显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为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解放战争进入尾声的时候,中共中央适时发布了“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协商建国、民主建政的原则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顺利召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的统一战线也随之转变为团结一切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经历改革开放40年探索后,协商民主正朝着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统筹发力,确保人民广泛深入地参与日常政治生活。

有事好商量是寻找全社会意愿最大公约数的有效途径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了解民众的真实需求是实现善治的前提。中国是一个国情复杂的超大型国家,要对全社会意愿的最大公约数“求解”。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逐渐走出了一条崭新的民主文明之路,即以投票选举为法定程序的票决民主,和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的协商民主,两种民主形式同等重要、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而协商民主又是这条文明之路的独特优势。坚持有事好商量,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在涉及全国事务的时候由全国人民共同商量,在涉及地方事务的时候由地方人民共同商量,在涉及特定群体事务的时候由这部分群体共同商量,在涉及基层事务的时候由基层群众共同商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最大的社会公约数,破解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是全社会最关心的议题,要在提供更好的教育、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优美的生态环境等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激发社会参与改革的热情,使每一项改革措施都接受人民群众的检验。

有事好商量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70年来的实践表明,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高政治协商、社会协商、基层协商的能力,积极引导和组织群众,整合各方面力量,在民主协商中凝聚改革共识、不断突破利益藩篱,才能守住团结稳定的底线。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定意义上就是将民主与法治贯穿国家制度设计和决策实施的全过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要求在重大决策付诸表决之前依法依规进行充分商量,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嵌入制度化的商讨和调整流程,在决策成果落地后公开接受民主监督,其本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高度契合。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从顶层设计上确保参与主体和参与方式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要加强在基层、新兴领域的民主探索,鼓励各地根据自身现状和社会热点试行民主恳谈、城市论坛、社区议事、网络议政等商量形式,倡导常商量、真商量、会商量的理性对话思维,使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集体与个人间关系走向良性互动,营造风清气正、开明和谐的优良政治生态。

(作者:陈炜,广州市委党校政治学与法学教研部讲师、博士)

2019.12.06

来源:广州日报

高质量发展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指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制度建设需要与时俱进,国家治理也需要稳步推进,这是当代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今后我国社会实现全面持续高质量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更加强大的制度保障。从根本上看,这个《决定》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指针,彰显出多个鲜明特征。

首先,它反映了党中央领导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性、持续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者、实践者和执行者。从邓小平同志1982年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至今,我们党始终清醒认识党情、国情和世情,自觉顺应中国人民意愿,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统一起来,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江泽民同志带领全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各项制度建设事业推向新世纪。胡锦涛同志带领全党接续奋斗,健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体制机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事业推向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决定》指出,全党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等13项重要制度,这些制度是全体党员干部肩负新使命,做出新担当,实现新创造的重要保障,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决定》的出台说明,全党对制度所具有的根本性长期性作用形成了高度共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做出了准确判断,对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出明确方向。

其次,它体现了党中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阶段性、跃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阶段性发展和跃进性发展的统一。缺乏历史性继承的制度容易出现“断层”,缺乏阶段性积淀的制度容易出现“空心”,缺乏持续性创新的制度容易出现“固化”,为了避免上述缺陷,我们党始终如一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挥制度优越性,释放制度创造能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两个目标载入了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成为全党的奋斗目标。与推进和实现这个奋斗目标相适应,《决定》阐明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阶段性、跃进性,即到建党100周年时,我国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这就说明,我们党始终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出发,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融贯于建设伟大事业、推进伟大工程、开展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的历史进程中。

再次,它彰显了党中央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性、系统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最伟大成就。进入新时代,我国迫切需要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辟更加广阔而美好前景。《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包括一整套互相联系、互相协调的国家制度,也包括国家需要重点关注的治理问题,即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法律法规和体制机制,也包括需要着力解决的腐败现象治理、环境污染治理、乡村扶贫治理、边疆安全治理、特区社会治理等问题。这就说明,党中央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之贯穿在从问题倒逼到配套改革、从历史反思到制度创新、从系统重塑到整体重构的伟大实践中,整体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的战略思维、统筹兼顾的辩证思维、系统谋划的过程思维、防范化解风险的底线思维,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确保治国理政各项工作高质高效。

总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既反映了党中央领导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性、持续性,体现了党中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阶段性、跃进性,也彰显了党中央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性、系统性。同时,它也说明了只有扎根中国土壤汲取有益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最管用;只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不断健全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也必将圆梦。

(作者:杨竞业,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2019.12.05

来源:广州日报

制度优势

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全面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为把我国国家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指明了方向。

制度为治理提供了运行规则,我国国家制度优势构成了国家治理效能的前提和基础。“仁圣之本,在乎制度而已”,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在国家治理中,制度起着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作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曾经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不仅保障我国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四中全会分别从13个方面对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进行了系统总结,这些优势为实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石。因此,全党全社会要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坚定制度自信,增强制度意识,善于在制度的轨道上推进各项事业。

国家治理是制度的具体运行,提高国家治理效能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制度优势唯有最终转化成为治理效能,制度才有生命力。一方面,国家制度通过转化为治理效能,方能实现制度创设的价值,制度优势也才能得到实践检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这深刻揭示了国家制度优势需要通过国家治理效能来体现。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实现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国家制度的优势,正是通过可持续的治理效能得以充分体现和逐步确立起来的。另外,治理效能的实现反过来也进一步强化了制度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命力的源泉,就在于这套制度体系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释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提供了有力保证。

不断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内含着对制度执行力的要求,制度得不到执行,就会损害制度权威,滋生形式主义,比没有制度危害更大。事实上,制度执行力不仅关系到制度优势能否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而且其本身就是制度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治理能力的直接体现。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不断提高制度的执行力,是持续推动拥有近14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

强化制度执行力,要坚定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是适合中国国情、代表人民利益、保障民族复兴得以实现的制度体系。要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显著优势,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强化制度执行力,要推进制度创新。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制度创新统一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的过程中形成的,也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创新实现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长期发展与渐进改进。当前要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继续加强制度创新,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化制度执行力,要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通过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强化制度执行力,要推进治理创新。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环节、治理工具等方面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黄丽华,广州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

2019.12.04

来源:广州日报

高质量发展

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改革、开放和创新之路

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离京考察就来到广东,来到深圳,来到前海,宣示“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坚定决心。

时隔七年,广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正如火如荼地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以实际行动为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表率。

在这样的背景下,11月30日至12月1日,由经济日报社、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讨会在深圳前海举行。来自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知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珠三角地市、广东省直有关部门、高校、知名企业和广东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代表等共300余人共聚一堂,热烈研讨如何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转化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息息相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观点之一,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如何准确理解内涵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成为此次研讨会上众多专家学者聚焦的重要内容。

“面对经济形势的复杂变化,是采取需求侧强力刺激的老办法,还是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在研讨会上抛出这一问题。

答案不言而喻。2015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展开,成效明显,如钢铁、煤炭供大于求、产能过剩问题得到缓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扩张态势得到遏制等。

以广东作为观察样本,中山大学副校长李善民发现,通过强化制度供给和政策创新,牢牢抓住了“结构性”这个关键词,广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显著。2018年广东高端产业全年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保持在全国先进的行列;全省市场主体总量达1146万户,稳居全国首位;民营经济增加值为5.26万亿元,增长7.3%,占GDP达54.1%。

更为根本的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息息相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方案也是全球方案,对经济学理论发展具有原创性贡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王东京认为,稳定经济增长的重点是解决结构问题,解决结构问题必须从供给侧发力,从供给侧解决结构问题要坚持用改革的办法。

王一鸣表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现更高水平、更优结构、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实践也证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发展质量发挥着积极作用。

如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市场被认为是关键。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

王一鸣认为,这八个字强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和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进一步推进深度市场化,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让市场机制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发挥作用。

王东京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表示,调结构为何要由市场主导?因为企业家更懂得市场,这实质上是“市场价格”引导企业家调结构。而政府也要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主要体现在:要明确界定产权并依法保护产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放宽价格管制,推动形成供求决定价格的市场机制;打破市场壁垒与行业准入限制,让生产要素充分流动等。

“政府要提高自己宏观调控科学性。”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韩保江表示,对于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收入分配差距、经济周期和波动等市场干不了的事情,政府就需要进行弥补。

其实,这方面的探索和努力一直在持续。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个大不相同于以往的新时代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已经初步确立。这一体系的突出特征是:不仅聚焦于发展规模,更注重发展质量;不仅着眼于短期调控,更注重持续增长动力;不仅依赖于需求侧的总量收放,更注重供给侧的结构优化;不仅着力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注重矫正和解决政府系统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不仅立足于政策性操作,更注重制度变革。

与会学者还认为,随着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将更进一步释放。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资本逻辑所带来的贫富差距上的“马太效应”,只有回到人民逻辑的轨道上,才能真正加以解决。

构建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使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优化。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黄汉权在研讨会上表示,这个论述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产业体系、怎样建设产业体系的重大命题。在他看来,只有更多依靠技术、知识、人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重塑我国产业新优势。他建议,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尤其是用好倒逼机制和窗口期,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在向研讨会提交的书面发言中也表示,为有效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我国必须抢抓信息化时代新产业革命带来的巨大机遇,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最终促进传统经济体系转向现代化经济体系。

王一鸣提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提升创新能力成为新阶段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必须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推动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表示,当前中国具有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已经具备了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必备的经济产业基础。当前抓住新工业革命机遇就是做好自己的事。要实现“卡脖子”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的突破。

在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晓凤看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国内外经济实践中显现出了独特的优势与旺盛的生命力,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求是》杂志社副总编辑张宇则建议,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以高水平开放形成改革新动力

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这是在大变局中新型开放大国的战略选择,并由此形成新型开放大国的全球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从打开国门到全方位开放;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受益者到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贡献者,走出了一条令世界瞩目的新型开放大国之路。他认为,当前,高水平开放已经成为牵动影响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布局改革发展的一条主线。要以高水平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动力。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叶辅靖表示,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是“一带一路”建设。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也认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新理念,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货币融通、民心相通之间的深度融合,使“一带一路”成为最能够贴近民意、改善民生、赢得民心的世纪工程。

这不只是中国人自己的评价,在研讨会上,荷兰国际亚洲研究所经济史专家理查德·格里菲斯表示,我们看到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中国承担了很多大国责任,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做出的明智决策。

与会专家还对广东的开放实践予以关注。李善民表示,广东高标准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全面开放的决心。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张冬梅 通讯员李振、杜弘禹、王帆

2019.12.03

来源:广州日报

制度优势 高质量发展

以制度优势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所有制优势、分配制度优势和市场经济体制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所有制优势:公有制经济“主体”引领,多种所有制经济协同

在所有制层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体现在既保障了社会主义方向,又兼顾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够充分的基本国情。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决定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所有制优势。

首先,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经济格局,提供了超越GDP局限的包容性、平衡和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基础。公有制具有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制度内在优势,在经历超大规模、长期快速发展之后的发展动力转换和发展方式转变,需要公有制主体经济发挥引导、主导作用。“做强做优做大”的国有经济有利于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次,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所具备的制度开放性与包容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活力与微观动能。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决定了不同主体之间的竞争能够充分保障制度活力与制度效率,多元主体竞争的制度结构是保持经济活力和经济效率的关键。

第三,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混合、融合的治理组织及结构,有助于在创新探索中推动高质量经济发展。协同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优势功能,发挥两类制度的比较优势,同时又通过探索性、创造性实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灵活多样、开放多元混合、融合方式,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运行与发展新组织形式。

分配制度优势:“按劳分配为主体”,三个层级分配方式协同

分配是否兼顾效率与公平,直接关系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否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分配方式优势,体现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前提下,通过三个层面分配方式的有机互补,确保公平、兜底、共享的分配结果,充分释放分配的生产性功能和建设性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首先,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要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配置资源作用,确保以经济资源有效配置做大“蛋糕”。基于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力量关系的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要进一步纵深推进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实现基础、根本、“元”层面的价格“正确”,发挥市场通过企业家争胜竞争过程发现知识、扩散知识,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次,再次分配要注重公平,要更好发挥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公共职能,践行体现新发展理念的高质量发展方向。在保障经济活力、发展动力、涵养税源和夯实税基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的直接调节机制,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代际、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确保公平发展、协调发展、包容发展、共享和可持续发展,进而实现反映新发展理念的高质量发展。

再次,第三次分配要注重公益,充分发挥社会补充保障作用,构建社会广泛参与的和谐发展体系。要进一步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动员多方社会力量,借助社会组织,调动社会资源,发挥补充性公益作用,解决第一次、第二次分配之后仍然存在的分配不公和分配偏差,消除经济发展可能遭遇的社会分化、分歧和分割问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和谐、协调的社会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有为政府+有效市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优势,突破了传统市场与政府简单“二分法”的传统理论局限,超越了“黑板经济学”追求形式精致的自恋弊端,克服了“书斋经济学”脱离发展中国家实际的古板教条,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中国实践成就。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要加快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以高效率要素配置推动高质量资源配置。由中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增长新阶段,客观上要求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要加大供给侧尤其是生产要素供给层面的改革力度,加快形成市场化要素价格体系,避免由于价格失真导致要素错配并衍生、放大资源错配进而导致的低效率、低质量经济现象,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

二要加紧纵深推进政府扩展市场决定性配置经济资源的制度改革,深度释放政府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红利。要进一步加大政府改革力度并拓展改革深度,进一步缩减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进一步全面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全面放开可以放开的市场,充分扩展市场竞争力量,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完善市场进入、退出制度,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全面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通过全面纵深改革深度释放政府改革红利,推动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三要坚持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集成市场与政府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牢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把住“为人民谋幸福”的发展追求,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进一步加强政府公共职责,有效矫正“市场失灵”,切实采取系统措施逐步消除人际、区际、代际在发展条件、发展能力、发展成就等方面不平衡、不协调现象,有机集成市场和政府优势,高效协同市场和政府作用,推动经济平衡、包容和可持续的高质量现代化发展。

(作者:王廷惠,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教授;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动力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

2019.12.02

来源:广州日报

5G 创造性使用

5G改变社会要在创造性使用中实现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5G已成为世界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和全球产业与经济竞争的重要焦点。10月31日,中国5G正式商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50个城市成为5G首批开通城市名单。11月20日至23日,首届世界5G大会在北京召开,围绕“5G改变世界,5G创造未来”的主题,交流观点、碰撞思维。

接二连三的消息背后,5G时代已悄然到来。那么5G技术将对日常生活产生哪些重要影响?5G应用会为哪些领域带来机遇挑战?日前,广州日报评论员就这些问题专访了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院长、广东省毫米波与太赫兹重点实验室主任薛泉教授。

5G技术是对信息传递的强化

广州日报:5G技术的本质是什么?作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究竟新在何处?

薛泉:信息需求是人们工作、生活的最基本需求。5G技术,本质上就是对信息传递的加强,让人们更容易分享和获取不同信息。并且,这种信息的分享与获取不仅在人与人之间发生,也在机器与机器之间发生。

现代信息技术有两大支柱,一是通信技术,二是计算机技术。其中,通信技术比计算机技术的历史更加悠久,地位更加重要。在人类文明还没有出现计算机的时候,通信就已经存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对于通信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一方面,希望在身体上无牵无挂,行动更加方便。比如,以前人们都用座机进行联络,逐渐无绳电话代替座机,表明了技术发展向无线化、便携化的迭代。

另一方面,我们又希望精神上总被牵挂。走到哪里,都能和朋友分享好吃的、好玩的,被更多人关注和关心。这即是无线通信带来的体验,让人无牵无挂,又总被牵挂。5G技术,优胜在对无线通信的强化,其速度更快、延迟更低。

5G技术是一次全方位提升与增强

广州日报: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史上,5G的出现有哪些重要意义?

薛泉:第1代移动通信技术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发射功率问题。比如,香港和广州的直线距离约为100公里。如果要通过无线通信的方式,把信号从香港传输到广州,其发射功率要达到2千瓦才行。可以想象,用这么大的功率发射信号,在1秒或者0.1秒之内,就会耗光电量。因此,直接的信号传输并不可行。

第二,精准性问题。比如有一个广州人要给上海的朋友打电话。同时,另一个广州人要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如果两人都用相同方式、相同功率的电磁波来讲话,那么通信便无法完成,因为做不到精准识别和分辨。

后来,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手段就是蜂窝通信。其原理是把人们居住的地方划分成一个个蜂窝,每个蜂窝内部有一个基站,用光纤将基站与基站相连,再接入电信运营商总部。这样一来,人们在打电话时,通话信号就不会直接传输到某个地方,而是发送至最近的基站,再通过光纤到达目的地。因此通信过程中,中间部分通过光纤联系,只有短短的最后一公里或几百米范围是无线通信,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

第1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特点,是蜂窝通信。不过,由于是模拟信号,人们之间的通信必须占据两个频道,加之当时的芯片技术、电池技术比较落后,所以手机的个头要足够大才能使用,那时的手机被很多人称作是“大哥大”。即使这样,第1代手机的续航时间也只有1到2个小时左右。

第2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特点是数字化。这时候,传输的信息不是模拟信号,而是数字化信息。好处是可以将信息压缩,用更短时间发送出去。由于使用了脉冲信号,而非连续发射的模拟信号,所以,比起第一代技术更加省电,还增加了短信发送功能。

到了3G时代,因为传送数字化信息的能力更快更强,使第3代手机基本上如同一个小型计算机,可以上网、发短信,还能传送图片、视频等丰富内容。

有了4G以后,这方面能力就更强了。打个比方来说,1G好比在土路上骑马,2G像是在柏油路开车,3G是高速公路,4G就是加宽加快的高速公路。

5G是不是对4G的简单增强呢?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简单。借用刚才的比喻来说,5G就是高速公路加上高铁、水上运输、航空、航天。虽然并不准确,但意思是,在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变迁中,5G技术不是简单的更新和扩展,而是全方位、多方面的提升与增强。它能在有限的带宽、有限的频率资源下,传输更多更丰富的信息。

在5G建设上加大投资投入十分必要

广州日报:为什么说5G技术前景广阔,其产业发展将带来哪些机遇?

薛泉:现在来看,5G不是未来,也不是想象,而已经是身边的现实。其实,5G应该更多地被理解为一个概念,一个持续不断的创新过程。当前,全球各国政府、企业和用户都迫不及待地拥抱5G,和其广阔前景密不可分。

特别是在应用领域,机会更多,也更需要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前说要致富先修路。等信息高速公路修起来以后,新应用开发就具备了良好基础。这里面的机遇,一是硬件连接,二是软件服务。我估计,连接的比重可能占20%,服务则占比80%。有人更为激进,认为硬件成熟后,连接方面的业务只占5%,更多机会将围绕服务展开。

比如,5G+交通会带来智能汽车、智能地铁等新出行方式;5G+VR、5G+AR会带来全新的可视化体验;更不用说,远程医疗、工业互联网、智能机器人等业态模式。特别是机器人领域,目前为止,机器人技术已足够成熟,仍未普及的原因之一,是通信能力还不到位。未来,借助5G高速连接,机器人实时接入云端计算机,就会更加便宜、轻便和智能。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国与国之间的发展竞争,逐渐演变为产业竞争、技术竞争和创新竞争。其中,信息技术对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的驱动,依然强劲。所以,提前锁定5G的技术方向,进一步加大投资投入,十分必要,也是正确方向。

当然,在5G技术的发展中,标准制定权的竞争至关重要。过去很多时候,我们只关注技术研究怎么成熟、怎么完善。可是,当一项技术日趋成熟时,如果它不能被认可和接受,这种技术也很难走向应用。因此标准制定权,将是5G产业壮大发展的强劲助力。

配得上5G速度的应用,要发挥每个人的创造力、想象力

广州日报:进一步推动5G技术产业发展,有哪些挑战需要克服?

薛泉:第一个挑战是芯片技术,这是5G研发中最重要和关键的一块,被称作“卡脖子技术”。芯片过去可以依靠进口,现在则必须通过自主研发。但是,芯片生产涉及材料、测试、设计、软件等诸多环节,需要强大的产业基础和产业链水平。目前,我们存在一定差距,不过也正在迎头赶上。

第二是电池技术,特别是大容量电池和快速充电技术,将是5G普及应用的前提。

第三是通信标准。通信的特点是互联互通。如果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在通信上还存在藩篱,就不符合技术发展的初衷。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让大家执行同一套通信标准。实际上,制定标准意味着两种能力。一是技术能力,就是说我们提出来的标准,要通过深入研究,证明这样的方式能得到最好的通信效果。二是话语权,这是国家实力、企业能力、技术水平的综合体现。

第四是软件应用。5G商用才刚刚启动,让人眼前一亮的应用尚未出现。这类应用的产生,往往不是专门从事5G技术研发的人想出来的,而是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人对5G技术的创造性使用。5G的速度更快、延迟更低、应用的可能性更加丰富,需要人们集思广益、发挥想象,创造最配得上5G速度的现象级产品。有句话叫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未来的社会形态、组织模式,可能都会因5G的到来发生改变。怎样在5G时代创造美好生活,享受科技之利?每个人都应主动思考和关注,尽己所能地给出答案。

文/广州日报评论员 毛梓铭

2019.11.26

来源:广州日报

新时代选人用人

新时代选人用人的根本遵循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选人用人问题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出了一系列选人用人的新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选人用人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体系完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选人用人的重要论述,应着重坚持四个标准、树立四种导向。

坚持政治标准,树立对党忠诚导向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干部的第一标准。

我们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我们党对干部的要求,首先是政治上的要求。选拔任用干部,首先要看干部政治上清醒不清醒、坚定不坚定。选人用人必须把好政治关,把是否忠诚于党和人民,是否具有坚定理想信念,是否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是否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否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作为衡量干部的第一标准。

坚持作风标准,树立敢于担当导向

敢于担当是新时代领导干部基本的政治品格和素质要求。敢于担当是习近平总书记极力推崇并身体力行的一种领导行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该承担的责任必须承担”,要“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担当、敢于坚持原则”。“担当大小,体现着干部的胸怀、勇气、格调,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在选人用人工作中,要坚持事业为上,依事择人、以岗选人。谁有干事创业的“铁肩膀”,谁不计名利、不畏风险、真抓实干、敢于担当、敢于负责,谁真正创造出党和人民需要的好业绩,谁就应当得到提拔重用。要强化正向激励,为敢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负责的干部负责。要破除“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这“四唯”问题。要重点选拔能够直面矛盾、迎难而上、主动作为,敢啃“硬骨头”的干部。这是新时代鲜明的用人导向。

坚持专业标准,树立善于作为导向

在纷繁复杂的形势变化面前,增强干部队伍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能力,解决能力不足、本领不够的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加强干部队伍专业化建设,强调培养干部的专业能力、专业素养和专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讲话中指出:“要加快知识更新、加强实践锻炼,使专业素质和工作能力跟上时代节拍,避免少知而迷、无知而乱,努力成为做好工作的行家里手。”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注重培养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增强干部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

在选人用人工作中,要拓宽用人视野,不拘一格,充分盘活干部资源,掌握专业素养人才来源渠道、培养渠道,探索专业化人才的选拔办法,在更大范围内、众多人选中,把更合适的人选拔出来。要注重从各个方面选拔专业化人才,优化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专业结构。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

坚持纪律标准,树立廉洁自律导向

干部清廉是树立干部良好形象、增强人民群众对党信任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当官发财两条道,想发财就不要当官。”干部要把廉洁作为安身立命的前提,摒弃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干净做事、廉洁从政。要严格自律,慎独慎微,正确对待权力、正确对待名利、正确对待监督、正确对待自我、正确对待情感,学会在约束中工作,习惯于在监督下做事,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名节和操守,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要大力选拔踏实做人、干净做事、清白为官的好干部。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面对新时代干部管理工作的特点和规律,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统一的辩证法,建立健全鼓励激励、容错纠错、能上能下等工作机制,把干部的精气神凝聚到干事创业上来。

(作者:伍俊斌,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

2019.11.26

来源:广州日报

高质量发展 制度保障

为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根源就在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包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在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内涵,更好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实践探索中建立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国家一穷二白的局面,我们党提出“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目标和“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动、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经济建设根本方针。通过“一化三改”,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向“四个现代化”目标迈进。在此基础上,我国迅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形成了“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等经济建设思想和体制机制。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党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重要概念,进而在党的十四大上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推动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们党始终重视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推动改革开放事业持续快速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通过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动和促进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各领域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完善。习近平同志指出,“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多年来,我们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的新概括,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作出的重要发展和深化。

深化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在要求的理解和把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新概括,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新高度。新时代推动经济发展和改革创新,必须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深化对其内在要求的理解和把握。

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刻分析国内外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也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目标。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就一定能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无论是生产关系变革还是上层建筑建设,都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要求。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执政,就是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增强发展本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注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劳动者创造价值能力以及劳动者积极性的直接体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

增强防范和应对重大经济风险能力。防范和应对重大经济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当前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和条件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必须始终绷紧防范和化解重大经济风险这根弦,不断增强国家经济结构的韧性,提高防范和化解经济风险的能力,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

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竞争。习近平同志指出,“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当今世界,不断提高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已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只有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才能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我们必须在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更好推动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进一步强化国有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另一方面,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切实落实党中央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快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外资企业发展的法治环境,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还应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进一步夯实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制度基础。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初次分配主要靠市场机制调节。在初次分配过程中,要处理好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再分配主要靠政府调节机制调节。在再分配过程中,要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社会公益事业。尤其是要着眼于实现公平正义、共同富裕,加快形成鼓励勤劳致富、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的体制机制。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以完善产权制度、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健全完善市场规则、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为重点,破除束缚市场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另一方面,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强化和优化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促进共同富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特征和基本属性,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宝贵经验。我们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合力。

(作者:韩保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2019.11.26

来源:人民日报

文化自信 复兴伟力

坚定文化自信 凝聚复兴伟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自信,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作出许多深刻阐述。

围绕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内涵、重要意义及如何坚定文化自信等问题,广州日报《理论周刊》邀请该领域理论专家展开探讨。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的复兴

广州日报:怎样认识和理解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内涵?

李宗桂:文化自信是发自内心地对自我价值、能力和前途的坚信,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从根本上讲,所谓文化自信,是对于民族文化的自信。一个民族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当代发展和未来走向,以及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有高度的价值认同和精神归依,敢于、乐于、善于进行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这就是文化自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全社会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光大并践行“中国精神”是我们基本的价值取向。这不仅是价值观自信的表现,更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

刘金祥:从文化哲学层面来看,新时代文化自信大体包涵三重意蕴:一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中华民族,礼敬和尊崇包括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内的优秀民族文化,并以此涵育和培植奋发进取意识和劲健激昂状态。二是作为文化主体的当代国人,以一种开明心态、开放胸襟和开阔视野审视和对待外来文化,在共生共融共存中提振民族文化形象和文化尊严。三是作为文化客体的民族文化,既在新时代进程中传承和赓续优良因子,又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交流中保持原创性和独立性,既交融古今,又会通中外,不断实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时代性转化和世界性传播,切实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话语权和影响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和人文支撑。

广州日报:坚定文化自信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何在?

李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的复兴,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魂。坚定文化自信是实现文化复兴的重要前提。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发现文化精髓,才能弘扬文化。文化作为国家、民族的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根。要想更好地维系好这个根,使它深深地扎入泥土,必须不断地给它提供营养。文化发展了、完善了,国家才有影响力,民族的复兴才有希望。第二,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激发国家、民族的创造力。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而任何科学技术的发明发展都离不开文化的涵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科学技术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其中所蕴含的创造力需要文化赋能。

刘金祥:首先,坚定文化自信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需要。任何一个民族的兴盛崛起,都需要确立共同的价值追求和树立统一的文化理想。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拓展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根基和人文内涵。

其次,坚定文化自信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基础。文化自信彰显着一个民族精神文明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只有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时刻保持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才能打牢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基础。

第三,坚定文化自信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改革开放面临着严峻形势和诸多压力。只有坚定文化自信,始终坚守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奋斗发展的历史根基、文化理想,集中展现具有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文化形态和价值理念,进一步构筑起以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方案等为基本内涵和主要标识的文化软实力,才能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伟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

广州日报:“文化自信”的底气何来?

李宗桂:文化自信的底气,源于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源于中华民族改革开放后的和平崛起,源于实现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追求,源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传统的支撑,源于革故鼎新、改天换地的近现代革命文化的实践,更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及其对实践的引领。

对于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而言,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标识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滋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为价值取向的中华民族精神,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内在精神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是海内外中华儿女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整合、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和精神纽带。同时,它也是我们走向世界、拥抱世界文明的价值根基,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在全球化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与各国平等友好交往的价值资源,也是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精神支撑。

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可谓多元而又开放。今天的世界,更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可以淡定地说,要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吸纳世界各国文化的优点、长处,以成就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此,费孝通先生的文化价值观可以作为思路,那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李仁武:首先是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并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不仅是奇迹,更说明我们的文化是有根可寻的,富有活力和生命力的。这是我们文化自信最大的底气。具体来看,从近代以来,尽管我们遭遇多次外敌入侵,但也一步一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到今天,这说明我们民族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而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世界为之震惊的同时,也再次证明,我们的文化自信是支撑我们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我们的底气还在于,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文化自信,这种植根于伟大的革命历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文化自信,是文化发展的崭新变化——它不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相结合,还在人们心中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的思想共识。我们党为国家未来发展作出清晰的规划,也正是我们能在思想共识上形成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因为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国家与人民正一步步地向着发展目标迈进。

广州日报: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文化发展带来了哪些有益的启示?

李宗桂:新中国成立70年来,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积累了丰富而有益的经验。大致说来,主要有这样一些方面:

第一,重视文化的精神支撑作用和价值整合功能,重视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第二,重视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权,坚持思想文化重在建设的方针,坚持主旋律,提倡多样性。第三,重视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作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使之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第四,坚定文化自信理念,坚持文化的民族性,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脉。第五,坚持文化的大众性,文化建设、文化发展始终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以人民为中心。第六,重视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七,立足当代,依托传统,面向世界。高度重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文明互鉴中发展中华文明。

要让文化的力量转化为制度性的规范

广州日报:当前要坚定文化自信,所面临的冲击和挑战有哪些?

李仁武:文化在创新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着传统与现代应该如何更好地转化或适应的问题。毫无疑问,未来的发展肯定是现代化,同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离不开现代化。然而,现实问题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是有区别的,传统到现代的转化是一个动态且必然会产生矛盾的过程。比如,在生活方式上,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有许多质的不同,有很多新的变化,而这些都无法避免地对传统文化的思维习惯等带来新的冲击。因此,需要再造文化氛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引导人们逐步接受。

李健:首先,挑战来自本土的观念冲击。一些人崇拜西方,崇拜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抵制的态度,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价值。这些人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真正了解西方,显得盲目。其次,是外来的文化冲击。其中有些观念与中国是无法相融的,是冲突的,故意制造价值的混乱,最终导致思想的混乱。这些都给坚定文化自信带来挑战。

广州日报:我们又该如何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如何将文化自信转化为行动自觉?

李健:我们必须有清醒的眼光。一方面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接纳八面来风,择优汰劣;另一方面,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文化,增强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在文化建设同时,继续深化改革,完善政治体制,改善经济结构,加大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鼓励创新,关注民生,使中国早日立于世界发达国家之林。这样,文化自信就转化为行动自觉,坚守文化自信就不是一个空头口号。

刘金祥:将文化自信转化为行动自觉,要做到:一是以文化益智养心。要引导国民对优秀文化勤于学、敏于思、善于行,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明辨之、笃行之,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产党人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益智养心,提升人文素养和文化理想。二是以文化修身修为。要教育社会成员自觉主动地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自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敢于担当、勇于作为。三是以文化崇德向善。要启发公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涵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自强不息,守正创新为构筑强大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奠定社会基础。

李仁武:首先,文化自觉的前提条件,一定是要进行宣传和教育,如果放弃了对自身文化的宣传和教育,自觉从何而谈起?其次,要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下的主导文化。一个社会它的进步和发展总是要有主流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去引领。如果离开了主导,便会失去主心骨,文化自信也会失去发展的方向和动力。

最后,文化自觉不能沦为口号,要让它成为社会行为中的约定俗成。因此,要让文化的力量转化为一种制度性的规范,从而产生整体性、社会性的文化自觉行为,以此形成强大的文化氛围,进而让人们更加坚定文化自信。

文/广州日报评论员 张冬梅 陈文杰

受访者/李宗桂(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课题《中国文化概论》首席专家)

李健(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副院长、深圳大学领军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李仁武(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部主任、教授)

刘金祥(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2019.11.25

来源:广州日报

“中国之治”

“中国之治”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是在不断改革创新中逐步建立起来并日益完善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要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过程中交出的中国答卷。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优势,这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

世界没有固定不变的政治制度,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是在特定的环境和土壤中逐渐形成并发挥作用的。评价一个政治制度的优劣标准是多维的,最起码有以下八个标准,即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这些指标综合起来看,就是治理效能,没有治理效能,再漂亮的制度设计也于事无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什么样的思路来谋划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作用。古今中外,由于政治发展道路选择错误而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更是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以前我们对这一点强调得不多,古今中外的案例警示我们,必须重视制度选择,避免犯颠覆性错误。

民主政治制度永远是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完善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构建起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保证和发展了人民当家作主,健全了民主制度,丰富了民主形式,拓宽了民主渠道,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各族人民平等享受发展的权利和利益。我们实现了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相统一,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相结合,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促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在调节政治关系、维护社会和谐与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经过70年发展,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砥砺奋进,取得了卓著的成就,中华民族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带领中国大踏步追赶世界的康庄大道,对此一定要保持战略定力。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大踏步追赶世界,皆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并将坚定不移地完善和发展这一制度,为那些既想发展又想保持自身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贡献中国模式和中国方案。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持政治稳定,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这些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独有的。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领导干部要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引导全党全社会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坚定制度自信,善于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将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更好地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作者:敖带芽,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政法部主任、教授)

2019.11.25

来源:广州日报

广州文化立市

广州需要文化“招牌菜”

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灵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驱力和凝聚力,是人类社会不断进化发展、实现自身本质力量的重要手段。在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和强大生产力,成为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发展战略应立足于文化战略。一个城市,有空间战略,有产业战略,有生态战略,但最根本的是文化战略。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形象,是一个城市的风格,甚至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城市是文化的集散地,而文化则是城市的一张名片。环顾世界,不论是古典的或是现代的,发达的或是发展中的,内陆的或是海滨的,巨型的或是袖珍的,凡是有品位的都市,都是由文化来烘托的。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S·奈教授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即一个国家要增强实力,除了发展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之外,还应重视软实力,包括价值观、文化、政策、制度等。作为软实力的文化,具有极大的吸引、集聚、引领和辐射作用。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城市也是这样。

“大都市以文化论输赢”,文化是重要的软实力,国际上一些知名城市,大都是因文化特色而声名显赫,如巴黎有“世界花都”的美称,洛杉矶有“世界影都”驰名于世,维也纳是“音乐之乡”,莫斯科的芭蕾舞誉满全球,波士顿和东京分别有哈佛大学和早稻田大学著称于世。文化立市,其精髓是把文化建设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工程和根本战略,以高品位的文化内涵积淀城市深厚底蕴。

我们检阅了近些年来关于城市更新的各种文件,感到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对城市更新过程中城市文化元素的保护和传承重视不够,有些文件只是一两句话带过。从21世纪初国家有关部门发文要求各地开展城市更新工作以来,很多地方在具体操作中,过于追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偏重产业转型升级,用地偏于房地产和商业,盲目上马工业园、产业园、创意园,贪大求功,致使城市更新效果不佳。在城市更新工作中,确实应该重视产业转型升级、建筑物有效利用、土地增值、交通改善等硬件更新。但是,如果只是偏重这些方面,而忽视了城市文化元素,这样的城市更新就是不完整的。

城市更新,既是城市土地利用、老旧厂房改造、老建筑保护、交通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的更新,同时也是城市风貌、本土文化的传承更新。

纵观一些典型的世界文化名城,它们在文化建设方面或许并不是面面俱到,但它们无一例外地都具有影响巨大、辐射全球的文化标志。如美国的三大文化重镇纽约、波士顿、洛杉矶,纽约以媒体发达著名,《纽约时报》是代表,再加上百老汇、自由女神像,就足以成为世界文化名城。波士顿只需拿出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两所学校,在世界上就很牛了。洛杉矶也只需摆出迪斯尼、好莱坞,哪怕其他方面都一般,它也无愧于世界文化名城的称号。再如哥本哈根(安徒生,《海的女儿》)、悉尼(海上歌剧院)、戛纳(电影节)、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等,都有各自的“招牌菜”。广州需要评选出几项“文化招牌菜”作为城市名片,其中最好有“第一名片”,就能很好彰显岭南文化、广府文化特色。

(作者:李明华,文化学者,博士,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2019.11.25

来源:广州日报

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轴

深刻把握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从政治上、全局上、战略上的全面考量。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深刻把握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深刻认识制度建设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过6年的努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成效显著,主要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要看到,这些改革举措有的尚未完成,有的甚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落实,我们已经啃下了不少硬骨头但还有许多硬骨头要啃,我们攻克了不少难关但还有许多难关要攻克,我们决不能停下脚步,决不能有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国际和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的全局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来谋划全面深化改革。我们需要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我国现代化内涵的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讲过很多现代化,包括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第一次讲。”我们必须站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高度,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这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任务”“这是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根本要求”“这是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

突出建章立制、构建体系,增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建章立制、构建体系,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同志强调:“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

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由我国现代化的特点决定的。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200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适应我国“并联式”现代化过程的需要,必然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增强各项政策措施的协调整合和叠加效应。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着力抓好重大制度创新,着力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局面。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法,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新时代改革开放体现出范围更大、领域更宽、层次更深等特点,对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要求更高,尤其要在制度层面上加强各项改革措施的协调配套和系统集成。因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加强改革顶层设计,突出建章立制、构建体系,要求我们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更加适应、更加协调。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只有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

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重大问题,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形成和巩固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的良好局面。实践证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既阐明了必须牢牢坚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则,又部署了推进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和举措,坚持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相衔接,统筹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统筹制度改革和制度运行,体现了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保持定力和改革创新的统一、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必将对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这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坚持好、实施好,也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我们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既要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又要抓紧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永葆生机活力,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

(执笔:胡伟) 

2019.11.21

来源:人民日报

优化营商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 要注意切换“企业视角”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当前,各地均将对标国际先进营商规则,打造更具竞争力的营商环境作为重要任务、重大课题。对标先进,如何对标?面对差距,如何补齐短板?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院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主执笔人任颋,多年来一直关注营商环境相关课题。近日,任颋教授接受广州日报《理论周刊》独家专访,深入阐述了他对优化营商环境的观察和思考。

补短板:对企业来说90分也是“不及格”

广州日报:关于营商环境,最近有两则利好消息。一则是世界银行发布《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中国排名升至第31位,连续两年入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另一则是《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对外发布,标志着我国优化营商环境制度建设进入新的阶段。对这两则消息,您怎么看?

任颋: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成绩,说明我们国家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我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我们营商环境的改善是全方位的。因为世界银行围绕企业的生命周期设计了10个方面的评价维度。今年,我们中国有8个维度都被列入显著改善的行列,去年是7个。这就说明,我们是全方位地、持续地推进营商环境的优化,所以每一年都能看到一个明显的跃升。

此外,我国营商环境的改善还充分印证了一句话: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所取得的扎实进步,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法治环境的持续改善。比如不久前通过并公布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把优化营商环境纳入法治化轨道,制度化地去消除痛点、激活创新。这彰显了我国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也回应了市场主体关心的问题,能够稳定预期,提振信心,释放出新的制度红利。

广州日报:那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如何更进一步?

任颋:下一步,就是对照指标,找准差距,把营商环境改革推向更深层次。比如补短板。我们知道“木桶原理”,一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根据世界银行今年的报告,我们看到除了做得特别好的之外,其实还有不少短板。比如在纳税(排名第105)、获得信贷(排名第80)和跨境贸易(排名第56)等指标上排名还相对靠后,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进一步精简行政许可、优化审批环节、打造全国一体化电子政务系统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广州日报: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补短板?

任颋:对企业来说,办事肯定看总体体验,看最终结果,看付出的整体成本。但政府是有条块分割的。不同环节串在一起,只要有一个拖后腿,就会影响企业的总体体验。比如有10件事,企业不会因为9件事办好了1件没办好,就表扬你,就打90分。因为对企业来讲,只要有一件事拖了后腿,造成最终事情没有办好,那就是“不及格”。这个点就是痛点,会造成特别差的体验。所以补短板很重要,各地都要补短板,要真正以需求为导向把事办好。

对标先进:不能仅盯着流程性的量化指标

广州日报:关于营商环境评测,国内也有不少相关榜单。比如您执笔的《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注意到,这份报告相比世界银行,在指标体系的设置上有很大不同。

任颋:确实,营商环境涉及方方面面,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按照我的理解,世界银行的指标体系聚焦企业的完整生命周期,识别其中关键的环节给予相应的评估。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就是对政府“开刀”,要求政府在审批事项、流程、环节等方面尽可能地开放、透明、高效,排除人为干扰。

而我们在搭建指标体系的时候,又要考虑我们的国情。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又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需要做得更多——在程序性的东西之外,基础性的工作也要做。所以我们通过“要素+环境”理论框架,建立一个评价指标体系,希望把基础性的工作也覆盖到。比如,“要素”指的是基础环境,是硬性的投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金融资源的配置、人力资源的配置,这些可能跟企业办事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对营商环境整体的构造也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我们参观广州越秀区的一个老社区,当地通过微改造大大优化了社区环境。社区更宜居了,居民很有幸福感,游客也可以从中感受到城市的品味、文化气息、历史传承。这种基础环境,就可以为营商环境提供支撑。

广州日报:关于程序性因素,当前各地都盯着营商环境的量化指标,去精简流程、压缩时间、争分夺秒。对此,您怎么看?

任颋:优化营商环境,需要像世界银行报告这样标准化的、普遍适用的衡量标准,各地同场竞技,把它作为一个方向,作为工作的抓手。这样才能产生驱动力,发挥倒逼作用,推动刀刃向内的自我革新。

但是,不能把注意力都放在程序性因素上,片面强调效率。比如开办企业,半天或者一天,对企业来说差别有多大呢?现在为了提升营商环境排名,各地都在比,都想知道怎么做。可能有的地方还想去“破解密码”,去做攻略。应该说,有积极性总是好事,但是如果仅仅把注意力盯着流程,去玩数字,那这注意力显然就走偏了。对量化指标,积极地关注是对的,但营商环境的提升应该是在整体工作提升的基础之上自然浮现出来的,而不是只盯着指标,更不能去做数字游戏。

还有,对于指标体系的理解,政府和企业的视角不一定完全一样。比如提到用时的时候,很多部门说可以秒批,但秒批是有前置条件的——只要你把我所需要的材料全部备齐了,按照我的标准都备齐了,拿到我的窗口,给你秒批。但准备材料,可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一个市场主体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也应该纳入对营商环境的评价里。还有,如果一个企业家出门到窗口单位办事,路上堵了两个小时,到了之后拿号、排队,最后在窗口获得了秒批。他会觉得这个秒批好吗?他会觉得堵车两个小时很值吗?不一定。所以,对于营商环境的量化指标,政府应该切换到企业的视角,真正从它们的角度去看问题,为企业提供更加精准优质的服务。

抓细节:培训一线办事人员非常重要

广州日报: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考什克·巴苏曾说,一个经济体的成败取决于多种变数,其中往往被忽视的是那些方便企业和营商的具体细节。从社区微改造到堵车、秒批,发现您特别看重细节。

任颋:人们常说,魔鬼在细节中,细节是最强的实力。很多工作其实就看细节,营商环境尤其如此。比如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去年专门讲到政府一线执法人员、办事人员、法务人员等专业素质的培训。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人员培训这种小细节?因为很重要。一个人的办事能力、责任心、服务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为服务对象节省大量时间、精力,而通过培训可以最终提高效率,改善办事群众的体验。所谓培训,要系统化,激励、监督、管理都要有,也要有投诉机制,有用户满意度的评价。当然,对于投诉规则的设计要慎重,不能一有投诉就处罚——如果让工作人员害怕投诉,也会带来一些问题,这个要设计好。

广州日报:近年来,广州也一直强调“人人都是营商环境”,强调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工作作风,等等。

任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每个人都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都会影响外界对一座城市的观感。按照我的理解,“人人都是营商环境”除了指向提供服务的一方,还体现了对“人”、对服务对象的重视。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行走的广告,他在城市里的感受、体验,可以对外传播。还是以社区微改造为例,上次看到的案例改造效果特别好,但工作人员没有一上来就说成绩,而是说当时把整条路都挖开了,给居民带来不便、困扰,然后通过解释、做工作,让居民理解。他们一上来就解释这些,说明是把服务对象的感受放在心上的。

广州日报:对标先进城市,是优化营商环境的一条重要经验。您对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有深入了解,又在国外留学多年。国内外先进城市中,有没有一些细节让您印象深刻,值得广州或其他城市学习?

任颋:前几年有部电影叫《疯狂动物城》,其中树懒这个形象就是讽刺美国一些公共服务机构办事慢吞吞的。办事慢,但也没有人说它营商环境不好。为什么呢?因为需要现场排队办理的事项确实很少,所以就算为了办一件事情耽误一些时间,大家一般也都能接受。相比之下,我们要去现场办理的事项还是比较多的。比如企业去办税,工作人员一去就是一天,一整天都泡在那里,搞错个什么东西还得回来。

再以填表来说,我们填个表,如果填错了一般不能涂改,要重新填,但国外很多城市就是划掉,最多就签个字,写上名字的首字母,比如任颋就写个RT。有些表格下面还会写一行字,大概就是填这张表用时一般不超过半小时。在设计表格的时候,他们要事先做一个测算,正常填这个表格要多少时间……类似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细节,都会影响我们对一个地方营商环境的体验。

文/广州日报评论员 夏振彬

2019.11.21

来源:广州日报

文化繁荣发展

筑牢文化繁荣发展的制度根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围绕如何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高屋建瓴地阐明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重大原则和方向,体现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信心和决心,对于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礼作,然后万物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性举措。同理,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也是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性举措。那些被实践证明正确的举措,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相应的治理效能,其优势就能够有效地、持续地发挥出来,从而更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发展。

筑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的制度根基,必须抓根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必须抓核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必须抓保障,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必须抓导向,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必须抓社会效益,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广州作为中华文化、岭南文化、广府文化的“容器”,千百年来一直在发展、在成长,人文荟萃、底蕴深厚,是广州最大的“不动产”。近年来,广州文化事业交出亮眼“成绩单”: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进步,文化产业不断壮大,粤港澳大湾区文旅交流不断深入,文化艺术精品不断涌现。在文化基础设施方面,广州文化基础设施体量巨大、分布合理、配套齐全。以公共图书馆为例,目前,广州全市累计建成公共图书馆229个,其中广州图书馆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是世界上以城市命名的单体面积最大的公共图书馆。

在文化艺术精品方面,从音乐剧《西关小姐》、芭蕾舞剧《风雪夜归人》到大型民族舞剧《醒·狮》、广州原创歌剧《马可·波罗》;从中国音乐金钟奖永久落户到中国戏剧梅花奖、中国动漫金龙奖、羊城国际粤剧节、广州文化产业交易会、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等接连举办;从深受全国大小朋友喜爱的喜羊羊、灰太狼、猪猪侠到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无一不昭示广州文化建设正呈现百花齐放、欣欣向荣之喜人景象。这一切,少不了人的作为,更离不开制度的保障——从专项计划到总体规划,从文化事业到文化产业,从硬件建设到软件保障,从资金扶持到人才培养,广州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的政策法规,为文化广州建设保驾护航。

进入新时代,以“赶考”精神答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答卷,广州日前印发了《广州市推动城市文化综合实力出新出彩行动方案》,提出要全力打造红色文化、岭南文化、海丝文化和创新文化四大文化品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城市范例。重点工程包括:打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高地,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人文湾区建设合作机制,建设文化体制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创新文艺精品创作生产机制,创新媒体融合发展机制,等等。

开放、包容、务实和敢为人先是广州的城市精神,在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上,广州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对标最高最优,见贤思齐,把制度打造得更加完善;坚持务实的作风,推动各项制度落地生根,将美好愿景化为生动实践;保持敢为人先的精神,在制度创新上大胆设想,在实践创新上敢闯敢干,继续保持领先姿态。   

(广州日报评论员 广言)

2019.11.19

来源:广州日报

“中国之治”

“中国之治”实践和理论逻辑的提升

日前,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科联、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组织召开广州社科理论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座谈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曾伟玉出席会议并讲话,广州地区社科理论界知名专家学者,市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研究重点基地及部分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学会代表、媒体记者等5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市社科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郭德焱主持。

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市社科理论界要全力以赴做好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广泛开展宣传宣讲,加强理论研究阐释,推动广大干部群众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会上,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作主题发言。

深刻理解“中国之治”的逻辑

何艳玲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教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从总目标到总体目标,这是中国之治实践逻辑的提炼,也是中国之治理论逻辑的提升。

越来越多的实践表明,能真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是高质量的国家治理,而高质量国家治理的核心是根植于本土文化,又嵌入了全球文明的制度及其体系。在中国,这一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党的领导。

党是中国发展奇迹的创造者,也是中国治理理论的创造者。作为“双重创造者”,党在历史担当中积极推动发展,让中国发展实实在在成为中国理论之源泉;在高速发展中及时总结理论,让理论真真切切成为中国发展之基石。党的领导,党的主体性,既铸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也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这些优势和精髓可以这样理解:

其一,这是属于中国自己的制度。这种中国性首先体现在中华文化对制度的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中的勤奋、坚韧、与时俱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培育了文化根基。这种中国性还体现在党的领导下对人类治理成果的创造性转化。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到主动以开放融入全球化……无不表明了这种创造性转化及其成效。对其他文明治理成果的持续学习,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其二,这是具有显著优势的制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其在本质上有利于保证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机理与运行决定了它可以形成强大合力,同心同德集中精力办大事。其三,这是具有普遍现代性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虽为“特色”,但指向的是一般性的规律,解决的是大国发展普遍问题。中国的发展,回应和解决了两大难题:第一,如何在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短时间内实现高速发展;第二,如何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保持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这些都是中国智慧和中国答案的凝练。

这是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能真正有实效、有自信的制度,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在发展、改革、治理实践中砥砺前行、坚韧不拔地干出来。这是“中国之治”的基本逻辑。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创新

关锋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关键时期召开的主题重大、事关根本的一次会议。它之所以重大,因为事关根本。那么具体事关哪些根本呢?我们认为,大致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把握。

其一,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重点内容。立足于21世纪来看,真正的现代化强国,必须是制度现代化基础上的制度强国和能力强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核心是制度现代化和能力现代化,涉及制度层面,是更根本更深层次的。只有通过国家治理现代化,我们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立国、制度兴国、制度强国这个历史逻辑得以完整展现。

其二,事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伟业,在这个意义上,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伟大的实践创新。它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重大的理论创新,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推进和重要突破,真正实现了重大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和有机统一。

其三,事关“四个自信”的强化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在这个意义上,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最终都要落实到科学、合理、规范而又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上。通过国家治理现代化,我们不但能确立更为强大的制度自信,更能大大强化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化道路,它在某种意义上承载着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创新之路的努力和希望。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发展,在“自信”强化的同时也会深化“他信”。

其四,事关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很重要的内在维度,就是实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建构统一身份共同体。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通过各种制度创设、制度安排,使全体民众统一成为现代主权国家下的国民、现代法治社会中的公民、现代民主政权上的人民。

其五,事关时代的判断和时代问题的求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我们对时代交出的答卷,也是我们引领时代的努力。如何破解各种发展难题、化解“四大风险”、应对“四大考验”,追求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这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艰巨任务。显然,时代要我们选择的答案是,通过不断制度创新、制度完善带动方方面面的创新。

努力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现代化

揭晓 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创新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现代化首先是治理理念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这一新的治理理念要求调动多元社会主体的积极参与,通过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途径,在治理方式上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民主化和协同化。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党的领导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根本原则,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又是全面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既强调多元主体参与,也必须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治理的正确方向。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立场和力量源泉。要把以人为本作为社会治理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同时,社会治理要以人民满意为最高标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改革的获得感。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创新方式方法。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完善法治保障,依托科技支撑,“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构建精准、便捷、高效的新型社会治理格局。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推动社会治理更加科学化、智能化;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的数字化服务,实现社会公共服务一站式、智能化、便捷化,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治理效能。

总之,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发掘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的文化动力

陈联俊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句话鲜明地指出了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建设,通过制度建设来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

一要牢记文化制度的出发点。不同的指导思想会引导不同的制度方向,不同的制度方向导致不同的制度结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建设中,保证文化制度的方向,才会不断推进和改善文化建设制度的完备性。

二要看清文化制度的落脚点。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之处在于,不仅文化制度的服务对象是人民群众,也依靠人民群众不断推动文化制度的完善。只有坚持以人民利益和人民需要为制度建设的根本落脚点,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诉求,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凝聚人民群众最强大的精神力量。

三要把握文化制度的着眼点。要着眼于文化自信进行制度设计。文化制度建设的自信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制度成就,从悠久的文化基因中寻找制度创新的灵感,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二是中国革命文化的自信。中国革命文化,尤其是近代中国革命文化蕴含着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探索和思考,其中仍然有大量值得去借鉴发展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制度。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根据不同阶段的需要创立了多样化的文化制度,这些制度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要找准文化制度的发力点。关键是要激发文化活力,从文化活力上考量文化制度的系统性设计。只有把激发文化活力作为关键环节,才能促使文化持久繁荣发展。激发文化制度的内在活力,主要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善于发现、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力量,发掘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的文化动力。

以制度保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长效性

谢迪斌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深入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化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制度、体制、机制建构与完善的要求和规划。其中,将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作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的重要制度,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党的建设制度化、党员学习教育规范化的战略考量。

思想教育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从思想上建党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要传统与历史特征。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注重从体制机制上保证党员教育特别是党员干部教育的实效性。在小农经济和儒家文化的传统社会结构下,中国共产党要保证自身的纯洁性,首先必须从思想的纯洁性着手,从而保持组织的纯洁性,这就需要对党员头脑之中的旧思想和旧观念进行去除和改造,代之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头脑。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党纲开始,到延安时期的党员教育制度,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员教育制度体系不断健全。

要以制度保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长效性,需要做到:

一要确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基本内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确保全党遵守党章,恪守党的性质和宗旨,坚持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全党、团结人民,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工作,夯实党执政的思想基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一个十分宽广和丰富的命题,其核心要义和基本内容,就是对党的宗旨、党的理论、党的原则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保持清醒认识和自觉的态度。

二要构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程序与规范。人的正确思想不会自动形成,总是通过一定的程序和环节,按照特定的逻辑路径培养和强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形成长效机制,坚持不懈锤炼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必须反复强化,最后形成和巩固。这个过程,是具有一定的规律和路径的,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就是将规律和路径外化,用制度来保证过程的实施。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教师的重大政治责任

曹群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全会凝练概括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方面显著优势,其中就有: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要求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在教育中,教师要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的坚定拥护者和执行者,做“梦之队”的筑梦人。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全国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其中,有理想信念是最重要的,好老师心中要有国家和民族,要明确意识到肩负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今天的学生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广大教师是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

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教师的重大政治责任。我们在坚持正面教育为主的同时,要拿起批判的武器,旗帜鲜明地批判抵制错误思潮。

为此,每一位教师都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教书育人全过程,做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努力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始终保持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并发扬光大;更好地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文/广州日报评论员 陈文杰 张冬梅

2019.11.18

来源:广州日报

制度创新 生态治理

勇于制度创新 推动生态治理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上,从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上,从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上,从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上,全会分别做出了深入论述和系统部署。

纵观世界发展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而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工业文明的新发展阶段,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制度体系。其中,制度体系规范着生产生活方式,引领着人文发展价值导向,堪称生态治理的基石。抓住制度创新的“牛耳”,破除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意味着获得了加速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密钥”。

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创新,要着力系统推进。生态文明具有统领性和整体性;生态治理必然地要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要和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同步进行。从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到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清单,从实施环境信用管理联合惩戒到推进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改革,广州抓住经济增长动力进入转换期的机遇,推进多规融合、业务协同,构筑起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四梁八柱”。

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创新,要加以最严约束。要充分发挥生态红线的制度刚性作用,为保护维系自然生态功能,划定管制边界。这一边界不仅是区域空间的边界,也是生态质量的边界。这一红线是安全线,是健康线,也是保障线。它抵御和抑制着“大城市病”,促进城市遵循规模经济的轨迹发展。从划定三大环境战略分区到实施“最严”环保目标责任考核,再到全市纳入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广州用“带牙”的制度,推动全域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全面提升。

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创新,要紧扣民生问题。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们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在刷新经济增长的成绩单时,一座城市要着力让经济发展和污染排放“脱钩”,真正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当治水进入“深水区”,广州从黑臭河涌监督性监测和入河排污口监管工作入手,向着最后的黑臭水体发起总攻。当治气开启“攻坚战”,广州以钉钉子精神,收紧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监管,完善应急减排措施和清单,保卫蓝天锲而不舍。

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创新,要化为自觉行动。生态治理要改变单一倚重行政手段的局面,搭建起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让人们既能看到失信带来的损失,又能看到守信获得的益处。广州市多部门联合签署备忘录,对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生产经营者开展守信联合激励与失信联合惩戒,让履行环保法定义务成为自觉,让持续改进环境行为成为常态。当全社会形成驰而不息、久久为功的合力,广州势必向着生态文明繁荣精进不休、日新月异。

(广州日报评论员 广言)

2019.11.15

来源:广州日报

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

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

今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举行。习近平主席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关键是互联互通。”共商共建共享是“一带一路”倡议所秉持的原则,中国将同各方继续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推动多边主义以及人文交往,促进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为世界各国开创发展新机遇。

全方位互联互通

共建“一带一路”关键是互联互通,要通过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展。中国提出这一倡议,期待同各方一道,明确合作重点,着力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各国可以深化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合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扩大市场开放,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程度,做到物畅其流;建设多元化融资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人文交流,实施更多民生合作项目,促进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形成基建引领、产业集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综合效应。

习近平主席强调,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基石。从亚欧大陆到非洲、美洲、大洋洲,共建“一带一路”需要基础设施作为重要支撑。一般来说,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所需资金大、回收周期较长,许多国家难以单独完成建设。而共建“一带一路”为相关国家合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新机遇,为构建全球伙伴关系打牢了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6年多来,一系列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取得重大进展,将亚洲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联系在一起,为建立和加强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高效畅通的亚欧大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铁路、公路、港口、航空、能源、通信等重点通道建设全面推进。截至2018年底,中欧班列已经联通亚欧大陆16个国家的108个城市,累计开行1.3万列,运送货物超过110万标箱,大大节省了相关国家的贸易成本、提高了贸易效率。“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自开通以来,从每月一班到现在每日开行,目的地覆盖全球六大洲76个国家和地区的180个港口。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开通集装箱定期班轮航线,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经济特区已完成园区产业定位、概念规划等前期工作,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建成重要中转枢纽,中国与47个国家签署了38个双边和区域海运协定。“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未来,中国将同相关国家共同努力建设高质量、抗风险、可持续的基础设施,构建以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以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络。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硬联通,机制和人文的互联互通则是软联通。推动全方位互联互通需要硬联通和软连联通共同发力,促进互联互通走深走实。机制的互联互通,通常表现为战略对接、政策沟通,通关便利、检验检疫流程对接等。通过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等方面的合作,推动建立便利通关模式,让贸易更加畅通。人文互联互通主要指以人文为纽带,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交流、互学互鉴,促进各国民心相通,夯实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的文化根基。应进一步加强人文互联互通,通过教育和职业培训等合作,提高各国人力资源素质,促进各国就业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拓展人文互联互通领域,在科技、文化、艺术、创意经济、农村发展和民间工艺、考古和古生物、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旅游、卫生、体育等领域进一步开展交流和合作;加强智库、学界、媒体和民间团体交往,促进妇女交流和残疾人交流,并在海外劳工方面加强合作,让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

坚持开放、包容、透明

在开放、包容、透明的基础上推动合作、谋求共同发展,是参加“一带一路”建设各国的共识。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需要坚持开放、包容、透明原则,合作应对事关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重大问题,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当今世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封闭没有出路,开放才能发展。人类的历史就是在开放中发展的,世界各国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相通则共进,封闭则退步。只有坚持开放、鼓励开放,引领和推动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才能促进各国携手扩大共同利益,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繁荣。

参加“一带一路”建设的各国发展阶段不一样,社会制度、文化风俗等存在差异。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坚持开放需要在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基础上,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照顾各方关切;需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以点带面,分步骤全面推进。此外,还需要打破贸易壁垒,完善多边贸易体制,加强贸易投资合作,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更大范围参与全球价值链,使更多的资源、技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充分流动。

包容是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的保障。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各国、各地区多样性突出。对此,各国要立足多样性实际,特别要重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关注各国利益,推动世界经济包容增长,这也是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必然选择。坚持开放、包容,开展全方位合作,为各国提供新的市场、新的资源和新的机遇,才能把各国的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打破不平等、消除不公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可持续发展。

公开和透明是增进信任的基础。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需要公开透明,杜绝暗箱操作。不论是规划合作蓝图还是实施具体项目,不论是项目选择还是投融资合作,都由各参与方共同作出决策,在阳光下运作。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中没有一家独大,而是各方平等参与;没有赢者通吃,而是谋求互利共赢。在实践中,各国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和企业应加强全方位交流,增进理解信任,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提供翔实的信息,吸纳各方建设性意见,让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行稳致远。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添动力

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是顺应时代潮流和世界发展趋势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各国实现联动增长、走向共同繁荣的有力举措。当前,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治理体系迫切需要进行变革。同时,人类社会还面临气候变化、能源问题、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粮食安全等日益严峻的共同挑战。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各国人民意识到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各国不可能独立解决所有问题,也不可能关上门搞封闭式发展,冲突对抗、零和博弈没有出路,携手共进、合作共赢才是大势所趋。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秉持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理念,听取和吸收各国意见建议,充分考虑和尊重相关国家利益诉求,找到各国利益的契合点,实现融合发展。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不仅优化整合各国优势,使广大发展中国家都能从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受益;而且推动各国加快开放,为各国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提供保障。这符合世界各国人民促和平、谋发展的愿望,促进了全球经济包容性增长,因而得到广泛支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不同文明、制度交流互鉴,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能够切实促进文化互融、民心相通,推动各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决策,以文明互鉴开创多元文明交融的新路径,促进人文交流机制化、长效化、深入化,将不同文明间的包容和交流提升至新境界,用实际行动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实质。

中国将同各方一道,不断促进合作走深走实,在推动各国经贸合作、繁荣发展的同时,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学互鉴以及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作出贡献,让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执笔:许利平、张中元) 

2019.11.14

来源:人民日报

治理基础 基层善治

夯实治理基础 推进基层善治

基层是社会的细胞,是治理的基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茬口”。因此,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其主体在基层,任务在基层,很多基础性工作也在基层。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使之有职有权有物,才能更好地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这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这几年,随着河涌治理、违建整治、垃圾分类等民生工作稳步推进,广州基层社会治理的活力极大释放,经验竞相涌现。通过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人人尽责、人人尽力”的氛围日益浓厚,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深入人心。从城市到农村,从社区到社会,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让变革中的广州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推进基层善治,在于打牢基础。现代社会,利益日趋多元,人员流动频繁,社会组织形式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完善基层治理,必须把党的领导植根基层,让基层党组织成为联系群众、凝聚人心的坚强核心。今年以来,广州黄埔区把基层治理同基层党建相结合,率先探索开展“令行禁止、有呼必应”试点。通过打造多功能、一门式、可互通的综合指挥平台,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问题。截至目前,约20万宗各类基层社会治理事件在该平台流转,事件办结率、满意率均超99%的良好效果,让老百姓享受到党和政府最实在、最有力的服务。

推进基层善治,在于提升效能。基层的事情纷繁复杂,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点,一个社区有一个社区的情况。让治理成效立得住、叫得响,就得像绣花一样,在精细化、精准化上持续用力。一年来,为解决好违法建设、环境卫生、社会治安等突出问题,广州白云区大源村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为社区划分网格,把责任落到人头。随着资源向网格集中,服务在网格落地,很多困扰群众许久的难题,在家门口就得到了解决。琐事不出网格、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切实让群众体会到办事的高效便捷。

推进基层善治,在于汇聚合力。社会治理从不是单方面行动,而是所有相关主体有效整合、形成合力的过程。只有不断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才能把每一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充分调动。如今,在广州的基层社区,“民主商议、一事一议”“共治议事”“分层议事”等各具特色的议事模式竞相涌现。来穗人员与户籍居民在这里相互交流、通力合作,破解了一个个治理难题,办成了一件件民生实事。基层治理的同心圆越画越大,使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有保障。

基层治,则天下安。基层工作越扎实,治理效果就越明显。对于广州而言,基层治理关乎发展质量,关乎群众幸福,也是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的内在要求。广州要进一步更新治理理念,改进治理方式,创新服务手段,丰富服务载体,以有力举措、科学引导,在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

(广州日报评论员 广言)

2019.11.13

来源:广州日报

现代化强国 制度保障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制度保障

日前,广东省广州市委党校(行政学院)与广州市党建研究基地联合召开红棉论坛第18期暨“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座谈会”。来自中央党校、广州地区党校、高校和社科院的专家学者50多人参加会议。会议一致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要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专题研究部署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更加科学的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独特的显著优势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国已行至“两个一百年”交汇点的关键一程,有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也有更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亟待满足。零敲碎打的改革化解不了系统性矛盾,灵机一动的创新解决不了全局性问题,唯有制度,是破题之钥、治理之基。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刘小敏研究员认为,这次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用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并作出决定恰逢其时,是非常正确的战略部署。要看到制度的“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行得通、生命力旺盛、有效能,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现“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之治”靠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华南理工大学莫岳云教授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渐趋成熟定型,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挥了重大作用。我们既要坚持好、巩固好,更要不断完善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华南师范大学关锋教授认为,我们必须切实强化制度意识,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维护制度权威,自觉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在制度的轨道上推进各项事业。要在全党全社会形成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的良好风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规定根本方向,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往什么方向走,带有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

广州市委党校孟源北研究员认为,本次全会第一次系统绘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13个方面的制度蓝图,而党的领导制度是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统领和贯穿其他12个方面的制度。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正确政治方向,健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制度体系。广州市委党校王超副教授认为,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的基础和前提,将此制度化,非常有利于推动全党恪守党的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使我们党永远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

更好地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从国情出发。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

广州市委党校武三中教授认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完善和发展,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功效。我们既要毫不动摇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广州市委党校敖带芽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深入发展,就越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发挥更加重要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不断为解决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提供制度化方案,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光明前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从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

广州市委党校李仁武教授认为,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然而,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需要强化制度执行力。

运用技术创新为推动国家治理插上科技的翅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要发挥其在这个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广州市党建研究基地主任尹德慈教授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运用技术创新,重视信息化,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的运用,运用技术创新为国家治理特别是基层社会治理插上科技的翅膀。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充分发挥信息在这个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省委党校林盛根教授认为,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好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找准大数据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契合点,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为实现党和国家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助力。有专家提到,区块链技术正在开启一个颠覆中心化的“新信任时代”,必将使社会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从而对国家治理的诸多方面带来革新和重塑。我们必须要运用好区块链技术,以实现其与治理创新的良性互构。

专家们一致认为,不管是大数据、云计算,还是区块链技术,都只是工具,我们要学习好贯彻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擘画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完善制度保障,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善于运用科技支撑,让制度优势充分释放出来,最大限度凝聚起亿万人民的磅礴伟力,阔步迈向中国之治的新征程。

(执笔人:王梓,系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

2019.11.12

来源:广州日报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深入理解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蓬勃发展的互联网科技激发生产新动能,发展经济、提升服务、增长财富、普惠生活,现代社会普遍受益。与此同时,虚拟社会和现实世界的交融日趋密切,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问题日益突出。网络霸权主义、网络恐怖主义、网络攻击等安全威胁破坏互联网全球生态,人类社会面临新的挑战,网络空间治理亟待加强。我国致力于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明确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并与国际社会携手践行。这一思想建立在对信息社会发展变化的深刻认识之上,顺应新技术变革和数字经济发展要求,彰显了中国作为互联网大国对于人类共同福祉的高度关切,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为推动全球互联网发展与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顺乎互联网时代共享发展的国际大势

互联网是当今时代最具活力的发展领域,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21世纪以来,互联网经济在世界经济构成中比重持续上升, 成为生产方式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引擎。互联网助力生活,衣食住行和社会交往更加便利,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品质普遍提升。互联网+促进发展,使资源基础、进程不同的国家同时获益。有数据显示,仅在2005~2015年十年间, 数字经济在全球GDP构成中占比已从15%上升到22%,预计这一数字在2020年将达到25%。互联网使人类交往突破了时空束缚,数字经济的突飞猛进更加速了国际间的互联互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享利益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网络建构成为可能。

20多年前,“上网”这一概念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很新奇,而如今,网络已经成为连接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纽带。在国防、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互联网强力渗透,更密切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远程教育、医疗、扶贫攻坚,中国互联网缩小城乡距离链、连接“一带一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媒体融合、“走出去”合作发展、全球直播,互联网刷新了文明传播样态,让思想观念的交流更自由、更开放、更融通。实践证明,互联网已成为推动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世界交往合作不可或缺的革命性力量,正将世界融入共同发展的轨道,将各国从单一的行为主体纳入共同的责任体系之中,为形成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夯实了基础。

当前,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加强共同体建设深化国际合作,互联网潜能将得到进一步释放,网络空间将会更具生机与活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提出,顺应潮流与大势,必然奏响当今世界互联网发展治理的最强音。

反映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鲜花与杂草共生,互联网并非乐园净土,新技术也给人类提出了新挑战。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和国际交往的不确定性凸现,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面临严峻威胁。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失衡问题显露,全球性经济“脱实向虚”的苗头引发忧虑;国际社会霸权思维与共享理念的冲突不断、单边主义与多边合作的博弈空前激烈;网络安全威胁潜伏于从公民个人到国家国防、基础设施各领域伺机发作;网络对国家主权、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造成的侵扰、破坏令人始料未及。当此之时,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也无法独享发展独善其身,唯有相互依存同舟共济,休戚与共合作共赢。

在互联网领域,虽然国家、地区之间的信息鸿沟依然存在。以北美、欧盟、澳大利亚为主导的互联网发展先行梯队在科技、关键资源及其治理机制方面还占据强大话语权。但是,拉美、中东地区发展速度快,增长潜力大,反对单边政策,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愿望十分迫切。作为后发梯队的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区,重视新技术普及使用,拥有最大的国际市场,正在成为全球互联网发展的新重心,要求建立平等参与的世界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各国“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愿望相同、应对网络安全挑战的利益相同、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的需求相同”,深化务实合作,以共进为动力、以共赢为目标,走出一条互信共治之路,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

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了《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概念文件,表达了利用技术促进发展的基本判断,倡导“共同发展”价值观。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充分表达了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彰显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信念决心和价值追求,为推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结构的良性变革提供了有力方略,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欢迎和认同。

推进形成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新规则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建立在对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深刻洞察的基础上的,是推进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公正化、合理化的中国方案。这一建设性主张,以共进为动力、以共赢为目标,从基础设施建设、文化交流共享、经济创新发展、保障网络安全、构建共治体系等方面,倡导国际互联网治理多方参与、合作互惠,共迎机遇、共担责任,提出走互信共治之路,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描绘了互联互通、交流互鉴、共同繁荣、有序发展、公平正义的美好前景。体现了中国同世界各国共同应对网络空间风险挑战、实现共享共治的真诚愿望和负责任大国的格局担当。

“四项原则”,将“尊重网络主权”作为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首要、基本原则,表现了以现实关注为据、以国际社会和平发展为念的深刻创见。“维护和平安全”原则,清晰勾勒了安全与发展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辩证关系,压实了网络安全对国家安全发展的重要性地位。“促进开放合作”,这一原则致力于共享共治、承担责任、共同发展,包含着对多极化、全球化、信息化特征突出的当今时代的深刻理解和前瞻引领。“构建良好秩序”指明了促进国际互联网健康发展,形成良好的网络生态的原则保障。

“五点主张”,深化了对于建设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认识:一是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二是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三是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四是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五是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这意味着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要多方参与、开放合作,意味着要彼此尊重共享互惠,意味着共迎机遇、共对风险、共担责任。

“四个共同”,强调国际社会一道尊重网络主权,发扬伙伴精神,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做到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这一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网络空间治理中国方案的实现机制,为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行动指南。

可以说,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和实践路径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网络空间的落实和具体体现,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造福于当代世界的现实贡献,为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重要遵循。

务实行动,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在实践领域,中国践行着真正意义上共享共治的互联网精神,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国作为负责任的互联网大国,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倡导和推动互联网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共同维护全球互联网安全,共同促进全球互联网发展,共同分享全球互联网机遇和成果,迈出了举世瞩目的坚实步伐。

依托共建“一带一路”等分享发展经验,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同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南非、沙特、阿联酋、古巴以及欧盟、东盟等建立互联网领域对话交流机制,推动网络空间国际交流。中国深入参与联合国、APEC、G20、ICANN、ISOC、IETF、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相关活动,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中国成功搭建了世界互联网大会平台,为国际社会凝聚共识和探索实践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不断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

在风景如画的水乡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已连续举办了六届,这一当今全球互联网领域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顶级盛会,积极推动共进共赢发展理念的落实,已成为超越全球东西方、南北方等级结构,团结世界各地的国际组织、国家政府、企业与社会力量,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重要舞台。互联网大会关注科技热点,聚焦产业前沿,协商网络空间治理、论道网络空间国际规则,视野广阔、对话前瞻、内容丰富、国际化不断升级。每一年,各国政府代表、企业领袖、专家学者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等重要嘉宾欣然赴会,坦诚交流、互通有无、共计长远。这表明,中国所倡导的“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深入人心、中国所倡行的“共同推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方案务实有效。这表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正凝聚起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开启智能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必将成就新的辉煌!

(作者:孟威,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网络新媒体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导)

2019.11.11

来源:广州日报

社会治理和服务

打通社会治理和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进一步打通引导和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则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日前,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广州:融媒体中心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报道了广州市从化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融媒体中心建设,线上线下相结合,为群众提供各种特色精准服务的经验。以融媒体建设凝聚众志、汇聚众力,让人人尽责的好氛围更加浓厚,也让老百姓的获得感更加充实。

去年7月,自“中央深改组”首次提出“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以来,广州市紧紧围绕群众所思所想所盼,就地取材,特色化精准化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构建了全域覆盖1中心8所253站1100多个点的四级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如今,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在融媒体平台上学习理论知识、观看直播课程、参加技能培训,随时随地、随学随用,让碎片化时间得到充分利用。与此同时,一系列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同步推出,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服务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切实把社会治理成效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社会治理关系千家万户,各自为政,则一盘散沙;形成合力,则事半功倍。融媒体建设为什么能带来社会治理的好成效?归根结底,在于凝聚了合力,并用好了合力。一方面是打通壁垒。通过新技术新手段的运用,畅通机制、扩大渠道,让人人参与的基础更加牢固。在这方面,广州近年来着力打造微社区e家通项目,为街镇、社区文明实践提供一站式、便捷化服务。目前,已覆盖全市11个区140多个街镇,链接区、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有超过280万的街坊用户。

另一方面是关注需求。紧紧围绕群众需要,推出个性化、多样化的服务项目,让群众享受实惠,体验到实实在在的便捷。在广州,居民除了能在线上学习、听课,一些优质的宣讲和培训活动,也在线下开展。比如,作为广州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窗口,新思想大讲堂过去一年里把56个宣讲团、百名理论专家、3000余场宣讲活动送到全市基层群众家门口,实实在在地成了家门口的“红色学堂”。再比如粤菜师傅培训室。西和村1110个农户,一年来参加粤菜师傅培训室课程的就有490人次。目前在从化区,像西和村这样的粤菜师傅培训室已有24个,实现了全区域全覆盖,有效带动了全区乡村旅游的发展。

找到最大公约数,才能画好最大同心圆。其实,不论创新的形式是什么,抓住了共建共治共享,也就抓住了根本。共,是共同之共,也是共赢之共,只有汇聚共识、凝聚众力,一件件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民生难点、痛点,才能在治理之下一一化解。人人参与、人人尽责,最终拧成一股、汇成合力,这正是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一条主线。

当前,广州正举全市之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一项基础性、全局性工作,需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为此,广州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服务、完善功能,让治理更有水平、发展更有质量,不折不扣落实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各项任务。

(广州日报评论员 广言)

2019.11.08

来源:广州日报

伟大社会实践

初心和使命表现于伟大社会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根本还在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初心和使命,奠基于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不懈追求

回顾历史,建党9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根本遵循下,实现了自己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革命性转变。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断走向胜利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法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要站在时代和变化前沿,以高度的理论自觉、理论自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和方向,筑牢思想之基,坚定信念之魂,继续强化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本色、精神品格。

初心和使命,表现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社会实践

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其目的终归要回到实践,回到现实生活本身,因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善于利用科学的理论解释世界、改造世界,同时又能够在改造世界中实现思想与理论的中国式创新,并一直在探索实践中坚守和践行着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进入新时代,应对诸多风险和挑战,要求我们要在思想理论上,更加自觉坚定、保持思想与理论的清醒。这就意味着,在主题教育的学习中,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初心和使命扎根于坚定的信仰信念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强调,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更需要坚定自己的信仰信念信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科学理论来武装自己、指导自己,用自我革命不断完善自己,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直面问题,破除矛盾,砥砺前行。

(作者:刘丽 周峰,分别来自中共佛山市委党校教务一处、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部)

2019.11.07

来源:广州日报

群众的自觉行动

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开展群众工作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在全国执政70年来,之所以在艰难险阻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坚持和发展了这一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坚持和弘扬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时刻准备为之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积极调动广大群众的力量,切实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形成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大力量。

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前提是要让群众跟着党走。只有广大群众深刻认识到党的主张是正确的,才能为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提供思想前提。一方面,要深刻了解群众思想动态,掌握群众思想状况,特别是要弄清楚群众是不是真正了解党的主张;另一方面,要着力破除群众思想中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用科学的方法自觉引导群众认识、理解、认同党的正确主张,强化群众对党的正确主张的认同与支持。

关键是要做到一切为了群众。只有实事求是地解决了群众所需所求所盼,群众才会因为看到党的生动实践而更加认同党,这是引导群众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化为自身自觉行动的关键,也是群众自觉维护和践行党的正确主张的根本动力。这既要我们真正把握清晰群众需要什么,了解清楚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和诉求,又要我们自觉在解决群众需要和维护群众利益的工作实践中赢得人心,从而为调动群众自觉维护和践行党的正确主张充实力量。

根本动力是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近百年党的奋斗史充分证明,正是依靠群众,我们党才在艰难奋斗中取得伟大成就。面向未来,我们要继续依靠群众,才能更好地战胜前进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只有把群众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才能为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提供根本主体动力。这就需要我们在思想上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相信群众的创造能力。同时又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充分发动群众,充分依靠群众力量去克服前进中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重要保障是增强群众工作的本领。这就要求我们根据群众实际,切实掌握各种不同类别的群众工作方法。为此,必须坚持四项重要的基本原则:一是要坚持深入调研的原则,切实防止不加调研就乱指挥做决策的现象。二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要准确了解群众的实际情况,又要坚持从群众的实际出发去做谋划、出思路,确保群众能够接受、理解和认同。三是坚持示范引导的原则,抓住典型、找出规律、以点引面。四是坚持党员与群众相融合,要防止各种形式的从文件到文件,真正建立科学的党员到群众、群众到党员的工作路线,切实密切党员与群众的沟通融合。

(作者:孙宜芳,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 博士、讲师)

2019.11.06

来源:广州日报

广交会的新功能

新时代、新技术与广交会的新功能

广交会自成立以来,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之一,而且是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功能的重要体现,与广州国际商贸中心的发育成长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在新时代,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生产制造、商贸流通、生活消费等不同领域的广泛应用,广交会的功能和作用也正发生着新的变化。因此,洞察这种变化的过程和趋势,对于推动广交会与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建设的深度融合,以及促进广交会自身的创新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广交会已跳出单一会展功能格局

在传统实体商业时代,国际商贸中心的主要功能有五项:国际商品集散、国际交易促成、国际商品定价、国际商品展示、国际消费引领。这些功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有哪些表现形式?功能的强度如何?产生的能量和影响力如何?这取决于诸多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广州之所以能够成为举世闻名的国际商贸中心,成为被国家认可的以国际商贸中心为首要定位的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显然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有一个最具标志性,那就是广交会。

广州是千年商都,更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个开埠两千多年从未关闭的国际商业大都市和通商口岸。广交会从1957年创办至今,已经连续举办126届,它不仅成为延续和传承千年商都“商脉”的重要载体,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和进出口贸易的“晴雨表”,更主要的是,它一直在不断地丰富、完善和增强着广州国际商贸中心的功能,进而成为广州国际商贸中心最具标志性的“名片”。

首先,广州国际商贸中心上述五大功能作用的发挥,无一不是广交会直接“催化”和“加持”的产物。每年数十万国际客商,不仅直接促成了商品集散和市场交易,而且还延伸到广州商贸的各个领域,无论是近千个专业市场,还是北京路商圈、天河路商圈,几乎各个角落都有这些客商的身影,从而形成了具有广州特色的“广交会产业链”,推动了餐饮、酒店、零售等其他相关商贸业的发展。其次,每一届广交会的召开,都吸引国内各地数万个厂家前来参展,不仅展示了商品性能、品类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少同类商品的定价和消费风向。最后,广交会除了具有一般性的会展功能、交易功能之外,实际上还具有聚集人气、繁荣市场、拉动产业等其他相关功能,同时带动了商品定制、创意设计、品牌推广、商品代理、国际物流等相关服务业的发展。

总之,广交会在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功能体现中,不仅仅只是会展功能,它已经跳出了单一会展功能的格局,是所有其他商贸功能强化的“助推器”,更是“多功能叠加”的综合体现。

广交会四大功能正在得到培育和提升

目前我国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都相继进入中后期,在这样的商贸发展环境下,尤其是在互联网商业不断拓展以及跨境电子商务正不断分离传统贸易订单的大背景下,广州国际商贸中心的功能、结构、效应必然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从而也给新时代的广交会带来了新的机遇、要求和挑战。从目前广交会出现的新动向看,有四大功能正在得到培育和提升。

一是时尚发布功能。传统的会展功能更多地强调展示,而缺少时尚发布。2019年春交会期间,广交会与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共同举办“时尚节”,通过时装秀等形式,不仅活跃了会展气氛,优化了会展体验,而且引入了国际时尚发布功能,进而对国际时尚创意、时尚文化、时尚消费等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是科技商贸功能。传统的会展功能更多地强调产品性能的展示以及产品本身的交易,在当前条件下,“科技+商贸”成为趋势,各种业态的商品定制、智能生产、智慧生活等新技术开始大量出现在展会上。互联网等新技术催生的“人、货、场”重构以及新零售、新物流在展会上也得到充分体现。“科技改变商贸”正成为新潮流。

三是品牌推广功能。过去,广交会上更多的是“三来一补”企业及加工贸易订单交易,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以推出原产地、原创性品牌为荣,自有品牌正成为主流。更主要的是,过去大量客商单纯为了更多地拿订单,现在越来越多地出现以获得品牌代理权、渠道支配权等为主要方向的国际商贸合作。此外,部分进出口商品也开始借助这些平台进行品牌推广。这就是说,商品品牌价值日益受重视,使广交会的贸易产业链和价值链正快速向两端延伸。

四是贸易枢纽功能。尽管电子商务大发展分化了部分国际客商,但在国际商贸体系中仍然有相当多的产品类别、客户类型等对广交会形成路径依赖,它们是与广交会一同成长的,尤其是一些日用消费品的中小企业和客户的贸易渠道很多在短期内改变,因此,如何整合贸易上下游渠道,发挥枢纽功能作用,也是当前广交会面临的新课题。

培育新优势,当好新窗口,增强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功能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广交会是国内唯一的大型出口商品交易会,这种长期沉淀的客户、渠道、品牌、服务等优势,短期内很难被其他展会所替代。然而,不能否认的是,一部分传统优势功能正在弱化,如国际商品交易、国际商品展示等,因此,广交会培育新优势,拓展新功能,继续充当好中国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并为全面增强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功能贡献力量,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首先,要从理论和对策体系上重新认识广交会、广州国际会展功能与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功能的逻辑关系,明确到底有哪些功能正在老化或弱化?有哪些功能正在迅速增强和提升?如何处理好这些功能之间强弱转化的关系?这些功能到底有哪些内涵和特点?对于这些问题不能过于简单化,更不能讳疾忌医、视而不见。任何商贸业态功能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和强弱变化,只有科学认识,才能有效解决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和纠结,从而不断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其次,要充分地引入现代产业和市场运营理念,促进创新升级。一方面,将广交会品牌资产化、资本化,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适时地进行品牌运作,包括并购其他会展品牌,甚至通过引入民营资本以及多种合作方式,进一步提升广交会品牌价值和影响力;另一方面,推动广交会业态创新,尤其是鼓励广交会的连锁化、特色化经营,在其他国家或其他区域举办不同形式的会展,从而扩大规模,巩固市场优势。

最后,要转变服务方式和经营模式。尤其是从场所、场景、场馆服务,逐步提升到内容、渠道和贸易服务,多为商家、产地或产业集群提供“一对一”的贸易撮合和渠道搭建服务。为此,广交会应该加速推进数字化、平台化体系建设,将客户资源、信息资源以及渠道资源,转化成客商的增值服务,从而提升国内外竞争力,进而使其功能更加强大,在全面增强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功能中发挥出更大的引擎作用。

(作者:王先庆,广东财经大学商贸流通研究院院长)

2019.11.05

来源:广州日报

党的领导 根本保证

党的领导是70年伟大成就根本保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从站起来、富起来,进入了强起来的新时代;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大国、信息大国,正在走向现代化强国;从学习前苏联经验,到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再到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生活状况从贫困、温饱,提升为基本小康,正迈向全面小康的新时代。

新中国70年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成就,其动力是什么?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坚定改革发展的政治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中国发展的正确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体现了历史的趋势和人民的意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照搬前苏联模式,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正确选择。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首先需要搞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正确分析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判断,为深化改革、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和反思改革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方式,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带入了强起来的新时代。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化改革要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改革的价值追求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重视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

2013年,面对上万条改革建议,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先集中解决制度性的问题,集中解决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问题,集中解决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对改革发展中的硬骨头,我们党辩证地看待反腐败与政治秩序、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畏艰难,坚决解决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勇于攻坚克难,不断将改革推向深入。

中国共产党探索改革发展的科学方法

坚定正确的发展方向,实现宏伟的战略目标,需要科学方法。我们党采取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方法,在逐步探索、总结中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人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国方式解决中国问题。基层探索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毛泽东就充分肯定了河北遵化县“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走集体化道路的经验。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勇于探索、敢于拼搏的精神和我们党一个个“五年规划”的顶层设计的指引,我们才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使中国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站稳、站好。

改革开放后,我们真正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不是胆小怕事,畏畏缩缩,而要敢闯敢干、积极开拓,不断总结经验,形成理论,进而在全国推广。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对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设想,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深圳经济特区大胆地闯出了一条新路,特区建设的经验随之在全国推广开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和范围不断扩大。

中国改革彰显了党顶层设计的智慧和人民群众的基层探索精神,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富起来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八大后,我们逐渐进入改革发展的新时代。我们党更深刻地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和公信力。在改革中,我们更注重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

一方面,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另一方面,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依靠顶层设计来谋划,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新时代,我们的改革采取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方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改革建设的各方面、各领域形成相互作用的良性机制,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根本在于它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结束了挨打的历史,实现了站起来的历史飞跃。

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为人民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要求,实现这个权力的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曾说,“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

正是社会主义制度赋予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地位,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才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后,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国快速发展。中国人民结束了挨饿的历史,实现了富起来的历史飞跃。

中国改革出发点就是满足人民的生存需要。邓小平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最终落脚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改革肯定人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党的十八大后,我们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中国提高了世界影响力和国际辐射力,真正有能力推动构建国际新秩序,进入强起来的历史飞跃。

新时代中国的改革发展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激发人民的力量。我们要扭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主体,也是改革成效的评价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改革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事实表明,削弱、否定党的领导,国家就会陷入灾难,人民就会步入苦难。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全党的团结统一,党就能汇聚全国人民的力量取得胜利。

(作者:徐斌,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9.11.04

来源:广州日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保证

金秋时节,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胜利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充分肯定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纲领性文件。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并作出决定,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全会通过的《决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出发,准确把握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和规律,深刻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既阐明了必须牢牢坚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则,又部署了推进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和举措,体现了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保持定力和改革创新的统一、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必将对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新中国70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14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实践充分表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这次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正是考虑这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任务,必须对此进行系统总结,提出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的前进方向和工作要求;这是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根本要求,必须以此为主轴,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必须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创新,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才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科学谋划、精心组织,远近结合、整体推进,确保本次全会所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全面落实到位。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2019.11.01

来源:人民日报

移风易俗 乡村振兴

移风易俗为乡村振兴注入正能量

为了有效遏制农村陈规陋习,树文明新风,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11个部门,近期共同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 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意见》,对文明乡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指导意见提出,争取通过3到5年的努力,文明乡风管理机制和工作制度基本健全,农村陈规陋习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乡村是否振兴,要看乡风好不好,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让农民“住上好房子、开上好车子”,还要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活得有面子”,满足其精神需求。如今农村,陆续走上小康之路,农民“住上好房子”的愿望基本实现,但在遏制农村陈规陋习、树文明乡风方面,依然前路漫漫。

比如,厚葬不厚养。孝道自古以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但在农村,或多或少存在履行孝道义务不尽心尽力、不用心用力问题,“生前不孝、死后瞎闹”现象还有一定的市场。比如,看金不看情。“来而不往非礼也”,正常人情往来被道德绑架,随份子、拼彩礼等现象在农村仍然存在,“人情宴”变成“人情债”,令一些农村家庭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时有发生。比如,重奢不重俭。如今,一些人腰包鼓了,在婚丧嫁娶中喜欢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相互攀比。

农民腰包鼓了,日子好了,乡风也要文明起来,这才是新农村应有的样子。同时,文明乡风决定着乡村振兴的成色与后劲,乡村振兴行稳致远离不开文明乡风的引领与护航。在这个意义上说,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是重大的现实关怀。说时容易做时难,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绝非一日之功,要一以贯之、锲而不舍,要成风化人、久久为功,要把握好几组重要关系。

堵与疏,巧妙运用。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农村陈规陋习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演化、不断固化的过程,有一定的反复性、顽固性。因此,在治理过程中,要注意疏堵结合。急于求成,搞“一刀切”“一阵风”,有时候适得其反。不久前,山西某地出现“最严村规”,规定“不允许过满月、一周岁生日、六十岁生日”等,引发社会热议,最终不得不中止执行。疏,首先要启智,让农民群众明白陈规陋习之害;然后是导,让农民群众逐渐移风易俗。

奖与惩,有机结合。在移风易俗过程中,传统路径偏重于惩,对违反者进行惩戒。如上述提到的“最严村规”就出现了“道德银行的星级积分给予降级,贫困生、转学、上户等手续不予办理”等惩戒措施。罚是底线思维,奖是激励机制,在推进移风易俗过程中,不妨从正面着手,多用以奖代罚手段,让有德者有得,效果也许更佳。

管与服,双管齐下。推进移风易俗,要“管”“服”结合,让管理带服务、以服务促管理。为了帮助农村破除红白喜事中的大操大办陋习,有地方推广“流动酒店”服务——由“流动酒店”承办宴席,既满足了农村实际需求,又帮助农民节约了开支,带动形成节俭办宴的良好风气,这就是以服务促管理的典型例子。

点与面,同时兼顾。俗话说“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推进移风易俗,要抓党员干部这个重点,党员干部带头反对陋习、厉行节约、抵制浪费,以点带面,带动农民群众革除陈规陋习,养成文明习惯。

农民群众是文明乡风建设的主角,推进移风易俗,一定要让农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从而调动起农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唯其如此,政策才能够落得下去、推得开来、取得成效。

(广州日报评论员 练洪洋)

2019.11.01

来源:广州日报

优化民营经济政务环境

坚持以服务企业为初心 优化民营经济政务环境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学习主题。从经济发展来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始终坚持以服务企业为初心来优化政务环境。广州的政务环境,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但是,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满足企业需求是无止境的。只有持续创新服务模式,不断优化审批流程,持续提高服务效能,才能让民营企业有更多获得感。

优化政务环境,要把握好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一是事前。审核流程与安全标准的制定要吸收企业家参与。当前广州社会组织高度发达,可以吸引相关社会组织,尤其是民间商会会长、秘书长参与有关经济政策的制定。甚至还可以把一些政务流程委托给有资格、资历的社会组织制定和实施。同时建议每季度与不同行业、规模的民营企业家进行座谈,了解真实情况,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困难,检查政府部门落实和执行政策的力度和效果。二是事中。我们可以为企业提供导航式服务。同时要优化行政审批流程,简化办证程序,提供一站式服务;取消与职能无关的审批条件;加强流通监管,放宽或者取消许可办理,降低各种申报项目门槛。除了关注新兴行业或高精尖行业,要给予传统制造业更多信心。三是事后。可以召集一些企业家与政府审批部门一起“推沙盘”,演练审批全流程。还可以召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甚至普通市民来“申报项目”,体验政务流程以及政务服务。经过讨论,反复多次,从而不断完善流程,优化审批环节。

优化政务环境的根本举措是完善法治政府建设。如何防止政府的缺位与越位,避免出现“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归根结底还是要政府依法办事,企业依法经营,政府企业边界清晰。长久来看,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是完善法治政府建设的根本目的。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划出公私界限,对领导干部提要求,也对企业设底线,在法律赋予的角色和权限中处理政商关系。

优化政务环境要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当前,建立一个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是一个系统且复杂的工程,其中必然涉及各方面利益,也会存在一定阻碍和误区,这就需要干部在优化政务环境的进程中敢于探索、善于探索。客观来说,绝大多数干部都渴望施展拳脚、干出一番事业,特别是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干部队伍要继续发扬敢闯敢试的改革开放精神。因此,要建立相应的容错机制消除干部的后顾之忧,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不断涌现,而对于改革创新过程中的失误,我们要宽容善待。

优化政务环境要大胆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2017年12月8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统筹规划政务数据资源”。政务数据的整合利用已经提上国家政策与战略议程。然而, 电子政务建设探索期“缺规划少标准”“重建设轻运维”“重硬件轻软件”“重宣传轻落实”等共性问题造成的数据孤岛、数据烟囱等现象,导致数据利用不充分、数据共享不全面,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现状难以满足“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实践需求。要实现政务服务数据的共享,促进政务服务效率与质量的提升,广州需要发挥政策优势,尤其要研究新兴信息技术及其政务运用,提高政务服务智能化、便利化程度。比如,全面实施电子政务,实现办公、办文业务电子覆盖率100%。持续创新政务服务方式,从而推动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袁友军,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管理学教授,经济学博士)

2019.10.30

来源:广州日报

中国经济 稳定力量

中国经济,“不确定”世界的稳定力量

中国经济快速度大体量发展支撑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底盘基础,高质量发展稳定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预期,创新驱动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开放包容共享发展增强了世界经济合作共生共赢的发展信心——中国发展产生的活力、动力和定力,正成为“不稳定”“不确定”世界经济的稳定力量和确定方向。

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保护主义高涨、单边主义盛行、民粹主义抬头、国际经济博弈激烈、国际经济规则重构,经济逆全球化、全球人口老龄化、全球治理赤字等问题凸显,世界经济发展不稳定性加大、不确定性增强。

我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积累与基础、影响全球资源配置方向与结构的巨大体量、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质量整体提升以及互惠互利开放共享的发展共同体实践,成为“不稳定”“不确定”世界里的稳定因素与确定力量。我国改革、创新和开放发展,发挥着增强世界经济稳定向好发展的定力、推力和引力作用,成为“不确定”世界里的压舱石、稳定器、发动机和信心源。

中国经济快速度大体量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实现了从关门封闭发展到全面改革开放主动融入世界的发展变革,实现了从短缺经济卖方市场到“产能过剩”买方市场的经济飞跃,实现了从农业经济大国到工业经济大国、世界工厂的现代化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探索出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实践的“中国奇迹”。

我国经济总量日益增大、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未变,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块头”具有较大的发展稳定性,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和整体发展的主要动力。近14亿人口的市场、9亿劳动力、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意味着我国市场规模巨大,有强劲的内生动力,持续发展的规模优势显著。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商品消费第一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30%左右。通过内外市场联通、国内国际资源要素互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强劲动力,成为“不确定”世界发展的稳定底盘,发挥着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器作用。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动力源

改革是发展的内在动力。我国启动全面深化改革以来,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土地、劳动、资本、技术专利、自然资源、环境生态等要素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破除市场发挥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壁垒与障碍,充分激发经济主体创造活力,保护公平充分竞争,拓深专业分工,降低经济交易的行政成本,降低经济发展的制度成本,深入推进统一、开放、有序全国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功能,提高市场效率,推动以市场决定性配置资源为基础的高质量发展。

通过纵深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政府制度供给的主体责任,形成新发展导向的新制度供给,构建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制度体系,吸纳社会诉求,增强制度弹性,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市场预期和信心持续增强,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在中央顶层设计和有序推进的改革框架下,纵深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改革,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全面提高供给质量,充分满足有效需求,实现供求动态平衡,生产质量、产品质量、企业质量、产业质量和消费质量稳步提升,进而提高了发展的整体质量和总体效益。

深化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意味着市场范围的进一步扩展和资源配置的半径进一步拓宽,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的市场联系更加紧密。在市场主体活跃、市场力量增强、竞争机制有效、市场环境公平的改革实践中,基于发展体量和巨大市场基础上的高质量发展,既有数量、体量、规模层面的基础性稳定作用,也有效率、效益、质量维度的结构性稳定作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活力和强劲动力,通过开放平台、纽带与机制对世界经济产生全面的溢出积极效应,降低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源。

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发动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经济的过程中,我国创新供给侧管理,构建核心技术创新体系,推动“互联网+”“智能+”经济,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创新产业组织形式,创新制度供给,降低供给成本,提升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建设创新型经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供求平衡、短期与长期平衡、区域发展平衡、城乡发展平衡,推进经济有效率、高质量发展。

通过分享式创新,创新共享技术、共享平台及体制机制,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机制,提升公共支出的边际效应,创新分配与再分配机制,创新人民参与和治理机制,激发人民的活力、创造力和生产力,均衡公共服务供给,推进社会包容和共享发展。通过创新绿色发展机制,突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制约,全面推动“创新+绿色”发展,创新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创新生态与环境治理机制与政策,推进可持续发展。

总之,创新发展的中国正在成为创新型经济体,创新动力的全面、深度释放,在增强经济开放发展创新力、竞争力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注入活力、动力、潜力,成为推动世界稳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担当世界经济发展发动机的角色。

中国经济开放包容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信心源

开放是发展的外部动力。通过对内对外双向开放,扩展市场半径,拓展发展空间,以包容开放推动共赢合作,构建包容发展的发展共同体。中国的发展增强了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信心。

我国始终坚持开放发展,维护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建立的基于规则、普遍、开放、透明、可预测、包容、非歧视和公平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创新、联动、普惠、平衡和共赢的方向发展。尊重各国自主选择适合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与发展动力,共享发展资源与发展机会,推进区域发展与国际合作共赢。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各个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积极推动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加强互联互通,推动要素充分流动、高效组合和有效配置,推动建设“一带一路”大市场,建设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共同体,推动形成开放型世界经济,扩展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的发展机会、发展平台、发展路径。

总之,中国开放发展的包容性、多边性、共享性、共赢性理念,以及在这一理念下推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以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体”式发展,在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形成新型国际治理格局、塑造新型国际发展秩序等方面发挥了增强信心、辐射带动、稳定推进、有序促进的积极作用,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合作发展的信心源。

(作者:王廷惠 张金霞,分别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教授,广东财经大学2017级国民经济学研究生)

2019.10.29

来源:广州日报

斗争精神

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本色、斗争传统与斗争优势

斗争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鲜明特征,应成为当前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基本内容和指导原则。

2019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开展这次主题教育,就是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奔着问题去,以刮骨疗伤的勇气、坚忍不拔的韧劲坚决予以整治,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努力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当前的主题教育活动必须坚守党的斗争本色、继承党的斗争传统、保持党的斗争优势,真正实现“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体要求和预期效果。

斗争精神是党的本色,是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保障

斗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底色,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品质。《共产党宣言》明确宣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不管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只要有矛盾存在,斗争就始终是共产党的重要使命,也是实现理想和使命的重要手段,斗争精神天然流淌在共产党的血液中。

斗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决定的,保持斗争精神是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需要。与其他所有政党不一样的地方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坚守自己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基本宗旨,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基本使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确立并不断巩固领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在和平年代,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各种外部和内部因素是长期存在且错综复杂的,如果不保持斗争精神和自我革命的动力,就无法克服影响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各种困难,也就无法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属性和根本优势。

斗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理想、目标和使命的精神保障。只有保持昂扬的斗志和持续的斗争状态,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够实现社会革命、社会改造和社会整合,进而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大同;只有始终保持斗争精神,才能够面对和审视党自身存在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是我们党的显著特点和优势。”敢于直面问题,就是要以坚决的态度从严从紧治党,通过自我革命来领导社会革命,将党建设成为能够统揽伟大梦想、伟大斗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斗争精神是党的传统,是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财富

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是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生于忧患的党,自诞生开始就承担着挽救民族危亡、救国民于水火的重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了中国从封建专制到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按照毛泽东的叮嘱,夺取全国胜利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党团结领导人民克服各种困难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奠定了坚实基础。斗争精神成为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的核心要素,也成为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

斗争精神是改革开放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继承和发扬的优秀资源。改革开放作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是斗争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程证明,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就必须以坚决的斗争精神清除一切妨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党仍需以顽强的斗争精神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

斗争精神是党继承传统、开拓进取的宝贵财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优良革命传统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政党。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始终以坚定的革命斗志、顽强的斗争精神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实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转变。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党仍须保持饱满的斗争热情、顽强的斗争意志、高超的斗争本领来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继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斗争精神作为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一定要在新时代继续得到继承和发扬,成为党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法宝。

斗争精神是党的优势,是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动力

斗争精神是新的历史起点上巩固党的领导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强大动力。首先,斗争精神为党保持领导优势、提高领导能力提供了精神动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民族复兴事业的领航员,党必须通过时刻保持攻坚克难的斗志,保持与斗争精神相适应的开拓进取状态,才能够站稳时代前沿、引领历史潮流。其次,斗争精神为党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提高领导干部能力和素养提供了精神养分。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加强斗争历练、提高斗争本领、永葆斗争精神,才能够真正体现党的强大组织优势。最后,斗争精神为党保持和凝聚制度优势提供了精神支撑。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就必须不断提高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依规治党,以斗争精神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以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来保持党和国家各项制度的动态更新和持续完善。

斗争精神是党在新时代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强大动力。在迈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我们必然会遇到各种挑战、风险、阻力和矛盾,党必须以敢于亮剑的斗争精神进行有效应对。特别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在国内党必须与削弱、歪曲、弱化党的领导以及损害人民利益、破坏国家统一、否定改革开放、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等行为作坚决斗争,在国际上要与损害中国贸易权益、压制中国科技创新、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等行为作坚决斗争,在党内要与消极腐败、精神懈怠、庸懒无为、信仰动摇以及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行为作坚决斗争。

斗争精神是党在新时代继续奋进努力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的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一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骄傲自满、不愿继续开拓前进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为国家谋富强、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为历史使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愿景,体现了党一以贯之的伟大追求。要实现使命、目标和追求,就必须通过保持斗争精神来保持战斗力和生命力,以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奋斗精神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作者:陈位志,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2019.10.28

来源:广州日报

良法善治 营商环境

用良法善治打造最优营商环境

国务院23日公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简称《条例》),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了优化营商环境的原则和方向、加强市场主体保护、优化市场环境、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规范和创新监管执法,以及加强法治保障六方面内容。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法治化程度越高,市场的开放度和透明度越高,竞争主体的地位越平等,吸纳资本和配置资源的能力就越强,一座城市如此,一个国家亦如此。在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我国一直在努力、在进步。

就在北京时间10月24日,好消息传来——据世界银行正式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中国营商环境总体得分77.9分(即中国达到了全球最佳水平的77.9%),比上年上升4.26分;排名跃居全球第31位,比去年提升15位。中国已连续两年被世界银行评选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10个经济体之一。

成绩来之不易,努力终有回报。我国营商环境在全球榜单排名不断跃升,得到世界银行的认可,是我国全方位锐意改革、推行法治的力度和成效聚集投射的结果,也与各地努力分不开。如广州,经过持续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取得不俗成绩,走在全国前列。《条例》公布,为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确立了原则,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尤其是把营商环境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具有里程碑意义。可以预见,随着《条例》落地,我国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必将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就。

毋庸讳言,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有些地方有强烈的紧迫感,从营商环境改革中要动力。也有一些地方,并没有把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当作一件大事来抓,政府不当干预市场现象仍较为突出。有的党员干部,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法治意识淡薄,认为在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里,自己说了算。有的缺乏法律思维,导致做出的决策没有法律依据,被行政复议撤销的时有发生。可见,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仍须再加一把劲。

用良法善治打造最优营商环境,要划出“边界线”。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过去往往按照“正面清单”的理念来管理市场,准入文件繁多、审批程序烦琐,企业为了上项目“说破嘴”“跑断腿”的事屡见不鲜。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对政府和企业行为边界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形成法治化市场经济。为此,要抓住审批环节这个关键,全面推行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让政商关系界限分明;要强化法律规约,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建立在法治基础上。

用良法善治打造最优营商环境,要架起“高压线”。营商环境离不开政商关系,政商关系处理得好不好,直接影响营商环境之优劣。把政商关系纳入法治化轨道,要制定政商交往准则,给政商交往提供一张“明白纸”,明确政府和企业哪些应该为、哪些不能为、哪些必须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政府和涉企部门工作人员要依法用权、规范用权、秉公用权,自觉斩断与商家的各种非法利益勾兑。

用良法善治打造最优营商环境,要托起“公平秤”。一碗水端平,平等对待所有市场主体,依法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是公平的题中应有之义。既不能为增进自身利益而偏爱某些企业,也不能随便剥夺、限制其他企业的合法权益;既不能在投资者所有制性质上有所偏袒,也不能对大小企业间、内资与外资企业间、本地与外地企业间有所歧视。

法治既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其良性运行的根本保障。必须用良法善治打造最优营商环境,为市场主体平等竞争、蓬勃发展厚植土壤,为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广州日报评论员 广言)

2019.10.25

来源:广州日报

基层减负

以滚石上山劲头推动基层减负

从10月21日起,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派出督查组赴6省(区)开展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进行实地督查。据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局长、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田祖荫介绍,今年的评价体系在保持一级指标不变的前提下,将二级指标精简为15个,三级指标精简为25个,相对于2018年的92个三级指标,精减了73%。

就在同一天,央视《新闻1+1》以《乡村教师李田田,“惹”了什么事?》为题,报道了由湖南小学语文教师李田田闹出的一场“小风波”:10月11日,她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一篇题为《一群正在被毁掉的乡村孩子》的文章,写道:“开学以来,学校几乎每周都有检查,停课扫地是常有的事,我的语文课已停滞不前……有几次检查应急,我们不得不停课加班,让教室空堂。”10月21日,《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呼吁“请给李田田们留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联系较早前,今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提出“各地要完善统筹协调机制,严格控制面向义务教育学校的各类审批、检查验收、创建评比等活动,未经当地教育部门同意,任何单位不得到学校开展有关活动”。如此看来,一些地方的教育部门并没有将这一顶层设计落实到位,基层学校减负任重而道远。在这种背景下,教育部主动为基层督察减负,可谓顺民意、得民心。

大而化之,基层负担过重又何止中小学校?《半月谈》杂志近来持续关注基层事务杂、负担重现象。相关报道多次提到,督查检查名目繁多,且形式主义流行,一茬接一茬,一阵又一阵,搞得基层干部疲于应付、苦不堪言。其中一个极端的例子:有村支书向记者抱怨,村委会7人,其中4人专门负责整材料,一年用坏2台打印机,甚至有时弄材料到很晚,有人直接在材料堆上睡着了。对此,中办于今年3月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2019年为“基层减负年”,并表示要着力整治文山会海、改变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等问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基层负担过重成因复杂,历史原因与现实原因,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工作作风与工作方法,多重因素交织纠缠,千头万绪,一言难尽。就说一些部门甘当“二传手”,层层转发上级的文件,“上下一般粗”,责任往下推、板子往下打,导致基层负担过重,这一问题落在个人层面,就是工作作风问题,作风不实、工作惰性,投射到工作方法上,就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路径依赖。这一路径惯性如此之大,就算一些基层干部对形式主义深恶痛绝,对文山会海多有怨言,一旦回到现实,也难以跳出这一路径。惯性如此之大,以至于基层减负极易出现反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是以,为基层减负要有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勇气,不达目标不罢休。为基层减负,要有源头治理意识,“关键少数”带头垂范,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改作风才会有劲头,树新风才会有干头。为基层减负,要办实事、求实效,找准难点、痛点,出实招、硬招,防止机械式治理、观赏式操作,避免“雷声大、雨点小”。为基层减负,要走群众路线,基层负担重不重、重在什么地方,基层干部体会最深、最有发言权,为基层减负要问政于基层,集思广益。为基层减负,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的,必须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唯其如此,才能给李田田们留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广州日报评论员 练洪洋)

2019.10.24

来源:广州日报

政治发展道路内在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

政治发展道路是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的正确政治发展道路都是在其特定社会政治条件下、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长期发展演化形成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各不相同,制度形态也有较大区别,并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是关系国家命运、民族命运、人民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正是符合中国国情、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历史逻辑:历史环境的规定性

政治发展道路有其自身历史逻辑,各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都与其历史特点、历史任务、历史进程等紧密相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也应基于该国特定历史环境进行具体评价。习近平同志强调:“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

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认识要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出发。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侵略引发民族危机,救亡图存成为中国近代政治发展道路选择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自鸦片战争后,中国政治发展的重大关键事件、重大历史选择、重大制度建构都与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紧密相关。在此背景下,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围绕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提出各种主张、试验各种方案。无论是君主立宪制、议会制还是总统制,都未能获得成功。长期的斗争使中国人民逐渐认识到,不真正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不改变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解决不了中国面临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让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带领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构起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改革开放后,我国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各项民主制度不断健全,民主形式日益丰富。进入新时代,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越来越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历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符合中国国情、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唯一正确道路。

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政治发展道路有其自身理论逻辑,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下不断推进的,这些思想理论是政治发展的重要依据和指引。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开创并不断拓展的。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马克思主义是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站在人民立场上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将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立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逻辑起点。长期以来,我们党始终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既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又有严谨的制度安排;既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又有有效的实现形式和可靠的推动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始终坚持人民民主的价值追求,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人民当家作主在我国有着丰富的内涵: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和体制机制,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国家制定实施的法律法规,必须体现人民意志、尊重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国家各方面事业和各方面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等。可以看出,我国的人民民主不是一句口号、一句空话、一种纯粹的形式,而是体现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成功开辟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习近平同志围绕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深刻论述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思想、主体内容、基本要求,对于我们进一步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思想指引。

实践逻辑:基本国情的现实基础

政治发展道路的实践逻辑,是指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是主客观条件的有机统一,是人们在一定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制约下,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探索和设计的结果。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

国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基本特点等,是制度产生的土壤和存续发展的基础条件,对制度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比如,中华文明诞生于中国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资源分布不均衡和区域发展不均衡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这一国情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具有重要影响,要求政治制度必须具备在全国范围大规模调配资源和统筹协调、促进均衡发展的能力,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并实现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实践探索,在不断总结自身经验和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回答和解决了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问题。这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其中的关键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有力的政治保障。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权利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选择的制度和发展道路都必须建立在基本国情之上。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安排,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能够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发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能够有效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不断提升,一幅以民主与法治为鲜明底色的政治图景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生命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将以更大的政治定力和勇气,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阔步前进,推动我国政治文明发展迈入新境界。

(作者:房宁 丰俊功;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2019.10.23

来源:人民日报

数字经济 排头兵

勇当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排头兵

10月20日,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举行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启动会,河北省(雄安新区)、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重庆市、四川省等6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接受授牌,启动试验区建设工作。同时,会议还发布了《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各试验区在数字经济要素流通机制、新型生产关系、要素资源配置、产业集聚发展模式等方面开展大胆探索,充分释放新动能。

今年是互联网诞生50周年。过去50年里,信息技术蓬勃兴起、更新迭代,为文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也使生产生活发生巨大改变。如今,网购、外卖、移动支付等数字化消费场景,惠及亿万民众;信息化、智能化改造等数字化融合场景,焕发产业活力。作为信息技术与人类生活的融合产物,数字经济已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形态。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了3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3。

数字经济是大势所趋,但数字化建设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说到底,数字化建设是一场设施联通、要素融通、服务畅通的深刻变革,涉及领域多、事项杂。若既无统筹也无规划,难免会导致资源分散,制造新的信息孤岛。《方案》的出台,就是要围绕解决数字经济发展关键问题,先行先试、先干一步,通过发挥一些地区的示范带动作用,为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探索新的路径。

在6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中,这几年,广东的数字化建设步伐已走在全国前列。国家行政学院发布的《省级政府和重点城市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2019)》显示,广东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由上一年度的全国第四,跃居全国第一。同时,重点城市中,广州、深圳的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为“非常高”,均超过90分。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正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去年,《广东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8~2025年)》正式出台,要求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发展主线,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近年来,广州除进一步发挥高校、科研院所集聚的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外,更着力打造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等数字产业发展新高地。借助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之便,转型升级成效显著、创新动能源源不断,一大批创新企业壮大发展,为广东建设制造强省、网络强省、数字经济强省提供了有力支撑。

从数字政府到数字产业,从互联网+到智能+,日新月异的数字化建设中,技术和用户是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广东的示范带动作用从何体现、如何发挥?归结起来,就是以技术为驱动,以用户为中心。一方面要提质增效,通过加快政府数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化升级,加大便民力度、丰沃创新土壤。另一方面要夯基固本,广泛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尖端成果,夯实新设施、推进新治理,不断提升城市智能化、精细化和科学化管理水平。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方兴未艾,给互联网带来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动能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广东要紧紧抓住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的重大机遇,闻鸡起舞、日夜兼程,努力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广州日报评论员 毛梓铭)

2019.10.23

来源:广州日报

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眼前的镜子成为常伴身边的“保健医生”,智能机器人按照主人指令灵活地掌管着客厅,“智能家居”可以自动开启家用电器;“聪明”的汽车行驶在“智能”的路上……在日前召开的2019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上,一大波正在照进现实的“黑科技”,为与会者带来智能生活的新体验,也展现着数字经济的未来愿景。

习近平主席在给博览会的贺信中指出,“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全球治理体系、人类文明进程影响深远。”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生活交汇融合,推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突破。

当前,网络购物、在线外卖、手机支付等数字化消费场景,早已像柴米油盐一样,进入老百姓日常生活;信息化、智能化改造等数字化融合场景,持续产生着“化学反应”,助力传统行业转型升级。我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在去年底达到3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1/3,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推动着产业发展不断升级,就业格局更加优化,消费需求持续增长。

数字经济是大势所趋,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当前,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不断创新突破,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加快了向数字化转型的脚步。例如,伴随着全球互联网流量从1992年的每天约100GB飙升到2017年的每秒45000GB以上,微软、苹果、亚马逊、腾讯和阿里巴巴等超级数字平台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作为世界网络大国和数字经济大国,更加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正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面向未来,一方面要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进程中,创造和拥抱新模式、新业态,将数字经济真正打造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另一方面,尤其要注重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让这个新引擎能够持续输出强劲动力,发挥好驱动作用。

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坚持均衡普惠的原则。联合国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尽管跨国性数字经济巨头企业发展迅速,但全球目前仍处于数字经济发展初期,互联网连接不足的国家与高度数字化的国家之间差距趋于扩大。在我国,非网民规模仍有5.41亿,其中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62.8%。这意味着,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仍需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互联网普及率,在拓展“互联网+”应用中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让人们共享数字技术的红利。换个角度看,数字经济向基层、向农村延伸,正是在打开“下沉市场”的广阔空间,展现着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

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贯彻深度融合的理念。数字经济既要壮大电子商务、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数字产业,也要通过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创造出产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远程医疗等数字化产业新业态,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站上数字化高地。例如,经过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一家企业的生产线生产效率提高10%以上,能源利用率提高20%以上,企业的竞争力大为提升。只有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互为依托、齐头并进,才能真正驱动产业跃向高层次、经济迈向高质量。

5G通信将打破信息传输的带宽限制,数字技术的驱动引领效应将更加明显,数字经济将不断开辟新赛道。积极抓住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发挥制造大国和网络大国的优势,不断提高数字技术研发能力和产业创新能力,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引擎作用就会更加强劲。

(作者:余建斌)

2019.10.21

来源:人民日报

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区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长期不懈努力,我国区域发展出现一系列重要变化、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促进了各地区经济普遍发展,缩小了地区间发展差距。梳理总结这些变化和成就、特点和经验,有利于深化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认识,推动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区域协调发展成效显著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就提出优先发展内地、平衡布局生产力的思想。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吸引国外资金和技术,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推动我国综合实力在较短时间内得到较快提升。上世纪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与之前的东部率先发展战略一起构成我国的四大板块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

经济总量大幅提升。1978年以来,区域经济总体保持较快增长。1978—2017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分别达到11.4%、10.4%、10.4%和9.0%,呈现东部地区领跑、各区域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推动下,东部地区生产总值2005年首次突破10万亿元,2016年突破40万亿元;中部和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均于2011年超过10万亿元,并于2016年超过15万亿元;东北地区生产总值2012年首次超过5万亿元。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按不变价格计算,2017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经济总量分别增长了66.9倍、46.0倍、46.6倍、28.2倍。

发展差距不断缩小。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经历了一个由扩大到缩小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东部地区一马当先,在经济发展上保持领先地位。2000年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发展差距不断缩小。从经济增长速度看,西部地区2007年首次超过东部地区;2008—2011年,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速整体加快。从地区生产总值看,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趋于稳定,区域经济呈现多头并进的发展格局;反映各区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整体相对差异水平的变异系数,由2003年的0.44下降到2017年的0.318。党的十八大以来,按不变价格计算,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分别为7.2%、8.2%、8.5%和6.1%,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领先于东部地区。从城镇化率看,各区域城镇化水平更趋平衡。

协调性日益增强。各区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加强薄弱环节,呈现增长较快、结构优化、协调性增强的良好态势。东部地区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区和增长极,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都市经济圈成为引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中部地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工业拉动作用明显,近年来现代装备和高技术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打造了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西部地区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近年来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有效助力西部地区发展。东北地区加快发展步伐,加大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重要林业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机械工业和医药工业基地的功能和地位不断提升。

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呈现新特点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外部环境、基础条件、发展动力等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呈现一些新特点。准确认识和把握这些新特点,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层次和境界迈进。

开放合作程度加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动沿海、内陆、沿边地区协同开放。东部地区在对外开放中继续走在前列,自由贸易试验区率先挂牌运行,设立雄安新区,启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中西部地区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不断释放发展潜力,特别是加快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合作协议。东北地区充分利用其东北亚核心地带优势,加强对外经贸往来,辽宁沿海经济带、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黑龙江沿边经济带开放步伐加快,大连金普新区、哈尔滨新区、长春新区、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园、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等重点开发开放平台正在加快建设。

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我国产业布局在空间上存在差异。党的十八大以来,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板块合作联动日益增强。东部地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腾笼换鸟,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等成为经济发展的亮点。中西部地区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与区位优势,逐步调整区域间产业布局,加快产业整体转型升级。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地位逐渐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重点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一些大型电子信息企业在中部地区完成产业布局,一些省市努力抢占新经济新动能培育构建的制高点。东北地区重点企业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装备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化成果显著,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大型水轮机组、大型风电机组、大型核电机组、高速动车组、高档数控机床等在东北实现国产化,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产量占全国的1/3。

效率与公平并重。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营造宽松便捷的准入环境、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实现资源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与平等交换,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与发展活力,提高空间要素配置效率。同时,针对一些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发展条件不利的客观实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老少边穷地区发展,大力实施精准扶贫,增强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为突破口,建成一大批重点工程,增强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实施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重大生态工程,坚决守住生态红线,改善欠发达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培育地方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成就

新时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举措。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增强区域内生发展动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促进国家重大区域战略深度融合。以区域空间资源的合理保护和有效利用为核心,从资源保护、要素统筹、结构优化、效率提升等方面入手,将不同类型、不同功能的区域纳入国家层面统筹规划、整体部署,优化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和流动,形成区域互动、城乡联动、陆海统筹的发展格局。具体来说,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为引领,以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板块为基础,促进区域间相互融通补充,建设形成以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发掘各地区比较优势,明确发展定位,形成合理的专业分工格局和经济发展圈层,以产业发展提升区域的内生发展动力,夯实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发挥人才的创造力和能动性,通过人才的跨区域流动,形成均衡协调的产业、人口、资源空间布局。

以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要完善托底性社会保障政策,打好脱贫攻坚战,以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以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加强公路、铁路、航空、通信、电网、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加快改善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保障贫困群众在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等方面的需求;建立健全欠发达地区的自我造血机制,激发地区发展潜力,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夯实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基础,持续巩固脱贫成果。

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新型城镇化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与人口分布更加均衡的有力抓手,也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动力。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要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围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区域优势互补、城乡融合发展。应加快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和中小城市的吸引集聚作用,着力解决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突出问题,大力消除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引导产业、人才等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有序流动。

完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努力创造各类企业平等竞争、健康发展的市场环境,积极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政府应在市场维护、市场引导、市场培育等方面更好发挥作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弥补市场失灵,充分激发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发展与创新的活力。统筹各级各类发展规划,推动国家战略规划、跨地区战略规划、区域性战略规划衔接有序、配合有效,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联动,形成区域发展合力和新动力。

(作者:董雪兵 李霁霞 史晋川,单位: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

2019.10.18

来源:人民日报

粮食生产

粮食生产“十五连丰”也要居安思危

“当前,我国正处在历史上粮食安全形势最好的时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张务锋日前表示,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十五连丰”,今年粮食产量有望连续第五年超过1.3万亿斤;口粮自给率超过100%,谷物自给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粮食库存充足,市场供应充裕,不脱销、不断档。

细数70年巨变,粮食的生产与供应绝对是一个最民生、最有说服力的领域。昨天并不遥远,儿时饥饿的经历,很多中老年人都记忆犹新。这么多年来,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粮食安全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一方面,中国粮食产量稳步增长,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另一方面,中国人膳食品种丰富多样,从“将就吃”变为“讲究吃”。今天的年轻人,已不知道饥饿为何物,面对琳琅满目的食物,倒是常常面临选择困难,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彻底解决十三亿多人口吃饭问题,且饭碗里主要装着自己生产的粮食,是几代人接续努力的结果,其中也包括像“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这样的农业科学家。这位戏称自己是“90后”的科学家几乎天天都泡在田里,去北京参加共和国勋章授勋仪式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田里。即使“我国正处在历史上粮食安全形势最好的时期”,这位年过九旬的“杂交水稻之父”仍然为粮食生产“衣带渐宽终不悔”,说明了什么?

数年前,第33个世界粮食日,国家粮食局在全国粮食干部职工中发起倡议,参加24小时饥饿体验活动,以警醒世人“丰年不忘灾年,增产不忘节约,消费不能浪费”。到了今天,保障粮食安全,仍需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因为,跨过粮食短缺时代,进入丰衣足食佳境之后,浪费问题愈发凸显,令人不安。有专家称,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达500亿公斤,接近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十分之一,价值高达2000亿元。具体数字也许难以精确计算,但令人触目惊心的粮食浪费场景却很寻常,食堂、餐厅、外卖……白米饭、馒头随便倒掉的现象非常普遍。

这只是消费端,再看供给侧,亦有隐忧。就粮食生产而论,要有田可耕、有人可用、有技可使,而这些方面,或多或少都存在补短板、强弱项、激活力问题。以耕地为例,我国虽已采取严格的耕地保护和总量平衡制度,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提速,以及存在农药化肥使用不当问题,保障可用耕地面积不减的任务不轻;以农业人才为例,地由谁来种,这个问题现在不算太严重,还有五六十岁的中年人顶着,未来谁来接力?如果生产形态、职业现状不改变,年轻人是否愿意入行,值得关注;以农业技术为例,我国农业虽起步早、历史长,但技术差、发展慢,在机械化生产风靡全球之时,我国不少地方的农业生产却还是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耕作栽培技术体系仍停留在常规耕作技术与经验上,未能达到规范化、定量化栽培,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有较大差距。此外,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保障不完善、农产品结构不合理等,也是必须直面的问题。

保障粮食安全,必须开源与节流并举。开源上,必须牢记“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命脉在水利,出路在科技,动力在政策,这些关键点要一个一个抓落实、抓到位,努力在高基点上实现粮食生产新突破”,扎实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节流上,要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深入开展“光盘行动”,减少“舌尖上的浪费”。

(广州日报评论员 练洪洋)

2019.10.17

来源:广州日报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经验

新中国70年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经验

新中国7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体现在党的政治建设这个根本性建设之中。突出政治信仰的思想引领作用、把政治方向作为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来抓、着力点在于紧扣民心、将政治文化建设作为政治建设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这都为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实践方略。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事关统揽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新中国70年,围绕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

党的政治建设过程,是党引导全体党员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过程,政治信仰在党的政治建设过程中发挥着思想引领的重要作用,这是新中国70年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经验。在新中国70年的各个时期,党都将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员最需要开展的学习内容,由此才能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而用统一的政治路线武装全党的行动。毛泽东强调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更要系统、科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的思想,以身作则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教育广大党员活学活用,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邓小平要求党的干部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政治纪律方面严格要求和把握自己,他从讲政治的立场提出:“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把政治思想的引领作用放到党的政治大局当中进行思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要求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总之,强调政治信仰的思想引领作用,是新中国70年历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从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功能、基本特性出发作出的规定性要求。

始终把牢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方向问题关乎党的生存和发展。政治建设首要问题是把好政治方向,这是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的第一位问题。新中国70年,党的政治建设实践也始终围绕着坚定的政治方向进行。延安时期,党创办的抗日军政大学的教育方针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论党》中提出:“中国人民只有在我们党的坚强而正确的领导之下,只有依照我们党所指出的政治方向奋斗,才能获得自己的彻底解放。”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所要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政治方向,决定着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航向,决定着全党的实践是否向着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方向进行,决定着各级党组织是否成为坚守正确政治方向的坚强战斗堡垒,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坚定不移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因此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经验,就是紧紧抓住政治方向这件大事,发挥政治指南针作用。把好政治方向,根本在于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我们党取得政治建设成就的根本经验。

始终恪守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党的政治建设目标指向和根本动力是人民。人民立场始终是贯穿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立场,这是党始终保持生机活力的重要原因,是党从弱小走向强大的根本动力。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党的政治建设历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党的各个时期都有体现。刘少奇在《论党》中提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必须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的密切的关系,它必须在各方面,首先在政治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人民群众,必须用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然后先锋队才能密切联系人民群众。”邓小平在引领我国进行改革开放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提出了搞经济建设、搞现代化建设必须有政治保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主要体现在始终将人民的利益作为政党奋斗的目标指向,一切活动都围绕着人民立场展开。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的政治建设紧紧扣住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将着力点放在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方面。当面对苏东剧变,世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前途心存疑惑时,我们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当我们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员干部队伍逐步形成了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自我约束氛围,等等。这些行动的目标指向都是一致的,即人民。因为中国共产党深知,只有把党的政治建设立足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上,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为此我们党始终将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坚决反对“四风”,把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政治建设的着力点。

始终弘扬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将弘扬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建设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来抓。政治文化为政治建设提供思想基础,是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党内政治文化是融入共产党人血脉的精神标识,反映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构成党的政治建设的丰厚滋养。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加强也成为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毛泽东在强调民主集中制时提出:“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同志,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总结党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政治文化方面的成就,我们党重视党员理想信念、价值理念的教育引导工作;在选人用人中树立正确导向,突出政治标准,注重党员的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贯彻落实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使党员干部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经常接受政治体检;克服党内存在的“四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以良好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这一系列举措都为政治建设提供了思想、价值观的能量,是政治建设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

(作者:何良苏,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广州市党建研究基地研究员)

2019.10.16

来源:广州日报

行政体制改革

从适应市场到服务型政府的价值转换

转型社会的演变,是一个差异性和多元性渐次增强的过程。有关社会问题的产生不仅是市场分化问题或制度供给问题,也源于体制和治理模式没有与社会特质进行匹配。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所经历的一系列深刻的经济与社会变迁,国家治理体系通过持续行政体制改革也进行了复杂调适。

通过体制变革回应市场化带来的两大结构性问题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发轫于改革开放初期,并在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后,与周期性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共同成为中国改革实践的重点议题。从整体来说,作为适应于市场经济的行政体制改革,其重点是旨在通过体制变革回应市场化带来的两大结构性问题:

其一,对市场放权而不限权。一方面,政府在本应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领域退出来,即对市场放权;另一方面,对于日益壮大的市场忽略了限权,未能建立有效的市场监管,导致市场对社会伤害的可能性增加。尤其是指向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的社会性监管缺失,安全和健康等社会权利被侵害。

其二,对社会赋权有待优化。市场化过程中必然会带来社会多元化,同时带来社会个体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增强。一方面,日益多样化的社会要求实现社会整合;另一方面,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增强的社会要求有相应的权利实现渠道。但与政府对市场的放权相比,社会组织发育还有待增强,赋权过程还有待健全。由于社会整合度不高,社会碎片化不仅未能消解社会自身的利益分歧,对公权运行也产生了压力。

由于上述结构性问题的存在,市场化改革较好地解决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问题,却未能完全解决生产力发展标准的问题,即谁从发展中受益的问题。一方面,政府对市场放权不限权,在监管能力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市场负外部性有所扩大;另一方面,市场竞争导致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在再分配能力匮乏的情况下,社会分化不断扩大并固化,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不公平;再一方面,在社会整合能力匮乏的情况下,影响了社会稳定。改革过程中伴随的社会信任、社会公平与社会稳定等难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而且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障碍;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也成了中国持续性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和重要成就。

“以人民为中心”的内涵:以人民为本、以人民为先、以人民为主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虽然线索众多,但其演进基本上是在党的领导下,从“适应市场”到“服务型政府”的价值转换过程。不同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价值,塑造了适应于市场的治理结构,有效地整合了市场化所带来的利益分化问题,并保证了大国变迁过程中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而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提出,则是在党的使命驱动下针对当前各种重大结构性问题的及时应对,也是行政体制改革价值的全新突破。

作为新时代行政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内涵是:

其一,以人民为本,是指满足人民需求,特别是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发展和改革的根本目标。增长是手段,人民是根本;市场是手段,人民是目标。如果增长无法带来更美好的人民生活,这种增长是无意义的。以人民为本,在根本上将重塑增长方式,也将真正塑造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底色”和“中国特色”。

其二,以人民为先,是指在多种改革目标和任务冲突时,人民需求被优先考虑。动态性、复杂性、需求的多样性和自我赋权成为当代人民的特点,他们对治理过程中的价值权重和优先顺序提出了切实诉求。因此,在多种价值冲突中做到“人民为先”,这不仅是政府理念上的深刻变化,更是治理能力的深刻挑战。

其三,以人民为主,不仅强调人民参与性,更强调人民主体性。在我国,人民的主体性是非常清晰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安排以及党的人民性,这意味着人民不仅是参与者,更是公共事务的合作者、建设者和决策者。而在互联网的加持中,人民的自我赋权能力大大增强,其主体性和自觉性也将得到更大程度深化。

未来行政体制改革可从三个层面着手

基于这三重内涵,未来行政体制改革可以从三个层面着手:

首先,以民生保障回应社会自主性。市场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差异(分化)引发了公平、安全、稳定等诸多社会问题,由此所导致的城乡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以及财富分配结构等社会结构变迁,引发了与人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面对这些问题,首要的是以民生保障来回应社会自主性,将民生保障作为社会稳定的“压舱石”。这不仅是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关键,也是改革未来的重点方向。

其次,以开放行政过程吸纳社会自主性。市场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差异与分化产生了多元社会群体与价值理念,随着市场化、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塑造,社会具有了更强开放性,在体制层面需要拓展与社会自主性相适应的多元群体诉求的表达机制和组织代表机制,保障和规范多元利益群体的诉求渠道与空间,同时鼓励社会组织、新阶层走向共同参与式的社会治理。

最后,以党建嵌入基层治理转化社会自主性。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对党的领导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党的领导下,让承担公共权力与公共资源的部门、行业和地方政府剥离自身利益,进一步放权于社会。另一方面,在党建引领下,“共建共治共享”的全新理念和实践,逐步提升基层社会团体的自组织能力,并使其成长为参与治理共同体的重要力量。

2019年7月,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大会提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对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一次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集中行动。”这一定位再次表明,行政体制改革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性。

“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将变成全新的公共治理变革,并进一步重塑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党、国家、人民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建构和确认,不仅是造就辉煌70年的内在逻辑,也是走向更辉煌未来的体制核心。

(作者:何艳玲,中山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教授)

2019.10.15

来源:广州日报

现代化强国 实践经验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实践经验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不倦的追求。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为使社会主义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为中国现代化事业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并在接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创造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以科学理论指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是引领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号角和灯塔。我们党是一个高度重视理论指导并富有理论创造精神的政党。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成功,而且创造了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奇迹。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机统一起来,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7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而且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也指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必将指引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独立自主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70年来,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一条成功经验,就在于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探索符合国情的国家发展道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成为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1956年后,基于我们一直照搬和借鉴的苏联体制弊端已严重暴露,毛泽东同志果断提出“走自己的路”,强调独立自主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更加自主地从本国国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奇迹”,也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的潮流,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可以说,正是笃定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前进,新中国才创造了旧貌换新颜的人间奇迹。

科学合理地设计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和战略步骤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要根据形势的变化,科学合理地设计现代化的目标和战略。科学设计发展目标,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条成功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根据时代形势和条件变化、具体国情和发展水平变化,根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需要,制定顺应时代要求、符合客观实际、富有感召力的发展目标。从“四个现代化”“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党不断调整扩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以团结带领人民为之奋斗。同时,我们党把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与发展的阶段性相结合,科学划分发展阶段,始终做到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党先后提出了“两步走”“三步走”、新“三步走”、新“两步走”的战略步骤,科学指引着国家的发展进步和现代化进程,朝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方向稳步推进。

把经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物质基础,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我国是在经济文化都极端落后、人民物质生活极端贫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础上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这个基本特点决定了我国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现代化建设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始终放在发展生产力和强国富民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70年来我国发展的实践证明,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就必须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经过70年的奋斗,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跃升,经济总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600多亿元到2018年突破90万亿元大关,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

坚持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

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取得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保证,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最大优势。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才结束了100多年受压迫受奴役受侵略的屈辱历史,走上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光明大道。毛泽东同志说过,“领导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邓小平同志也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当代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开各种现代化陷阱,就是因为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同时,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积极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中得出的最基本的结论。70年来,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党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自身始终过硬,不断增强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从而担当起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命。

(作者:张浩,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2019.10.14

来源:广州日报

“放管服” 科技创新

“放管服”改革吹响广州科创集结号

日前,《广州市建设科技创新强市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正式发布。广州“三步走”建设科技创新强市,明确要以“八大重点行动”“四大主要保障”来部署展开。面对既定目标,广州“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需求导向”“坚持改革引领”,令人印象深刻。

近年来,广州在科技创新领域换挡提速,加快追赶势头。2018年,广州全社会R&D经费内部支出600.17亿元,比2000年增长19.6倍,2001年至2018年年均增长18.3%;R&D经费投入强度为2.63%,比2000年提升了1.47个百分点。依据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与广州生产力促进中心联合发布的《广州城市创新指数报告(2018)》,2010年至2017年,广州创新指数从100分增长到217.48分,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1.7%。在英国《自然》增刊“2018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榜单上,广州闯入全球科研城市50强,名列第25。

科技创新动能澎湃的背后,是广州持续不断的政策供给创新。以“1+9”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及配套政策措施来说,广州在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生态优化的重点领域里并不是一味做政策措施的“加法”,而是用好“减法”,让政策体系疏密有致、精干高效。作为创新驱动的两大引擎,只有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协同起来,才能释放改革红利,激发科技创新动力,促使各类科技创新主体通力合作。这是广州科技创新政策体系一以贯之的“主线”。

对具有全球视野的广州而言,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科技资源配置、集聚关键创新要素,至关重要。今年出台的《广州市合作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经费使用“负面清单”(2019版)》,被媒体评价为“广州科技系统‘放管服’改革的前奏”。该制度划定了科技经费不予使用的领域,在“负面清单”之外则充分放开,为的便是灵活地集聚、运用国内外一流研发机构的资源与力量。正所谓,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所在,但求所为。

而为了探索建立既符合科技创新规律又适合市场规律的科技管理机制,《行动计划》特别指出,要以结果为导向,深化“放管服”改革。其目的就是要完善以信任为前提的科研管理机制,减少对科研人员的束缚,充分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广州需要以科技创新“放管服”改革为号角,不断增强广州创新的吸引力、凝聚力,加快“从科学发现到技术突破”“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进步”的飞跃。

(杨博)

2019.10.12

来源:广州日报

收入划分改革

央地收入再划分,让减税降费实打实

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出台了关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的三大举措。在本轮减税降费持续惠及企业、个人的同时,《方案》的出台对进一步理顺央地财政分配关系,确保减税降费成效,具有重要意义。

降低社保费率,让企业轻装上阵;推进个税改革,使群众得到实惠;深化增值税改革,为实体经济带来真金白银的利好……今年以来,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直击当前市场主体的难点,成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我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达到11709亿元,减轻了企业负担,增加了居民收入,稳定了市场预期,更增强了发展后劲。

然而,形式在于让利,目的却不止于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也具有双重意义。于当下而言,是不搞“大水漫灌”、着眼“放水养鱼”的具体作为;于长远来看,则涉及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方案》对央地财政分配关系的再调整,就是要为地方探索增强底气、释放活力,因地制宜地把“减税降费”的红包送入企业和居民的口袋。

因此,三大举措的出台,也对应着三大职能的履行。一是保落实。一直以来,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被称为财税体制改革中“最难啃的骨头”。之所以在减税降费政策深入实施的节点上出台《方案》,就是要以改革促落实,通过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增强地方政府应对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能力和信心。

二是稳预期。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方案》提出要保持增值税“五五分享”比例稳定、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一方面在于解决营改增全面试点2~3年过渡期到期后的增值税收入划分问题,消除地方增值税收入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能极大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如此,地方财政有了长期稳健的预期,地方政府就有了开源拓路的决心,便能营造好主动有为、竞相发展、实干兴业的创新环境。

三是利长远。以往,消费税属于中央税且主要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方案》要求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成为此次改革的亮点之一。这一做法,除了有扩展地方收入来源的效果,更意味着,消费市场的繁荣与否,将直接反映在消费税税收的变化之上。“消费愈兴旺,财政愈强健”的反馈机制,将为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改善消费环境提供持久而充足的动力。

保落实、稳预期、利长远,三大举措力度大、内容实,从体制机制的根子上拿出了解题破局的办法。某种程度上,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就像是一场优化发展环境的精准手术。看似是少收点钱、让一些利的问题,其实每一项工作的开展,都会涉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企业和民众获得感的提升。在外部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以减税降费的小切口,见到高质量发展的大成效,正是我们深化改革、推动工作的应有之义。

(广州日报评论员 毛梓铭)

2019.10.11

来源:广州日报

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新中国70年取得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也是未来在前进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的根本遵循。

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取得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归根结底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是我们过去取得伟大成就、未来再创辉煌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深深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深刻体现在自己的性质和宗旨上。毛泽东同志强调:“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性质和宗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各种政治力量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这一伟大事件,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使命不移,充分发挥自身的领导核心作用。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我们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创立、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70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不愧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

新时代,我们要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总结经验,其中最为根本的一点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前进征程上,我们会面临各种阻力和压力,会遇到各种风险和挑战,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我们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丝毫不能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这是历史经验,也是面向未来的必然要求。要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带领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关键在于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既通过提出并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又从人民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要战胜前进征程上的各种风险挑战,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汇聚近14亿中国人民的磅礴力量。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共产党人看来,是人民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习近平同志强调:“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民奋斗出来的!”正是从人民之中,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带领人民创造了新中国的发展奇迹。

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人民开始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在铸就新中国辉煌历程中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中,爱国主义是根深蒂固的。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海外赤子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到祖国怀抱,甘当无名英雄,不计个人得失,为建设新中国无私奉献。更多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在平凡岗位上成就了不平凡的人生。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人民群众的创新创造活力更是被极大地激发出来,我们党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人民群众的创新创造热情被进一步点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前进征程上,人民始终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我们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的根本所在。我们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上下更大功夫;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在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创新创造上下更大功夫,努力形成各行各业英雄辈出的喜人局面;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上下更大功夫,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坚持发展成效由人民评判,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上下更大功夫,不断造福人民。

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旗帜决定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新中国70年艰苦奋斗所开辟和拓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必须毫不动摇走下去。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和拓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发展成就,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传奇,成就了新中国70年的光辉业绩,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条道路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利益。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它确保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体现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统一,从政治制度上确保人民各项权利的实现。再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够亦步亦趋走别人的道路实现自己的发展振兴,也没有一种一成不变的道路可以引导所有民族实现发展振兴;一切成功发展振兴的民族,都是找到了适合自己实际的道路的民族。”我们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脚踏人间正道,何惧世事沧桑。新中国发展壮大、走向辉煌的历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前进征程上,我们必须坚定“四个自信”,坚信我们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中国问题、造福中国人民的康庄大道,是我们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的康庄大道,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执笔:郭庆松)

2019.10.10

来源:人民日报

大国自信 巩固发展

继续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巩固好发展好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道出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聆听这一重要讲话,观看盛大的阅兵仪式、群众游行、联欢活动,我们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就要深刻领会“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所展现的大国自信、所阐述的根本经验、所揭示的永恒真理,继续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巩固好、发展好。

大国自信: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同时,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其中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能否抓住机遇乘势而上,能否战胜挑战化危为机,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从来不惧怕任何挑战,而且总是能把挑战转化为机遇,从而赢得胜利。在2019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同志用“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精辟而又深刻地总结了新中国70年走过的极不平凡的历史征程。70年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走过的路充满艰辛、经历过的事极为纷繁复杂。但是,只要我们善于运用习近平同志强调的大历史观,把这70年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去考察,放到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中去考察,放到中国近代以来近180年的历史中去考察,放到中国共产党98年来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中去考察,就能抓住这70年的历史本质: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这是沧桑巨变、换了人间的70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抓住了历史本质,我们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所阐发的新中国成立的重要意义:“这一伟大事件,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习近平同志指出:“70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干出来的。70年来,中国经历过不少大风大浪,遇到过无数风险挑战。事实证明,这些风浪和挑战只会让中国更加发展壮大。正是基于此,习近平同志用无比坚定的语言告诉我们、告诉全世界:“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我们要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深刻内涵。

根本经验: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一个近14亿人口的大国,之所以能够发生如此深刻的历史巨变,之所以能够创造70年的辉煌并将继续创造新的辉煌,归根到底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讲经验,这是最根本的经验。

70年来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源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革命、建设、改革的主体,就源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探索中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强调:“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把人民作为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因而能够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才能真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使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领导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变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领导人民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70年的历史充分证明,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是完全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还强调:“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团结全体中华儿女,继续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都是新中国70年来积累的宝贵经验,必须倍加珍惜,而这些宝贵经验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其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要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深刻内涵。

永恒真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掷地有声地指出:“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和底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都来自人民。习近平同志在2019年的新年贺词和春节团拜会上强调:“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人类史册上的中国辉煌,是中国人民的杰作;今天中国的新辉煌,由中国人民创造;未来中国更加辉煌的美好前景,同样将在中国人民的不懈奋斗中实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人打江山,就是为人民打江山。中国共产党人用“愚公移山”的故事告诫自己:“移山”,不仅要有先锋队的觉悟和坚持,更要依靠人民大众这个“上帝”。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归根到底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强调:“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因此,越是强调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越是要坚守人民立场,越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同志强调:“新征程上,不管乱云飞渡、风吹浪打,我们都要紧紧依靠人民,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一步一个脚印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只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一定能够无往而不胜,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巩固好、发展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新中国的生命力,都源自人民。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人民,一切荣耀都归属于人民。我们要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的深刻内涵。

(作者:李君如,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9.10.09

来源:人民日报

我国工业和信息化

我国工业和信息化的辉煌成就与宝贵经验

工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信息化是最鲜明的时代特征之一,正在深刻重塑人类社会。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工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信息通信新技术新应用广泛普及,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迈出历史性步伐,走在了新的历史征程上。

我国工业和信息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我国通过上世纪50年代的156个重点工业项目、60年代的三线建设布局、70年代的两次大规模技术引进,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工业管理方式转变为以宏观调控和间接管理为主;国有企业改革深入推进,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在优化调整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一步步由弱到强,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对外开放合作深入开展,我们大力引进外商投资,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经过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成倍甚至几十倍上百倍地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取得长足进步,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按现价美元测算,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美国,占全球比重为17.6%,位列世界第一。联合国统计司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规模达3万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为24.5%。到2018年,这一比重增长到28%以上,工业增加值规模首次超过30万亿元。这些变化,深刻改变了全球制造业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工业和信息通信业发展步入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新阶段。我们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两大战略为引领,坚持新发展理念,坚决打好去产能攻坚战,加大企业技术改造力度,构建制造业创新体系,布局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积极发展绿色制造,持续推进网络提速降费,开展“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专项行动,培育壮大战略性产业,推动工业通信业总体规模和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在主要领域和方向上实现了“占有一席之地”的战略目标。

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宝贵经验

70年砥砺奋进,中国工业化积累了宝贵的发展经验,为人类社会贡献了快速推进工业化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坚持党的领导,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把实现工业化作为国家经济建设的战略重心,针对不同阶段的形势任务,实施正确的战略举措。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江泽民同志指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胡锦涛同志指出,“紧紧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遵循工业化客观规律,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根据科技进步新趋势,积极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一定要有正确的战略选择,我国是个大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提高制造业水平,不能脱实向虚”;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并以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全面开启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伟大征程。

坚持深化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既高度重视国家发展战略的导向作用,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又充分发挥市场竞争和企业家的作用,鼓励促进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推动各类企业家发挥聪明才智,各展其能、竞相发展。在改革中,我们采取上下结合、以点带面、先易后难的办法,既加强顶层设计,又给地方、部门、基层等留出探索空间。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市场主体力量薄弱,政府在培育市场和促进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家群体成长壮大后,政府则着力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实践证明,各地区的高速增长离不开政府的有效引导,产业政策的作用功不可没。当前,我国工业通信业发展正处在转方式、优结构、换动力的攻关期,落实各项战略任务,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推动产业政策加快普惠化,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市场的工具、法治的手段破难题、解新题。

坚持扩大开放,全面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习近平同志强调,“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果断决策,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充分运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加快发展自己。1979年至2012年,我国货物出口保持20%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快速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并坚持开放发展,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我国对外开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逐步提升。我们要继续推进开放合作,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坚持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遵循国际通行规则,持续深化制造业、电信各领域合作交流,推动竞争优势由成本、价格优势为主向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

坚持创新驱动,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坚持学习引进和自主研发相结合的科技方针,1956年实施第一个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确定了我国急需的无线电技术、核技术等57项重点任务。随着“两弹一星”试验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海以及大庆油田、“三线”钢铁基地建设,我国科技创新成果在国防工业大放光彩,在民用领域也广泛应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紧紧扭住创新这个制胜法宝,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协同推进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产业发展的动力逐渐向以技术进步为主导转换。也要清醒看到,当前我国工业大而不强、基础能力薄弱的问题依然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高技术产业领域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必须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投入,加快成果转化,塑造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坚持融合发展,抓住信息革命重大机遇。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迅速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深刻改变了工业发展的面貌格局,也成就了世界网络大国的地位。据测算,到2018年底,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3。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按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面向未来,我们要牢牢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方向,发挥制造大国和网络大国的优势,依靠现代信息技术的驱动引领,加快实现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培育强大的国内市场。习近平同志指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经过多年快速发展,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状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面貌焕然一新。实践充分证明,正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需求变化引领供给体系和结构升级,以供给变革不断催生新的需求,我国的产业升级才得以持续推进,巨大的市场潜力才得到充分挖掘。新形势下,要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提出的新要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解决“有没有”问题的基础上大力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加快建成适应科技新变化、人民新需要、优质高效多样化的产业供给新体系,扩大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作者:苗圩,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

2019.10.08

来源:人民日报

新中国70年发展智慧

新中国70年的发展智慧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凝聚为发展智慧。总结新中国70年的发展智慧,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指导意义,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具有参考价值。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执掌全国政权的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时任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时指出,“党必须领导一切,领导我们的各种工作。”“我们是依靠政治来领导,离开了政治就谈不上领导。”这里指明了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方式,是新中国成立后强调党领导一切的开始。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这里重申了党领导一切的原则。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申明“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新中国70年发展的重要经验。纵观新中国70年的发展,党不仅领导经济建设,提出经济建设的目标、方针和思路、举措,而且领导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这是新中国发展的根本保障。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必须建构政党形象,树立政党权威。1951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总体概括。1951年3月,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重申,“我们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种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定位,为中国共产党权威的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改革开放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定位增添了新内容。进入新时代,增强“四个意识”和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团结统一的形象。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改革开放后,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从严治党,确立了党要管党的方针。进入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赢得了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支持,夯实了党的领导的群众基础。

从国情出发选择发展道路

各国历史积淀、文化传统、现实条件不同,决定了发展道路不可能完全一样。走自己的路,是新中国70年发展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既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的大会讨论时说,“人们承认邦有道,这个好。‘邦有道’,‘邦’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无非是社会主义,辩证法”。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大的国情、最大的实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一开始就强调从国情出发进行探索,保持道路选择的自主性,没有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定下了基调。不管如何改革,社会主义的方向没有迷失,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偏离,保持了发展定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把基本国情作为选择发展道路的主要依据,这是新中国70年的重要发展智慧。

以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基础薄弱,可谓一穷二白。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关键在于发展经济。1953年2月,毛泽东在九江考察时说,“共产党从接管国民党政权的第一天起,就把眼睛盯住生产建设,不遗余力地抓好这一个中心工作。要让历史证明,我们不仅能够领导好革命战争,而且也一定能够领导好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让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经过新中国前30年的发展,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后40年发展的重要基础。

改革开放后,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成为全党的共识,经济建设成为全党的中心工作。1978-2012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9%,比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快7个百分点,也高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同期平均水平。2013-2018年,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年均增长率为7.0%,明显高于世界同期2.9%的平均增长率。1979-2012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5.9%,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2013-201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28.1%,居世界第1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之锚。

新中国70年的发展,注重确立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对国家发展实行目标管理。1954年9月,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毛泽东将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界定为一百年,即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之时。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先后解决了人民的温饱、小康问题。本世纪前20年,是由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建设阶段,这一目标将在建党一百周年之时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行科学布局: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此,目标导向是新中国70年发展的重要特点。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取向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成为国家主人,如何保障人民权利、实现人民利益、满足人民诉求,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着眼点。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就指出,“一切文学、艺术均应以劳动人民为主要对象,以他们生活为主要内容,鼓励他们生产热情,启发他们政治觉悟”。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理念。1955年5月,毛泽东在同中央警卫局干部大队一中队全体指战员合影并讲话时指出,“我们要建设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工业国家,那时候,我们国家就繁荣富强了,人民过着幸福的美好的日子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是新中国发展的基本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取向。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将“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作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蕴含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概括,聚焦“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关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取向。

通过改革开放获得发展动力

新中国70年的发展,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身力量,通过改革获得内生动力。同时,通过开放引进外资、技术和人才,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促进了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方面强调自力更生,另一方面主张对外开放。1958年6月,毛泽东对印发李富春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作出批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这里诠释了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新中国前30年,由于西方国家封锁、遏制中国的发展,我国对外开放的空间有限,“两弹一星”等发展成就的取得,主要是自力更生的结果。

改革开放后,通过变革传统体制机制,激发了各生产要素的活力,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了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对外开放的实施,在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的同时,拓展了我国的发展空间。“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在促进中国发展的同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多发展机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一招。

通过确立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新中国70年的发展经历了曲折,走过一些弯路。在总结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新时代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通过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变革。

比如,创新是新中国70年发展的灵魂,新中国发展成就的取得源于创新的力量。新中国前30年,突破苏联模式、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创新,“两弹一星”等技术成果的取得是创新。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新的体制机制的建立是创新,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创新,航天技术、高铁技术的突破是创新。创新发展成就了新中国的辉煌,也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

又如,协调发展贯穿新中国70年的发展脉络。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就强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主张协调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协调发展理念促进了新中国前30年经济社会发展和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改革开放的成功,贯穿协调发展理念,注重协调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关系,如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协调发展理念是新中国70年发展经验的总结,对于未来发展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发展使世界社会主义摆脱了困境,充分展现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新中国70年的发展智慧,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同时,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智慧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作者:陈金龙,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2019.09.30

来源:广州日报

时代楷模 自我净化

以时代楷模为标杆实现自我净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自我革命要坚持组织推动和个人主动相统一,既要靠各级党组织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又要靠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行动,主动检视自我,打扫身体上的政治灰尘,不断增强政治免疫力。这为党员干部坚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实现自我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时代楷模”是具有很强先进性、代表性、时代性和典型性的先进人物,是党的一面旗帜、是国家的一个精神标签。对标时代楷模,深刻领会其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有助于党员干部更好地实现自我净化、推进自我革命。

一心为民彰显自我革命的价值立场

立场问题,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政党作为代表某个阶级、阶层或集团并为实现其利益而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都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榜样之所以为人们所敬仰,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始终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真正把群众当亲人、当家人,把群众的笑脸作为价值标尺,把与群众同甘共苦作为自觉追求,让群众感受到温暖与关怀,让党旗在群众心中高高飘扬。正如“时代楷模”陈清洲,作为一名人民警察,他一心为民,20年如一日,积极推动改变当地落后的交通状况,长年走进学校、企业、社区宣传交通安全,积极宣传治安防范和反诈骗知识,开办微博积极帮助寻找走失人员……他把自己的能量全部投入在人民公安事业上,为广大群众办了大量的好事实事,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入党誓言。

时代楷模是一面旗帜,他们不仅指引了自我革命的方向,而且彰显了自我革命的价值立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新的风险和挑战,每位共产党员都要对标时代楷模,勇于并善于自我革命,在自我革新中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将人民立场切实贯彻到日常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

坚定信仰激发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

自我革命是“刀刃向内”的革命,革除自身的不足、缺点、毒瘤,意味着要突破自我,可谓一个重生的过程,必须要有强大的精神动力。这一精神动力源于自我革命者内心的坚定信仰。对共产党人而言,这一信仰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对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执着追求。

榜样之所以为人们所敬仰,最让人佩服的是他们对信仰坚如磐石的执着追求,忠实担当为人民谋幸福的伟大使命。正如时代楷模张富清,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他舍生忘死,只要部队一有突击任务,就报名参加。翻城墙、缴机枪、炸碉堡……敌人的子弹和弹片,掀起过他的头皮,灼烧过他的腋下,撞碎过他的牙齿,但击不穿他为人民求解放的信念。在看不见硝烟的建设和改革年代,他公忠体国,响应组织号召,脱下军装,收起奖章,直奔当时湖北最艰苦、最边远的恩施来凤,一干就是三十年。有了信仰的烛照引领,生命就有了奋进的方向,就能迸发出建功立业、创造历史的强大力量。

时代楷模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标签,他们不仅为社会革命提供精神动力,而且激发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上,每一位共产党员都要对标时代楷模,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信仰认定了就要信上一辈子”,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政治方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积极推进自我革命。

勤于自省蕴含自我革命的科学方法

自我革命需要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和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是通过对自我的否定之否定促使自身实现新的发展,这就需要科学方法的指引。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步探索出自我革命的基本方法,即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此,毛泽东给出了精辟阐述:“我们分析一个事物,首先要加以分解,分成两个方面,找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应该发扬的,哪些是应该丢掉的,这就是批评。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历史加以分析,这是自我批评;对别人进行分析,就是批评别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区别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榜样之所以为人们所敬仰,还在于他们勤于自省,能够适时依据使命担当的变化来重新认识自我,勇于并善于自我革命。正如时代楷模王传喜,在代村工作19年,他积累了近200本工作笔记,不仅记录着代村从1999年负债380多万元到2017年村集体收入1.1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6.5万元,提前实现全面小康的变迁史,还记录着他工作的七千个日夜,更记录着他对农村工作的激情、对乡邻乡亲的热忱、对时不我待的自省。

时代楷模犹如镜子更如灯塔,他们不但为我们指引了前进的方向,也为我们提供了参照的标杆,还为我们贡献了自我提升的科学方法。新时代,面对新任务新使命,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自我批评要一日三省,相互批评要随时随地”的要求,勤于自省,勇于并善于推进自我革命。

【作者:张仙凤,中共广州市委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本文为广州市党建研究基地(中心)课题(DXDJ1904C)的阶段性成果】

2019.09.30

来源:广州日报

幸福 美好生活 奋斗

幸福靠奋斗 生活更美好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

新中国成立70年,是中国不断走向富强的70年,也是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70年。站在历史交汇点,回望来时路,一路艰辛,披荆斩棘,中国共产党能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正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这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致胜法宝;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也是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必然选择。

7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丰硕成果惠及近14亿中国人民。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美好生活。

70年光阴似箭,见证生活水平节节高,人民幸福感越来越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49年的49.7元增加到2018年的28228元,增长了560倍。如果说数字过于抽象,翻开时光的相册,我们可以看到更直观的改变:曾经吃饱穿暖就是幸福,如今手机下单就可以尽享全球美食和时尚消费品,消费升级、品质生活正在成为时代潮流;曾经出门主要靠脚,如今村村通公路,天堑变通途,小汽车成为普遍家庭标配,高铁网络四通八达;曾经一家三代挤在一室,如今无数家庭都住进了现代化的楼房里,从蜗居走向宜居。

70年岁月荏苒,记录社会保障从无到有,人民安全感越来越强。2018年,有13.4亿人参加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养老金实现十五连涨,中国人的晚年越来越有保障;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近2亿人,促就业、防失业、稳岗位的兜底功能越发稳定;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一项项贴近民生、纾解痛点的举措,密密织就社保网络,转化为老百姓心中满满的安全感。

70年万象更新,记载全面小康的梦想离现实越来越近,人民获得感越来越强。70年来,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2.5%,增长了近3000倍。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蛋糕”不断做大,对民生的投入也实现了巨大增长。2018年全国扶贫支出达到4770亿元,增长46.6%,全面脱贫攻坚战胜利在即;1949年中国八成人是文盲,如今教育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亿万孩子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教育、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医改持续推进,降药价,增保障,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守护人民健康。

近十四亿人的美好生活,显现于不断优化的点滴细节里;一切为了人民的庄严承诺,兑现在民生保障的不断夯实中。

不懈奋斗方能拥抱幸福生活。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的广州,用敢闯敢干勇立潮头的奋斗精神书写出了绚丽的民生答卷,以创新推动民生福祉持续增长。经济实力是民生的保障,广州经济在全国居于前列,在民生领域也一马当先,跑出了多个第一。全国副省级城市“中国民生发展指数”,广州连续多年位列第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广州居首;广州在全国率先通过国家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在全国率先探索非户籍人员融合融入……一项项第一背后,体现的正是以人为本、民生为重的执政理念。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终点,保障和改善民生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今日之广州,从区域中心升级为世界城市,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奋力实现老城市新活力,是新目标更是新使命。城市发展最终要落实到民生上来,我们要继续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用深厚的民生情怀和坚决的责任担当,实现“学有优教、劳有丰酬、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的更高目标,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书写民生幸福的新篇章。

(作者:广言)

2019.09.27

来源:广州日报

壮丽七十年,自信中国人

金秋十月,我们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华诞。

春华秋实何寻常,如椽巨笔著华章。70年艰辛创业,70年砥砺奋进,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团结奋斗,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总结:“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

70年奋进,见证了一个纪录:中国跨度。7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瞬,中国却以“惊人一跃”,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从一个积贫积弱、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农业大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让不可能成为可能。中国跨度,彼岸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70年求索,见证了一个奇迹:中国速度。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半日往返千里;首台千万亿次超算“天河一号”,运算1小时相当于13亿人同时计算340年以上;5G开启商用,半秒能下载一部影片;改革开放迄今,中国经济年均增速9.4%,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映射中国人民一往无前、勇猛精进的昂扬姿态。

70年追梦,实现了一种梦想:中国高度。星光引路,我们上下求索、追梦不止。从“东方红”跃然于世到“墨子号”飞向太空,从“两弹一星”横空出世到北斗系统服务全球、“嫦娥四号”传回世界上第一张月背影像图……一部新中国的航空航天史,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断向远处进发、高处攀登的奋斗史。

70年风云,涵养了一种气质:中国风度。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世界坐标不断更新着中国的发展方位。70年,让世界看见了中国前行的铿锵步伐——从封闭落后迈向开放进步,前所未有地走近国际舞台中央。中国故事远播,中国声音激荡,尽显大国风采。面向未来,中国向世界发出诚挚邀约:“让我们携起手来,一起播撒合作的种子,共同收获发展的果实,让各国人民更加幸福,让世界更加美好!”

守正创新,是为大道。70年伟大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70年伟大实践昭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和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根本保证;70年伟大实践表明,改革开放是我们党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动力,也是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的实践之源;70年伟大实践启示,全党必须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不忘本来,面向未来——70年海阔天高,铭记走过的路、憧憬前行的路,我们对中国道路无比自信、充满激情。

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70年同心同德,70年众志成城,南粤人民筚路蓝缕、辟除榛莽,在美丽的南粤大地写下壮丽诗行。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广东创造了诸多“第一”:经济总量连续30年全国第一;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连续28年全国第一;外贸进出口总额连续33年全国第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36年全国第一。作为省会城市,广州以梦为马、奋勇前行,用辉煌成就交出靓丽答卷:仅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例,1949年仅为121元,2018年已达15.55万元!

广东靠改革开放起步,也靠改革开放起飞。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赴地方考察就选择了广东。6年后,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再赴广东,向全世界宣示了改革的决心,并要求广州奋力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70周年,是一个光华绽放的光荣时刻,也是一个接续前进的历史节点。站上新起点,进入新时代,广州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闻鸡起舞、日夜兼程,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以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推动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向人民交出一份更加优异的答卷!

(作者:广言)

2019.09.26

来源:广州日报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开放大格局,经济添动力

金风送爽,秋实累累。我们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

涛来势转雄,猎猎驾长风。70年来,中国经济“不因幸运而故步自封,不因厄运而一蹶不振”,始终保持惊人的韧性;尤其近四十多年来,更是在不懈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增添澎湃动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这已为世界和我国发展实践所证明。”

70年奋进,中国经济移山跨海。从1952年至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74倍,年均增长8.1%,中国由一穷二白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尤其在体制、发展双重转型阶段,中国经济历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从速度型向效益型的跨越,三驾马车协同发力,屡屡刷新“中国奇迹”。1979年至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70万亿元,80万亿元,90万亿元,我国经济总量近三年更是实现三次跨越。

70年踏浪,中国经济有容乃大。经济全球化势不可逆,中国不拒众流,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二大外资流入国。1979年至2018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8%左右,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中国锚”举足轻重。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3年以来与亚洲、大洋洲、拉美、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先后建设自贸区,再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16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响应,中国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频频展现大国担当。

70年扬帆,中国经济迎风前行。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制造“天宫”到化身“蛟龙”,从“变煤成油”到“克隆猴”,中国攀登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为世界创造精彩。而在创新驱动的背后,人才是第一资源。2018年,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的全国研发人员总量为419万人年,是1991年的6.2倍。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在2013年超过美国,已连续6年稳居世界第一位。同时,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2014年首次突破2%,2018年提升至2.18%,超过欧盟15国平均水平,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世界经济正处在深度分化调整期,中国日益走近世界经济舞台中央,更需要继续解放思想、创新理论,不断以体制转型带动发展转型,去努力实现一系列重要改革任务。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随着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孕育兴起,中国要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力。

咬定青山不放松,一花引发百花开。70年矢志前行,70年栉风沐雨,70年革故鼎新。新中国成立70年来,广东经济一马当先,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是1949年的600倍,年均增长9.7%,占全国的比重上升到10.8%。尤其自1989年以来,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0年位居全国首位。省会城市广州作为国家首批沿海开放城市,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约占广东经济总量两成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全国2.4倍和广东1.8倍。广东改革开放的试验田、示范区效应,也对全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带动作用。

奔向新征程,广东再出发。从“三个定位,两个率先”“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列”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人民寄予了殷殷重托、热切期望。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和试验区,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团结一致,锐意进取,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贯穿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始终。大潮起珠江,击水正当时。新时代,广州要以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展现广州速度、广州质量,分秒必争,孜孜不辍,以新担当、新作为不断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

(作者:广言)

2019.09.26

来源:广州日报

四个维度理解初心使命

从四个维度深入理解初心和使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回应了十九大报告的主线安排和战略部署。深刻认识把握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基本内涵和具体要求,从多维视角互联互通互动地理解其根本遵循和内在逻辑,有利于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向纵深发展取得更大实效。

理论维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理论学习有收获”要求将理论武装贯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全过程。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从建党伊始,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也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理论维度的体现。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当前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和使命,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初心和使命,不断加强理论自信推进理论创新,进一步激发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创造力、影响力。

价值维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具有丰厚的历史内涵和与时俱进的时代价值。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人民的概念也包含了历史论、价值论、主体论等丰富内涵。辩证唯物主义确立了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强调人民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既要把人民立场作为自觉的理想价值追求,又要将其作为现实的工作价值取向,传承并创新正确处理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根本工作方法。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价值维度。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是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

内容维度:坚持以家国情怀为主线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很强烈的家国情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家国情怀凝聚和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和大一统格局,强的国与富的家之间存在高相关的辩证联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家国情怀引领着人民群众创造强大国家和幸福家园的美好愿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坚持和平发展,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房住不炒,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国与家辩证统一发展的家国情怀为初心和使命的内容主线,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自警、自醒、自励。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既体现着在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以家国情怀为内容主线,又围绕着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开展“四个全面”砥砺前行风雨兼程。

实践维度:坚持以斗争精神为动力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时期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斗争精神。新时代,斗争精神不应被庸俗化、片面化地理解,而是指社会中的先进阶级或组织为了人民利益而进行的积极活动。斗争精神从来都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内在要求,也是对中华民族不怕牺牲、追求实干、突破自我、不断革新品质的内在强化。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以斗争精神为动力是初心和使命在实践维度的体现,也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找差距抓落实的内在要求,把初心和使命内化成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精神动力,外化成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实际行动和自觉行动,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时强调在新时代要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永葆初心、勇担使命,靠的是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政治品格。敢于直面现实困难不回避矛盾,敢于承认自身突出问题不自我陶醉,敢于挺身而出迎难而上不拈轻怕重,敢于刮骨疗毒自我警醒自我革新自我净化。在实践中更要把斗争精神作为推动发展的内在动力,充分认识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作者:秦攀博,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政治学与法学教研部副教授)

2019.09.26

来源:广州日报

伟大复兴 繁荣发展

恰风华正茂 筑千秋伟业

万众一心,迈向伟大复兴光辉前景

薛庆超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指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明确提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城楼高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巨幅会标,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华民族紧密团结坚如磐石,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实现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培养大批经济建设人才,积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转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走向世界,成为历史潮流。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以来,总结经验,艰辛探索,终于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

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万众一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努力奋斗。

中国教育必将立于世界教育中心

屈哨兵 广州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从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伟大成就成为新中国一系列历史性成就的重要基础。

经过70年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我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通过大力扫除文盲、开展义务教育、不断完善国民教育体系,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有了质的飞跃,粗文盲率由1982年的22.8%降到了2018年的4.9%;2018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4.2%,全国初中阶段、高中阶段、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均达到了同期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校毕业生数量从1949年的2.1万人增至2018年820万人,增长近400倍。这样的奇迹只能发生在中国。

70年来,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新中国成立后提出“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到改革开放后提出培养“四有”新人,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一以贯之,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中总揽全局、举旗定向、谋篇布局,极大地夯实和巩固了教育的基础地位。特别是通过确立和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发挥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使教育成为支撑、服务与促进社会进步发展的最为基础的力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展望未来,教育将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产生巨大的先导作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我们要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们可以无比自信地展望:中国教育必将稳稳立于世界教育的中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广泛弘扬,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必将进一步大幅提升,中国人民对于受教育的美好需求必将得到充分满足,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对此,我们深信不疑!

一条南方的河,搅动全国的潮汐

周建平 广东省文化学会会长、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遥想当年,那是热气腾腾的岁月,广东看外界,外界看广东,一时间,南阡北陌,关于广东的神秘复杂、斑驳陆离中的种种猜想与眺望,形成一种意蕴幽广的现实景观。《外来妹》《情满珠江》《和平年代》《英雄无悔》一再创造中国电视剧收视率奇迹;《雅马哈鱼档》开启南粤电影新篇章,《白门柳》问鼎茅盾文学奖,歌曲《春天的故事》《涛声依旧》《小芳》等传唱大江南北,岭南文化异彩纷呈……

珠江,到底是一条怎样的江流?凭什么,珠江三角洲在中国百余年的历史中,能够一再成为社会转型的先行之地,搅动起黄河、长江乃至全国的大潮汐?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的史册中,珠江,你到底是一条怎样的江流?就岭南文化而论,她的内在构成及特色,她与中原文化的历史渊源及文化地位,她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契合关系,她在各种文化观念冲撞中所展现的应对姿态等,都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珠江,作为生动的象征物,广东,作为理性的阐述点,就这样走进我们的镜头和笔端:

走出五岳山脉,踏遍千山万壑,我们在探寻,在思索。北国的江河湖海在脚下流淌,一条南方之河在心中激荡。所有的艰辛,所有的困惑,所有的智慧,都在赤县神州的版图上,都在炎黄命运的转机中融汇与沟通。

于是,我们就不得不认真地端详这条古老而年轻的南方之河;

于是,我们就选择了一座珠江乳汁哺育的南方都市——广州;

于是,我们就把思考聚集到经济迅速崛起的珠江三角洲;

于是,我们就真诚地与所有的中国人一起探究,关于这条南方之河的奥秘……

在当年,中国的每个角落,有关广东的话题,常常就是有关中国改革的话题。在那段风雨兼程的历程中,中国人经历了怎样的社会变迁?也许,所有与共和国有着相同履历的人都会刻骨铭心。

我们不应该忘记过去,我们必须用新的姿态去迎接中华民族腾飞的明天。

今天,在中华大地上奏响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号角,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温故而知新,也特别值得我们思考,广东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努力争当新时代的排头兵……

以“富起来”经验推动“强起来”发展

王廷惠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教授

经历“站起来”的独立自主发展,社会主义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发展阶段的根本性转变,取得了历史性发展成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生产力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创造了世界减贫奇迹,整体发展能力增强,综合发展实力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向“强起来”的发展新征程迈进。

对照世界范围的发展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奇迹的实现主要有以下经验,未来“强起来”之路,必须坚持并发扬这些经验。

一是立足国情特色,坚定发展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改革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科学结合,走出了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二是发挥制度优势,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推动高效率发展。我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持续优化国家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国家发展能力,实现了国家发展能力持续强力支撑的高效率发展。

三是遵循发展规律,渐进深化改革,促进持续发展。我国改革开放自觉遵循发展规律,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扩大改革范围、全面深入推进改革,改革红利和改革潜力得以充分释放,发展活力全面迸发,社会生产力持续增长。

四是融入世界经济,以开放促发展,增强发展能力。我国开放空间从经济特区到沿海港口城市再到沿江、沿边及内陆省会城市,开放范围从贸易领域到投资领域,开放平台从经济特区到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从利用外资引进来为主到走出去对外经济深度开放,开放格局从“一带一路”倡议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增强高质量开放发展能力。

五是“两只手”协同,扩展市场力量,发挥政府作用。我国发展超越了政府与市场简单二元对立观点束缚,实现了政府和市场的有效协同和有机互补。

六是抓住发展机遇,瞄准技术落差,释放后发优势。我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通过发展开放经济引进、学习、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变成竞争优势,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带动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在回望历史中坚定自信

孟源北 广州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所以能创造奇迹,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为人民谋幸福和为民族谋复兴作为执政的崇高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回望历史就是回归初心,看看我们党当初为什么出发,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回归初心就是珍惜现在,更是为了开创未来,以历史的轴线和最初的目标,对标今天的现实和未来的方位,对初心作出一种提醒、一种警示、一种敦促,时刻防范偏离初心,在前进道路上坚定自信。

广州是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也是我们党早期革命的中心。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从百年沉沦到百年复兴的奋进历史几乎在广州都能够非常完美地呈现。广州的发展是民族奋进的见证。那么,广州在中华民族奋进史和党的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是什么,是如何呈现的?

从近现代这一大的历史脉络看,在中华民族每一个大的历史时期来临之际,广州从来没有缺席过,并且用鲜明的时代主题,奠基着时代前进的阶梯,不断推动着民族的进步。在我们党早期革命的初期,广州成为追寻民族复兴梦想的共产党人向往的地方。毛泽东同志11次南下羊城,革命战争年代3次到广州,这3次来广州使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规律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对中国革命的力量源泉有了深刻认知。在改革开放时期,广州勇敢地肩负起了“重要窗口”的历史使命,在各个方面为我国改革开放成功探路,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发展成为支撑和带动华南的国家中心城市,成为能够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全球一线城市。

广州的发展无不是与时代同步的。这就要求我们要自觉把广州发展放在中国时代大坐标上、放在世界发展大格局中来审视、来谋划、来推进。唯有与时俱进、与时代同步、与潮流同行,才能在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有所创新创造,始终保持旺盛的活力,承担起历史使命。

秉咨政报国情怀 增善谋远略本领

张跃国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宝贵资源。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进入“快车道”,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一批决策研究咨询机构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快速发展,形成了层次齐全、主体多样、领域广泛的智库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新型智库建设,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创造了发展条件。当前,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来看,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已经成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迫切需要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公共外交和文化互鉴中的重要作用,在规划对接、政策协调、机制设计上做好党和政府的参谋助手,在理念传播、政策解读、民意通达上当好纽带桥梁,凝结中国智慧、凝聚国际共识,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傲立于世界舞台创造更广阔、更有利的空间。

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期,破解改革发展稳定难题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这是一个爬坡过坎的关键期,必须迎接新挑战、解决新问题。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回答这一崭新时代命题,新型智库要始终秉持咨政报国的情怀,不断增强善谋远略的本领,大力弘扬求实创新的精神,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为宗旨,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进一步围绕党和国家重大决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攻关研究,提出中国学术命题,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创造中国学术观点,打造具有前瞻性、独创性和可操作性的高质量智库产品,担负起时代赋予的职责和使命,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实的智力支撑。

促进中国与世界共赢发展、共同繁荣

胡必亮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对外开放事业不断取得新发展。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地强调发展中苏关系,到1978年我国与日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1979年与美国建交,再到1984年与英国就香港问题达成一致看法,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关系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都实现了正常化,为中国此后顺利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这样的良好国际环境下,我国于1979年7月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并于次年3月更名为“经济特区”。1984年,中国的14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又建立了15个保税区,并将长江沿岸的5个城市对外开放。这样一系列推进中国对外开放政策措施的实施,使我们从国际市场上引进了大量的资金、设备、技术、人才,直接促进了当时的中国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经过15年谈判,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推进对外开放的各种努力得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中国与世界经贸融合发展程度大为加强。

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对外开放事业着重从两个方面发力:一方面就是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另一方面就是共建“一带一路”。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成立运营。随后又增设了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我国目前就形成了“1+3+7+1+6”共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基本布局。

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秋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对于中国的开放发展而言,其重点就从我们一直以来十分强调的“引进来”,发展到了将“引进来”和“走出去”密切结合的新阶段。短短几年时间,“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全球影响,许多国家及其人民已经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益处。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对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抓住新的历史机遇和在新时代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产生关键性影响,也将对促进全球的共同发展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坚信,基于自贸区建设和共建“一带一路”宏大平台,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基本框架已经构建成型,只要我们在这样的新平台上共同努力,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会越来越紧密,最终必将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共赢发展与共同繁荣。

守初心、顺大势、能创新,讲好中国故事

张志安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

在举国上下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令人倍感振奋。新闻传播事业始终坚持以服务人民为中心,传播主流价值、积极引导舆论,与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同心同向同行。从报刊广电到数字新媒体,传媒产业不断丰富的内容供给,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可以说,新闻传播事业始终深刻地融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为党的治国理政贡献重要力量。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媒体融合和宣传思想工作曾经多次发表重要讲话:2013年“8·19”讲话,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求;2014年“8·18”讲话,提出要建设“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的现代传播体系;2016年“2·19”讲话,强调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并把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任务目标概括为48个字方针;2018年8月,针对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2019年“1·25”讲话,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是一项紧迫课题,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

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可以把握守初心、顺大势、能创新这三个关键词。守初心,就是要紧密围绕意识形态工作这个中心,始终承担好新闻传播事业的舆论引导职责。顺大势,就要把握传播技术变革和传媒业态变迁的趋势,加快推动主流媒体的深度融合。能创新,就是要在新闻传播事业发展过程中持续创新内容、机制、文化和话语。

当前,以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传播新技术正在深刻改变传媒格局和传播业态,也给主流媒体加快数字化转型、舆论引导切实提高“时度效”、讲好中国故事过程中实现话语创新等提出严峻挑战。面向未来的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必须立足新时代的历史坐标,以更加积极有为的担当意识、理性自觉的敏锐意识和持之以恒的创新意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2019.09.23

来源:广州日报

共商国是 人民民主

奋力书写人民政协事业新篇章

风雨同舟写历史,团结奋进著华章。1949—2019,人民政协走过了70载奋斗历程,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我们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时间开始了!”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历史性伟大胜利之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召开,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70年来,人民政协积极投身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探索改革路、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同共和国一道成长、一道奋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人民政协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充分发挥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认真履行职能,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汇集力量、服务大局,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新的积极贡献。事实证明,人民政协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于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辉实践,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力量。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制度既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在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之际,不忘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才能更好激发制度优势,让人民政协这一适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70年来,人民政协的丰富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我们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确立了重要原则。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就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牢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就要坚持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在依照宪法法律和政协章程准确定位的基础上,大力推进自身各项工作和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就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汇聚起共襄伟业的强大力量;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履职尽责,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丰富民主形式,畅通民主渠道,有效组织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共商国是,推动实现广泛有效的人民民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奋进新时代,需要更好发挥人民政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把协商民主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人民政协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履职工作的中心环节,加强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大团结大联合,担负起把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的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努力寻求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画出民心民愿的最大同心圆,广泛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能量。

70年砥砺奋进,70年春华秋实。在同心共筑中国梦、共创美好新时代的新长征路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铸就了辉煌历史的人民政协,必将创造更加璀璨的未来!

文/人民日报社论

2019.09.20

来源:人民日报

经济发展的经验和启示

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启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但那时,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过着贫困的生活。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加大,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70年经济发展的历程,积累了诸多重要经验,为我们在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从新中国成立伊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独立自主、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到改革开放后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再到新时代提出以新发展理念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党总能顺应时代潮流,为我国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指明方向。从推动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各种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到调动全国各族人民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们党总能发挥其他政治力量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要带领13亿多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提高党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进改革的能力,为发展航船定好向、掌好舵。”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应当“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公有制为主体为实现“全国一盘棋”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保了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统一,能够促进各级党政部门高效落实既定决策。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新中国快速推进工业化并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重要保证。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抓住发展机遇、战胜风险挑战,仍然需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坚持创新发展理念

“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新中国成立70年的经济发展成就充分印证了这一重要论断。1958年5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发展理念的一次重大创新。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胡锦涛同志指出,“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创新发展理念,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习近平同志指出,“这五大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这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哪一个发展理念贯彻不到位,发展进程都会受到影响。全党同志一定要提高统一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我国经济发展高质量特征日益明显。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一招”。习近平同志指出,“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转变为“决定性”,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高储蓄率引致高资本形成率,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资本。中国人历来具有储蓄的传统,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储蓄率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使投资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农村富余劳动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人力资本,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综合动力。我们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的作用,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交易成本不断降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场主体的活力得到有效激发。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外开放被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历程充分证明,对外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积极引进和利用国际上的先进管理经验、科学技术和资本,坚持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弥补国内资本和技术缺口,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有力推动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今后,应充分吸取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充分利用我国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注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

坚持依靠人民群众

坚持依靠人民群众,我国经济发展就拥有源源不竭的动力。“一五”时期,“每一秒钟都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这样充满时代精神的口号,反映了五年计划的宏伟目标转化为千百万职工的实际行动,鼓舞着中国工人阶级忘我地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伟大创造。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乡镇企业容纳了50%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习近平同志指出,“40年来,中国人民勇于探索、真抓实干,凭着一股开拓创新的拼劲,一股自力更生的韧劲,把中国建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今天,是中国人民干出来的!”正是因为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伟大创造,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

(作者:韩保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2019.09.19

来源:人民日报

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中华民族要站起来,要富起来,要走向强起来,要建成一个强大而又使人可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奋斗历程及其光辉前景。

新中国成立这70年,实实在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难奋斗历程中一个扭转乾坤的历史阶段,是中国为“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而砥砺奋进的辉煌历程。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悠久传统,在全新历史条件下得到最新发扬。

中国人民要建设的“大强国”,应是习近平同志所要求的“重真情、尚大义”、使人可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上仍将充满风险和挑战。但是,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信邪、不怕压。新时代,我们将迎来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具有特殊重大意义的战略机遇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想起了毛泽东同志在上世纪50年代、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之初说过的一句话:“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短短一句,总共16个字,却使人感到一种内涵深刻的强大历史贯穿力。一代伟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一殷殷期望,贯穿着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以至尔后多少年。

这里一个基本的历史联系,就是中华民族要站起来,要富起来,要走向强起来,要建设一个强大而又使人可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这也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奋斗历程及其光辉前景。我们今天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就是要进一步振奋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全民奋起,发扬斗争精神,向着这个光辉前景迈进。

近代以后200年民族复兴的历史追求和新中国70年爱国主义的最新发扬

大家知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郑重提出的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纲领。

之所以在这里突出提出“复兴”,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经磨难。中国近代史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正是那场战争,一巴掌把中国打入半殖民地。从那时起,经过109年多少重大回合的浴血奋战,才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以30年为一代人来计算,这109年就是三四代人啊!而新中国成立后到今天的70年,则是两代人还多;如果再加上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今后30年、一代人,又是一个100年、三四代人啊!所以,算一笔总账:从鸦片战争到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共计210年,总共要有七代中国人的艰苦奋斗。

这就叫做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和正在书写的中国当代史。或者说,这就叫做中国近代以后200年的“愚公移山”史。或者再换句话说,这就叫做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民爱国主义传统在近代以后200年中的最新发扬。

说到这里,必须强调一点,在这200年中真正起决定作用并且真正成功的,是从1921年起步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发扬爱国主义所进行的伟大斗争。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改革开放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天,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条件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再分两步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样,我们面前又有一笔“两个一百年”的总账:一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头一个100年;二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第二个100年。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200年中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这70年,放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的近百年中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这70年,可以体会到,这70年实实在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难奋斗历程中一个扭转乾坤的历史阶段,是中国为“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而砥砺奋进的辉煌历程。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悠久传统,在全新历史条件下得到了最新发扬。

新中国70年和中国近代以来的三次伟大民族觉醒

观察当代中国问题不可或缺的一个视角,就是中国的历史命运既来自中国的大变动,又同世界的大变动相联系。具体地说,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大变动的三次大转折,同世界范围三轮经济全球化的曲折发展密不可分。

第一轮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始于16世纪、盛于18世纪中叶,当时中国正处于“落日辉煌”的“康乾盛世”,而英国的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发生鸦片战争的1840年,恰恰是英国国内铁路网建成之年。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年,不是偶然的,恰好说明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之日,即是中国被一巴掌打入半殖民地之时。

从那时起,为了救亡图存和振兴发展,从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到喊出“振兴中华”口号、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的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中国人从未止息可歌可泣的战斗。

第二轮经济全球化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30多年间先后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得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断了。

中国人抓住时机起来革命。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卓越领导下,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并且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第三轮经济全球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失败,苏联也在阿富汗战争中受挫。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战略先后遭受重大挫折,世界逐渐形成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格局。

中国人又抓住了新的时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为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经过40多年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开创了一条在开放中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提升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多惠及其他国家和人民。

这就是三轮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命运的三次历史性大转折。在这个曲折而复杂的进程中,围绕“救亡图存”和“振兴发展”,中国人先后认识到“天朝大国”已经腐朽,必须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以图强;认识到照搬西方道路走不通,必须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立人民共和国以图强;又认识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能走老路,也不能走邪路,必须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实行改革开放以图强。正是“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的梦想,推动着中国人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这三次伟大觉醒相连接,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不屈不挠的持久奋斗中开辟了一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抓住新时代新的历史机遇,走向“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的明天

对伟大革命最好的纪念,是把注意力集中到正待完成的革命任务上来。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标志着近代以来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这个“强起来”,展开地说,就是建立一个作为“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的中国。

建成“大强国”,关键在于发展生产力、市场力、创新力、国防力、社会治理力和文化力。中国一定能够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实现国民经济从“高速度”到“高质量”的转型,形成高端生产力;中国一定能够在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下实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新格局,形成更加旺盛的市场力;中国一定能够在工业化和信息化相结合进程中实现科技革命突飞猛进发展,形成可持续的创新力;中国也一定能够在军队改革中实现新军事变革,形成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国防力。关于社会治理力,这里只想着重指出中国扶贫事业的成功发展,已经成为改变中国面貌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大亮点。至于文化力,这里需要特别说到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从未中断的曲折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举世无双的伟大文化力。这样的文化力,乃是中华民族基于历史积累而形成的强大凝聚力、生命力和创造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强大吸引力、亲和力。它是“大强国”的综合国力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是“大强国”能够“使人可亲”的前提条件。

“使人可亲”,体现在国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形成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体现在国际,是中国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在和平发展道路上与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和谐相处,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读一读习近平同志在2017年春节团拜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真情,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需要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来滋养。真情,是不虚、不私、不妄之情。真情不虚就是要忠诚老实、诚恳待人,真情不私就是要砥砺品德、刚正无私,真情不妄就是要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唯有如此,亲情、友情、爱情、同志之情才能高尚恒久,才能有益于自己,有益于亲人、友人、所爱之人、同志之人,也才能铸就守望相助、天下同心的人间大爱。我们要让真情大义像春风一样吹遍神州大地,吹进千家万户,给每一个中华儿女带来温暖。” 由这一大段话得到启示,中国人民要建设的“大强国”,正应是习近平同志所要求的“重真情、尚大义”、使人可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毫无疑问,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仍将充满风险和挑战。但是,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信邪、不怕压。别的不说,只就当前国际范围猖獗一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而论,我们就决不相信这类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东西能够得逞。恰恰相反,这类丑恶东西只能使中国更加警觉、更加清醒,从而更加牢牢把握新时代的战略机遇期。

新时代,我们将迎来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具有特殊重大意义的战略机遇期。就国际大局来说,它将是一个同经济全球化向着新一轮(第四轮)发展相联系的战略机遇期;它将是一个同世界格局向着多极化发展相联系的战略机遇期;它将是一个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共同和平发展相联系、并同一批发达国家再发展相联系的战略机遇期;它将是一个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按照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向上跃升相联系的战略机遇期;它还将是一个同个别大国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不可避免走向相对弱势以至没落相联系的战略机遇期。

就国内大局来说,这个新时代的战略机遇期,除了前面说到的“六大力”的大发展之外,这里还要强调一点,就是今天中国正在迎来一个“新的群众的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已经落到“新的时代的群众”身上。“80后”“90后”和即将进入社会的“00后”作为“新的群众”,正在成为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中国共产党党员9000多万人,其中30%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这样的朝气蓬勃的“新的群众”的先锋力量,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正在以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当代爱国主义,挑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重担。这可是中华民族在新时代兴旺发达的带有根本性的动力源泉,也是党的工作必须紧密联系的新兴力量。

这就叫做天下大势,这就叫做时代潮流。

成为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关键在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人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同时又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使得“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和中国人民“富起来”了。中国共产党也一定能够领导我们伟大的民族从“富起来”迈向“强起来”。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这首先指的是,关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指的是,关键在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中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建设、改革获得的重要历史经验。

担负着新时代重任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始终恪守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和“富起来”的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能够进一步带领中国人民迈向“强起来”的明天、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法宝。

还要指出的是,建设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的国家不可能一帆风顺。正如习近平同志近日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的:“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能否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将越来越取决于我们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的作为,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路线、战略和实际工作。历史的经验已经反复证明这一点,今后的发展将更加有力地证明这一点。我们应当努力。

(作者:郑必坚)

2019.09.18

来源:人民日报

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勇于和善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百炼成钢、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一个根本原因。对此可以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中来理解和把握。

理论逻辑: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必然体现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形式,政治属性是政党第一位的属性。一个政党能否不断发展壮大,能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能否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关键看它的政治属性是否先进,它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政治目标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在对待自身错误时能否保持刀刃向内、革故鼎新的自我革命态度和精神。

资产阶级政党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由于其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指向自身的“自我革命”是无从谈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从事如此雄伟壮丽的事业,进行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是必然的,敢于直面自身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也是必然的。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革命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壮大起来。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了人民的利益,坚持对的、改正错的。勇于坚持真理、坚持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必然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干成其他政党干不成的事业,在历史洪流中始终充满生机、具有强大创造力的主要原因所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一次次走出困境、浴火重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主要原因所在。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崇高理想,必须一刻不放松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勇于自我革命。

历史逻辑: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近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结晶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近百年的风雨沧桑中,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都用实际行动坚守勇于自我革命的品格、践行勇于自我革命的誓言。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1927年8月紧急召开的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紧急关头及时为全党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红军长征途中,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抗日战争时期,从1942年开始、历时3年多的整风运动取得了巨大成效,党的七大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毛泽东同志强调“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要求全党在执政条件下继续保持和发扬自我革命精神。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98年的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每个重要转折点之所以能成为推动党和党所领导的事业不断前进的新起点,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自我革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直面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一抓到底的钉钉子精神把管党治党要求落细落实,都贯穿着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体现着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从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转变作风到通过科学管理、严格监督和发挥巡视利剑作用切实管住权力,从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到扎紧不能腐的笼子、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从全面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到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中国共产党在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中不断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容易刹住的歪风邪气,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正如毛泽东同志形象地指出的:“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历史不断证明,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动力源泉,是我们党在挫折和失误面前能够力挽狂澜、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奥秘所在。

实践逻辑: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应对内外形势变化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们党自身及党所面临的形势都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应对内外形势变化的必然要求。

我们党所面临的外部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党和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党和国家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发生了变化:当前,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周边环境复杂敏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等领域存在一系列重大风险,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严峻复杂。

我们党自身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党的规模发生了变化: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059.4万名,基层组织为461.0万个,是世界第一大党。党组织的结构要素发生了变化:现在,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性别、年龄、学历、职业等都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比如,党员学历更高、年轻党员数量增多、党员思想状况更加复杂。党的领导方式发生了变化:从领导革命到开始执政再到长期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必然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

“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对于党内外形势发生的这些变化必须高度重视、正确认识、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和纯洁不等于现在先进和纯洁,现在先进和纯洁不等于永远先进和纯洁。从我们党所面临的外部形势看,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发生了变化,我们党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就会落后于时代,先进性和纯洁性就会削弱。从党的内部形势看,我们党的规模发生了变化、党组织的结构要素发生了变化、党的领导方式发生了变化。只有因势利导引领变化,有效克服思想理念、体制机制僵化等问题,自觉同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敢斗争、贪图享乐的现象作斗争,才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

党内外形势变化越复杂、任务越繁重、风险考验越大,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有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有没有善于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能不能坚持不懈同自身存在的问题作斗争,是决定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但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一些老问题仍存在反弹回潮的可能,同时在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这些问题都会严重侵蚀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勇于自我革命。

在新时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其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必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为人民衷心拥护,始终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作者:许宝健,学习时报社社长)

2019.09.17

来源:人民日报

共同发展 协调发展

深入把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规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总体上较好地把握了区域协调发展规律。这是7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经济增长极形成并带动区域发展

人类会逐渐聚集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理区域内从事生产活动,经济增长极由此形成,这种经济增长极通常表现为城市。城市既是商品交易和人员流动的枢纽,又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集中地,也因此成为社会治理的中心。各级行政管理机构的建立以城市为中心和依托,并明确相应的管辖范围。在国土辽阔的国家,作为经济增长极的城市与广大乡村的关系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空间关系之一。因此,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城乡关系的协调。城市负有先行发展的使命,而城市经济的增长需要从农村吸取养分,因而城乡差距是经济发展中难以避免的现象。但是,如果乡村长期落后,必然会成为经济发展包括城市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所以,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不仅是实现公平的需要,也是支撑城市持续发挥经济增长极功能的必要条件。

目前,我国大多数地区的行政区划实行市管县体制,这是处理城乡关系一个比较有效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城乡协调和统筹。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作为经济增长极的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一个突出特点是没有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出现“贫民窟”现象。这同我国实行的城乡管理体制有直接关系,也是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的一条有益经验。这种体制保持了经济增长极地区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使得作为经济增长极的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具有较大的经济扩展空间。

经济增长极形成以后,会对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产生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城市经济越发达,吸纳经济能量的集聚效应所带来的区位优势越明显。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会产生经济活动的扩散效应及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带动效应。于是,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互动成为区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中心城市成为地区竞争力的代表,同时形成规模大小不等的一、二、三、四线城市分布格局,这是现代区域经济格局的标志性形态。我国城市都有行政级别,不同级别的城市具有不同的集聚—扩散效应能量,通常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能量越大。所以,一、二线城市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显著。各省区大都会把做大做强一两个大城市(通常是省会城市)经济作为增强本地区竞争力的战略取向。面对这样的经济空间分布状态,考虑到我国城市管理体制的特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是兼顾产业布局与城市间分工及功能,并有效规范竞争秩序。特别是需要兴利除弊,合理协调经济关系与行政关系。

在协调发展中优化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在上述区域经济发展趋势作用下,必然会形成由大范围的密聚经济区与腹地经济区构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一方面,生产和交易活动越来越活跃,规模越来越大,财富被大量创造和积累;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矛盾也会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为过度极化与过大差异,即一些中心城市过度拥挤,而其他地区发展则相对滞后。这就会拉大密聚经济地区与腹地经济地区的发展差距。我国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梯度推进态势。东部沿海的若干中心城市成为强劲的经济增长极,率先发展起来,而广阔经济腹地——沿海腹地(东南部各省内的较不发达地区)、内陆腹地(中西部地区)、县域腹地(农村地区)的发展任务则比较艰巨。

密聚经济区与腹地经济区之间的关系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长期性区域关系,市场的自发力量无法妥善处理,需要国家充分发挥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关键是着力改变区域发展不平衡局面,在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下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协调发展。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实行的财税体制改革,使中央政府拥有较大的财力,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方式调节各地区间的财政能力,调节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更好协调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

在增长极效应推动下,密聚经济地区与腹地经济地区间的相互协同,形成了由各类经济区、经济带、经济群(城市群)等经济发展活跃区所构成的“区、带、群”格局,其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大范围和超大范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态势。在此过程中,全国范围的区域分工格局逐步趋向优化,一些“区、带、群”地区发展成为能够更好地发挥“主体功能”的地区。我们看到,像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京津冀经济区、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以及众多围绕一线、二线城市形成的大、中、小城市群等,正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强劲发展的“聚能”地区和经济发展的新高地。而这些“区、带、群”的能量发挥,取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质是实现经济活动和自由贸易的畅通与融洽。因此,高度的畅通和融洽将成为“区、带、群”等区域发展新高地的突出特征。

人类经济发展潜力无限,但承载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容量是有限的,各地区必须处理好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但是,经济发展总是在一定的资源环境条件下展开的,如果忽视资源环境约束,缺乏有效的技术手段和保护制度,过度的经济开发和资源消耗就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损毁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因此,人类发展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甚至在一些地区,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尤其是在一些生态环境特别敏感的地区,例如江河源头,必须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政策。总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首先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这就需要树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在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关系上保持高度的自觉自律,在推进我国绿色发展的同时推动全球绿色发展。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和反复强调这一问题,体现了党中央对经济发展协调性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

以开放畅通开辟全球区域发展新局面

走出闭塞,谋求开放,加强互动,增加交易,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如果用一个字来定义,那就是“通”。可以说,“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内涵,“互通”则“互利”,“畅通”则繁荣。

从封闭到开放,使生产要素在顺畅流转的基础上得到高效配置,是区域经济从落后到发达的最直接表现。这主要包括:第一,地理开放,即通过建设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让阻隔闭塞的地区变为交通通信便利的地区,畅通人流、物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我国多年来建成的交通体系,能够满足数亿人在假期密集、有序、安全出行的需要,为增添区域经济活力、促进协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第二,管制开放,即削减制度性壁垒和政策性限制,促进跨地区的经济活动更加自主自由,使地区经济发展获得更大的能量和空间。这就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消除对经济活动的不合理约束。第三,对外开放,即大力加强本地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交往,让人员、物资、商品、技术、资金跨国流动、竞争合作,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秘诀”。从这个角度看,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是不断完善治理结构和体系,让经济活动在开放畅通的空间中充分展开。

世界经济发展的区域格局正在进一步快速演变。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世界经济区域格局演变的大趋势,预示着人类正在迈向“全球工业化时代”。随着交通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在全球范围内加快建设,工业化向被称为“地球岛”的欧亚大陆腹地以及非洲大陆腹地深度推进。这将使人类迎来发展史上又一个大变局时期,区域协调发展的涵义将发生深刻变化,实现国际利益协调、制度变革创新和多元文化相互理解将成为实现世界范围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和人类必须完成的重大课题。

(作者:金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

2019.09.16

来源:人民日报

习近平外交思想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科学指南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发展大势,开创性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对外工作中进行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内涵深刻、体系完整、哲学基础深厚、文化渊源绵长,是我国外交事业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宝贵精神财富,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创新成果,也是中国对全人类的重要思想贡献。

明确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世界坐标

一国的外交政策,是其开展外交活动的基本准则。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先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和谐世界等重要外交理念,充分表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意志和决心。

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且希望世界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邓小平同志指出,应该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在逐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重申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强调尊重发展道路多样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人类向何处去”“打造什么样的世界秩序”的高度,对世界未来的和平发展提出设想,以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变化和外交工作的新需要为出发点,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的和平外交思想。

外交无小事,外交大权在中央,外交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等等,这些是我们党在外交的定位和角色、使命和任务等方面形成的规律性认识。这些重要观点鲜明体现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发展大国关系,重视改善、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巩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世纪之交,我国初步确立“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对外关系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深刻洞悉历史规律、把握时代大势,围绕新时代外交工作提出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正是发挥这一思想的“定海神针”作用,中国外交在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中稳步前行。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到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从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外交如鲲鹏展翅,在国际风云激荡中翱翔,彰显大国特色、大国风格、大国担当,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奏响中国最强音。

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我们党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观察、深入思考世界层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发展变化的状况与趋势,得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发展。

人类历史由地区史、国别史演进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也表现为国际关系适应世界经济政治发展而变化的过程。近代以来,在世界层面,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突出表现为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冷战思维在国际关系中依然存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世界秩序开始向更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调整与变革。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关于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是在统筹分析国内形势和世界大局的前提下得出的。习近平同志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这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对外工作、把握变局中的机遇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同志强调,“世界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推进互联互通、加快融合发展成为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洞悉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前提下,继承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精髓,面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全球经济治理滞后等问题,我们党提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等思想理念,为破解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贡献中国方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社会整体发展进步提供了解决方案,对于解决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全球性议题和深层次问题具有历史性意义。习近平同志指出,“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弘扬中华民族世界大同、四海一家的优良传统,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时代潮流,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一面鲜明旗帜。

体现深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其作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习近平外交思想体现了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爱好和平是中国人民的悠久传统。《论语》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墨子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体现的都是对和平的珍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我们党在外交工作中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传统。习近平同志指出,“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永远不称霸。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中国古代有识之士对理想社会状态的一种追求。中华文化善于从全部、从整体看世界,对天下抱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孔子讲“有教无类”,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兼济天下、共生、共处、共享始终是中国人民崇尚的美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世界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正在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产生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

和而不同是中华文明对待人类其他文明的态度。中国古人认为“和”是在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这奠定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特质的哲学根基。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多次引用“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先哲名言。

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在许多重要国际场合,习近平主席对文明交流互鉴重要性的强调一以贯之。习近平主席强调,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这为汇聚文化文明力量、应对人类共同挑战指明了方向。

(执笔:李文)

2019.09.12

来源:人民日报

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赋能

促进广州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提质增效

2018年底,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广东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在现代服务业等四个方面出新出彩,为新时代广州城市建设发展明确目标定位、指明前进方向、注入强大动力。作为集聚高端要素、提升城市功能、优化产业结构重要载体的现代服务业,已成为衡量城市文明进步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是拉动一个国家和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从伦敦、纽约等世界级城市的实践经验来看,现代服务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其集聚形式通常会经历由单一、独立的大型中央商务区到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转变。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较好地兼具了空间集聚和功能多元的特性,是当前世界主要城市和我国各地区发展服务业的重要载体平台。在新的发展背景下,赋予广州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新功能和新动能,推动其提质增效,不仅有利于广州现代服务业“出新出彩”,更能有效促进广州与大湾区城市群联动、增强现代服务业辐射力和城市首位度。

广州是国内最早从功能区—集聚区—具体产业项目三级体系规划和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城市之一,已建成一批以珠江新城中央商务区等为代表的规模效应显著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为现代服务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支撑。2018年,广州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66.5%,新兴服务业态蓬勃发展。与此同时,从服务业的发展质量来看,广州现代服务业仍存在部分结构短板,龙头企业的实力有待进一步增强,整体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也需进一步提升。因此,推动新时代现代服务业发展出新出彩,需顺应产业演进趋势并认清土地载体日趋稀缺的现实,打造现代服务业高质高效发展新平台。

深化“政企学研资中”合作水平

为广州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赋能的意义在于:一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产业创新是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增长动力,有助于推动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服务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在“大科技”的时代背景下,创新要素流动逐渐加快,企业间技术合作交流更为频繁。具备空间集聚特征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是现代服务行业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一方面,同类型企业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竞争将刺激企业进行内部创新。受益于企业间地理位置邻近,企业更容易享受知识溢出尤其是隐性知识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不同类型企业可以通过优势互补、强化产业链等形式实现整体提高。进一步地,企业同集聚网络中的其他主体(如科研高校等),可借由集聚区独特的网络联结效应深化合作水平,提高区域整体创新能力。

二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建设的重要抓手。从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特点来看,集聚区对发展所需的资金、信息、人才等要素具有较强的吸引力。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大湾区内生产要素流动更加自由便利,这将是广州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提质增效、现代服务业出新出彩的重要发展契机。一方面,要素流动性的增强会扩充集聚区要素备选项,在吸收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集聚区的要素质量将得到持续性提升。另一方面,要素的频繁流动会加速集聚区系统与外界的要素置换,进一步增强集聚区整体的要素吸引、筛选与整合能力。

三是构建协同产业体系的重要平台。从产业特征来看,现代服务业具有高端要素集聚、整合,以及资源配置引领、优化等特点;从国家发展战略来看,现代服务业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重点建设领域,是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产业体系”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广州可以以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为契机,借助集聚区强大的要素集聚能力,提升现代服务业辐射力,充分调动科技、金融、人才等生产要素积极性,深化“政企学研资中”等发展主体的合作水平,进而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强化“聚链、延链、补链、强链”建设

以推动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加快发展和高效发展为导向,坚持“产城人”融合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各类资源优势,提升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集聚水平、创新能力与辐射影响力。

第一,坚持产城人融合的发展理念。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要坚持“以产为核、以城为基、以人为本”。集聚区提质增效要以现代服务业“出新出彩”为核心,充分激发现代服务业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转型与城市升级等方面的作用。在实践过程中,应结合广州实际发展需求与总体发展规划,整合链接区域内外优势资源,打造功能多元的“生态、节能、环保”新空间,构建以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为引擎的城市发展模式。

第二,将区位优势落实到新兴产业上。广州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不仅是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同时作为广东省的省会城市,在推动广佛肇经济圈、粤东西北城市联动发展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因此,在赋能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过程中,需积极发挥政策引领作用,加快信息、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动性,将广州的区位优势落实到新产业中。此外,可梳理整合现代服务产业链并进行“聚链、延链、补链、强链”建设,强化重大产业项目的布局,以提升现代服务业对区位优势的转化与吸收,增强集聚区的自我强化能力。

第三,以创新增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发展动力。近年来,广州“双自联动”成效显著,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加快,高水平大学质量提升明显,创新已成为广州发展的不竭动力。要借力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校地协同创新的叠加优势,在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内大力培育发展服务新业态和新模式。具体而言,要适应平台经济快速发展需要,加快完善有利于平台型企业发展的融资支持、复合型人才供给、兼并重组等政策,明确平台运营规则和权责边界,提升整合资源、对接供需、协同创新功能。要鼓励分享经济企业发展,完善分享经济企业登记管理、信用体系、风险控制等政策,构建信任与规则并举的分享经济发展模式。要促进体验经济发展,鼓励企业挖掘生产、制造、流通各环节的体验价值,利用虚拟现实(VR)、物联网等新技术创新体验模式,发展线上线下新型体验服务。

(作者顾乃华系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导,程嘉嘉、傅少伟系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硕士生)

2019.09.12

来源:广州日报

办好中国事情关键在党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习近平同志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历史,总会在一些特殊的年份给人们以深刻启迪。新中国成立70周年带给中国人民最为深切的感受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70年来中国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变迁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四个阶段,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和各个方面、各种形式斗争的密切配合,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革命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8年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验证了一条真理: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建立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奋力前行,国家从封闭落后迈向开放进步,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从“一穷二白”迈向繁荣富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70年新中国乘风破浪的历史进一步验证了一个结论: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建设和发展新中国。

70年来,中国从积贫积弱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经过艰苦努力,1978年增加到3679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2012年突破50万亿元,2016、2017、2018三年,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70万亿、80万亿和90万亿元大关,按不变价计算,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175倍。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建成覆盖近14亿人的社会保障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岁。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已有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70年来,我国三次产业发展趋于平衡,基础产业不断巩固,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不断增强;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逐步形成,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旧貌变新颜;我们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再到共建“一带一路”,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教育普及程度逐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人才队伍日益壮大,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不断提高,医疗卫生体系逐步完善,体育事业硕果累累,环境保护日益加强,人民群众获得感显著提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实现总体小康,正在向全面小康冲刺。

70年来,“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载人航天、深海探测、C919大飞机、天眼望远镜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青藏铁路、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港珠澳大桥等国家工程捷报频传,高铁、网购、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引领潮流。中国,正以雄厚的实力、亲切的容颜和非凡的神采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新中国70年走过的历程,“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足以令创作这一奋斗史诗的中国人民为之自豪!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新中国70年发生历史巨变的决定性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一往无前,“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共产党领导”。

70年来,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才能实现国家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彻底结束旧中国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局面;才能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不断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权利得到有力保障和维护;才能使我国国民经济长期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同期平均增长水平向前发展,不断刷新经济发展的世界纪录;才能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彻底结束中国近代以来屈辱外交的历史。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才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才能有力应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才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中国才能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一系列深刻变化,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解决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中国共产党70年积累的治国理政经验弥足珍贵,值得深入研究、认真总结。我们要牢记: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90多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要牢记: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要牢记: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我们党之所以能使国家快速发展起来,使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来,就是因为牢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我们要牢记: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的国家之所以“风雨不动安如山”,就是因为“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我们还要牢记:我们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建设关系重大,牵动全局。我们党之所以能不断推动伟大社会革命向前发展,之所以能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是因为始终坚持伟大的自我革命,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推进到什么阶段。这些都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宝贵经验。

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这是由“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政治定位所决定的。从空间维度看,“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从时间维度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毫不动摇。“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定位,是由党的性质宗旨、使命任务,国体政体、国家的前途命运,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要求所决定的,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和实践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这是由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四个伟大”中的地位、作用所决定的。打铁必须自身硬。党的建设要锻造的正是一个需要不断去“打铁”的坚强的党。只有党的建设加强了、到位了,党才会更加坚强,党的领导才能更加有力,包括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内的“四个伟大”才能在党的强有力领导下,始终方向坚定、目标明确、动力充足,不断向前推进。

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近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已经走过了万水千山,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长征路上,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困难、风险和挑战,引领中华民族在新时代扬帆起航,成功抵达光辉的彼岸。

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就要形成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完善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各项制度,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形成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就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而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要求是形成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因此,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既是加强党的领导的第一要义,又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我们必须自觉坚持,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作者:欧阳淞,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原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2019.09.11

来源:人民日报

教育事业“两个大计”

国之大计 党之大计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国教育事业在党的领导下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要认真总结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宝贵经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重要论断,进一步把“两个大计”转化为历史自觉和责任担当,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不断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

中华民族素来有着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憧憬着“学有所教”“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教育梦想,无数先贤为延续中华文脉、培养治世良才不懈求索。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传统,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推动教育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逐步将这些梦想变为现实。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对教育地位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升华,教育在党执政兴国中的战略地位逐步确立,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保证广大劳动人民的受教育权,培养新中国建设急需的人才。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谋划和确定教育大政方针和发展蓝图。1950年,毛泽东同志在《人民教育》创刊号上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面对百业待兴、人才奇缺的状况,邓小平同志以极富战略性的眼光指出,“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20世纪90年代,我们党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作出优先发展教育、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大历史抉择。江泽民同志指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胡锦涛同志指出,必须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切实保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提出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系统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为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在2018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系统总结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成就与经验,深刻分析了教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对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全面部署,并提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重要论断。这一重要论断把教育摆在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把教育与国家的前途命运、党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是做好新时代教育工作的行动指南。

我国教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70年风雨兼程,70年春华秋实。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彻底改变了教育底子薄、整体落后的状况,建立了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中国教育面貌焕然一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有力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正确与宽广,有力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与强大生命力。

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新中国成立初期,4.5亿人口,80%以上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1949年全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人数只有11.7万人。今天,九年义务教育已全面普及。2018年,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95%,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81.7%,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8.8%,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各级教育普及程度均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国家教育投入力度越来越大,从2012年起实现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并保持连续增长。同时,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从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的优异表现,到成为本科工程教育国际互认协议《华盛顿协议》正式成员,国际社会对中国教育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70年来,党的教育方针始终坚持德育为先,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办学第一位,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历史任务,结合不同时期青少年的思想状况,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和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探索和实践,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听党话、跟党走,扎根人民、奉献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今年3月,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我们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当前,青少年学生不断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积极健康向上。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人才和智力支撑。在我们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几代教育工作者的不懈奋斗,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有力人才和智力支撑。我们用20多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义务教育普及之路,用十几年时间实现了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向普及化的快速发展。2018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6年,新增劳动力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48%,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6年以上,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亿万人民通过受教育实现了完善自身、改变命运、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这一切是建立在70年前多数人是文盲半文盲的状况之上的,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实现的。

不断增强贯彻落实“两个大计”的自觉性坚定性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重要论断,是对新中国70年来教育改革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是从成功实践中一步步升华而来的理论成果,必须始终牢牢坚持。新时代,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教育强国,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把“两个大计”转化为历史自觉和责任担当,转化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政策举措和生动实践,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深刻认识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事业愈是重要,方向问题愈是紧要。教育的方向问题从来都是第一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关乎教育的性质,关乎教育的兴衰成败。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全过程,始终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深刻认识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实现独立富强,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有繁荣的经济、昌盛的文化、强大的国防,而这一切都要靠教育来奠基。教育与人类社会共始终,传承文明和知识,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必须把建设教育强国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

深刻认识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所在。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课堂、学校是基本场所,教育是根本途径。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全体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

深刻认识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任何国家任何社会维护政治统治、维系社会稳定,都要通过教育。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

深刻认识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大局全局是教育的重要使命。国兴科教,科教兴国。教育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服从和服务于一定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我们要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人才和智力支撑。

(作者:陈宝生,为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

2019.09.10

来源:人民日报

树立正确的“四观”

青年人如何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再次强调,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不断巩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不仅影响到青年自身成长和人格完善,更关系到人心聚散、国家兴亡和民族兴衰。

本期《理论周刊》邀请到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肖贵清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宇文利教授、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龙柏林教授,围绕“青年人如何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展开探讨。

引导青年树立正确“四观”,最根本的是让青年坚定“四个自信”

广州日报:什么才是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新时代如何理解其内涵?

肖贵清: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从总体上来说就是人们对社会历史、民族、国家、文化的总体看法,都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都有正确与错误、科学与否的区分。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历史、民族、国家、文化等相关问题而形成的理论和观点。因此,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又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或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民族观、马克思主义国家观、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新时代科学理解唯物史观的内涵,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既正确看待过去,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也认真对待当下,更要以此为前提展望未来、把握大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的:“所谓正确历史观,就是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

新时代科学理解民族观的内涵,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科学地认识我国的民族形成、发展等问题,正确理解我国历来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了解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认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时代科学理解国家观的内涵,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充分了解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历史,其核心就是要培育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做到爱祖国与爱中国共产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

新时代科学理解文化观就是要科学认识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既要认识到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对文化具有决定作用,也要认识到文化作为一种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推动或阻碍作用,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宇文利:思想影响认知,思维影响观念。有什么样的思想出发点和思维逻辑性,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是指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从科学规律和实践理性角度对历史、民族、国家和文化抱有正确价值判断、准确思想认知和客观道德觉察的观念体系,是一个人在对待历史、民族、国家和文化问题上能够摆脱狭隘和偏误的思想认知的观念表现。

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应当是在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思想基础、实践历程和价值目标的基础上针对历史、民族、国家和文化的科学观念,是具备正确思想基础、宏大思想视野和开放心胸的观念体系,是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反映人民主体意志、体现新时代实践价值的观念。新时代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是摒弃历史虚无主义、民族狭隘主义、国家消亡论和文化一统论的科学观念,是尊重历史、把握现实、服务社会、反映实践的观念。

广州日报: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的内在联系是什么?

肖贵清: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是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的几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几个方面。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最根本的就是要促使当代青年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其中,历史观是基础和前提。只有在正确历史观的指导下,才能正确认识中国的民族、国家、文化等相关问题,才能坚定“四个自信”。民族观和国家观是关键。民族观、国家观是联系更加紧密的两个问题。我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处理是否得当,事关国家的繁荣稳定,而国家的发展则要求各民族团结奋进。文化观是灵魂。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能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关国家发展是否拥有充足持久的精神动力。

宇文利: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分别是对历史、民族、国家和文化的基本看法和基本观念。这四种观念紧密联系、相互影响,是融为一体的观念体系。其中,历史观是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的,是人的世界观在历史缘起、历史发展、历史目的和历史价值等基本历史问题上的反映。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对民族、国家和文化的判断。与此同时,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也反映历史观、体现历史观。从根本上说,这四种观念都映射了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人的“三观”在历史、民族、国家和文化问题上的外在表达。

龙柏林:历史观是民族观与国家观形成的认知前提,文化观则为其提供精神力量,而民族观阐明了我国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为国家观的形塑奠定基础。这四者相互联系、互为表征,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构成统一的有机整体,共同作用于个体的价值判断与社会认知。就此而言,树立正确“四观”对于青年成长和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正确认识“四观”,要有准确、不狭隘、不偏执的态度

广州日报:怎样认识和理解青年人树立正确“四观”的重要价值?要避免哪些认识误区?

肖贵清:首先,认识论价值。树立正确“四观”从根本上涉及如何认识历史、民族、国家、文化等问题,这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根本上还是一个认识论上的问题。树立正确“四观”就能从根本上指导青年人正确认识这类问题。

其次,方法论价值。“四观”虽然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但这四个问题又紧密相连、密不可分。比如历史观的问题贯穿始终,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国家问题、文化问题,都涉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用历史的、发展的、全面的眼光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这就是认识事物的一个根本方法的问题。

最后,精神价值。引导青年树立正确“四观”,就能正确认识历史、民族、国家、文化等相关问题,坚定“四个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精神力量。

宇文利:首先,青年人树立正确的“四观”关系到青年人的“德”,对于青年人的成长、成才和成功十分必要,没有正确的“四观”,就要走弯路,就会有不恰当的思想认知和价值判断,也就不能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确立科学的人生方向。其次,青年人树立正确的“四观”对民族、国家和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社会是人的社会,未来是青年的未来。青年人掌握着未来民族、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钥匙,青年怎样,民族、国家和社会就怎样。青年人树立正确的“四观”实际上也决定了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样貌。

在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上,既应避免虚无主义,又要避免狭隘主义,既要防止本体中心主义,又要防止异体依附主义。要保持科学而正确的价值判断,对历史、民族、国家和文化有准确、不狭隘、不偏执的态度和精神。

龙柏林:从总体上来看,当代青年对国家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有着较为清晰的认知,对于良好民族关系的构建和国家的稳定繁荣有着美好的向往和追求。但是在有些文化产品、错误思潮以及境外势力的冲击与影响下,一些青年在“四观”的塑造上也出现了认知误区,包括历史观、文化观上的虚无主义,文化自卑心理与封闭复古现象等。

青年正处于思想活跃、求知欲旺盛的成长期,一些消极、错误思潮的传播和蔓延容易造成青年对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认知偏差,进而导致情感疏离和价值失落,甚至在行为实践上呈现出激进、冲动、叛逆等特点。如在此次香港事件中,某些外部势力公然支持暴力抗法分子,一些西方媒体违背新闻客观公正原则,抹黑、诋毁香港特区政府正常的执法行动,这些错误思想和言论的渗透可能使思想尚未成熟的部分青年成为被人利用、破坏国家稳定团结的“工具”。

广州日报:如何理解和把握新时代正确“四观”对当下青年提出的要求?青年应该如何践行正确“四观”?

宇文利:正确理解和把握新时代的“四观”,对青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一要坚持科学的思想指导,学会用科学的思想来武装和指导自己。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充实心灵,提升思想境界,提高思想素养。

二要坚持正确的人生导向。人为什么活着,为谁活着,怎样活着,既是重大的人生命题,也是客观的人生选择。青年人正处在为人生寻向、为人生奋斗的阶段,选择科学正确的“四观”对青年人而言极其重要。青年要审慎地考虑自己对待历史、民族、国家和文化的根本态度,坚持正确的人生目的和实践目标。

三要把正确的科学观念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凡事既知其质,又要行其道。树立了科学正确的观念并不仅仅为了头脑清醒,更重要的是要用之于生命实践。因此,青年不但要有正确的“四观”,更要在实践中践行科学正确的“四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肖贵清:对青年来说,在理论上,要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民族观、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及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内涵及内在联系。在实践中,要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解决问题,抵制错误思潮的影响,坚定“四个自信”。

唯物史观要求青年认真学习历史,以大历史观来学习理解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8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发展史及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史。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要求青年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民族团结和平等,积极推进各民族交流融合,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作出有益贡献。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要求青年科学理解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及经历的曲折,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将爱祖国与爱中国共产党、爱社会主义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要求青年树立正确的文化观,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和创新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解决好思政课入眼、入脑、入心的问题,避免形式主义

广州日报:当前全国思政课建设正热。思政课在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四观”方面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肖贵清:思政课可以引导青年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并自觉运用其认识分析解决问题;可以引导青年正确理解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改革开放的必然性,认清我国取得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坚定“四个自信”;还可以在澄清错误思想中加强理论阐释,致力于解决理论问题的同时能够助力解决现实问题。因此,要用好思政课,提高青年学生在思政课中的获得感。

宇文利: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课,是帮助青年人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课。从总体上说,思政课在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四观”上可以发挥思想奠基的作用,帮助他们获得科学的思想指南;可以发挥价值引导的作用,帮助他们找到正确的人生价值坐标;可以发挥方法传授的作用,帮助他们学会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目前所面临乃至投身社会后的难题。

要发挥思政课对青年人的指导作用,应该解决好思政课入眼、入脑、入心的问题。当前,思政课已经普遍开设,也获得了高度重视,但在进入青少年的头脑和心灵方面仍有不少难题亟待解决。为此,要把形式上的重视转变为实质上的重视,就需要大力推进思政课改革,让学生看到眼里、进到脑里、化到心里。此外,要充分发挥思政课的作用,其内容和形式就应贴近青少年并能引导青少年。贴近是主动贴近,但不是简单的迎合,不是随无趣之波、逐无谓之流,而是要结合青少年的认知特点、思想特征、兴趣爱好来巧妙地引导他们喜欢思政课、爱上思政课。当前,思政课建设应该避免形式主义,避免走过场、讲排场、秀现场,应该以效果为重而不是以形式为重,实事求是地解决青年人思想上的困惑和难题,扎扎实实为青少年成长成才提供助推。

龙柏林: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在新时代必须充分发挥高校思政课的主渠道作用,通过“破立结合”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化解难题,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四观”。

用科学的理论积极主动占领青年学生的头脑,是引导青年树立正确“四观”的重要解决之道。因此,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下解决青年对历史、民族、国家、文化的认知偏差问题。要不断提升理论的彻底性,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思政课要在用学术讲政治中做到知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不仅帮助学生构建科学完善的知识体系,也要为青年学生提供分析、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指导。要结合青年的成长规律和发展特点,持续推进思政课话语创新,在用故事讲道理、用历史讲精神中做到以情动人,增强思政课的感染力。要努力构建“网络思政”新格局,在线上线下的协同推进中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且在视觉化呈现、年轻化表达的互动中与青年形成情感共鸣,促进价值认同,从而把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转变为最大增量。

广州日报:帮助青年人树立正确“四观”应如何做好引导,当前的薄弱点、重点和难点何在?未来还可在哪些方面发力?

肖贵清:当前青年人树立正确“四观”面临着一些错误思想特别是错误社会思潮的影响,而当前在引导青年树立正确“四观”的过程中,对错误思潮的正面回应还比较薄弱,导致一些理论难点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引导青年树立正确“四观”的重点和难点在于针对国家和社会发展中、青年成长过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充分的理论阐释,讲清楚青年困惑的问题,讲清楚与青年成长成才息息相关的问题。

为此,引导青年树立正确“四观”既要注重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养成,更要重视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渠道的正面培育。要鼓励青年注重理论学习,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掌握看家本领;鼓励青年勇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了解国情、党情、世情,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宇文利:当前,帮助青年人树立正确“四观”应做好思想引导、价值指导和心理疏导,应该从学生的成长实际出发,加强教育教学改革,发挥全社会力量,形成强有力的责任网络,避免“5+2=0”现象,避免“潜规则”心理,避免“无所谓”心态。当前,对青年人的引导还存在社会管理的空白点和思想教育的薄弱点,需加强支撑。

教育是百年大计,立德树人是全社会的责任。要对青年人树立正确“四观”加强引导,应重点防范形式主义对社会管理、思想教育的侵蚀,避免把社会管理和思想教育绑在一台“既停不下来,又转不出来”的机器上,摆脱传统的管理模式和教育模式对实践活动的绑架,摆脱社会管理和思想教育做无用功的状态。这既是重点,也是难点。

面向未来,帮助青年人树立正确的“四观”,应加强“实践力度”。社会管理要起实效,思想教育要发挥实际作用,就要把“实践”引入到对青年人的思想引导、价值指导和心理疏导中来,不要停留于口头、停留于文件、停留于书面、停留于想象,而是要从青年人成长的细节做起,让他们感受到实践的力量,从实践中感悟到科学而正确的人生选择、政治方向和道德归依。

(作者:张冬梅,广州日报评论员 ;受访者:肖贵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宇文利,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思政课影响力标兵人物;龙柏林,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9.09.09

来源:广州日报

新的平台方法理念思路

全媒体时代党的思想理论教育需要“四个新”

以互联网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全媒体传播样态提高了党的思想理论教育工作的信息化水平。全媒体具有传播手段融合化、传播渠道复合化及传播内容精细化等特点,为党的思想理论教育提供了诸多新的思路和方法。

党员教育需要新平台

推进新媒体与宣传教育者的融合。在信息网络化传播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新媒体,具有传播的内容通俗易懂、传播的工具简单易操作等优点。全媒体信息平台正是新媒体与党的理论宣传教育主体进行深度融合的创新形式,它能促成传统媒体的专业人员和采编系统与新媒体的传播手段之间的优势互补。在全媒体运营环境下,新旧媒体的融合不应仅仅停留在传统媒体向新媒体机械地复制和移植内容的阶段,而应当出现实质性的物理融合。物理融合由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各自提供能够组成新型传播主体的元素,可由传统媒体的采编人员和新媒体的渠道推广人员在全媒体信息平台上组建全媒体传播团队,借由全媒体信息平台统一制定传播团队的传播目标、传播范围、传播工具等。

建立信息传播和交流平台。在党的理论宣传教育主体设立的全媒体信息平台上,一方面要通过抓取各种传播价值高的知识和信息,为党员干部提供一站式的信息服务,另一方面要围绕宣传主题挑选相关新闻进行播报和评论,为受众精准制作理论学习的内容,满足拥有深度阅读习惯党员干部群体的学习需求。如针对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应围绕对党政工作中最新政策的深入解读进行推送;对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而言,应当突出推送最新的理论研究动态,设置理论讨论和思想交流的空间。

理论教学需要新方法

鼓励教学者使用媒介手段辅助教学。党的思想理论教育工作者要适应媒体发展给教学方式带来的变革,具备使用全媒体技术的能力。教学者应积极适应教学方式的改变,熟悉各种新媒体的信息传播特性,寻求媒体与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融合,思考如何利用全媒体技术提高理论教学的效果。一切获得成功运用的新媒体传播手段都应当尝试在理论教学当中使用,如网络慕课、群组讨论、微信公众号推送等。可充分利用全媒体对教学空间的扩展效应,将理论教学延伸到党员的日常生活当中,提高理论教学在党员生活中的在场感。以在线研讨的形式引导学员对焦点问题进行讨论,再由教学者对新近发生的热点事件结合思想理论进行讲解和答疑。

创新信息化时代党的理论教学话语体系。教学者之所以能够在理论教学中通过语言影响受教育者,是因为语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参与了人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全过程,良好的修辞、合理的逻辑能使语言起到吸引人、启发人的作用,进而触发受教育者的心理共鸣,达到对教学内容的理性认同。教学者在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过程中应当学习受教育者的语言习惯。毛泽东就非常善于把抽象、枯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得通俗、生动,让工农群众一听就懂。教学者对受教育者语言的学习,不仅是对语言内容的了解,还应当熟谙语言出现的背景、使用的语境、表达的方式。通过加工受教育者的语言,教学者应当进一步在语言运用的水平上超越受教育者,形成“高势位”的理论传播,可采用“实例+评论引导+理论解释”的阐述方法来讲透现象与理论之间的联系。

宣传思想工作需要新理念

保持正确政治方向和积极作为相结合。宣传思想工作的政治方向要时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宣传思想工作的主体在工作中应树立起大局观念,围绕新形势下党的中心任务来把握、部署、开展工作。此外,新时代的宣传思想工作还必须积极作为,不断巩固和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应拓展宣传思想工作主渠道的虚拟人际社区功能,利用全媒体生态重视内容传播的特性,把理论传播转化为党员干部感兴趣的活动主题,赋予党员学习实践活动更多的价值内涵。

坚持刚性管理与柔性引导相结合。在宣传思想工作中采用灌输、说服、领导等刚性管理手段是十分必要的。具体来看,要明确媒体传播纪律、规范课堂讲授的边界、把控对外交流的内容。宣传思想工作的主体需要对受众施以柔性的引导,在内容讲解上更打动人,理论解释上更符合党员干部的认知规律,提供更贴合中国实际的论据。

加强网络舆论监管力度。宣传思想工作主管部门必须提高用网知网的水平,充分掌握网络舆论的形成和传播规律,形成多点管控的配套措施,实现对传播人、传播内容、传播工具的精细管理。具体来看,网络舆论的监管者要制定网络传播者的发言纪律。可通过全媒体技术构建多层级、跨部门、宽领域联合的网络舆论管理大格局。此外,应充分掌握宣传教育主渠道网络中的舆论动态,并对网络舆论进行取证、纠偏、投放。如加强对各类高校网络媒体的信息监管,不给错误思潮和理论提供传播的渠道。

筑牢理想信念需要新思路

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旗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必须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共产党员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学习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紧密地结合起来。全媒体时代,信息充分涌流,舆论场高度分化,广大党员干部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甄别“非马”甚至“反马”的理论思潮,自觉地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来武装头脑,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保持一致。

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应当坚持从传统走向当代的原则,善于从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中提炼勇于创新的卓越思想,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事业注入磅礴的精神力量。全媒体传播环境下,党的思想理论传播主体要在宣传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时,深入挖掘“大同世界”理想在中国的历史渊源,制作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视频化融媒体产品,在讲述历史文化的过程中促进思想的交流。

善用红色文化资源。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在历经革命战争洗礼后创造出来的光辉产物。它代表着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先进文化,与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在全媒体时代的红色文化传播当中,传播主体可将革命人物的事迹制作成影像资料,通过多媒体渠道的播放,增加红色文化视频的播放量,起到扩大宣传覆盖面的作用。此外,传播主体还可以借助各地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将革命根据地独特的历史文化、山川风貌制作成精美的图片,再辅之以简要的说明,投放在微信、微博等信息传播和更替迅速的平台上,使受众更便捷地接触到红色文化。

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勇于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凝聚着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伟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全民族理想信念和文化自信不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要善于利用全媒体传播手段,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感召力、说服力、影响力,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阐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故事让人亲近、令人信服、使人接受。

(作者:刘䶮君,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博士)

2019.09.06

来源:广州日报

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

努力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指明了解决当代中国发展主要问题的根本着力点。我们要深入研究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以充分发展不断开发新的生产力

解决矛盾,需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大需求侧,而解决矛盾的基本路径则是大供给侧,即推动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社会整体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相对应的,是充分发展与平衡发展。

充分发展的含义主要是指进一步发展先进生产力并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它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起主导作用;平衡发展则是在充分发展过程中施展协同之力。二者缺一不可,但作用不同。从广义理解,充分发展是无止境的,在数量上、质量上都是无限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充分发展先进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各领域全面发展。

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充分发展,是否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呢?已经具备。经过新中国70年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进出口国,一大批科技创新成果进入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同时也要看到,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我们应正视差距,牢固树立忧患意识和奋斗精神。当前特别要看到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的差距,通过充分发展,努力把这个国之重器掌握在自己手里。

进一步考量,我们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优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总体科技水平高于我国,但科技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即不平衡发展规律,后发展国家可以在一些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将后发优势转变为先发优势。实现科技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条件,是发挥社会制度优势、实施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我国正在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还应看到,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只要我们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就会有广阔的国际合作空间,就可以充分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更好发展自己。

以平衡发展形成强大发展合力

平衡发展重在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部门、各领域、各方面的关系。事物总是在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中发展的,不平衡是常态,但如果某一方面单兵突进而其他方面严重滞后,发展就会出现畸形,难以持续。因此,在发展中需要增强协调能力,不断协调不平衡问题,形成各方面优势互补的合力,使发展趋向平衡。习近平同志提出坚持协调发展,正是强调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补齐短板、缩小差距,努力推动形成各区域各领域欣欣向荣、全面发展的景象。

实现平衡发展,既要着眼长远建立协调机制,又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发展中不平衡的突出问题。由于历史原因和长期高速增长中积累的问题,我国发展出现了一些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例如:区域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较大;城乡发展不平衡,一些农村地区发展滞后;产业发展不平衡,落后产能较多,传统产业发展水平和质量亟须提高,新兴产业有待充分发展;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不平衡;等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在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上取得明显进展。这也能为实现充分发展铺平道路。

还应看到,原有的不平衡克服了,进一步发展又会出现新的不平衡,又需要进行新的协调。这就需要不断深化对平衡发展的认识。一是平衡发展与充分发展不是分离的,不是停下来专门进行平衡,也不是先发展后平衡,而是在动态中实现二者互相促进。二是平衡发展不是平均发展,不是靠削富济贫来平衡。当然,发达地区和城镇要支持欠发达地区和乡村发展,但主要还是要靠后者自己充分发展。后者也不能原样照搬前者的发展模式,而是要突出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努力在全国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发展合力。三是平衡发展主要不是存量平衡,而是在协调中形成新的生产力,以新的增量促进平衡。新时代的充分发展,尤其需要平衡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

从更深层次理解,平衡发展不是被动的,而是需要积极主动作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在发展中预见和防范不平衡的风险,注意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应当看到,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系统,随时都可能出现风险,造成不平衡,国际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更多。所以,必须以系统思维、底线思维等科学思维方式主动研究和应对可能出现的不平衡因素,努力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充分发展和平衡发展彼此联动、互促共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优势。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发展,虽然现代化水平较高,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凸显,如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经济虚拟化屡屡造成金融危机、实体工业比重急剧下降致使社会就业困难等。这些现象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日益深化,难以解决发展失衡问题。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环节和方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在特定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动力最终来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坚持人民是推动发展的主体。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充分体现了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体现了共建共享发展的要求。充分发展、平衡发展都要依靠人民来实现。在我国,人民既是生产力的主体,又是消费的主体,因而可以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这构成我国发展最根本的动力,不断推动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

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自觉革除影响充分发展和平衡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弊端,并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努力实现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我国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就在于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生产关系,通过扩大开放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习近平同志强调,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新时代的中国将坚定不移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同世界各国共创共享发展机遇。这也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大动力源泉。

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促进作用。我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保证和促进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能够正确判断和有效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更充分更平衡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作者:杨承训,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资深教授)

2019.09.05

来源:人民日报

独立 民主 统一

换了人间:新中国的最初岁月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里程碑,本意是指漫长旅途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人们通常用它来比喻历史旅程来到一个新的出发点。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之一?因为从这时起,中国的命运发生了根本变化,可谓“换了人间”。

回顾新中国的最初岁月,有助于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弄清楚艰苦卓绝是什么、是怎么来的,从而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中国近代的民族苦难实在是太深重了。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受外来的破坏。一系列的侵略战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强加到中国人头上。中国人被趾高气扬的西方列强看作“劣等民族”,视同可以任意宰割的羔羊,被瓜分的阴影从此一直笼罩在中国人心头。维新志士谭嗣同写道:“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是多么痛心的话语!但中华民族的危机一直在加深。进入20世纪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实行分区管理,时间长达一年之久。接着,日本军国主义者公然把中国的东北称为他们的“生命线”,还想独吞中国。《义勇军进行曲》悲愤地唱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表达了无数中国人深埋心底的呐喊。新中国把它定为国歌,就是要子子孙孙永远不忘这段苦难经历,发愤图强。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骨气的民族,从来没有停息过顽强的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牺牲,终于取得了革命胜利。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说了一段令人永远难忘的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参加会议的孙起孟老人回忆:“当场掌声经久不息。”“我看见邻座有几位年事较高的委员一面流着热泪,一面使劲地拍掌,我自己也是这样。”一百多年来,祖国受尽外人的蔑视和蹂躏,痛苦和悲愤长期埋存在心头。一旦看到中国人终于重新站立起来,那种兴奋和激动,那种刻骨铭心的翻身感,也许是长期处于幸福生活中的后来者很难真切领会到的。

从新中国成立时起,谁都别想指望中国会在外人的压力和威胁面前低头。毛泽东同志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地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同志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说:“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决不容许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内政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决不容许在根本原则问题上有什么妥协和退让。这对新中国此后的发展和进步有着深远的影响。有了这一条,中国人民才能在自己的国土上扬眉吐气,根据自身利益和实际情况,独立地探索并建立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起,中国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经过同友军一起三年奋战,终于把这场战争停止下来。美军总司令克拉克说:“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这场战争影响深远,使国际上许多人重新认识了中国,看到已站立起来的中国蕴藏着人们原来没有料想到的无穷无尽的巨大潜力,也看到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是不好惹的。它使一些原来狂妄不可一世的人不敢轻易尝试以武力来对付中国,从而保障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得到一个长时间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对新中国的发展来说,这是极重要的外部条件。时间隔得越久,对此看得越清楚。

人民政权为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改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最响亮的格言,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人们都以“同志”相称。

人民当家作主人,一定要以制度为保障,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政权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制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国体作出明确规定: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在确定国名时,突出了“人民”这个名称,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同时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这时,解放战争尚在进行,土地改革尚未完成,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条件还不成熟。中共中央发出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各县均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费孝通教授在《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中写道:“三十多年来我所追求的梦想的,在这六天里得到了。这是什么呢?是民主。”我在1950年至1952年当过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青年界代表,亲眼看到不少普通的工人、农民在大会上发言。没有什么稿子,畅所欲言,陈毅市长坐在下面听。代表们还投票选举了市长。这种情景在旧中国没有见过。

人民政府成立后,在城市,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并且进行以废除封建把头制度、推进管理民主化为中心的企业民主改革,使工人阶级成为工业企业的主人。更重要的是进行土地改革。旧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1950年《土地改革法》颁布,在广大新解放区全面实行土地制度改革,彻底消灭已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全国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广大农民真正翻了身,做了自己土地的主人。这就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发展了农业生产,并为新中国的工业化扫除障碍。

党和政府非常关心民众生活,急人民之所急,把人民最关心的急迫问题放在工作极重要的地位。那时,在人民群众中呼声最强烈的集中在几个问题上:

一是物价又出现飞涨。当人们还沉浸在开国大典的欢乐中时,只隔了半个月,从10月15日开始,华北由粮食带头,上海由纱布带头,物价开始大幅上涨。纱布、粮食的价格在一个月内都上涨两倍以上,有的商品上涨到五六倍。抗战后期以来,物价是民众特别敏感的问题,人心开始浮动。这是关系人民政权能不能站住脚跟的大问题。政务院在陈云同志统一调度下,采取有效举措把物价基本平抑下来。民众在经历了多年恶性通货膨胀的痛苦生活后,对一举平抑物价欢呼雀跃的心情,也许是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毛泽东同志称赞道: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二是在城市,救济失业者成为民众极为关心的问题。旧中国留下了十分庞大的失业大军。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经济改组过程中一部分不适应社会需要的工厂倒闭,更增加了失业人数。上海1.3万多家私营工厂中,开工户数只占1/4,失业者的生活极为困难。政务会议两次讨论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在建立起人民政权、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人民政府采取坚决措施:“对于两三个月以上的长期救济,应用以工代赈(如修筑公共工程等)为主要方法。”还提出了生产自救、还乡生产、发放救济金、转业训练、介绍就业等多种办法。到1950年9月底,全国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得到救济的已达半数以上。

三是自然灾害十分严重,当时绝大多数是水灾。1949年,全国被淹地区12156万亩,受灾民众4000万人。第二年,皖北连续7天大雨后淮河又大决口,津浦铁路两侧一片汪洋,被淹耕地3100万亩,受灾民众995万人,许多人挤在一块块高地甚至爬到树上求生。毛泽东同志在看到受灾民众爬到树上被毒蛇咬死的报告后,流下眼泪,并且写下“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题词。周恩来同志在政务会议上说:“水灾是非治不可的,如果土地不涝就旱,那就是土改了也没有用。”这在当时是牵动全局的大动作。治理淮河工作全面展开后,很快就取得成效。

在旧社会,妇女遭受的压迫特别深重。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规定“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废除包办强迫婚姻,禁止纳妾、童养媳、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等陋习。党和政府还以极大力量荡涤旧社会遗留的污泥浊水:废除娼妓制度;禁止吸食鸦片;消除地痞流氓和黑社会帮会;等等。这些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又依靠人民来共同完成。人民群众从亲身经历中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确确实实是自己的政府。这种感觉是以前不曾有过的。

人民真切地感到自己已经抬起头来,是国家的主人,精神面貌随之发生根本变化,产生了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凝聚力。这是新中国诞生后方方面面都出现生机勃勃新局面的根本动力所在。

实现国家统一和人民团结

旧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各地区情况有很大区别、小生产占着绝对优势的国家,老百姓曾被人讥讽为“一盘散沙”。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并争夺势力范围,在国内更形成军阀割据和混战的混乱局面。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家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像对山西、两广、四川等地,都不能算真正统一。”在地方上,还有大小不等的种种恶势力各霸一方,甚至拥兵自重、为非作歹。在全国,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统一意志、统一法令、统一行动可言,自然更谈不上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

新中国的成立,在人们面前出现的是前所未有的人民大团结的全新局面。其关键在于:有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能够正确指引前进方向、深得民心、坚强的党成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核心力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可以一直贯彻到全国各个角落,不允许各自为政,不允许闹无原则纠纷,这样才能万众一心地办成一件又一件大事,有了错误也比较能够依靠组织的力量加以纠正。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

新中国成立当天,毛泽东同志受政协全国委员会委托,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写道:“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将全国划分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行政区。周恩来同志在政务会议上作了说明:大行政区是一种过渡性的体制,“这样的因地制宜不但不妨碍统一,倒正是为进一步的统一创造条件。”讨论时也有人担心:大行政区成为一级后,是不是会生了根,不容易改变?周恩来同志回答:在新社会中是不成问题的,我们有信心解决这些问题。果然,两年多后各大行政区的政权机构就撤销了。这确实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才能如此顺利地做到。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中国有56个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经过千百年经济文化的密切交流和相互影响,早已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亲密关系,但彼此间也存在一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周恩来同志指出: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我们主张民族自治,但一定要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来破坏中国的统一。“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由此,确定了新中国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规定,既重视并保持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又富有远见地警惕并防止帝国主义借民族问题分裂中国的阴谋。看看世界上有些大国留下的历史教训,就会深深体会到新中国起步时在民族问题上这个果断决策,有着多么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结语

慎初才能及远,这是无数实践证明了的真理。70年过去了,回顾新中国的最初岁月,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这场空前未有的社会大变革,是怎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稳步实现的。新中国诞生时面对的最根本课题就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如果这些问题或者它们中任何一个没有得到正确解决,中国以后的发展也许会出现另一种状况,至少会遇到更多更大的曲折。

回首往昔,还会想到:解放战争胜利和新中国诞生来得那么快,超过人们的预期。事情千头万绪,要面对许多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局势又发展得如此迅速,不允许你从容地做好所有准备再动手。怎样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许多难题都要很快地作出决断,采取强有力措施,既着眼当前,使民众生活和社会环境得到切切实实的改善;又放眼长远,有条不紊地为未来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通盘的规划和安排。

想到这些,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等新中国的缔造者肃然起敬,并寄予深切的怀念。同时,又对今天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自豪。

(作者:金冲及,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2019.09.04

来源:人民日报

餐前便后、外出回家、接触垃圾、抚摸动物后要洗手。洗手时要注意用流动的水和使用肥皂(皂液),揉搓的时间不少于15秒,揉搓步骤七字口诀是____。

  • A.内—外—夹—弓—大—湾—腕
  • B.内—外—上—下—大—湾—腕
  • C.内—外—夹—弓—大—立—腕
  • D.内—外—左—右—大—立—腕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____,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崇高使命。

  • A.举精神旗帜
  • B.立精神支柱
  • C.建精神家园
  • D.展精神面貌